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辨章学术

三、关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论争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一直是目录学研究的焦点。王国强1991年和1994年分别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评判和再评判。在“再评判”中，他认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传统中国目录学对于目录学的局部认知，是经验时代中国目录学有价值的总结，符合传统中国文化的要求。然而，绝对化导致了它成为一种封闭的自我循环系统，它的内在局限是没有涵盖目录学的基本内容，没有解释目录学基本现象，含有否定目录学学科价值的危险^[18]。

程焕文直接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定为中国目录学传统的核心，道器关系则是这一核心的哲学基础。他认为，受中国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乃至传统文化的制约，中国传统目录学在以下两个方面体现出其特殊性:第一，书目工作与学术研究互相涵摄;第二，目录学与史学互相涵摄。更进一步，中国目录学传统还在以下方面内在地蕴含着不同于其他民族目录学的特点，一是着眼辨章学术，忽视学科建设;二是重道轻器，古代目录学家们大多通过类例、类序和解题等方式来追求至善至美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小道”境界，且还以这一“小道”来最终“申明大道”，即为古代社会的正统“大道”服务;三是重书目的学术价值，轻书目的情报职能;四是在价值取向上崇古守旧;五是妄自尊大，抬高目录学的地位或夸大书目的作用^[19]。

傅荣贤也认为，从刘向、刘歆到郑樵再到章学诚，中国古代传统目录学逐步形成了一个有核心、分层次的完整而严密的思想体系。在这个博大精深的体系中，存在一个总的、纲领性的理论核心，即章学诚提出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理论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对文献文本的整理和维护，第二层次是文献文本内容的梳理，第三层次是对文献的超文本内涵之“道”的梳理^[20]。辨考理论否定了目录学实践的纯粹技术性，也对目录学的学科性质作了质的规定与说明，或者说辨考理论确立了目录学的文史性乃至哲学性。这一理论与其他目录学理论方法相比，具有理论公设的性质，使目录学理论和方法的各个层次得以统一^[21]。目录学在整序文献的同时，也整序了文献背后的文化。传统目录学的文化价值集中体现在“重主体轻客观”、“重内涵轻形式”和“重整体轻部分”三个方面^[22]。

如何对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或中国目录学传统，或如何对待传统目录学，事关目录学的发展，研究者在此表现出的倾向性通常是很明显的。正像王国强所总结的，有赞同者，认为这个命题绝对正确，是一个预设或自明性的问题。有反对者，分三种意见，一种认为这个命题只是目录学的客观效果(蒋伯潜《校雠目录学纂要》)，另一种认为这个命题根本不是目录学的内容，或者说它只是古代目录学的内容(杜定友《校雠新义》)，还有一种认为这个命题无多少实际价值，迂腐不合理，且又难以掌握(吕绍虞《中国目录学史稿》)^[23]。目前一些年轻的研究者对这一问题所持的看法越来越清醒客观。王国强在上引文中说，在当代和未来，辨考的价值已经很小，且会越来越小。经过创造性转化，它仍将在中国目录学中占据一席之地，但不会是重要地位。与王国强“创造性转化”类似，程焕文以为对中国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既要继承，也要扬弃，其关键不在于进行新的诠释，而在于创新，比如，扬弃“学术史”、“申明大道”等任务，将目录学建设成一门致用的科学^[24]。王京山对程焕文的“道器说”进行了充分的发挥，认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中国目录学的形上之道，是中国传统目录学的至高追求;中国目录学的形下之用表现在中国目录学本是致用之学。要辩证看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