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具体过世的日期应该是嘉靖七年（1528）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日，享年五十七岁。此时，王阳明正在广西负责征讨、平定苗、瑶民的叛乱，算是死于任上。
王阳明的六世祖王纲奉朱元璋之命，以参议的身份责运粮草，在广东的增城被海贼所杀，所以，王阳明曾有“我祖死国事，肇烟在增城”之说。六世之后，王纲的后代王阳明亦遵皇命平叛两广，最后死在从广西回家的路上。天道悠悠，世事好像又转了一个轮回，而且令人诧异的是：王纲死后，朝廷就把他忘了；王阳明死后，马上遭到被谤、削爵和贬家的遭遇，真是匪夷所思。
王阳明死时五十八岁，作为政治家、思想家和学问家来说，这个年龄正是黄金岁月，可天不假年，天不惜才。王阳明从小就身体虚弱，体格不健，一直到五十五岁才有子嗣正亿。当然，之所以这么晚才有后嗣，一是因为妻子诸氏，二是与王阳明倦于两性有所关联。
王阳明之所以英年早逝，正是与他身体一直不健康有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用功、操劳过度。据他的学生、朋友又是亲家的黄绾《阳明先生行状》载，王阳明在当刑部主事时，白天认真处理“日事案牍”，晚上精读五经及先秦、两汉书，使他的文学功底日益扎实。他父亲王华担心他过劳成疾，命家人不许在书室点灯。可王阳明有办法，待父亲睡觉后，自己再把灯点上，以致累得吐血，导致他的心血亏损。王阳明不仅读书认真，讲学更是操劳，几成痴迷。据《年谱》等史料载，王阳明在江西平浰头之乱时，“七月，刻古本大学”也“未暇宁居”，与门人薛侃、何延仁等数十名学生讲学不止，“日与发明《大学》本旨”，即从另一角度重新认识《大学》一书，并刻《朱子晚年定论》，重新研究朱熹及其思想。就是平江西宁王之叛时，战事何其紧张、激烈，可王阳明仍与部下、门人“论学不辍”。有士兵报告前线吃紧，在座的人无不吃惊，王阳明走了出去，与探哨说几句，又回来继续与门生论学，行为“无异平日”，使众人十分叹服。(www.guayunfan.com)
正德十六年（1521）五月，王阳明有平寇之功还遭人诬陷，心灰意冷，无心朝政，乃入白鹿洞召集门人讲学；嘉靖三年（1527）八月中秋，王阳明命侍者设席于碧霞池上听他讲学，听者百余人，“歌声渐动”，久之，“或投壶聚林，或击鼓，或泛舟”，场面是热闹的；嘉靖六年（1530）九月，王阳明受命平两广之乱，出发时，还与弟子钱德洪和张元冲在舟中讲学，讨论为学宗旨；逝世前一天，仆人问他有何交代，王阳明说：“我平生致力于学，想与本党同志建立学问，刚少有成就，诚为可憾。”此时，门人周积来见他，王阳明还一边咳嗽，一边问周积：“近来讲学如何？”王阳明一生教了多少学生，在学术上有多少朋友，对此没有绝对准确的数字。有学者做过统计，应有六千人之多[2]，而且成分复杂，有朝中官员，亦有布衣百姓，有一般的读书人，亦有学术大师。如湛若水是有名的“心学”思想家，但他是王阳明的朋友，官员弟子李春芳是内阁大学士（宰相），霍韬是吏部尚书，黄绾是礼部尚书，席书是礼部尚书。众人齐心协力，使王学遍布天下，深入人心，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当然，这些成果的取得，没有王阳明的呕心沥血是办不到的。
二是王阳明在遭到刘瑾廷杖之伤后，没有得到及时的医治和调养，又在钱塘江边遭刘瑾追杀，在水中浸泡许久，他的身体素质本来就弱，之后一路颠沛流离，使伤寒侵肺；到贵州后，贵阳一年难得见几次阳光，气候非常的阴冷潮湿，于身体无益；同时，还要担心遭刘瑾暗算，心理压力很大，使他的身体更加虚弱，咳嗽日剧，几成顽疾。
三是在广西平思、田之乱时，气候恶劣加剧了王阳明的病情。三四月的广西南宁天气，细雨霏霏，潮湿难耐，本来“连年病卧，喘息奄奄，苟避形迹”的病残之躯，处于“昼夜热中，若身在芒刺”的状态，而且“潮热痰嗽，日甚月深，每一发咳，必至顿绝，久始渐苏”。（《全集》，460页）所以，他在平定八寨、断藤峡的瑶、僮之乱后，就给皇帝上了一道道奏折，并推荐广西布政使林富接手自己的职务。因身体日差，朝不保夕，他担心死在外地，就不等皇帝的批复，在安排交代完毕职责后，起程以水路回南京，船后面还放着一具棺材。为此，他得罪了皇帝。
当舟行至乌蛮滩时，王阳明在仆人的搀扶下望了一下两岸旖旎的风光，问：“此是何处？”仆人道：“此是伏波庙前滩。”王阳明一听，惊讶不已：“这个地方我在十五岁的梦中来过。”于是命人扶着自己登岸，颤巍巍地来到伏波庙前，焚香膜拜，并吟了十五岁做梦时吟的诗：“卷甲归来马伏波……”行至江西南安时，家童问他有何遗嘱，王阳明答道：“其他俱无所念，唯平生学问方才见得稍有成就，不能与吾党共成之，殊为可恨。”又问：“此距南昌还有几程？”仆人答：“还有三邮。”王阳明道：“来不及了。”仆人又问：“先生还有什么要说的吗？”王阳明道：“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这是他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顷立，瞑目而逝”！灵柩停在南昌，逆风甚猛，不利舟行，众人束手，门人赵渊焚香祝于灵柩前曰：“公岂为士民留吗？所以才刮如此猛烈的风，但公有子嗣和门人，在家乡望公久矣。”话音刚落，逆风变为西风，鼓帆而行，直奔余姚。
王阳明逝世后，广西、广东及江西沿途百姓，闻之无不下泪，说：“哲人其萎矣。”“忠良其逝矣。”《阳明先生年谱》上称是“如丧考妣”，此言也许有夸张的成分，可作为一个学者、官员的逝世能感动如此多的人，可见其深得民心。一篇由王阳明的再传弟子程辉写的《丧纪》，详细记录了葬送王阳明的场面：
当灵柩到达赣州府水西驿时，都御史、同知等大小官员五十六人为他设奠致哀；当灵柩到达吉安府螺川驿时，佥事、知府等大小官员三十七人为他“就位哭奠”；灵柩抵达临江府蒲滩驿时，同知等大小官员七人为他“就位哭奠”；灵柩抵达南昌府浦驿时，将军、御史、参政等大小官员八十六人为他“设奠致哀”；灵柩丧发南昌府时，有官员一百二十六人为他“默哀”，有的“哭之几绝”；灵柩抵达广信府葛阳驿时，有知府官员二十人为他“设奠举哀”；灵柩抵衢州府上杭驿时，同知等官员十八人为他致哀；灵柩抵达杭州府浙江驿时，有大小官员三十二人为他哭奠送行；灵柩抵达家乡余姚时，朝中派御史等官员六十七人前来悼念；在灵柩入土的那一天，共有大小官员一百七十人为他送上最后一程。
在祭奠时，有官员、学者、门生、朋友纷纷撰挽联以寄哀思，试举几联如下：
振千年之绝学，发吾人之良知；挽人心于根本，洗末学之支离。（魏良器）
具文武之全才，阐圣贤之绝学；学探洙、泗之奥，才为管、葛之俦。（薛侃）
但致良知，可造圣域；体认天理，乃谓义袭。（湛若水）
续往圣不传之宗，救末代已迷之失。（黄绾）
……
在中国文化史上，作为学者兼封疆大吏，王阳明的葬礼和追悼应该说是空前绝后。
可之后的情况却令人寒心。人刚走，茶已凉，王阳明刚入土没几天，各种诬陷他的谣言、传闻铺天盖地而来，嘉靖帝把王阳明的爵位削掉，对后代的抚恤也停止，致使王阳明的儿子颠沛流离、无处安身。
因王阳明生前在江西平四省山民之乱，被朝廷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使，荫子锦衣卫，世袭百户。嘉靖元年（1522）正月，嘉靖皇帝因王阳明擒获宁王朱宸濠之功，封其为伯爵，给予诰券，子孙世世承袭。具体诰文是：封王守仁新建伯、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还兼南京兵部尚书，照旧赞襄机务，岁支禄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体追封。
但在嘉靖七年（1528）之后的四十多年里，这一切都不复存在，那王阳明究竟犯了什么罪呢？
对王阳明的攻击和诋毁，第一次发生在擒朱宸濠之后。
朱宸濠造反，京城里有内应，皇帝身边的太监都受过朱宸濠的贿赂。朱宸濠举兵之后，太监如张忠、许泰等宦官都心中暗喜，可他们没有想到朱宸濠这么不经折腾，被一个都御使在一个多月内就收拾利索，就怂恿武宗，要他亲率六军南下。这么一件惊天动地的功劳，皇帝竟然没有份，脸上无光。于是他们就怂恿皇帝以“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太师镇国公朱寿”的名义率兵抵达江西，但王阳明坚决反对皇帝的轻率行为。动乱刚平息，皇帝亲率大军前来，意义何在？只会造成更大的混乱。一场大战刚结束，百姓流离，情况复杂，意想不到事情随时都有可能出现，而且是皇帝亲自前来，一旦祸起乘舆，局面更不可收拾。但皇帝不听，把大军开进南昌，使王阳明极为被动。有三件事，使他得罪了皇帝身边的太监，还差点把命都搭上。
第一件事是皇帝的大军到达南昌之后，张忠、许泰去见王阳明，要王阳明把指挥权交给他们。原以为他们是皇帝身边的太监，王阳明定会对他们言听计从，没想到在议事的时候，王阳明要张忠、许泰坐在自己的下首，军政大事直接向王阳明报告。几个太监在旁边形若木偶，如同摆设，心中愤怒不已。第二件事是发生在这一次座位之争之后不久，张忠、许泰问王阳明：“宁府财富山积，哪里去了？”王阳明知道这些太监受过宁王的贿赂，毫不客气地说：“京城里有不少人受过宁王的贿赂，财产都到他们那里去了，有账可查。”张、许二人一听，顿时语塞，大气不敢出，因为他们心里有鬼。第三件事是张、许二人怂恿皇帝，要王阳明再演一次“捉放曹”的闹剧，就是把已俘获的宸濠再释放回都阳湖中，然后由皇帝指挥军队又把他抓住，这样，功劳就是皇帝的了，但被王阳明拒绝了。因此，许、张二人对王阳明恨入骨髓。
于是太监们到处造谣，说王阳明原是准备投靠朱宸濠的，后发现朱宸濠败局已定，才反戈一击。而且，宁王府财宝山积，王阳明纵兵大掠，把财富据为己有。一下子谣言满天飞，弄得沸沸扬扬。同时，许、张二人煞有介事向武宗告密，说王阳明得到宁王的财宝之后，不听宣召，是想谋反。
对于这一切，王阳明心知肚明，丝毫不予理睬他。一边给皇帝上奏折，说明原委，一边押着朱宸濠等这一批高级俘虏向南京进发，在南京直接向皇帝交割。当他走到杭州时，碰到了皇帝身边心腹太监张永，对于张永的人品、能力，王阳明比较放心，于是就把他为何要反对皇帝亲率大军南下，为何要亲自押解战俘去南京的原委向张永和盘托出：就是担心大乱之后又生变故，担心危及皇帝的生命。张永很体谅他，要王阳明把俘虏交给他，有关事项由他周旋，王阳明尽管对张永比较放心，但防人之心不可无，便多长了一个心眼：在交割俘虏的过程中，他把当时杭州城里的所有能出席的官员都叫来作证、画押，证实此事，以免不测。
事后证实这个张永还真信守诺言，保护了王阳明。张、许二人为了算计王阳明，就以皇帝的名义下诏宣他进南京，想在进南京途中或进南京以后加以暗害。张永知道这是个陷阱，告知王阳明不要进京，使两个太监的阴谋没有得逞。于是二人又向皇帝进言，说王阳明想谋反，如宣他进南京，他决不会来。皇帝被太监们教唆，心里也摸不准王阳明到底想干什么，就下诏宣王阳明进南京。张永知道是皇帝亲诏，便告诉王阳明：无碍。
王阳明到了南京后，许、张二人又不让他见皇帝。王阳明一看朝廷这么腐败、黑暗，自己有那么大的功劳还连性命都不保，感到非常的悲观、绝望，史书上说他死的念头都有了。只是放不下年迈的祖母、父亲，最后一气之下，就撂挑子，擅离职守，“布衣纶巾”去了九华山，与道士为伍去了。皇帝听说后，对张、许二人说：“你们不是说王阳明谋反吗？一个道士谋什么反？”就打消了对王阳明的怀疑，还让他做了江西巡抚。
关于王阳明投靠宁王，私吞财务之说，真实的情况是：客观地说，王阳明是社会名人，有学问，有能力。宁王想造反，这种人正是他想拉拢的对象，就派他的谋士刘养正去做王阳明的工作。刘养正话中有话地说：“宁王有汤、武之姿，想跟先生左右讲学。”王阳明笑道：“宁王舍得放弃他的王位吗？”王阳明知道宁王心怀不轨，否则兵部尚书王琼也不会派他来江西剿匪，因山寇不除，一旦宁王起事，遥为呼应，局面不可控制。但王阳明不明情况，就派他的学生冀元亨去宁王府以讲学为名了解情况，当冀元亨得知宁王谋反已成定局之后，吓得连忙逃离宁王府。为此，张忠等事后把冀元亨当成了宁王间谍，投入锦衣卫大牢，酷刑之下，生死系于一线。宁王事件之后，王阳明一再给冀元亨申冤，至世宗时方得雪冤。因受酷刑，冀元亨从锦衣卫大牢放出五天后就死了。所以，王阳明到死都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学生，有负于他，让他去侦察敌情，最后搭上一命，成了名副其实的“死间”。
客观而论，认为王阳明想投靠宁王之说的理由不充足：如果要投靠宁王，为何要把宁王扼于起兵阶段？宁王率二十万大军，整装待发，正准备去南京即大位，丝毫没有败象，如没有王阳明，宁王或许还成功了。平定宸濠之乱是王阳明一气呵成，根本不存在投靠宁王、后因宁王事业不成才反击的道理。现史上有载，到吉安之后，王阳明把家眷安入一宅内，周围堆满干柴，对守卫之兵说：“如事急，就放火，不能为人所辱。”说明王阳明为平宸濠是豁出去了，真想投靠宸濠，完全用不着那么卖命。
至于王阳明侵吞财宝之说，史上有一种解释：王阳明在江西吉安起兵抗宸濠之际，在大山深处（二峒）有一个叫叶芳的土著酋长，手下有两万之众，宸濠对这个叶芳也很看重，积极拉拢他，叶芳还真感于君臣大义，站到了王阳明这一边。事成之后，王阳明要向朝廷保荐叶芳为官，被他拒绝了，并对王阳明磕头说：“深山老林之人，疏懒惯了，不喜约束，愿得一笔财富，快活一生。”于是王阳明对宁府的财宝任其所欲，给了叶芳。可这个人史不见载，是否有功于明并无一字记载，使真相不明。而且这段史实也只见于王阳明的学生、后为宰相的李春芳的追忆，不见其他史载，所以，有人怀疑其真实性。可问题是：王阳明死后，尤其是朝廷不予世袭之后，两个儿子被撵得到处跑，“功臣之骸，藁葬原野，子孙微贱，下同编民”（《全集》，1521页）。如果王阳明有一笔财产，何以至此？总的来说，王阳明是否侵吞了宁府的财产，已成历史之谜。
第二次发生在王阳明死后，得罪的对象是首辅和皇帝。
王阳明为人，史载“生性豪迈、不羁”，天生的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英雄性格，甚至还带有些许的特立独行：大婚之夜就敢抛下新婚的妻子去与道士打坐，习吐纳之功；敢于在习释、道之术后要出家；在遭刘瑾毒打、迫害之后，想丢下老父、祖母逃跑；敢于在擒宸濠之后，违抗君命，不把宸濠交给皇帝；敢于在广西平叛时，擅作主张，在平叛地区设县立隘，建立各种土流机构；敢于在不等君命就擅自离开广西回家，幸好他死在途中，否则，严厉的处分在等着他。可以说封建社会那一套约束人们行为的准则、规矩、伦理对王阳明是没有太大的约束力的，他对事物的评判、理解不是从教义出发，而是从“我”及“我”的“心”出发。性格决定命运，像他这种性格的人在当时社会中遭人诋毁也是很正常的。是以，王阳明为人恩怨分明，刚正不阿，不会谄媚权贵，而是率性而行，一派“狂者”气象，史书上说他往往是“无矫言饰行”。
早在王阳明在世时，他本人及学问在当时就遭人非议，而且“谤言日炽”，被人攻击为“伪学”。他的学生薛侃、王艮等人问王阳明如何看待这些，王阳明说：“使天下尽说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全集》，1521页）说明王阳明确有敢与天下相抗衡的胆识和气魄，同时也说明一个道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他在世，要平叛，国家少不了他，功在社稷，众不敢言，一旦离世，诽谤就接踵而来。第一个站出来攻击王阳明的是大学士、首辅桂萼。
宰相桂萼原本对王阳明是很欣赏的，也曾向皇帝推荐过他。《明史·桂萼传》上说：“然王守仁之起也，萼实荐之。已，衔其不附己，力畸屹。及守仁卒，极言丑诋，夺其世封，诸恤典皆不予。”意思是桂萼有恩于王阳明，可王阳明“不附己”，与他不是一条心，没有记住自己对他的恩德。主要表现在王阳明江西平寇之后，论功，应是兵部尚书王琼所荐，所以王阳明屡言王琼之功，没有片言于桂萼，认为江西平叛与桂萼没什么关系。而桂萼却认为王阳明“背恩”，“心衔之”。武宗崩后，世宗想召王阳明进京，起用为相，被桂萼所阻，理由是“武宗国丧，资费浩繁，不宜行晏赏之事”，即说皇帝召见的费用过于奢侈，这在“国丧”时期不适合。黄绾当礼部尚书时，向世宗推荐王阳明，说他“才德堪任辅弼”，可桂萼伙同杨一清、张公孚在皇帝面前说：“王守仁才固可用，但好服古衣冠，喜谈新学，人颇以此异之。不宜入阁，但可用为兵部尚书。”一方面肯定王阳明的才干、能力，同时又攻击王阳明的学问及平时的言行举止，实际上是在暗示皇帝王阳明离经叛道、靠不住，可话说得滴水不漏。广西平叛之后，尚书霍韬又向皇帝进言，高度评价王阳明，要求他入阁为相，造福天下苍生，并说：“生在臣前见一人，曰杨一清；生在臣后见一人，曰王守仁。”但世宗受了桂萼的影响，表示不同意。
王阳明死后，他在广西平叛时的一些做法被人拿出来说事，为首者就是桂萼，说他擅离职守回家，超越权限处置广西思恩、田州土著人投诚等事宜，不经请示就在八寨、断藤峡等处设置县衙、关隘、哨所、学校等事宜。清史学家张廷玉的《明史·王守仁传》载：“守仁前后平贼，率归功琼（即王琼），廷和不喜，大臣亦多忌其功。”王阳明死后，尸骨未寒，桂萼伙同江西一些官员参了王阳明一本，《明史·王守仁传》载：
守仁既卒，桂萼奏其擅离职守……萼等言：“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予，则为《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唱和，才美者乐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虚声，传习转讹，背谬弥甚……宜免追夺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说以正人心。”
世宗本来对王阳明擅离职守及越权之举就有成见，见此奏章，大怒，朱笔一挥：“所封伯爵本当追夺，但系先朝信令，始与终身。其殁后，恤典俱不准给。”就是说，王阳明的爵位及一切身后的抚恤待遇全部没有了。
据《明世宗实录》（卷九八）这本书，其中对王阳明的批判更是上纲上线，语言刻薄、狠毒：
守仁放言自肆，诋毁先儒，号召门徒，声附虚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道；至于宸濠之变，与伍文定移檄举兵，仗义讨贼，元恶就擒，功固可录，但兵无节制，奏捷夸张，近日掩袭寨夷，恩威倒置。所封伯爵本当追夺，但系先朝信令，姑与终身。其殁后，恤典俱不准给。都察院仍榜谕天下，敢有踵袭邪说，果于非圣者，重治不饶。
这样一来，王阳明一生的学问、功业几乎被全部否定，几次维系明王朝生命的战役非但无功，还有过。只因伯爵一勋，是武宗朝的事，姑且与之终身，至于王阳明死后的世袭、抚恤等优待，则全部终止，使王阳明的两个儿子的生活极其困难。此事发生在明嘉靖八年（1529）二月，距王阳明过世只有三个月。
对于世宗这种背弃功臣的不义之举，在当时就有人替王阳明抱不平，认为他功可以“追乎百代之上者矣”，现已大功告成，地方已靖，而王阳明也死于道路，最后得到如此结局，“冤亦甚矣”。（王得春《浙江巡抚奏复封爵疏》）而且还批评皇帝，如果“王守仁等江西之功不白，无以劝励忠之臣；若广西之功不白，又无以劝策勋之臣”（霍韬《地方疏》）。将来一旦有事，谁肯为国家出力？可皇帝不为所动，一直到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新皇帝为了提升人望，下诏：“近年病故大臣有应得恤典而未得，亦有不应得而得者，科道官举奏定夺。”（薛侃《请恤典赠谥疏》）意即准备为已故并蒙冤的大臣平反。有此形势鼓舞，王阳明的学生薛侃给皇帝上奏折，要求将“王守仁等应复官荫者复其官荫，仍给祭葬赠谥”。皇帝御批准奏：“礼部看议来说。”这一年距离王阳明被禠夺恤典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八年。
此后王阳明的后裔都世袭伯爵荫典，一直到明崇祯十三年（1640），李自成进京，其裔孙王先通因不从起义军，被“割其舌”，“剖其心”，后来先通之子业泰事南明王，袭爵，后被清军所擒，亦不屈被杀。
【注释】
[1]钱明：《儒学正脉——王守仁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2页。
[2]钱明：《儒学正脉——王守仁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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