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王刘之争的风波（2）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程朱、王刘之争的风波（2）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第58章　程朱、王刘之争的风波（2）

康熙二十一年，明史馆总裁叶方蔼病卒。七月，徐元文之兄徐乾学补任总裁。他走马上任之初，为了统一编纂体例和口径，提出了《修史条议》六十一条，作为修史的原则。其中有四条有关理学与心学问题。由于徐乾学倾向程朱理学，这四条都包含尊朱黜王的偏见，而且提出不将王阳明和刘宗周立入《理学传》，间接否认他们不是学派的宗师。这四条是：

一、以程朱一派学者入理学传：“明朝讲学者最多，成、弘以后，指归各别，今宜如《宋史》例，以程朱一派另立理学传。”入理学传的人，他指名的有薛瑄、罗钦顺，乃至东林的顾宪成、高攀龙等十余人。

二、王学弟子应依《宋史》的象山、慈湖例，入于儒林传。王阳明、刘宗周“功名既盛，宜入名卿列传，其余总归儒林”。

三、“浙东学派最多流弊”，王畿信心自得不加防检，王艮“隐怪尤甚”，皆不必立传，“附见于江西诸儒之后可也”。(www.guayunfan.com)

四、入理学传的人，虽不一定都胜于入儒林传的人，“特学术源流宜归一是”。程朱学者切实平正，不产生流弊，而阳明之学不善学者，不仅“隐怪”，而且“邪僻”，程朱门人就不至于如此。以上所引四条，见刘承幹《明史例案》卷二《徐健庵修史条议六十条》。

这四条一出，官方似乎要统一口径作定论了，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黄宗羲以草野之身，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作《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逐条驳斥了徐乾学这四条“条议”。

首先，他说：《条议》以程朱学派为正统，但所举十余人，“诸公何以见其滴骨程朱也？”如罗钦顺“论理气，专攻朱子，理气乃学之主脑，则非其派下明矣”。又如“程朱格物，为学之要，景逸（高攀龙字）谓才知反求诸身，是真能格物者也，此即杨中立所说反身而诚，则天下之物无不在我”，但朱熹在“九条中甚辨其（按：指杨中立）非，颇与阳明之格物相近”，这样，高攀龙就属王学而非朱学了，怎能“差排程朱之下”呢？

其次，《条议》说《宋史》将慈湖（杨简）入儒林传，然而“按《宋史》，慈湖未尝入儒林也”。《条议》又说“先师蕺山益归平正，殆与高、顾符合。阳明、念台功名既盛，宜入名卿列传”，难道“高、顾功名岂不盛乎？朱子之功名，岂不及王、刘二先生乎？”为何不将高、顾乃至朱熹也入名卿列传呢？

第三，关于浙东学派流弊，黄宗羲指出：“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逮及先师蕺山，学术流弊，救正殆尽。向无姚江，则学脉中绝；向无蕺山，则流弊充塞。”他强调：“凡海内之知学者，要皆东浙之所衣被也，今忘其衣被之功，徒訾其流弊之失，无乃刻乎？”

第四，关于所谓流弊问题，说要“宜归一是”，意谓学术上“不欲稍有异同”。但从历史事实来看，《宋史》立《道学传》，内有邵雍和二程。然而程子对邵雍多所批评，邵、程二人就有“异同”了。至于说阳明之后流弊多，程朱之后就不至于此，也不符合事实，朱熹就说程门三大弟子：游酢、杨时、谢良佐，都受禅学影响，黄宗羲指出：“是程子高第弟子已不能无流弊。”不过黄宗羲并不赞成这样追论，他说：“如以弟子追疑其师，则田常作乱之宰予，杀妻求将之吴起，皆足为孔、曾累矣。”这句话说得很重，岂非孔子、曾子之学也有流弊了。

黄宗羲对《修史条例》的层层批驳，有理有据，逻辑性很强。他之破其四条，目的是立《明史》设《儒林传》一条就可以了，他说：“某窃谓道学一门所当去也，一切总归儒林，则学术之异同皆可无论。”以上所引，皆见《全集》第十册《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他这一观点，与在海昌讲学时反对“夫一儒也，裂而为文苑、为儒林，为理学、为心学”《全集》第十册《留别海昌同学序》。的观点是一致的。他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一文最后说，“诸公所修者明史也，明史自合从明”，怎能离开明代的实际情况“而有所去取其间”。这一说法，也极有说服力的。

黄宗羲《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写好后，即令黄百家抄了一遍，带到甬上，请其甬上弟子过目郑勋《诰授中宪大夫先寒村公年谱》康熙二十二条说：“梨洲先生有辨《论理学传》一书，《授时历假如》《西历假如》二帙，俱令其嗣君主一携示。”主一为黄百家字。同时又寄与明史馆。此文一出，既获得支持，也遭到反对。又引起了支持者和反对者双方的辩论。

支持者的代表是汤斌。康熙二十二年二月，他接到黄宗羲寄来的《论不宜立理学传书》，并附有一信。汤斌于是年六月回信，信中说：（汤斌）独有慨于世之学者不务心得，党同伐异，一唱百和，如未见人之形影而褒讥其妍媸，亦无当矣！于先儒本无加损，但恐后生迷于趋向，正学日晦，故拙《序》稍稍及之。至于蕺山先生学术精微，未能窥测万一。所指“党同伐异”者，自指张烈、陆陇其等人。他又说：读《论理学传书》，辩论精详，至当不易，与鄙见字字相合。四年以来，与同事诸公谆谆言之。主持此事者，皆当代巨公名贤，弟生长僻陋之乡，学识不足动人，急之不得。今得先生大篇，益自信所见之不谬矣。此书见《全集》第十一册《交游尺牍》。原书未说及寄书年岁。既说“读《论理学传书》”，当为黄宗羲作《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之后。徐乾学是在康熙二十一年七月任明史总裁而提出《修史条议》的。汤斌此书明言六月二十一接黄宗羲函，可知应作于次年康熙二十二年。《论理学传书》，当指《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汤斌评之为“辩论精详”与自己的见解“字字相合”。“四年以来”，当指这样的辩论他从康熙十八年开始一直至今，与明史馆“同事诸公”争之而不得。所说“当代巨公”，当指总裁张玉书、徐乾学，“名贤”当指张烈、陆陇其等人。

反对黄宗羲的代表，当推陆陇其，他的尊朱黜王而波及蕺山、梨洲的活动，在康熙二十二年及其以后，据《陆稼书先生年谱》，几乎每年都有，略述如下：

康熙二十二年七月，汤斌拜会陆陇其，“汤言：‘今学者好排击先儒，不知应如此否？’先生（陆陇其）云：‘大抵为姚江而发。’”陆陇其弟子吴光酉说：“其所谓‘今学者’，意盖在石门，且借以讽先生（陆陇其）也。”石门即吕留良。吴光酉错了，据汤斌致黄宗羲书，并非石门，而是汤斌的明史馆上司和同僚，即他所说的“当代巨公名贤”，至于“借以讽先生”，则对了。

是年八月，陆陇其往会总裁张玉书（字素存），“张言今浙东学者，多主阳明。争意气乎？抑确有所见乎？意大不满于梨洲之学”。正是黄宗羲的《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激起了这位明史总裁的不满。

是月，张烈邀请陆陇其小酌，两位朝野反王学大将第一次会面，张烈即以所著《王学质疑》、《史学质疑》求正，“先生俱极许可，并为《王学质疑》作序授梓”。《序》中说：“张武承先生示余《王学质疑》一卷，其言良知之害，至明至悉。”

是年十一月，陆陇其与汤斌书，书中说：“阳明之学不熄，则朱子之学不尊。若以诋毁先儒为嫌，则阳明固尝比朱子于杨、墨洪水猛兽矣！……至于阳明之后，如梁谿、蕺山，皆一代端人正士，而其学亦有不可解者。名为救阳明之失，而实不能脱阳明之范围。其于朱子家法，亦尽破坏。”又说：“故如梁谿、蕺山，以之兴起人心则有余，以之成就人才则不足，其学亦恐不可尽宗也。”汤斌则有《答陆稼书书》回答，指出：姚江之学“近有一二巨公倡言排之，不遗余力”，这些人“心未究朱程之理，目不见姚江之书”连篇累牍，只会骂人。“责人者贵服人之心，自古讲学未有如今之专以谩骂为能者也。……若曰能谩骂者即程朱之徒，则毁弃坊隅，节行亏丧者，但能鼓其狂舌，将皆俎豆洙泗之堂矣”《汤子遗书》卷五《答陆稼书书》。

十二月，陆陇其应张玉书小酌之约，酒酣中，“张言浙东学者，弊在欲自立意见。盖指姚江以后蕺山、梨洲而言也”。刘宗周早去世，他们抨击的自然是黄宗羲。

康熙二十三年三月，陆陇其在灵寿知县任内与诸生讲学，“谓今之回护姚江者有二：一则以程朱之意，解姚江之语，其病犹小；一则以姚江之意，解程朱之语，此则直欲诬程朱，其罪更大”。

直至康熙二十六年，在保定，他访孙夏峰弟子魏莲陆（鳌），因魏建有阳明书院，陆陇其赠之以张烈《王学质疑》一书，“欲砭其学术之偏”。在阅孙夏峰《年谱》后，他叹：“近年来南方有一黄梨洲，北方有一孙钟元（孙夏峰字），皆是君子，然所学既非，天下学者多被他教得不清楚。”以上所引皆见《陆稼书先生年谱》相关年月条，不一一注出。仍念念不忘对黄宗羲学术思想的抨击。

不过这场程朱、王刘之争，明史馆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当暂告段落。关于《明史》应否立《道学传》，阳明是否当立于名臣勋爵？徐乾学和徐元文兄弟作了决定。据毛奇龄说，徐乾学问他为何道学是异学？毛奇龄告知道教典籍中早已有《道学传》和《道学》名称，“徐大惊，急语其弟监修公（徐元文）及史馆总裁，削‘道学’名，勅《明史》不立道学传，只立《儒林传》，而以阳明隶勋爵，出‘儒林’外”毛奇龄《毛西河先生全集·辨圣学非道学语》。于是书法遂定。然而，要否如张烈所说必须黜众说而定朱学于一尊？或如毛奇龄所说阳明学为“圣学”而朱学为异端？双方仍争论不休，最后“总裁启奏，赖皇上圣明，直谕：守仁之学，过高有之，未尝与圣学有异同也，于是众论始定”。康熙当时初倡程朱之学，要否予以定为一尊？尚在犹豫，故作此圣谕。而张烈则于康熙二十四年病卒，明史馆内的激辩者少了一位主将，辩论自然也无法继续了。但这并未表明在民间和地方上争论的结束，如陆陇其就是，而汤斌则在康熙二十六年以工部尚书任病故。因此，黄宗羲虽失去一位得力的支持者，但他仍必须继续为捍卫蕺山之学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