蕺山全集之刻，南雷文定之选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蕺山全集之刻，南雷文定之选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第64章　蕺山全集之刻，南雷文定之选

刘宗周遗书，顺康之交，其子刘汋欲刻而未遂。康熙五年，黄宗羲得姜希辙之助，得以刻成《子刘子遗书》，仅六卷。黄宗羲后来陆续补充为十八卷，即赠与汤斌的《蕺山刘念台先生文录》，未刻。康熙二十六年（1687），因得督学浙江的王掞之助，刘宗周的《全集》才得以刻成。

王掞，字藻儒，号颛庵，江苏太仓人。康熙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官左春坊、右赞善，充日讲起居注官。康熙二十四年，佐李裕视学江南，王掞到浙江督学钱仪吉《碑传集》卷十三钱大昕《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王公掞传》。二十五年，他在绍兴建六贤书院，六贤以黄尊素为首，次为刘宗周。在余姚欲恢复黄尊素祠堂。于是黄宗羲将自己竹桥三江口故居老屋三间让出，修建为祠。康熙二十六年，王掞又捐俸刻《蕺山先生文集》。当时程朱之徒攻击王刘之学的辩论高潮虽过去而尚未结束，在这种情况下，王掞此举，对黄宗羲来说，无异雪中送炭。他自然很高兴，于是由同门学友董玚为主，黄宗羲和姜希辙共同参与整理，“依伯绳原本，取其家藏底草，逐一校勘，有数本不同者，必以手迹为据”。《全集》第十册《先师蕺山先生文集序》。扩而为四十卷，初名《蕺山先生文集》，后定名《刘子全书》。在整理过程中，黄宗羲致函董玚：“先师《文集》曾订正抄完否？发刻亦有端绪否？当日阳明《文录》，其弟子皆天下之才，营之十年而后成。今老兄以一人之力，从几番淆乱之后复其真本，有功于师门也大矣。”《刘宗周全集》第五册《附录》董玚《刘子全书抄述》。从黄宗羲此函和董玚的《刘子全书抄述》来看，《刘子全书》之出，董玚的确花费了很大的精力。书将刻成，黄宗羲作《先师蕺山先生文集序》，并在文末对王掞表示感谢。

在这篇《序》中，黄宗羲首先揭示蕺山之学的慎独宗旨：先师之学在慎独。从来以慎独为宗旨者多矣，或认识本体而坠于恍惚，或依傍独知而力于动念。唯先师体当喜怒哀乐一气之通，复不假品节限制，而中和之德，自然流行于日用动静之间。宋明理学家认为，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中”，是天地万物未发时的形而上的本体，即所谓“天下之大本”。刘宗周认为，这就是独体。基于本体的“中”，发而于外，必然使天地万物处于无所偏倚的和谐状态，这就是“天下之达道”。刘宗周认为，只有通过“慎独”工夫，才能达到，慎独就是致中和，使天地位，万物育。所以他指出：“君子由慎独以致吾中和，而天地万物无所不本，无所不达矣。达于天地，天地有不位乎？达于万物，万物有不育乎？”《刘宗周全集》第二册卷十《中庸首章说》。这就是黄宗羲所说的“中和之德”，黄宗羲在这里将刘宗周在《易衍》中说的“独体不息之中而一元常运，喜怒哀乐四气周流，存此之谓中，发此之谓和”《刘宗周全集》第二册卷四《易衍》。的论点结合起来，用以说明慎独的中和位育之德。

慎独能致中和，使天地位，万物育，是因为慎独的本体与工夫合一。刘宗周说“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工夫”。独体，刘宗周解释：“其为何物乎？本无一物之中，而物物具焉，此至善之所统会也。”《刘宗周全集》第一册《大学古记约义·慎独》。所以独体从伦理上讲，即“至善”。刘宗周非常欣赏王阳明的“良知只是独知时”的诗句，他说：“慎独一著即是致良知，是故可与知人，可与知天，即人即天，即本体即工夫”《刘宗周全集》第二册卷十五《证人会约·会约书后》。因此，独体在《大学》是“至善”，在王学是“良知”，即本体即工夫，这就是“慎独”，就是“致良知”。但刘宗周不用王阳明的“知体”而用“独体”，是因为“知”有明觉、认知、辨别的外在性意义，容易造成流弊。而“独”有隐微的内在性意义，刘宗周正是试图以“独体”来纠正王门后学的流弊，他说，“离‘独’一步说良知”，“凡所说良知都不是良知也”《刘宗周全集》第三册卷七《答秦思履》六。(www.guayunfan.com)

明白了刘宗周的“独”为体，“慎”为工夫，“慎独之外别无工夫”的“即本体即工夫”之说，也就可以明白黄宗羲在《先师蕺山先生文集序》第一段的“或认识本体而坠于恍惚，或依傍独知而力于动念”这句话的意有所指了。“或认识本体而坠于恍惚”，是讲只讲本体而忽于工夫的王门后学的良知当下见在说，指的是阳明后学的王畿、王艮、罗汝芳等人的良知见在一派。而“依傍独知而力于动念”这句话的重点在“念”。《大学》将“诚意”与“慎独”联系起来：“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朱熹解释：“独”为“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朱熹《大学章句》。又解释“意”为“心之所发也”。刘宗周认为朱熹将“意”认错了：“意之好恶与念之好恶不同。意之好恶，一机而互见，念之好恶，两在而异情。”《全集》第一册《子刘子行状》。因此，朱熹“依傍独知”，却“力于动念”，所依傍的本体是对的，而所用的功夫却错了，念是有好有恶的，力于动念，有可能愈来愈恶。所以这一句黄宗羲批评的对象是程朱之学。但也不仅仅是程朱之学，因为王阳明也是认意为心之所发，错认念为意了。

刘宗周的慎独宗旨既然与先儒相牴牾，下面黄宗羲接着就指出因宗旨不同，刘宗周提出与先儒学术不同的另一重要命题，即“意为心之所存而非所发”。这一命题本书在蕺山学派的分裂一节已论述，这里不赘。要补充的是，黄宗羲这样说：意是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动之处，单单有个不虑而知之灵体，自作主张，自裁生化，故举而名之曰独。少间搀以见闻才识之能，情感利害之便，则是有商量依靠，不得谓之独矣。若云心之所发，教人审几于动念之初，念既动矣，诫之奚及？《全集》第十册《先师蕺山先生文集序》。黄宗羲在这里以“意为心之所存非所发”的命题，置于刘宗周的慎独宗旨独体之下。康熙四年他著《子刘子行状》，述及其师发先儒所未发的四“大端”时，并未将“意为心之所存非所发”的命题，与慎独宗旨联系起来，可以说这是他整理和编辑《蕺山先生文集》时，对其师学说的领悟，有了更深的认识。

黄宗羲在其后又指出蕺山学说与先儒另一不同的心性论命题。他说：先儒曰：“未发为性，已发为情。孟子之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因所发之情，而见所存之性；因所情之善，而见所性之善。”师以为指情言性，非因情见性也；即心言性，非离心言善也《全集》第十册《先师蕺山先生文集序》。这段话所指的“先儒”，当指朱熹。朱熹主张：“性具于心，发而中节，则是性自心中发出来也，是之谓情。”《朱子语类》卷六十二《中庸一·第一章》。这是朱熹的“心统性情”说。朱熹又说：“恻隐、羞恶、是非、辞让，情也。”朱熹《孟子章句集注》卷三《公孙丑章句》上。“性不可言，所以言性者，只看他恻隐、辞让四端之善，则可以见其性之善。”《朱子语类》卷五《性理二·性情心意等名义》。黄宗羲在这里将它概括为恻隐、羞恶等这四端，“因所发之情，而见所存之性；因所情之善，而见所性之善。”

刘宗周并不同意朱熹“未发为性，已发为情”的观点，他在《学言》下批评道：“心体本无动静，性体亦本无动静。即以未发为性，已发为情，尤属后人附会。”《刘宗周全集》第二册《学言》下。在刘宗周看来，心性与情三者不是各为一物，而是表里相即关系，他有说明：一心耳，而气机流行之际，自其盎然而起也谓之喜，于所性为仁，于心为恻隐之心。……自其油然而畅也谓之乐，于所性为礼，于心为辞让之心。……自其肃然而敛也谓之怒，于所性为义，于心为羞恶之心。……自其寂然而止也谓之哀，于所性为智，于心为是非之心。《刘宗周全集》第二册《学言》中。所以，不是心统性情，而是喜怒哀乐之情，即仁义礼智之性，即恻隐、善恶、辞让、是非之心。所以刘宗周在《学言》下又说：“指情言性，非因情见性也；即心言性，非离心言善也。后之解者曰：因所发之情而见所存之性，因以性之善，而见所性之善，岂不毫厘而千里乎？”程朱是“因情见性”，析情性为二，“离心言性之善”，析心性为二。在刘宗周看来，性、心、情三者不是各为一物的存发、相生关系，而是表里相即关系，存发一机，即存即发，即情、即心、即性。所以他接着说：“凡所云性，只是心之性，决不得与心与性对；所云情，可云性之情，决不得性与情对。”《刘宗周全集》第二册《学言》下。所以只能是指情言性，即心言性，黄宗羲在这里忠实地诠释了刘宗周这一发程朱所未发而与之对立的思想。

黄宗羲下面继续运用刘宗周的原话，批评朱熹的观点。朱熹提倡“性即理”，性与理一样属未发的形而上者，而“恻隐、善恶、辞让、是非，情也”朱熹《孟子章句集注》卷三《公孙丑章句》上。属于已发的形而下者。刘宗周不同意朱熹这一观点，说：“子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毕竟器在斯，道亦在斯。离器而道不可见，故道器可以上下言，不可以先后言。‘有物先天地’，异端千差万错，总以此句来。”黄宗羲根据刘宗周这段话，用来批评朱熹的性情先后说，他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在斯道在，离器而道不可见。必若求之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前，几何而不心行路绝，言语道断。所谓有物先天地者，不为二氏之归乎？《全集》第十册《先师蕺山先生文集序》。他还从道器关系抨击程朱强分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夫盈天地间，止有气质之性，更无义理之性。谓有义理之性不落于气质者，臧三耳之说也。”黄宗羲将上述种种朱熹的心、性、情的观点，一概评之为“弥近理而大乱真者”。

在这篇《先师蕺山先生文集》的后面，黄宗羲禁不住批评他的老师之子，也是他的联襟刘汋起来：“当伯绳辑遗书之时，其言有与洛、闽龃龉者，相与移书，请删削之，若惟恐先师失言，为后来所指摘，嗟乎！多见其不知量也。”康熙五年（1666），他作《刘伯绳先生墓志铭》时，虽然提到“子刘子既没，宗旨复裂”，然而尚称许刘汋：“二十年来，一辈学人，悉皆凋谢，子刘子宗旨虽若灭若没，先生之墨守，未尝不为田单之即墨也。”“墨守”，也就是守护蕺山之学的宗旨而不改，可现在却批评刘汋删改其父遗书而自不知量，这种严厉的口吻，他对刘汋从未有过。可能是，明史馆开馆修史所引起的程朱一派与王刘一派的大辩论，对黄宗羲来说，是他第二次捍卫蕺山之学，与康熙初年整理刘宗周遗书时，虽然性质有所不同，前者是捍卫蕺山之学的纯洁性之辩，重点在“意为心之所存非所发”的命题，属蕺山学派内部之争；后者则是属蕺山之学的生死存亡之争，他在《先师蕺山先生文集序》中不得不重点介绍蕺山之学与先儒牴牾之处，以与对方划清思想界线，笔头的锋芒较强。不过，前后两次辩论的性质都一样，属程朱之学与王刘之学之争，使黄宗羲回想起当年刘汋与张履祥删改刘宗周遗书事，笔底掀起的波澜，就延及了刘汋。

康熙二十七年（1688），黄宗羲又亲自钩除点定康熙十九年所刻的《南雷文案》、康熙二十一年所刻《吾悔集》，以及其后所刻《撰杖集》、《蜀山集》共四集之文，删为《南雷文定》，由其次子黄正谊（字直方）请时任新安令的靳治荆（字熊封）刻版印行。黄宗羲在《南雷文定凡例四则》中说：欧阳公晚年，于平生之文多所改窜。太夫人呵之曰：“汝畏先生耶？”公答曰：“非畏先生，畏后生耳！”余于旧本间有改削者，非敢比欧阳，而畏后生之意则同也。

余多叙事之文。尝读姚牧庵、元明善集，宋、元之兴废，有史书所未详者，于此可考见。然牧庵、明善皆在廊庙，所载多战功，余草野穷民，不得名公巨卿之事以述之，所载多亡国之大夫，地位不同耳，其有禆于史氏之缺文一也。《全集》第十一册《南雷文定凡例四则》。上述《凡例》二则，说明他为何要删节其文集的原因，以及对《文定》有裨于明史之缺文的自许，流露了他之所以写这些文章，正是他长期来为实现保存“亡国之大夫”，即明末清初为抵抗清廷残暴统治壮烈牺牲的志士，或保持民族气节不屈不挠的遗民的事迹，防止随着岁月迁流，让他们的姓氏落于狐貉之口的愿望。

靳治荆（靳熊封）为此书作《序》，表示欣慕黄宗羲的为人：“况生当易代，变故叠更，其所以锻炼于兵革、震撼于风涛，抢呼迫促于沦亡崩坠之交者，不知历几年岁，而卒能藿食自坚，辞荣高蹈，为古今完人，又何有于比事属辞，超胜流辈，为足增重哉！”认为黄宗羲的文章有“一圣贤中正之矩”，有“一忠孝旁薄之气”，有“一穷理尽性、彰教辨治之本”。《全集》第十一册靳治荆《南雷文定序》。

昆山三徐之一的徐秉义，作《南雷文定四集序》，他对黄宗羲的文章评价极高：“从来作者多矣，其文虽美不传，即传亦不大显，何也？无源之水，不实之华，无益于人故也。古之为文者有三：太上闻道，其次砥行，其次博物，文其言以载之，是以久而不废。是三者，得其一二，皆可以传，由汉以来能兼之者或寡矣，梨洲先生其庶几乎！”

他接着指出了黄宗羲文章的社会教化作用：当今道术分裂，学者各守一偏之见，互相诋毁，于身心实功茫无所主。观于先生之文，使志趋不定者，如弱丧之子得所导而还归，故求观圣人之道者，不可无此书。立身不谨，往往溺于流俗而不自知，观于先生之文，于忠孝气节之事，多所辨明，令人有廉顽立懦之志，故列于士君子之林者，不可无此书；不学无术者，难与论经世之事，观于先生之文，可以释《六经》之疑义，可以补前史之缺略，胜国人品，前朝遗事，以及天官历数之家，皆可考正，故寡闻浅见之士，不可无此书。《全集》第十一册徐秉义《南雷文定四集序》。要了解儒家的圣人之道，于身心实功有主，不可不看《南雷文定》；要列于士君子之林，辨明忠孝气节，不可不看《南雷文定》；要摆脱寡闻浅见，了解经学疑义、前朝史事以及历算之学，不可不看《南雷文定》。徐秉义的确非常仰慕黄宗羲，对他来说，黄宗羲的为人和学问，几乎完美无缺，“夫有先生之学而后可以删先生之文，求之当世固少，待之将来又旷远而不可知”，而其立德、立行、立言，又“由汉以来能兼之者或寡矣”。

徐秉义之所以评价黄宗羲如此之高，是有原因的。康熙十五年，黄宗羲应邀至海昌讲学，徐秉义曾至海昌列席。当时，黄宗羲作《留别海昌同学序》，抨击“一儒也，裂而为文苑、为儒林、为理学、为心学”，结果析之欲精，逃之愈巧，“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全集》第十册《留别海昌同学序》。而徐秉义在这篇《南雷文定》的《序》里，也说：“当今道术分裂，学者各守一偏之见，互相诋毁”，“不学无术者，难与论经世之事”，俩人在观点上完全合辙，显现徐秉义的观点，正是受黄宗羲思想影响的结果，此其一。第二，黄宗羲在讲《留别海昌同学序》后三四年，在明史馆内就爆发了一场以张烈和毛奇龄为代表的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争，而崇理学者，矛头对准的正是王学和蕺山之学。当时王阳明和刘宗周已逝，往者已矣，承受张烈和陆陇其指责的主要是黄宗羲。这岂非印证黄宗羲在康熙十五年批评的一儒也，裂而“为理学、为心学”有其预见性吗？在这场大辩论中，徐秉义与其兄徐乾学不同，是倾向黄宗羲的，他在《南雷文定四集序》中明确说：“先生以蕺山为之师，其为学慎密而切实”，观点十分明确，他为《南雷文定》作《序》，是以实际行动支持黄宗羲。第三，昆山三徐都是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的外甥，顾炎武具有强烈的抗清的民族思想，他的这三位外甥中，受其影响的是徐秉义。徐秉义历任清廷左中允，吏部侍郎、内阁学士，以清廷高官而著《明季忠义纪实》，记载因抗清死难忠烈人士近三百人。后来温睿临著《南疆逸史》，主要取材于万斯同著作和他的这部《明季忠义纪实》温睿临《南疆逸史·凡例》。当然，这并不说明他具有抗清思想，仅说明他同情这些抗清死难的烈士。正是在儒家的忠孝节义的道德观上，他欣赏黄宗羲在《南雷文定》中多所辨明明末清初“忠孝气节之事”，说明他与黄宗羲在表彰“胜国人品”和保存“前朝遗事”上，有共鸣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