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气象从无到有的突破_竺可桢的故事

中国气象从无到有的突破_竺可桢的故事

1911年，当时的政府在北平东城钦天监设立了中央观象台，中国现代的气象观测即始于此。这个中央观象台隶属于教育部。1913年，政府在观象台增设了气象科，由蒋丙然负责。蒋丙然刚由比利时留学回来，具备一定的西方科学知识。气象科管辖张北、库伦、开封、西安等处气象测候所。另外，农业、水利、航空等部门，也设立了一些气象测候所。可惜好景不长，20世纪20年代初，军阀混战，这些测候所因经费短缺而陷入停顿状态，竺可桢面对的是一堆烂摊子。

早在1916年留学美国期间，竺可桢就撰写了《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他在文章中谈到，国内自然资源分布不均衡，有些地区洪水肆虐，有些地区却连年干旱，造成每年数次的灾难与饥馑，因此，只有预测好各地雨量的多少，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设立气象台该提上日程了。

气象研究对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当时，我国在政治、经济上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法国神父经办的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德国人在青岛设立的气象台，这一切给我国近代的气象事业打上了半殖民地的烙印。

竺可桢对这种状况十分愤慨与焦虑。1921年，他在《论我国应多设气象台》一文中说：“昔人有言，人定胜天。今日世界各国文化之优劣，可以其国人控制天然环境程度定之。因田野山林之满被丛林荆棘也，故持斧柯以戡平之。因江河湖海之足以阻绝交通也，故筑桥梁以联络，造轮船而航渡之。因风云之变更不常也，故设气象台以窥测之。”他列举了外国人在中国建气象台的实例，叹息道：“夫制气象图，乃一国政府之事，而劳外国教会之代谋亦大可耻也。”(www.guayunfan.com)

1927年，北伐革命胜利，国民政府较重视科学技术，于是在首都南京设立了国家最高学术机关——中央研究院。经过选拔，由爱国人士蔡元培先生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杨铨（即杨杏佛）先生任秘书长。

中央研究院还下设观象台筹备委员会。1928年，筹备委员会分为天文研究所和气象研究所，竺可桢被任命为气象研究所主任。这一年，竺可桢离开了熟悉的校园和可爱的学生。面对中国气象事业一穷二白的局面，面对着这块处女地，他心中涌动着开创中国气象事业新局面的激情，涌动着多年夙愿即将得以实现的兴奋和喜悦。他仿佛看到了希望。

当时的中国虽然有了一些气象研究机构，但是职权有限，根本没有机构统一管理气象工作。气象研究所建立后，它既是全国气象学术研究机构，同时又是全国气象事业的领导机构。竺可桢出任气象研究所主任后，面对一片空白，所有的工作都要从头做起，所有的工作都必经他手，可谓千头万绪。他杰出的领导才能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筹建北极阁气象研究所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显示。

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机构，首先要有一个长久、稳定的办公场所。竺可桢走遍了南京的每一个地方，跋山涉水进行实地考察，历经重重困难，最后确定办公场所定于北极阁。为了在北极阁建立气象研究所和气象观测站，竺可桢整整辛苦奔走了一年。

北极阁即南京钦天山，那是一个海拔67米的小山丘，因山顶有一座道观叫北极阁而得名。它北瞰玄武湖，南眺南京市，山巅平坦，四周无碍，是建立气象台的理想地址。北极阁历史悠久，早在南北朝的刘宋年间，钦天山就设有司天台，元明两代也曾在这里设有观象台。清康熙年间由于首都在北京，所以观测仪器也移往北京，历经风雨的北极阁逐渐荒废。到了20世纪20年代，这里树木丛莽，荆棘遍地，已是一座荒山，山顶的北极阁早已是一座危楼，残垣断壁、木柱朽腐、楼板洞穿，不可登临了，这种情况对建立气象台十分不利。

暮春三月，正是江南鸢飞草长时节，竺可桢与建筑设计工程师亲自到北极阁勘察建筑地点，拟就建筑计划。他亲自过问每一处的布局，每一个施工中的问题。北极阁破旧道观中有一位老道士，平时祷告念经。竺可桢为他安排了生活住所，并多方奔走，迁走了住在里面的一批俘虏兵。

日子一天天过去，钦天山气象所工地上，建筑已初见形态。那里处处留下了竺可桢瘦小矫健的身影，每天他必到此监督。

1929年初，随着基建工程的大体完成，气象研究所正式迁入北极阁。这里是南京市区的最高处。北极阁顶是三层塔式观测楼。观测楼呈六棱柱形，底层是宽阔的台座和回廊，六根台柱托着宽敞的环楼观测阳台；第二层也是环楼观测阳台，比第一层略窄些；第三层是观测平台。在这里，可以俯瞰云雾缭绕的南京城。从此，观象台成了金陵古都的新景致。

工作终于可以顺利地展开了，北极阁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除了原已进行的地面气象观测外，气象所先后开展了高空气象观测、天气预报和气象广播，同时还开展了物候、日射、空中电气、微尘及地震等多项观测业务和研究工作。接着，不仅仅在南京，气象所还在北平等地开展了测风气球、探空气球、飞机探测和气象风筝等多项工作。1932年，北极阁气象所开始了地震的记录，这是我国最早的地震台之一。

风向风速、云形云量、能见度、气温气压、湿度等是气象预报、气象研究工作的基础，地面气象观测主要是观测和记录这些天气现象。因此，要求气象观测必须做到四个要求：严格、认真、准时、准确。无论严冬酷暑还是风雨雷电，测候员都必须按规程进行观测，不可以有半分钟的延误和疏漏。

南京的冬天十分寒冷，气象所建在山上，山上寒风刺骨，滴水成冰，但是无论天气多么恶劣，气象所每天都必须有人值班。

值班员从早上6点到下午2点，每小时观测一次各气象要素。这一天，轮到气象研究所年轻的测候员朱炳海值班。清晨5点半，天气虽冷，但朱炳海不得不从温暖的被窝中爬起来，打着冷战，穿好衣服，准备进行例行工作。6点整，他开始观测气压表、温度表、湿度仪，他一边查看，一边记录。窗外的天仍是昏昏暗暗，四周寂静无声。

突然，外间办公室的灯被打开了，一股袭人的寒气钻了进来。竺可桢微笑着站在门口，随即走了进来并拍拍朱炳海的肩膀，亲切地说：“你继续工作吧。我睡不着，来这里看看。”

这并不是偶然情况。其实在平常，竺可桢也经常冒着寒气，早早地上山，不定时地检查测候员的工作，不容许测候员有任何疏漏之处。有时夜间有雨，天气更加寒冷，人非常容易倦怠，到清晨6点第一次定时观测的时候，已雨过天晴，就容易忽略察看雨量筒中的雨量。因此，竺可桢常常亲自检查，如发现观测员漏测漏记，他就会严格地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

竺可桢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学生和下属，使他们在学习和工作中受益良多。

半个世纪过去了，朱炳海已成为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教授，每忆及此，他仍感慨万千，对竺可桢的精神百般佩服。

1930年元旦，气象研究所正式绘制东亚天气图，并发布天气预报及台风警报，收回了对沿海各气象站的管理权力。从此，我国开始有了自己领土领海内的气象预报。

20世纪30年代的一天，竺可桢正在北极阁气象研究所安排工作，两名日本人胁迫金陵大学的一位教授来到北极阁。

这两个日本人脖子上挎着照相机，傲慢地说他们是日本的农学家，因为气象事业和农业生产有很大关系，所以特来参观，希望竺可桢能够授权让他们实地摄影，带点宝贵的资料回日本学习。

当时已是“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已全面侵华，气焰十分嚣张，到处借机寻衅滋事。气象台作为国家机密，不能让外国人随便照相和参观，因此，竺可桢义正词严地拒绝道：

“很遗憾，对你们的要求，我不能同意。”

日本人还不死心，妄图以政治压制竺可桢，他们悻悻地说：

“你这样做，同贵国政府的‘睦邻政策’未免有些不合吧？恐怕会有损两国的友谊呢！”

竺可桢听后，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友谊的前提是互相尊重，双方平等，这个道理你们一定懂得。”他不卑不亢地回答说。

还是在这一年，竺可桢带队参加了在香港召开的远东气象会议。

香港港督和会议的会长先后在会议期间举行了两次宴会。宴会上，中国席位被安排在末席。竺可桢认为，这是有损我国国格的安排，是对我国的不尊重。同时，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竟然对祖国母亲如此不尊重，令人难以容忍。在他的提议下，出席会议的我国成员决定以不再出席会议的行动表示抗议，并在会议结束前提前乘坐海轮返回上海。

这一桩桩事情，让竺可桢感到愤怒和不满，并更加坚定了独立自主创办我国气象事业的决心和信心。他把全部的精力和心血都投入到北极阁气象研究所的建设和发展中。他要让世界人民知道，中国有气象学研究，中国的气象学研究并不落后。

他把大部分心思都扑到了气象所上。气象所建在钦天山，有利于气象观测，但毕竟荒草丛生，道路狭窄，交通不便。为了方便车行，竺可桢买来几千块旧城砖，砌了山间阶梯，又修筑了直通山顶的盘山碎石汽车道。竺可桢认为，科学研究者应该多看书多学习，于是在研究所建了图书馆。图书馆的最下一层是安装了三层窗户的地震仪室，这里可保持室内恒温恒湿。

由于气象研究所的经费十分有限，竺可桢精打细算，把有限的经费主要用于购置气象仪器设备和图书期刊上。为了压缩行政事务日常开支，他一分一毫地省下钱来，气象所共有20多人，其中90%是科技专门人才。科技人员兼任许多日常事务性工作，以节约人力开支。

竺可桢的家住在山下。为了方便工作，政府给他配备了小汽车，但他每天上班都是步行爬山，小汽车只用于外出办公事，除非遇上风雨，他才允许汽车接送。他说，这样既节约了经费，又锻炼了身体。所里的年轻人有时下山买东西时想乘坐所里的汽车，但见竺可桢如此严于律己，也纷纷仿效。

竺可桢深知生态平衡的重要性。于是，从建所那年开始，每年春天，他都带领全所同事在山上植树。他们在山坡上种了松柏、杨树、梧桐，年复一年，北极阁披满了绿荫，蔚然成林。

昔日荒凉的北极阁躺在绿树的怀抱中，而如今气象研究所已成为全国气象科学研究的基地及指导全国气象事业发展的中心。这里的环境宁静优雅，有着浓郁的学术气氛，引得许多人前来参观。

经蔡元培先生同意，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也设在钦天山上。由此，钦天山一带形成了科学研究的集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