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浒握别，蕺山学术的再辨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江浒握别，蕺山学术的再辨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第39章　江浒握别，蕺山学术的再辨

甬越两地证人书院的建立，引起了远在江苏武进（今江苏常州）一位蕺山弟子的注意，他就是《刘子节要》的作者恽日初（字仲昇）。顺治年间蕺山弟子关于《大学》非圣经之辨，他曾参与，不同意陈确之见，见陈确《答恽仲昇书》。顺康之交，他曾到浙东海宁拜访陈确，对刘汋、张履祥、吴蕃昌整理蕺山遗书事自然知道。不过因他远在苏南，并未参加。我们在《张杨园先生文集》中，未发现他与恽日初有书信往来。估计他虽未参加，但必有所商酌，且接受了刘汋、张履祥的观点。所以他仿效高攀龙辑《朱子节要》而辑《刘子节要》时，将刘宗周“意为心之所存”的观点，予以节略。

恽日初当年参加吴中复社，是签名于《南都防乱公揭》人物之一。明亡后，曾参加抗清活动，明遗民。恽日初事迹，见钱仪吉《碑传集》卷一二七汤修业《恽先生日初传》。早在顺治初年，他也在武进（常州）倡导蕺山之学。康熙六年，听说绍兴重建证人书院，很关心，即寓书董玚：知贵郡举兴学会，同人相讲，有兴起之机。世道人心，至今日而益不可问，圣学一线，山阴遗绪、岌岌有将坠之忧。吾辈百方捞摝，后起而能肩斯任者，尚未见其人。弟二十年来，在敝邑略为倡兴，大约虚声附和者接踵，实心求道者寥寥。每思越中先师遗风犹在，俨然洙、泗也，又得吾董先生诸君相为激扬，必有闻风而兴者。幸益努力汲引后生，振起绝学，挽回世道人心，真今日第一事也。当日同心屈指无几，弟又在远，未识桑榆垂尽，尚能相聚一堂，得闻教益，以疑义相咨否耳？《刘宗周全集》五《刘子全书抄述》。康熙七年（1668），刘汋将葬，蕺山弟子群至绍兴相吊。恽日初因携其未完之《刘子节要》稿本及自己所作《文集》前来，趁机访问张履祥和另一刘门学友施博施博曾有信给黄宗羲，说：“昔年恽仲昇兄便道过访同门张考夫兄（张履祥字考夫），博幸闻馨咳，且得诵所作先生传。”（《全集》卷十一《交游尺牍》），则黄宗羲所作《子刘子行状》当时已传于同门学友之间。并以其疑义与同门弟子相咨。当时黄宗羲已在甬上创办证人书院，他与黄宗羲剧谈昼夜，并出其《文集》请黄宗羲为序。黄宗羲即作《恽仲昇文集序》，这篇序文中，黄宗羲婉转表达了他与恽日初的歧见。他在文中说：“今年渡江吊刘伯绳，余与之剧谈昼夜。尽出其著撰，格物之解多先儒所未发。盖仲昇之学，务得于己，不求合于人，故其言与先儒或同或异，不以庸妄者之是非为是非也。”《全集》第十册《恽仲昇文集序》。那么，“剧谈昼夜”，谈的是什么呢？《序》中未明确指出，然而《序》中的第一、二两段已暗有所指。

此《序》第一段从批判科举之学开始，因为举业是以钦定《四书大全》等程朱理学的成说“以裁量古今之学术”的，如不与相合，就视之“离经”、“背训”。黄宗羲说，这些“世之庸妄者”有没有将朱子之书一一读之呢？他指出：夫朱子之教，欲人深思而自得之也。故曰：“若能读书，就中却有商量。”又曰：“且教学者看文字撞来撞去，将来自有撞着处。”亦思其所谓商量者何物也？撞着者何物也？……数百年来，儒者各有所长，暴于当世，奈何假托朱子者，取其得朱子之商量撞着者，概指之为异学而抹杀之乎？这一段是他论辩的方法，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举业以朱子的传注为裁量古今学术的标准，但仅取《五经大全》、《四书大全》中的朱子之说。但朱子的著作很多，举业之士却不将朱子之书“一一读之”。朱子教人读书应“深思而自得”，读书要有“商量”（思考），经过“商量”后才能“撞着”（自得）。为什么假托朱子者，“取其（儒者）得朱子之商量撞着者，概指之为异学而抹杀之乎？”那么，《序》文所说儒者深思自得，“商量撞着者”而被指为“异学”而抹杀的是什么学说呢？这就要看第二段了。这一段说：余学于子刘子，其时志在举业，不能有得，聊备蕺山门人之一数耳。天移地转，僵饿深山，尽发藏书而读之。近二十年，胸中窒碍解剥，始知曩日之孤负为不可赎也。方欲求同门之友，呈露血脉，环顾宇下，存者无几，突如而发一言，离经背训之讥，蹄尾纷然。然吾心之所是，证之朱子而合也，证之数百年来之儒者而亦合也，嗟乎！但不合于此世之庸妄者耳。第一段其实是引子，第二段才入正题。黄宗羲说自己虽为蕺山门人，然当时志在举业，对蕺山之学不能商量撞着。近二十年中，得以尽发蕺山之书而读之，才对蕺山之学有所自得。可是他的“自得”，却被同门之友讥为“离经背训”。黄宗羲颇不以为然，说我的心得，“证之朱子而合也，证之数百年来之儒者而亦合也”，独独不合于“今世之庸妄”。

那么，他对蕺山之学的“自得”而被同门友讥为“离经背训”的是什么？应该说，这篇序文是应恽日初而写的，而恽日初正好与他有“剧谈昼夜”之事，序文是否隐寓剧谈中的争论呢？这一疑问，后来由黄宗羲和恽日初自己的话揭开了。黄宗羲说：戊申（康熙七年）岁，羲与恽日初同在越半年。日初，先师高第弟子，其时为《刘子节要》。临别拜于河浒，日初执手谓羲曰：“知先师之学者，今无人矣。吾二人宗旨不可不同，但于先师言意所在，当稍浑融耳。”羲盖未之答也。《明儒学案》卷六十二《蕺山学案》。黄宗羲另有《明儒学案序》，也讲到与恽日初河浒握别的话，大意与《蕺山学案》所说差不多，只是时间置于“己酉”康熙八年。应以“戊申”七年为是。因为《明儒学案序》作于黄宗羲康熙三十一年大病几革之后，为三十四年临卒之前所作，时间久远，所忆有误。(www.guayunfan.com)

上述这段话说明，康熙七年黄恽两人“剧谈昼夜”和黄宗羲对蕺山之学的“自得”，不是别的，正是“先师言意所在”，也就是说刘宗周关于“意为心之所存非所发”的命题。如前所述，刘汋与张履祥在整理刘宗周遗著时，删去“意为心之所存非所发”的论述，当黄宗羲尽发蕺山遗书而读之时，刘汋已卒，张履祥在浙西桐乡，与黄素无来往，因此这件事黄宗羲只能在自己著作《子刘子行状》和整理的刘宗周遗著《子刘子学言》中表示自己的观点，并未与人作过面对面的辩论。与恽日初的“昼夜剧谈”，《恽仲昇文集序》中的不言之言，以及俩人河浒执手言别，恽日初希望能将“先师言意所在”的分歧稍作融通，黄宗羲“未之答也”，委婉地表示拒绝等等，这应是他对删节还是保留刘宗周这一命题的第一次公开的正面交锋。

恽日初回武进五年后，即康熙十二年（1673），有信寄黄宗羲，信中要求为他的《刘子节要》一书作序，信中说：河干握别，倏已五年，跂想无已。……先师《节要》，敝乡学者亟欲见其书，遂谋付梓，所乏纸价，不能广为流通，今却寄一部。卷首要刊同门姓氏，弟不知其详，吾兄幸为参酌其关系者数人寄示。老师之学，同门中惟吾兄能言之，或作序，或书后，惟尊意。吾兄所为《状》，欲采入附录中，并望惠教。《节要》中有商榷处，更希一一昭示。《全集》第十一册《交游尺牍七·恽日初》。黄宗羲接到恽日初信后，有《答恽仲昇论子刘子节要书》。此书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刘子节要》进行商榷：

首先，黄宗羲指出，先师言意之所在，是蕺山之学宗旨的功夫之所在，是不能删去的，他说：夫先师宗旨，在于慎独，其慎独之功，全在“意为心之主宰”一语，此先师一生辛苦体验而得之者。即濂溪之所谓人极，即伊川所言“主宰谓之帝”，其与先儒印合者在此；自“意者心之所发”之注，烂熟于经生之口耳，其与先儒牴牾者亦在此，因起学者之疑亦在此。先师《存疑杂著》，大概为此而发。其后伯绳编书，另立《学言》一门，总括先师之语，而《存疑》之目隐矣。《全集》第十册《答恽仲昇论子刘子节要书》。“意者心之所发”之注，指朱熹对《大学》八条目中“诚其意”的“意”字的注。刘宗周不同意朱熹的注释，认为意是“心之所存，非所发”。但“意者心之所存”一句，尚未标明这一命题的道德意义，即意存于心对修养功夫有什么意义。蕺山弟子史孝复问：阳明在天泉证道的四句教说“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并未说以意为心。刘宗周据《增韵》所说回答：“‘心所向曰意’，正如盘针之必向南也。朱子曰‘知止则志有定向’，故‘知止而后有定’。凡言向者，皆指定向而言，离定字，便无向字可下。”因此，刘宗周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可知意为心之主宰矣。”“意为心之主宰”，即以意主宰心，而止于至善，意属“有善而无恶”。《刘宗周全集》第二册卷十一《问答·商疑十则答史子复》。所以，合“意为心之所存”与“意为心之主宰”两命题，就突显了意的至善而无恶的道德品格。黄宗羲向恽日初指出：蕺山之学的宗旨是慎独，而慎独的功夫全在“意为心之主宰”一语，你删节了先师这一语，等于删节了蕺山之学的宗旨。

黄宗羲进一步指出：“意为心之主宰”一语，与先儒有合有不合，与周敦颐的“人极”，程颐的“主宰为之帝”之言合；与朱熹“知止则志有定向”合，但与朱熹的“意为心之所发”不合，因而起学者之疑，于是先师著《存疑杂著》以释疑。后来刘汋编辑子刘子遗书，将“存疑杂著”析而为《学言》上、中、下，删节了其父言“意”的这一部分，而“《存疑》之目隐矣”，人就不知先师有《存疑杂著》这本书了。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出版《刘宗周全集》第二册有《学言》上、中、下而无《存疑杂著》，可知刘氏原著有《存疑》，刘汋编遗书时，散而入于《学言》。又今本《刘宗周全集》的《学言上》录有《意为心之所存》两条，下以小字括号内注：“五条旧钞不载。”对比《黄宗羲全集》第一册《子刘子学言》卷一所录，一字不差。可知这两条为刘汋所删，黄宗羲和董玚编《刘子全书》时，据黄本录入。

其次，黄宗羲指出《刘子节要》之失以及恽日初认识之失。他说：董标《心意十问》、史孝复《商疑十则》，皆因学者疑此而辨明之也。今《节要》所载董、史问答，去其根柢而留其枝叶，使学者观之，茫然不得其归著之处。……原老兄之心，总碍于《论语》“毋意”之一言，以从事于意，终不可以为宗旨，故于先师之言意者，一概节去以救之。弟则以为不然。凡《论语》之所谓意、必、固、我，皆因事而言之也，在事之“意”，则为将迎，故不可有；诚意之“意”，不著于事为，渊然在中，尸居龙见，与意、必、固，我之意，两不相蒙。字义之此然而彼否者何限？……必欲相提而求其无碍，则圣经已是可疑矣。《全集》第十册《答恽仲昇论子刘子节要书》。《刘子质要》之失，在于将刘宗周遗著中的董标所问《心意十问》和史孝复所问的《商疑十则》中有关先师“意为心之所存”和“意为心之主宰”的话，都予以删节。查《刘宗周全集》第二册《语类》卷十一《问答》的《答董生心意十问》，与上述有关的有四条；《商疑十则·答史子复》的十问中，与上述有关的有三条，将这七条去除，则确如黄宗羲所说“使学者观之，茫然不得其归著之处”，无以把握蕺山的慎独宗旨。师生之间问答的大意，也就不得要领了。

恽日初在《节要》节去先师言意之所在，还有一个认识上之所失。《论语·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朱熹《论语章句集注》注释：“意，私意也”，又注：“盖意，必常在事前”。黄宗羲认为恽日初在认识上之失，在于受朱熹“四毋”中将“意”注释为“私意”的影响而不能自拔，“以从事于意，终不可以为宗旨，故于先师之言意者，一概节去以救之”。然而“四毋”中的“意”，朱熹说“常在事前”，是“因事而言”意。因事而言，就要送往迎来。“将迎”，《庄子·知北游》：“无有所将，无有所迎”，将是送的意思。这种求之于外的“私意”，自然不能有，更不可作为宗旨。然而，先师所说的意，为诚意的意，这种意，“渊然在中”，属内在的未发之中的心的本体，与“四毋”的意互不相干。同一个字，其意思常常相反，如《论语》讲“言忠信”，然又说“言必信”为小人。他说：“必欲相提而求其无碍，则圣经已是可疑矣。”

再次，先师“《人谱》一书，专为改过而作”，而《刘子节要》的“改过”一门，只字不提《人谱》。《节要》应为节录要点，而你竟将要点也节去，“则亦未见所节之要也”。黄宗羲批评恽日初：“今先师手笔粹然无碍，而老兄于删节接续之之际，往往以己意代之，庸讵知不以先师之语，迁就老兄之意乎？”“今老兄以所作之《状》，分门节入，以刘子之《节要》，而节恽子之文，宁有是体乎？”

黄宗羲《答恽仲昇论子刘子节要书》，是因“意为心之所存”应否删节而引起蕺山学派分裂以来，黄宗羲向同门学友申述自己观点最详尽的一篇文章。

恽日初接黄宗羲信后，并没有被说服，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当他寄《刘子节要》与黄宗羲后。康熙十五年（1676）他有给董玚信，信中说：先师为明季两大儒之一，顾自《人谱》外，海内竟不知先生有何著述。《节要》一书，弟实刳心焉。先生之言道也，微言本于见独，精义出诸觉中，正可与明高子、宋五子分道而合尼山之辙。今《节要》中所载，自言事外皆是矣。间有由功夫严密而进，遂欲以能进者为主人，恐不足以定先师之案，是以一字一句必衡之、量之、进之、退之，以求得当先生之心，持此自信不疑，不敢求知于今天下，以俟后世之子云。不图当吾世得吾道兄而近出同门，不惟弟得一人知己，可以不憾，且幸先师之道犹在人心也。见董玚《刘子全书抄述》。《刘宗周全集》第五册恽日初致董玚此函，最后说：“邛公道兄，吴门执别，竟成千古，其令叔耕岩先生尤东南所倚为师表，竟先邛公阉逝。”邛公即沈麟生，其叔沈耕岩即沈寿民，黄宗羲亲密友人。据黄宗羲《征君沈耕岩先生墓志铭》，沈寿民卒于康熙十四年（1675），而恽日初卒于康熙十七年，则恽日初这封致董玚函，当作于康熙十五年或十六年，今姑定于十五年。恽日初信中说：“间有由功夫严密而进，遂欲以能进者为主人，恐不足以定先师之案。”“功夫严密而进”，当指诚意；“遂欲以能进者为主人”，当指“意为心之所存”或“意为心之主宰”。在恽日初看来，诚意为求心体之功夫，而不是以意为主人，成为心之主宰。这一说法，仍坚持朱熹对意的注释。所以他的《节要》虽然“一字一句必衡之、量之、进之、退之”，仍不能“当先生之心”，脱离了蕺山之学的宗旨。恽日初有所不知，董玚当时在双方辩论中虽未参加，其实早已心识蕺山的“意者心之所存”说。恽日初信中说“欲以能进者为主人，恐不足以定先师之案”，“先师之案”当指黄宗羲的《蕺山学案》。董玚在《刘子全书抄述》后面说：梨洲黄氏有《刘子学案》之刻，属瑞生序。序曰：“先师刘子，自崇祯丙子（崇祯九年）在京日，始订诚意之旨以示人，谓‘意者心之所存’。戊寅（崇祯十一年），瑞生侍师，亲承音旨。时闻者谓与朱子、王子不符，起而争之。其问答之语、往复之书，备载《全书》。瑞生心识是说，未敢有所可否。一时门人后学，亦未有会之者。先师没后，梨洲黄子，特阐其义，见于序牍，余亦不敢出一词以应。……黄子于生平所得，合之《全书》，精讨而约收之，总以标挈斯旨，此真先师不绝之微言也。”《刘宗周全集》第五册董玚《刘子全书抄述》。董玚此《序》虽写于以后，但他在刘宗周在世时，已“心识是说”，即心中默认“意者心之所存”之说。刘宗周没后，黄宗羲“特阐”“意为心之所存”之义，他认为这真是“先师不绝之微言”，他虽在双方辩论中不表示己意，但足以说明他在辩论中的态度了。

从恽日初与黄宗羲的“剧谈昼夜”，和他给黄宗羲和给董玚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也是一位好辩之人。但正当这次蕺山同门纷争再起时，未几突然风平浪静，这是由于恽日初给董玚信后二年，即康熙十七年病逝。蕺山之学的修正派，吴蕃昌早在顺治十三年卒，核心人物刘汋于康熙三年卒，张履祥卒于康熙十三年，以后继起无人。而独树一帜的陈确也在康熙十七年卒，此后，蕺山学术分裂的三派，惟有黄宗羲为代表的正统派，独步于学术界。然而蕺山之学的争论并未结束，争论一直持续到黄宗羲的晚年，但这已不仅仅是蕺山门人之间的分歧了。黄宗羲与恽日初的论争，请参阅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论》第八章《清初思想趋向与〈刘子节要〉——兼论清初蕺山学派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