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入“大壮”的希望和失望（2）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交入“大壮”的希望和失望（2）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第52章　交入“大壮”的希望和失望（2）

康熙十五年，黄宗羲因浙西海宁令许三礼之邀，到海宁讲学，讲学结束离开海宁时，有《留别海昌同学序》，历述汉末至明，“一儒也，裂而为文苑、为儒林、为理学、为心学”，认为析之愈精，而逃之愈巧，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儒者：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道学者，岂非逃之者之愈巧乎？《全集》第十册《留别海昌同学序》。他在这里所说的“天崩地解”指的是什么？当然不排除是指明代的灭亡，但三十余年前的事，为何要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来讲？显然与今天的“天崩地解”，即与三藩之乱有关。康熙十五年二月，正是三藩之一尚之信响应吴三桂起兵叛清之时。你看，清廷的天将崩，其地将解，你们这些士子为何丝毫不关心？当然，这话只能暗指，不能明言，但在这里确实流露出他的心情。

不过，三藩之乱也在康熙十五年开始走向下坡。这一年六月，即作《留别海昌同学序》之后二个月，陕西的王辅臣兵败降清。七月，耿精忠与郑经失和，清军乘隙入福建。十月，耿精忠降清。康熙十六年（1677）二月，郑经退守厦门，广东的尚之信也降清。三藩中只剩下毫无作为的吴三桂，康熙十七年七月，他在湖南称帝，过过做帝王的瘾，八月就病死了。儿子吴世璠于十月退至云南。三藩之乱的平定，指日可待了。黄宗羲自然看到了这一形势，复明希望已破灭，交入“大壮”的期望也随之动摇，他只好作长期为遗民的打算，也就是说，以遗民的身份继续进行两个“保存”的活动，即保存和传播汉文化、保存故国的历史而努力。而此时，他已年近七十，垂垂老矣。

他当时的心情，可以从康熙十六年所作的《余若水周惟一两先生墓志铭》中看出，他在文中说：嗟乎！名节之谈，孰肯多让？而身非道开，难吞白石；体类王微，常须药裹，许迈虽逝，犹勤定省；伯鸾虽简，尚存家室。生此天地之间，不能不与之相干涉；有干涉则有往来。陶靖节不肯屈身异代，而江州之酒、始安之钱，不能拒也。然靖节所处之时，葛巾篮舆，无钳市之恐，较之今日，似为差易。话埋土室，长往深山，吾于会稽余若水、甬上周惟一两先生有深悲焉。《全集》第十册《余若水周惟一两先生墓志铭》。这篇墓志铭最后的铭文是：“不有死者，无以见道之界；不有生者，无以见道之大。贤生贤死，返之心而无害。”

如前所述，黄宗羲心目中的“遗民”，是“不当出而不出”的。在明亡后“不当出”之时，自应不出，不至清廷作官，这是有关民族气节，即是有关名节的大事。但“不出”又如何处身？那只有坚守苦节，如余若水、周惟一那样，活埋土室、长往深山，才能算“隐逸之为名节”。但是遗民们有家室，肚子饿了也要吃，有病也要医治。像东晋的许迈，学仙于深山，在朔望时节还要回家省亲；又如东汉的梁鸿（字伯鸾），与孟光，或耕织，或赁舂，才能举案齐眉。需要保身养家，那就必须与天地间的事物相联系，与各色人物相往来，这不是活埋土室、长往深山所能解决的。那怎么办？他就举晋宋之间的遗民陶潜为例，陶潜不肯屈身于“异代”，然而刘宋的官员送他“江州之酒，始安之钱”，并不拒绝。(www.guayunfan.com)

这实际上放宽了他过去所定“遗民”的标准，他为“遗民”下了一条最后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那就是“不肯屈身异代”，至没身而已，即他过去所说的“不当出而不出”，不作清廷之官，也就保留了遗民的名节，不必做“隐逸”才算“名节”。

黄宗羲为什么要放宽“遗民”的界限？是有原因的。在甬上证人书院时期，他虽然与清廷官员姜希辙有往来，但姜希辙毕竟不是清廷高官，更主要的他又是刘宗周的弟子，既是同乡，又是同学，自己则长住余姚黄竹浦乡间，是“南雷之野人”《全集》第十册《留别海昌同学序》。基本上算得上是“隐逸之为名节”。但与姜氏往来中也有“始安之钱”，但多数不为自己求利，而是为了整理出版刘宗周遗著，少数则为自己救急之用。他说自己“老而师友俱尽，往往忍饥诵经，其间可缓急告者，唯徐果亭（徐秉义）与先生（姜希徹）二人”《全集》第十册《姜定庵先生小传》。然长此以往，这类“始安之钱”，可能更不能避免了。

为了“始安之钱”，他遭到遗民们的误解和不满，如前所述，吕留良、他的弟弟黄宗炎和甬上遗民董剑谔对他不满，他对此必须作一个交待和说明，《余若水、周惟一两先生墓志铭》，正是为此而作。值得注意的是，《宋史·陶潜传》，说陶潜“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刘裕）王业渐隆，不复肯仕”，讲的是“屈身后代”，黄宗羲改为“屈身异代”，“后代”，指东晋以后的朝代；“异代”，指异族的朝代，一字之差，说明了同是遗民的黄宗羲与陶潜的不同之处，他向遗民们说明，他仍坚持他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不屈身异代”，即不出而为异族朝廷做事，这是他为自己作为“遗民”划的最后一条红线。

所以，尽管自康熙十五年到十七年，三藩之乱的势力一年不如一年，黄宗羲这位固执而倔强的老人，对二十年后交入“大壮”的信念开始动摇，但他仍不承认清代建立的合法性、合理性。在这三年中，他所写的墓志铭，仍仿陶潜之例，对墓主的生卒年不书清廷年号，如康熙十六年的《谈孺木墓表》，说谈迁（字孺木）“未至而卒，丙申岁冬十一月也”《全集》第十册《谈孺木墓表》。“丙申”为顺治十三年。在同年所作的《黄复仲墓表》中说：“壬子三月二十一日，卒于羊城。”“壬子”为康熙十一年。在《余若水周惟一两先生墓志铭》中，谈前者“己酉岁十月十三日卒”《全集》第十册《黄复仲墓表》。后者“辛亥岁三月二十日卒”。“己酉”为康熙八年，“辛亥”为康熙十年。在《朱康流先生墓志铭》、《陈乾初先生墓志铭》、《节妇陈母沈孺人墓志铭》、《陆文虎先生墓志铭》等文中同样如此。

此外，他在康熙十六年写的《兵部左侍郎苍水张公墓志铭》和《钱忠介公传》，不仅不提清廷年号，而且写甬上首揭抗清义旗钱肃乐的《钱忠介公传》时，“停笔追思，不知流涕之覆面也”。《全集》第十册《钱忠介公传》他又对张苍水的从容就义予以热情洋溢的评论。在同年所写的《苍水张公墓志铭》一开头就说：语曰：“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所谓慷慨从容者，非以一身较迟速也，扶危定倾之心，吾身一日可以未死，吾力一丝有所未尽，不容但已。古今成败利钝有尽，而此不容已者，长留于天地之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常人藐为说铃，贤圣指为血路也。是故知其不可而不为，即非从容矣。在后面，他将张苍水与文天祥对比，说：间尝以公与文山并提而论，皆吹冷焰于灰烬之中，无尺地一民可据，止凭比一线未死之人心以为鼓荡。然而形势昭然者也，人心莫测者也，其昭然者不足以制，其莫测则亦从而转矣。唯两公之心，匪石不可转，故百死之余，愈见光彩。《全集》第十册《兵部左侍郎苍水张公墓志铭》。这些赞辞，说明三藩之乱，虽已走向下坡，他一度寄托希望的郑经也败守厦门，但他仍认为成败利钝应有所不计，扶危定倾之心，匪石不可转。不过，既然提到恢复明朝如“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可知他对二十年后交入“大壮”的信念，已开始动摇。交入“大壮”似乎要推至二十年以后，且更难以预测了，他要面对长期作遗民的打算，故对“遗民”的解释，他必须作些调整而予以放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