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孔子创立这种道德学说之后，没有后继者的推波助澜，这种思想也不可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幸运的是，孔子死后，他的学生都不遗余力地宣传孔子的儒学思想。《韩非子·显学》篇里谈孔子死后，儒学一分为八，产生了独立的八个儒家学派。这些学派有的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而不为人所知，其中有两家对弘扬孔子的思想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这两家就是思孟派和子夏派（有关子夏派，待后述）。
所谓“思”就是子思，孔子的孙子；所谓“孟”就是孟子，他是子思学生的学生。首先介绍孟子。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邹国（今山东邹县）人。与鲁国比邻，孟氏一姓之先，无有显赫于世者，大概出自平民百姓。孟子从小就没有父亲，是母亲把他养大。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属于单亲家庭。其母为了这个儿子的进步，不受外界不良环境的影响，连续搬家三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孟母三迁”的故事，孟子的母亲也成了中国古代伟大女性的代表、母亲的榜样。长大后的孟子没有正式进过学堂，只拜了子思的学生为师。论辈份，孟子是属于孔子的徒曾孙一辈。以往总说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不是正式的孔门弟子，这种看法不对。“门人”既有“家臣”的意思，同时也是学生的代名词。孔子很多学生都自称为孔子之“门人”，如子路就是这样称呼自己的。所以，孟子一派，就“师承”关系而言，是孔门正宗嫡传之学。
孟子一生也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年轻时，他也想与孔子一样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实现自己的“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抱负。他到过赵国、魏国、滕国、邹国、齐国等地方，并在齐国做过有职无权的“闲职”大夫，专门与一些学者在齐国的稷下研究学问，与人切磋学术，并享有优惠的待遇，出入有“高车大马”，说明齐宣王对引进人才还是很重视的。可孟子最终在政治上没有太大的发展，尽管他说过“欲要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豪言壮语。然而他在齐国当了几年大夫之后，觉得生活太过单调，在学术上也没有突出的成就，同时被齐王解聘了，又成了一介布衣。孟子无奈，只好回到老家邹县，像他师太爷孔子一样，靠整理古籍和教学生过日子。与门人万章等人切磋学术，并留下了他与学生们讨论社会、人生、思想方面的记录，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孟子》一书。(www.guayunfan.com)
《孟子》这部书称得上是先秦诸子里的一本奇书。因为它采取了一种漫谈的方式，故内容庞杂，气氛轻松，有政治、经济、历史、伦理等，而且文风犀利，大气磅礴，大有战国纵横家的气概。孟子的文章推理严密，论证严谨、缜密，可以说观点无懈可击。正因为如此，孟子的文章成为战国散文方面的范例。在《孟子》一书中，有很多孟子自己体悟出来的人生经验之谈，个性鲜明，很多已经成为指导后世人们如何生活、处世的座右铭。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能世者”“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等，这些都成为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至今还在深深地影响着人们。
综观《孟子》一书，主要有两个方面历来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政治的德政层面和个人的内在道德修养。
关于政治层面，孔子曾告诫执政者，为政当以“德”为主。为政有德，老百姓对他的爱戴就如众星拱月，治理天下也就易如反掌了。可为政的具体内容，孔子没有细说。到了孟子，进一步把这种“德政”具体化为“仁政”。他在与梁惠王对话时说，“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并提出“仁者无敌”的政治见解。那如何做才能称得上是为民服务的“仁政”“德政”呢？就是不让老百姓饿肚子，不使“斯民饥而死”。具体的做法体现在孟子为统治者描绘出来的那段有名的小农经济美好生活的构想蓝图中。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
但是孟子这一小康生活理想模式在秦汉以后两千多年的社会里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仅是理想而已。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在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里，统治者是没有德政的。没有“德”的统治者谓之“独夫”，人人可得而诛之。
《孟子》一书除此政治层面的构想，还有一个重要的理论构建，就是深化了孔子的道德学说，并提出人有天生的道德本能，即先验的道德学说，即“道德律令”。这种本能学说的出处在于“良知”“良能”，这就是“人性本善”的理论。孔子提出了人的内在道德的自省观点，孟子则在此基础上对孔子的理论进行完善、补充，使之更加理论化、系统化。人为什么能“内省”？因人有天生的“良知”“良能”。人为什么要“自省”？因为这是区分人与禽兽的重要标志，是克服人的不良思想的有力手段。人如遵此并不断“内修”，人就可以成为“尧舜”了。
尽其性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人之所以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下》）
仔细品味孟子的这些言辞，就觉得这些理论观点完全秉承孔子的内在道德修养的思想而扩充之，也为人们找到了人的道德修养之所以可能的重要的先天理论依据。孔子谈人要如何如何，孟子谈的则是人要怎样才能如何如何。
（1）“人性本善”命题的提出。人天生就有“不忍人之心”的“良知”“良能”，而这种“良知”“良能”是产生仁、义、礼、智的先天根据。所以，仁、义、礼、智也是先天所固有的，这就为人们的先天思想道德境界找到了信仰的内在依据，具有准宗教信仰情结。尽管孟子的证据不是十分充分和有说服力，但他至少触及到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人类的道德境界、思想是人类的“先天律令”，是不容怀疑的。如果怀疑这种先天性的根据的话，那人类后天的道德修养就失去了存在、可能的前提，人类后天的努力从理论上来说就变得荒谬、不合理和不可理解了。正如万物的存在一样，正因为有一个先天的“理”和“道”的根据，万物的存在才有逻辑上的合理性。所以，孟子从性善的角度出发，为他的“良知”“良能”的存在，提供了先天的条件，为他的理论建构了一个承载的平台，也使孟子成了中国古代的柏拉图。
（2）在孟子的论述中，把“良知”“良能”“仁”“义”“礼”“智”与“心”联系起来，这大概是王阳明的“心学”二字最早的接力点。如果人性本善，“善”只是一种假定，是先天的某种形式，那“良知”“良能”则是对这种人性本“善”所进行的情感诠释。人性“善”无可见，其具体的物化形态就是如拯救落水儿童的勇敢之举。而且任何人天生就有这种勇敢之举的因素，不需要去启发，也不带有任何功利目的，也就为人可以成为“尧舜”准备了先天与后天的道德情感与物质基础。
（3）正因为人皆有“良知”“良能”，所谓的“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等都是从“良知”“良能”里生发出来的，有如先天的“良知”。如果一个人没有恻隐之心、是非之心、羞恶之心等等，就没有先天的“良知”。而人是先天就有“良知”的，没有“良知”的只有禽兽，所以，人如果没有道德就是与禽兽者“几希”，即与禽兽差不多了。这中间的道理就是这样一环扣一环地推出来的。
（4）人有了“良知”“良能”，还必须把这“良知”“良能”扩充，像火一样，光芒四射；像水一样，顺地而下，滋润人们，灌溉土地。而这种扩充就是服务于社会、事君、交友的，具体实施就要通过“四端”。这“四端”是“恻隐之心”“是非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这“四端”就如人的“四肢”，人有了四肢，才能动弹，才能为社会服务。人如有“四端”，那说明人天生就有“良知”“良能”，并通过“四端”在事君、交友等社会活动方面表现出来。其实，“良知”“良能”也好，“四端”也好，都最终必须归结到一个东西——“心”。孟子说“心之官则思”，“心”在这些道德信条里才是最重要的。有了“心”，才能产生“良知”，扩充由此产生的“四端”。所以，孟子总结道：“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无论齐家、治国、平天下，只要抓住了“心”，天下之事就可“运之于掌”。说到底，孟子的道德学说尽管是继承孔子，但有他的显著特点，那就是把“心”作为道德的出发点，根本问题是在“心”上做文章。所以，孟子的学说可用八字概括：“德由性生，性由心显。”
这样一来，孟子的“良知”“良能”理论把孔子的道德自律学说在理论上完成了从盲目阶段向自觉阶段的转变，具有更高的理论思辨色彩和形而上的道德指导功能。孔子要求人们要“忠”“恕”“仁”“义”，要“内省”，等等，可他没有解释这种“内省”的自律理念与人有何关系，人何以能自律，为何要进行这种自律。是孟子对此做了理论上的阐述，沟通了自己的“良知”“良能”理论与孔子道德“自律”学说的天然内在联系，也使得孟子成了战国时期继孔子之后第二个重要的儒家思想家，根本点就在这里。
孟子之所以一个劲地鼓励人们去做“尧舜”，是想为人们树立一个远古的、无法证明的道德偶像，尽管这个偶像的内涵是什么，孟子也说不清。问题是一旦有了这个道德楷模，人们心中就有某种先天的道德戒尺，无形之中产生一种道德上的心理压力。
如果说孟子解决了人的道德自律的可行性问题，可他没有触及具体的道德自律的操作程序问题。人都有“良知”“良能”，扩充这种“良知”就能促使人们达到道德自律，使之成为“尧舜”，那在具体方法上有何要求呢？也就是说“自律”是通过何种方法使人们的“良知”“良能”扩充到主体以外的一切事物呢？这个问题，在《中庸》和《大学》里得到了完满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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