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旦中墓志铭》之争_黄吕裂痕的扩大

《高旦中墓志铭》之争_黄吕裂痕的扩大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第40章　《高旦中墓志铭》之争——黄吕裂痕的扩大

正当黄宗羲因《刘子节要》与同门友辩论蕺山学术时，又因黄宗羲的亲密友人，长期追随他，在经济上帮助过他的甬上高氏三兄弟之一的高斗魁，在康熙九年五月病故。黄宗羲应其兄高斗权（字辰四）之请，作《高旦中墓志铭》。这篇墓志铭叙述黄高两人长期交往的经过后，对高斗魁的医术，作如下评论：庚子（顺治十七年）遂以其医行世。时陆丽京避身为医人已十年，吴中谓之陆讲山，谒病者如市。旦中出，而讲山之门骤衰。盖旦中既有授受，又工揣测人情于容动色理之间，巧发奇中，亦未必纯以其术也。所至之处，蜗争蚁附，十里拏舟，踰月不能得其一诊。……嗟呼！旦中何不幸而有此！黄宗羲在这里评价高斗魁的医术并不高，并对其从事医术表示“不幸”。

又论临死前之绝笔：明年过哭旦中，其兄辰四出其绝笔，有“明月冈头人不见，青松树下影相亲”之句。余改“不见”为“共见”。夫可没者形也，不可灭者神也，形寄树下，神留明月，神不可见，则坠鬼趣矣。黄宗羲最后作如下《铭文》：吾语旦中，佐王之学，发明大体，击去疵驳。小试方书，亦足表襮；淳于件系，丹溪累牍。始愿何如，而方伎龌龊；草堂未成，鼓峰。日短心长，身名就剥；千秋万世，恃此幽斵。《全集》第十册《高旦中墓志铭》。这篇铭文，表达了黄宗羲对高斗魁弃佐王之学转而从事于医术的不满。

顺治十七年（1661），黄宗羲拟在化安山龙虎山堂授徒讲学，改名双瀑院，首邀高斗魁参加。高斗魁欣然从命，作《农师来，知太冲先生近居化安山庄，附寄》诗，有“乞将世外无多日，早定人间第一宗”句，所谓“早定人间第一宗”，即是去共同学习和讲授孔孟之学。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卷四十一《高隐君斗魁》。黄宗羲在《墓志铭》中说高斗魁“欲俟草堂资具，而后可以并一路”，即是指约高斗魁双瀑讲学事。但高斗魁其实去而即离。黄宗羲在《墓志铭》中说他“庚子，遂以医行世”，庚子为顺治十七年。高氏为宁波望族，家资丰厚，虽因改革之际参加抗清活动，家道中落，但吃饭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为何去行医？自有其苦衷在。高斗魁与黄宗羲、宗炎、宗会三兄弟为莫逆之交。全祖望说：“先生（高斗魁）虽以好义落其家，然足以给粥，余姚黄先生晦木自亡命后无以资生，五子诸妇，困于穷饿，先生念无可以赈之者，始卖药于苏、湖之间，以其所入济之，又不足，则辗转称贷于人以继之。”当时化安山上，黄宗羲兄弟是相邻为家的，高斗魁是年至化安山后，眼见黄宗炎一家无以为生，于是他立即行医于三吴，以接济宗炎一家之穷饿。黄宗羲不想一下，高斗魁之所以安心于九品之中下，并不是不想读书讲学，而是去资助他弟弟一家的生活。这种舍己助人的品德，应该予以褒而不是贬，奈何以“身名就剥”而贬之？

铭文说：“吾语旦中，佐王之学，发明大体，击去疵驳，小试方书，亦足表襮。”《全集》第十册《高旦中墓志铭》。“发明大体”，当指经学。“方书”在这里指史书（刘知几《史通·品藻》：“事列在方书”）。这段话说他很想与高斗魁在双瀑院共讲佐王的经史之学。然而高斗魁不仅未放弃其药笼，来了不久，反而“淳于件系，丹溪累牍”，“淳于”，指西汉精于医术的淳于意；“丹溪”，原指仙人居住处，这里指医书。此句说高斗魁反而提囊至苏吴之间行医，去从事“龌龊”的方技了。终于“草堂未成，鼓峰”，鼓峰，高斗魁号。高斗魁在化安山龙虎草堂讲学未成，故而黄宗羲说他“日短心长，身名就剥”，在世不长，死后身与名就被时光剥落了。然而更有使黄宗羲不满的所在。(www.guayunfan.com)

高斗魁既然提药笼于苏、湖两浙之间，正如黄宗羲在墓志铭上说他“其为人也过多，其自为也过少”，乐于助人，自然所帮助的并非黄宗炎一家，“是时江上诸遗民，日有患难，先生为之奔走，多所全活”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卷四十一《高隐君斗魁》。所以与江浙一带的遗民，与他友谊深厚，“其过金阊，徐昭法必招之入山，信宿话言；蠡城刘伯绳少所容接，每遇旦中，不惜披布胸怀”，徐枋、刘汋都是江浙著名遗民。黄宗羲至语溪讲学，高斗魁几乎每次必伴宗羲、宗炎兄弟同去晤吕留良。早在顺治十七年，高斗魁开始以医行世那一年，就因黄宗炎介绍，认识了吕留良，当时吕留良病热，高斗魁为之医治，他说：“庚子（顺治十七年）六月，同晦木过语溪，访吕用晦。适用晦病热症，造榻前与之语，察其神气，内伤症也。予因询其致病之由。……用晦欣然，辄命取药，立煎饮之。……是晚熟寐至五鼓，热退进粥。用晦曰：‘不谓君学问如此之深也。’”高鼓峰《己任编》卷四高斗魁《四明医案》。

吕留良即时有《赠鄞高旦中》诗：“病中惊寤鼓峰来，伏枕呼儿候百回。直是君过消息大，非关人静梦魂开。不离老友成奇迹，偶论医方见异才。坐计耦耕犹未得，卖文乞食总堪哀。”《吕晚村诗·伥伥集》，《赠鄞高旦中》。自此以后，吕留良与高斗魁的友谊与时俱进，他俩不仅成为挚友，而且吕留良向他学医。张履祥说高斗魁“其学传于浙西，厥功匪小”《杨园先生全集》卷三十四《言行见闻录》四。所谓传于浙西，即传于吕留良。吕留良友人吴之振说：“鼓峰习医术已二十余年。原本于性命理学之要，穷研于《灵枢》、《素问》之旨，参究于张、李、朱、薛之说，神奇变化，不可端倪，往来两浙，活人甚多。庚子过东庄（按：东庄为吕留良故居，故吕字庄生，号东庄），意气神合，一揖间即订平生之交，……因举其奥以授东庄。东庄天资敏妙，……不数月间，内外贯彻。时出其技以治人，亦无不旦夕奏效。”高鼓峰《己任编》卷首吴之振《己任编弁语》。高斗魁的医术，因吕留良而传于浙西，吕留良还著有《东庄医案》一卷。

高斗魁既与吕留良私交甚笃，又与黄宗羲自明末至今有长期深厚的友谊，在双方构难之中，他左右为难，他不能站在任何一方，加剧矛盾。他自然力为调停，引起了黄宗羲的不满。全祖望说，黄吕构难，“先生（高斗魁）力为之调停而不得。而梨洲颇卞急，深以先生不绝庄生为非，其作先生《墓志》，遂有微词”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卷四十一《高隐君斗魁》。全祖望对黄宗羲的《高旦中墓志铭》，作如下评论：梨洲之铭先生曰：“始愿何如？而方技龌龊，日短心长，身名就剥。”诸公皆以为过。梨洲曰：“此正所以哀旦中之未见其止也。”然先生之为医，自不可以方技目之。先生以万金之家，好义而中落，不肯趋功名之会，放废于药笼，其所入仍以扶义罄之，是非方技中人也。先生虽讲学，未见其止。要其生平，即不讲学亦足以以遗民不朽矣。梨洲之言，不可谓非过也。若其谓先生之医，巧测于容止色理之间，不尽以其术，则古人之医，其得之容止色理之间者十七，得之脉络者十三，是正先生之术之精，不以此贬其生平也。全祖望的评论非常公允、合理。不过如果再深入一步探讨，黄宗羲为何要贬低高斗魁医术，是否与高斗魁传医术于吕留良有关呢？

高斗魁卒于五月，是年十一月冬，会葬于鄞东乌石山。吕留良芒鞋冒雪往哭。高氏子弟时正在砻石，将要刻黄宗羲所撰的墓志铭。吕留良看了后，认为墓文“微辞丑诋”，乃叹曰：“铭之义，称美不称恶。此何为者也？”《吕晚村先生文集》附录吕公忠《行略》。遂不复刻。

康熙十四年（1675）十月，时吕留良在杭州，黄宗羲可能想起了过去与吕留良的友情，遣子百家以信及诗扇三首来索文，吕留良作《黄太冲书来三诗见怀，依韵答之》《吕晚村诗·零星稿》。此诗上有吕留良弟子严鸿逵眉批：“按《备忘录》，乙卯十月朔，子在杭城，太冲遣其子主一，持书及诗扇三首来索文，以卒岁夜，次韵作诗答之，即此也。”。这三首诗如下：其一

越山吴村两曾勤，何日忘之诗不云。

倚壁蛛丝名士榻，荒碑宿草故人坟。

相从歧路招扬子，谁出芦舟载伍员？

惭愧赏音重鼓动，枯桐久已断声闻。

吕留良弟子严鸿逵注：“方太冲之馆子家也，将归，必亲送之杭，归后必频寄书附物，其勤如此。今太冲虽与子绝，子固无日忘也。‘名士塌’，斥太冲；‘故人坟’，盖指鼓峰。太冲之交，实因鼓峰。鼓峰始终谊笃，而太冲后来凶隙。故因太冲之交绝，而遂念鼓峰之不可作也。故又言有从歧路而招扬子者，无出芦舟而载伍员者，双承上意也。结语正言己不求人之意，而毅然绝之矣。”其二

村里狮儿不出村，风吹死菊恋香根。

公于此事不得已，吾在斯时何敢言。

矮屋扁悬真世界，隔溪笛弄旧精魂。

短书持傍斜阳读，又向人间辨昼昏。

严鸿逵注：“公于此事云云，盖太冲方借名讲学，干渎当事，丑状毕露，故直刺之。其赋见怀，亦只是弄精魂耳。欺世盗名，世知之，何尝有意向人间辨昏晨耶？所以破其妄也。”其三

莫道如何与若何，老来况味亦无过。

王通弟子麒麟早，韩愈文章琬琰多。

鹿洞旧曾书法语，江门谁复领渔歌。

知君自定千年业，那许余人妄勘磨。

严鸿逵注二三及四五句：“王通、韩愈，太冲意中所自拟也。太冲弟子多时贵，以比房、杜、王、魏（按：唐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史称为王通弟子），而不知非其时也，故下一‘早’字，言惜其太早耳。韩愈文章自矜贵，而太冲应酬秽烂，諂谀假借无所不至，下一‘多’字，言真琬琰岂若是多乎？……鹿洞法语，以朱子待象山者自喻；江门渔歌，不以白沙之待甘泉者许太冲也。”上述严鸿逵之注。

严鸿逵此注，是否反映了吕留良当时的意思和态度，值得商榷，因为他的注中有自相矛盾之处，他对吕留良此诗的眉注说：“按三诗辞极婉意严，未复极尽朋友规诲之道，真风人之遗也。”可是其诗注：“方借名讲学，干渎当事，丑状毕露”、“太冲应酬秽烂，谄谀假借”等等，果如此，怎能说“辞极婉意严”呢？

不过从吕留良的答诗来看，康熙十四年，正是甬上证人书院弟子陈锡嘏、范光阳、仇兆鳌、万言中举，而先前陈紫芝、董允璘、郑梁亦已中举，所以有“王通弟子麒麟早”之讽。这说明吕留良与黄宗羲交恶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黄宗羲办学，让弟子成为清廷的“时贵”。

从黄吕交恶过程中来看，黄宗羲在处理双方矛盾上确实有不够妥当之处。《高旦中墓志铭》虽然也有褒美的地方，如说高斗魁“其为人也过多，其自为也过少”，“家势中落，药囊所入，有余亦缘手散尽”，但究竟以如上三处来贬评，对高斗魁是不公正的，反过来也影响了自己的威信。吕留良拒绝黄宗羲的示好，说明《高旦中墓志铭》事件发生后，康熙八年黄吕两人曾有意恢复昔日友谊的可能性，也由此而无法弥补，吕留良与黄宗羲的裂痕进一步扩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