海昌讲学（1）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海昌讲学（1）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第45章　海昌讲学（1）

海昌为浙西海宁的古称。甬上证人书院在康熙十四年结束，十五年，海宁县令许三礼即邀请黄宗羲到海昌讲学，达五年之久。此年二月，他到海昌北寺开讲，在《留别海昌同学序》中，他说：岁丙辰（康熙十五年1676年）二月，余至海昌，酉山（许三礼字）许父母以余曾主教于越中、甬上也，戒邑中之士大夫胥会于北寺，余留者两月余。《全集》第十册《留别海昌同学序》。许三礼在《北山问答序》中也说：北山者，海宁安国禅寺，古乡约所在。是余莅任即直军兴，愿学讲堂尚未遑建。访余前辈张子韶先生读书台，亦远在袁花镇菩提寺中，且荒芜无存。因是请梨洲黄先生、蓼三邵先生，同绅士年友，先讲学此中。……康熙丙辰冬腊日，许三礼题于衙署告天楼下。许三礼《天中许子政学合一集》（以下简称《政学合一集》）上卷《北山问答》。由此可见，北寺即安国寺，黄宗羲是年二月，在此寺讲学。然郑梁后裔郑勋在《黄子梨洲先生遗像赞》中说，他曾在黄宗羲黄竹浦老家续钞堂故居，“复见（黄氏）巨像，系康熙丙辰作于海昌正学书院”郑勋《黄子梨洲先生遗像赞》，清嘉庆抄本。怎么在这一年既讲于北寺，又讲于正学书院？而许三礼则说海昌的讲院为愿学讲堂，而非正学书院？

这是因为，许三礼的海昌讲会“月有讲习”许三礼《政学合一集》上卷《圣学直指》范光阳《圣学直指跋》。黄宗羲十五年二月至海昌，讲了二月余就回故里，后又至海昌讲，第二次的讲学就改到郑勋所说的正学书院去了。那么，愿学讲堂是怎么一回事？许三礼是康熙十二年任海宁知县的，到任后就欲建讲院以兴学。由于原讲院已荒芜无存，于是选择在县署之东兴建讲堂。这建成后的讲堂共五进，第一进名海昌讲院，第三进名愿学堂见《政学合一集》上卷《讲院图式》。总称海昌讲院，而讲堂设在第三进，工程较大，至康熙十六年才建成。许三礼《政学合一集》上卷《仁教达天》：“岁丁巳，海昌讲院成。”“丁巳”为康熙十六年。康熙十五年二月，海昌讲院尚未建成，故暂借北寺讲学。以后，在许三礼时，其正确名称应为海昌讲院。由于在讲院第三进愿学堂开讲，所以许三礼在《北山问答序》中仅提到愿学讲堂。以后黄宗羲到海昌讲学，就住在海昌讲院。康熙十九年许三礼离海昌至京，至郑勋时，海昌讲院早已改名为正学书院。

但是，黄宗羲并非海昌讲学的主持人，他仅是主讲者之一。许三礼在《北山问答序》中说他请“梨洲黄先生、蓼三邵先生讲学此中”说明尚有一位邵蓼三。据《政学合一集》卷一《海昌会语》记载，在此次讲会中，许三礼自己讲三次，即《圣学》三篇，黄宗羲讲五次，即《泰卦讲义》、《七月流火讲义》、《洪范五皇极讲义》、《春王正月讲义》、《儒行讲义》。邵蓼三讲二次，即《孔颜之乐》二章，所以并非黄宗羲一人在讲。且这次北寺讲会，还有函授的，即“都门寄讲”的“魏庸斋先生讲义”，讲义中有《子曰学而时习章》、《子曰君子不重章》、《孟子曰仁人心也章》。魏庸斋即魏象枢，号庸斋，山西蔚州人，时任户部右侍郎。函授的还有一位是河北孙奇逢（字钟元，号夏峰）。黄宗羲在康熙十二年收到孙夏峰寄来的《理学宗传》《全集》第十二册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康熙十二年。在这次北山讲会时带来，因此将孙夏峰的《理学宗传叙言》，也在会上读讲。所以黄宗羲在海昌，是应许三礼之邀讲学，而非应许三礼之邀既讲学，又作讲会主持人。

此外，从海昌讲院的《会规仪注》许三礼《政学合一集》上卷《海昌讲学会规仪注》。中也可看出，如“公迎师长”条，有“躬请父母赴讲”；“迎请圣像”条，有“父母率诸生诣学宫、会学师拜迎圣像”；乃至讲毕的最后一条“公送父师”，这“父母”就是“父母官”，即县令许三礼。许三礼每次讲会必临，而黄宗羲并不每会必到。《北山问答》记北寺讲会共五次，其中第一会、第二会，不知何许人讲，第三会内容为“泰卦”、“洪范”、“七月”、“春王正月”、“儒行”，这正是黄宗羲所讲的内容，说明黄宗羲第一、第二两会未参加。潘耒参加过第一、第二会，在《北山问答》中有他的问，他在《海昌会讲记》中说：“先是，姚江黄先生尝讲学于山阴，去岁，许侯实迎以来，自春涉冬凡六讲。至是先生未来，侯乃与其门人取讲十八章，更博论之，为义益精，而其勤至矣。……丙辰二月六日，吴江潘耒记。”许三礼《政学合一集》中卷潘耒《海昌会讲记》。丙辰为康熙十五年，说明海昌讲会在康熙十四年时，许三礼已邀黄宗羲讲学来海昌，然黄宗羲因故未到，许三礼自己先讲，《北山问答》是听者问，许三礼答，笔录者为潘耒。潘耒是康熙十五年二月六日记的。但不久黄宗羲来了，于是再开讲，许三礼先讲《圣学》三讲，然后黄宗羲讲，并宣讲魏象枢讲稿，和孙夏峰《理学宗传》作为这次会讲的内容。姜希辙在《海昌会语序》中说：丁未岁，辙与同门黄梨洲续为证人之会，至今亦十年矣。海昌许侯顷延梨洲至邑中，为会于北寺，集士大夫、诸生而讲之。……近见孙钟元先生《理学宗传》，先之以十一子，而诸儒附之，其识见固伟，使再进高、刘为十三子，则更无遗议。侯向学于夏峰，继学蔚州，其渊源有自，可以补前贤之未尽。因序《会语》而聊发其端。康熙十五年菊月，邻治年家弟姜希辙顿首拜题。许三礼《政学合一集》上卷《海昌会语》卷首姜希辙《海昌会语序》。菊月为九月，则《海昌讲学会语》当刻于此年秋。此文说明许三礼曾学于孙奇逢（夏峰）、魏象枢（蔚州），所以将他老师的著作和讲稿在会上作为学习内容之一。(www.guayunfan.com)

举办海昌讲会，许三礼的态度是：“百川朝宗于海，只愿学孔子，而朱陆王薛（薛瑄）所在不必辨”。许三礼《政学合一集》中卷《丁巳问答》。超然于理学与心学之争。但许三礼早年仰慕孙夏峰弟子汤斌，曾在康熙十一年、十二年就正于汤斌许三礼在《丁巳问答》中说：“尝以这数言及家君《年谱》、《行实》，请教汤潜庵先生。”又说“将自己所作《读礼偶见》二稿本，一寄正汤潜庵先生”。后又学于孙夏峰，孙夏峰是北方王学的主要代表者，所以其思想倾向王学。他邀请黄宗羲至海昌讲学，应与他思想上的潜在倾向有关。但还有一个直接原因，康熙十四年浙江乡试，据仇兆鳌说，“主考昆山徐果亭先生（自注：讳秉义），山左王巢云先生（自注：讳垓），房考海宁令安阳许酉山先生（自注：讳三礼）”仇兆鳌《尚有堂年谱》康熙十四年乙卯。而这次乡试，黄宗羲甬上弟子陈锡嘏、万言、范光阳、仇兆鳌都中举，是甬上证人书院大出风头的一年。许三礼过去已耳闻黄宗羲大名，这次乡试，他是房考，自然使他产生仰慕之心，于是请他来海昌，成为讲会的主要主讲者。

黄宗羲在海昌讲学的内容与甬上证人书院基本一致，都以经学为主，但海宁弟子在经学上的成就不及甬上，什么原因？黄宗羲为其海昌弟子陈说的《四书述》作序说：余讲学海昌，每拈《四书》或《五经》作讲义，令司讲宣读，读毕，辨难蜂起，大抵场屋之论，与世抹杀。余曰：“各人自用得着的，方是学问。寻行数墨、以附会一先生之言，则圣经贤传皆是糊心之具。”《全集》第十册《陈叔大四书述序》。可知黄宗羲在海昌讲学，其教学方法似乎与甬上一致，可以互相辩难。然而，海宁弟子的辩论，都跳不出科举场屋的范围，也就是说，被《四书大全》的程朱传注所牢牢束缚，这与甬上书院弟子之间的辩论往往能“发先儒所未发”，差距就很大了。也就是说，海宁是“附会一先生之言”，而甬上是“各人自用得着”的，前者束缚思维，后者独立思考，效果自然不同。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教学方法上，甬上证人书院是学生自己主动、自觉进行的，他们先到黄宗羲处获得说经诸书，带回甬上独立开展教学活动，“先从黄先生所授说经诸书，各研其义，然后集讲。黄先生时至甬上，则从执经而问焉”李文胤《杲堂文钞》卷三《送万充宗授经西陵序》。也就是说，黄宗羲不在甬上时，弟子们是自己活动的。越中证人书院则不同，它由一位刘宗周弟子张应鳌主持，管教颇严，“每至讲期，必率先入坐书院，以俟诸学人之至，未尝以风雨寒暑一日辞也”《全集》第十册《寿张奠夫八十序》。而海昌讲席更不同，他是县令主持的，县令也亲自讲学，这样一来，就将民间书院与官办学校混而为一，成为以书院为形式的官办性质的讲会。因此，海昌讲会有一套非常复杂的会规议程。潘耒说，每次会讲：先期戒行事，选于门人学者以为司讲、司监、司仪、司祝、司宾，各庀其事。至日，质明咸集于堂，谒先师位，执事人各就列。听讲者东西坐，揖毕，鸣钟鼓，宣白鹿洞学规，司讲十八人，以次进讲，若经若书人一章，每讲，司讲者出位揖就坐，展书读毕，先述师长之说，而后以其说反复之，畅通之意尽乃止。讲毕，下坐揖复位，司仪举不如仪者祠先圣，用之献礼、奏乐、童子歌诗，司祝读祝，……有疑者，以次出位问难，司记记之，记毕已，童子升，歌《伐木》之三章，礼成而退。许三礼《政学合一集》中卷潘耒《海昌会讲记》。潘耒讲的是他看到的，实际上《会规仪注》共有二十六条，极其繁杂。如《升堂问答》：伐鼓击钟唱而后才赴讲堂。问者“毋儳言、毋勦说，毋雷同，务期切身心，勿尚浮辞矜辨”许三礼《政学合一集》上卷《海昌讲学会规仪注》。问毕后，要向先师、道长、父母各一揖。再击钟鼓。

这样繁文缛节，提问又有各种限制，束缚了提问的自由，那里像是书院的讲会？诸生看到父母官坐在上面，心理上自然受到限制，内容被形式牢牢套住，思想怎能发挥，做到畅欲所言？学术的创造性更谈不上了。

海昌讲会之所以有这样的教育形式、教育方法，从根本上来讲，是由教育目的和讲会的性质决定的。黄宗羲说他们讨论的“大抵场屋之论”。这是因为，讲学的目的是为了科举，与甬上证人书院纯粹为保存汉高级文化，不是为科举学习经书，因而遭到守旧派的嘲笑和攻击不同。恰恰相反，它受到海昌各界的欢迎。《政学合一集》载有《许夫子北山讲学颂》一文，说：“夫子莅宁三载，……丙辰春，我夫子创建海昌讲院，延名儒、阐绝学，歌诗作乐，钟鼓煌煌。不拘本境，邻邑听者环桥。……康熙十四年夏五之古海昌阖邑绅士恭颂。”许三礼《政学合一集》中卷《许夫子北山讲学颂》。然既说海昌讲院创建于康熙十五年，而结尾却说此《颂》写于十四年。在时间上不通，当作于康熙十四年为是。疑刻本有误。这与甬上证人书院创办时，“阖郡惊疑”郑梁《寒邨诗文选·杂录二》，《戎心源文稿序》。、“笑讪沓兴”万言《管村文钞内编》卷一《郑禹梅制艺序》。正反之比，何其强烈！由于海昌讲院属官方所办，所以海昌讲会的教学形式、内容、方法及其制度都是围绕官方设置的教育目的——为科举制选拔人才而运作的。

当然，这是从主要方面而言，但既称“讲会”而不称“学校”，自然也保留了一些书院的特点，“道长”，即师长，可以离开《四书大全》或《五经大全》的传注，来发表自己的诠释，也可以在经学外，开讲理学或蕺山之学，在讲会之余，也可以讨论古文和历算之学。许三礼本身当时是一位王学的信从者。他在第一次北寺讲会时，就将北方王学孙夏峰的《理学宗传·叙言》列入《海昌会语》许三礼《政学合一集》上卷《海昌讲学会语》卷一《夏峰孙钟元先生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