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社会调查与理论探索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加强社会调查与理论探索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四、加强社会调查与理论探索

邓演达亲自主持党务，除经常接待联络各方面人士外，还亲赴东北、北平、天津等地进行社会调查和组织工作。

1931年春，邓演达和任良才（对东北的人、地均熟悉）从上海搭日本货轮去大连，然后到鞍山、沈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农村，在群众中考察了解了一些经济、社会状况和政治动向。邓演达考察东北期间都以游客身份出现，并未会晤过地方当局，亦未被东北统治集团发觉，只会见了若干可靠的朋友、东北军中下级军官。从考察中，他觉察到日本帝国主义有控制整个东北的野心，据说，他已将自己的看法告知了张学良，认为东北正处于内忧外患交迫的关键时刻。

邓演达在东北回程时来到了北平，和在北平的临时行动委员会主要负责人邓亮（邓昊明）、张含清、杨汉辉、张申府、刘清扬、章克、周惠生、黄让之等人见面，并分批会晤北平的成员百余人。当时处于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之下，所以北平组织安排邓演达在故宫博物院与同志们秘密会晤（黄让之当时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会晤时邓演达对当前形势、政治主张、工作中心都作了详尽的阐述。他指出：蒋汪背叛的原因除了他们个人品质很坏这个主观因素之外，数千年的封建遗毒这个客观因素也起了重要作用。只有反对独裁，充分发扬民主，才能扫除封建遗毒，这首先要从党内做起，逐步推向各个方面。只有这样，才能防止野心家篡党篡国，永绝后患。

邓亮回忆说，他对邓演达的印象是：“仪表端庄魁梧，和蔼慈祥，令人敬爱。他的性格具有农民那种朴实勤劳和工人那种坚强、平易近人的特点。他的言语，斩钉截铁，观点鲜明，严密的逻辑令人信服。所有这一切都充分显示出一个革命家的风度和作为一个革命政党领袖的高贵品德和才能。我对他十分敬佩，甘当他的小学生。”李健生回忆说：“在未见面之前，我早已听同志们说，邓先生如何严肃，他注意每个人的读书情况，常常考问看过什么书，内容如何等等，因此在会晤时，我不免紧张，顾虑不安。邓先生一见就乐了，笑着说：‘我们不是陌生的，应当一见如故嘛！’我听到这样亲切而风趣的话，不禁也笑起来，一切顾虑都消失了。邓先生问我，为什么要去学医，是不是想‘不为良相即为良医’，我对他谈了为什么去学医的经过。记得邓先生立即教导说：‘对的，我们要有志气，所以要革命，而革命要有更大更强的志气！你要记住：学医要为革命而学，不是为自己要成名医而学。’他接着说：‘一个人要多读书，所谓博览群书，就是为了增长见识，开阔眼界。天下未有不学无闻能成功者，我国今日何以衰危，真实人才太少了。’又强调说：‘人的生活是斗争的生活，我们应该尽我们的力量去斗争，去求解答。’后来他又谈了很多革命的道理，最后结论到中国非进行一次彻底的革命不可。”(www.guayunfan.com)

邓演达从北平回到上海后，即举办干部训练班。他亲自写信给北平的邓昊明，要他选送干部参加学习，并强调要选派女同志。他亲自给训练班讲课，第一次讲中国社会的性质，第二次讲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政治主张。干部短期训练班，前后共办两期，每期十多人参加。内容是学习政治主张、组织工作、宣传方法、调查研究等，分别由在上海有经验的同志主讲，主要是阐述政治主张和鼓励大家坚定革命意志。

邓演达对上海青年的革命活动特别关怀。当时，王一帆、王一鸣、何英、朱敢夫等组织一个“现代青年社”，出版了《现代青年》刊物，由于改组派的告密，他们被法租界逮捕，引渡龙华警备司令部，投入曹河泾监狱。朱蕴山、王枕心将这事告诉邓演达，邓对狱中的同志，总是从精神上给予安慰，从物质上给予援助。经常有“家属”前去看望，给他们送去吃的用的和阅读的东西，并转达邓演达的嘱咐，希望他们安心读书，注意健康。

邓演达对在福建省发展组织一事十分重视。他曾对汪盈科等人说：“各地组织陆续建立起来，福建同志不少，不能落在别人的后面。”他亲自参与研究福建干事会的领导人选和成立时间等问题，并指定黄农对福建组织多负责任。不久，学校放暑假，黄农和汪盈科商量决定利用去厦门采集海产标本的机会，回到福州联系一些同志，还从上海带去一些宣传品。黄农回去后，与李得光、余迂时、丘锦章等人进行了洽商，以后又建立了通讯联络方法，这就为福建的组织发展工作打下了基础。

在邓演达的领导和推动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将全国划分为三个大的地区，即中央区、北方区、南方区，并建立了大区一级的组织。中央区，包括上海市、南京市和江苏、浙江、安徽三省，该区工作由中央干部会直接领导，中央区干部会设在上海。北方区，包括北平、天津、西安、兰州四个市和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察哈尔五省，北方区干部会设在北平。南方区，包括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省和香港地区，南方区干部会（筹委）设在香港。各省、市一般也建立了地方干部会，如南京、广东、四川、福建、江西、江苏、浙江、武汉、山东、河南等地先后建立了组织，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三个月之后，即建立了十一个省区和三个市区的组织。据不完全统计，在全盛时期，各地的党员人数是：福建2580人，四川760人，江苏及上海市650人，广州400人，江西200人，北平80人，天津10人，共计4680人。[39]

邓演达回国后，在工作百忙中，还十分重视著述工作。在他归国后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所写文章，不下20万字；答复各地来信及私人通信等，还不算在内。如在他所主编的中央机关刊物《革命行动》月刊上，发表的重要文章便有：《中国到哪里去？》《怎样去推翻反动的统治势力》《奉军入关与时局》《世界经济危机与内战中的中国》《中国内战与文化问题》《南京统治的前途及我们今后的任务》《南京钦定的国民会议和我们所要求的国民会议》《现时国际及中国的形势与我们斗争的路向》《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他的文思如潮涌，运笔快捷若飞，每为文万言立就，字迹飞舞连络不断，一气呵成，常须找人清稿以便于付印。他一人所写之文，往往二、三人赶抄亦来不及。因此，他常叹惜中国文化工具之滞笨，实在不够他发挥脑筋之应用。盛夏时他独居一室，裸身挥汗作文，笑为赤膊上阵，亦不以为苦。邓演达学识渊博，读书过目不忘，与人谈论问题，引用典籍，常能举出某书某页。

这个时期邓演达所写的文章，主要锋芒是批判、揭露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的反动统治，宣传他自己的政治主张。同时亦涉及其他方面，如对北方军阀、改组派、中国共产党等。邓演达对蒋介石集团的揭露淋漓尽致、锋芒毕露、论证有据，读之使人信服，对蒋介石本人，以及他所代表的集团，他所赖以生存的基础，都揭露无遗，表达了自己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立场。

邓演达十分重视宣传工作。1930年8月中旬他亲自制定了《宣传大纲》，把开展宣传作为党的重要工作。同年9月初，在上海创办了《革命行动》半月刊，作为中央的理论刊物，成立了以邓演达为主编的编辑委员会。它先后刊登了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政治纲领、宣言以及大量理论文章、时评、各地通讯等。为了办好这个刊物，邓演达不辞辛苦，每期都要亲自为该刊撰写一篇至数篇重要文章。

1931年5月间，邓演达筹划创办了《行动日报》，委托李世璋主持日常工作，并邀集几位文化界熟悉新闻工作的同志协助。在当时物质条件非常困难，政治环境非常恶劣的情况下仍按时出版。邓演达差不多每天都在报纸付印前到报社编辑部与主编商议，从消息内容、社论观点以至版面编排，都认真交换意见，取得一致后，才付印出版。当时各公开报刊都在南京统治的统制宣传下，千篇一律的宣传，《行动日报》出版后，如异军突起，群众争相传阅，邓演达在被捕前夕，还到报社布置工作，很重视它。

当时在上海有两家日本文报刊，《上海每日新闻》和《上海新闻》，由日本朋友中村农夫将邓演达所写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以及他在《革命行动》所发表的其他文章，翻译成日文，分别在两日文报上发表。中村农夫和另一位日本朋友田中忠夫在武汉大革命时曾参加总政治部编译馆工作，中村做新闻工作，田中研究中国农民问题，曾写过《中国农民问题》一书在日本出版。当时汪精卫痛恨邓演达，诬蔑邓演达收买了两家日本报纸。邓演达在《革命行动》第三期发表《南京统治的前途及我们今后的任务》，在文中论及汪精卫反复无常，几次沉默的出亡，都因有奶便是娘，唯枪杆子是从，结果屡遭军阀遗弃。此文由中村译成日文在上海日文报纸发表。汪精卫由此更痛恨邓演达，因而后来邓演达被蒋介石逮捕，至“九一八”事变发生，宁粤言和时，粤方拟提出释放胡汉民、李济深、邓演达为条件，汪精卫极力反对提名释放邓演达，因此在宁粤言和条件中未列邓演达名。蒋介石遂在下野前秘密将邓演达处死。汪精卫的丑恶面目和阴毒心肠暴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