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贺卡_中国的大门再也关不上了_邓小平遗物的故事

一组贺卡_中国的大门再也关不上了_邓小平遗物的故事

20世纪80年代国际友人赠送给邓小平的贺卡。

2014年，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前夕，一批最新整理的邓小平遗物即将送往四川广安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其中，有近百张国际友人赠送的新年贺卡，它们见证了邓小平与外国友人的交往，同时也见证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历程。邓小平的长女邓林回忆说：

每年过年的时候呢，各个国家的领导啊，还有一些政党的领导，还有各个国家的一些很有名的企业的那个头头，他们就会给老爷子发过来贺年卡。一摞子，一摞子的。说明老爷子当时搞这个改革开放，在国际上，大家是认可的，所以对他也比较尊敬。(www.guayunfan.com)

“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

1978年，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在经历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达近30年的封锁、禁运和“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封闭、半封闭状态的中国开始突破僵化的思想观念和传统的体制机制，破冰起航，走向开放。

这一年，邓小平在各种场合呼吁：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我们要到外国去看一看，看人家怎么管理的。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

这一年，74岁的他以急切的脚步走出国门，先后4次出访了7个国家，除了日本，还有缅甸、尼泊尔、朝鲜、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

1978年11月5日，邓小平应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三国总理的邀请，出访东南亚三国。图为李先念等到机场送行。

1978年11月，邓小平应邀访问新加坡，在机场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亲切握手。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说：“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于是，在这个“科学的春天”里，一批批代表团、考察团走出国门，“西行取经”。5月2日至6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中国经济代表团远赴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等西欧5国考察。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向发达国家派出的由国家领导人担任团长的政府经济代表团，代表团的成员包括国家计委、水电部、农业部和一些沿海省市的20余名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干部。

邓小平对这次考察很支持，代表团出发前专门找谷牧谈话，要求多了解实际情况，要做详细分析调查研究，好的也看，坏的也看，以便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少走弯路。谷牧后来回忆说，当时邓小平对于实行开放的决心已定，他思索和考虑的不是要不要开放，而是怎么搞对外开放。

在36天的时间里，代表团先后考察了西欧5国的25个城市，80多个工厂、矿山、农场、港口码头、大学、科研单位和居民点。在联邦德国，因为想和中国拉上关系的企业太多，当时特意为代表团安排了军用直升机，这样，有时一上午就能走访3家企业。这些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大多是第一次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次“身临其境”地观察资本主义。代表团成员，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回忆说：“除了工业以外，这个交通运输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当时我们走高速公路，特别是过高速公路的立交桥，其中好像在比利时，有一个立交桥整个跨越一个村庄，那时候中国还没有一座立交桥。我们在1978年的时候简直不敢想象。”

当谷牧一行还在欧洲马不停蹄地参观、考察的时候，赴日经济代表团和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已经回到北京，5月31日两个代表团的工作报告和考察报告摆上了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的案头。6月1日、6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他们的汇报。林乎加在汇报中介绍了日本在战后经济起飞的三条经验，对今后十年引进新技术、利用外资和发展对外贸易提出了五条建议。在谈到利用国外资金这个当时还很敏感的问题时，林乎加说，日本可以充分地运用国外资金，我们在保持国家主权的条件下，也可以灵活地运用国外资金，以辅助国内资金的不足。邓小平显然对林乎加提出的利用外国资金问题十分关注。他说：“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那个东西没危险。林乎加同志说得对，只要有产品，就没有危险，就不怕还不上钱。抢回一年时间，就补偿有余。思想要解放。”

就在《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上报党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的当天，邓小平约余秋里、谷牧、康世恩、方毅谈话，他详细询问了谷牧出访西欧5国的情况，急切地说：“利用资本主义危机，形势不能错过，胆子大一点。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搞建设，要抓紧时间。”几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听取谷牧关于西欧5国考察情况的汇报。这场汇报会从下午3时30分开始一直开到晚上11时，开了7个半小时。谷牧回忆说：“我讲得很详细。听了以后几个老帅还有先念同志，大家都很感慨，说谷牧这回出去看了不少的东西，情况也了解了，差距也明白了，就是知道我们自己落后了，所以现在没有什么可议论的，我们抓紧干就是了。”

当年，这样的不眠之夜还有很多。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一年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共派出各种代表团529个，人数达3200多人。其中有12位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

在上述出访中，最受世人瞩目的是邓小平1978年10月对日本进行的访问。这是他当年继出访缅甸、尼泊尔、朝鲜之后的第三次出访，也是他复出后第一次访问发达国家。在完成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后，邓小平开始潜心考察日本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他在不同的场合，表达着相同的观点：“这次到日本来就是要向日本请教，为寻求日本丰富的经验而来的。中国的经济发展要比世界落后二十年，我们要努力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

1978年10月，邓小平应邀访问日本，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图为邓小平抵达东京时在日本首相福田赳夫的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邓小平先后参观了日本四家大型企业，分别是日产汽车、君津制铁所、松下公司和日本造币局。这些都是当时日本最引以为豪的支柱企业。每参观一个项目，邓小平往往在详细询问后陷入沉思，直到下一个新项目出现。在日产汽车，邓小平讲了那句著名的话:“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他在新干线特快列车上的那句话同样被世人熟知: “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这一幕给日本外务大臣园田直的夫人园田天光光留下了深刻印象，直到30年后她还能清晰地回忆：“我现在还深深记得，邓小平先生当时说的，他看窗外日本人民生活得非常好，他说希望能够提供中国人民这样的生活。这句话一直铭刻在我心中，久久不能忘怀。”

这次出访，邓小平结识了日本两位世界级的企业家，分别是新日本钢铁公司社长、有着“钢铁帝王”之称的稻山嘉宽和松下公司的创始人、被尊称为“日本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于是，发生了后面的故事……

“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

1978年10月26日，邓小平从东京的海湾码头乘坐有140多个座位的新型气垫船去了日本钢铁之城君津，这里有新日本钢铁公司最大的一座钢铁厂，同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钢铁企业——君津制铁所。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陈锦华深有感触地说：“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钢铁情结是很深的。因为他们都亲身经历过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外国的侵略，感受过西方发达国家的船坚炮利。所以他们后来革命，追求富国强兵的理想，都有要摆脱这样命运的情结。中国要富国强兵，没有强大的钢铁工业是不行的。”

上海钢铁工业长期缺乏生铁，是困扰国家计委、冶金部和上海市的一个大难题，它们希望借引进成套设备的机会解决这个问题。1977年9月，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率领“中国金属学会代表团”访日，考察日本钢铁工业的情况。代表团一共考察了12个大的钢铁厂，其中主要是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所属的钢铁厂。代表团回国以后，向国务院写了考察报告，介绍日本发展钢铁工业的经验。报告强调：日本1960年生产2200万吨钢，1973年钢产量达到1.19亿吨，13年翻了两番半；而在同一时期，中国1960年生产钢1866万吨同日本的2200万吨差距不大。但是到1973年，中国钢产量还只有2522万吨，为同时期日本钢产量的1/5，13年只增加了35%，对比之下，中日两国钢铁工业的差距迅速扩大。陈锦华回忆说：“他们把日本厂建设的录像带，还有幻灯片都带回来，给华国锋、邓小平和李先念看，大家看了以后，觉得这个太好了，我们就应该学日本这一套东西。”

1978年，由冶金部牵头，以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冶金部和上海市的名义，向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呈报了《关于上海建新钢铁厂的厂址选择、建设规模和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冶金部提出：宝钢建成后，每年不仅可向国家提供420万吨钢板和钢管，调出124万吨钢坯，还可以填补一批国内还不能生产的高牌号新品种的空白。经过多次讨论，1978年3月11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了这一报告，决定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宝山新建钢铁厂。

面对钢铁工业的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的现状，中国的领导层已经达成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加快追赶步伐的共识。但如何引进？引进的标准是什么？这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赴日访问的前一个月，在东北视察鞍钢的邓小平给出了答案：“引进技术改造企业，第一要学会，第二要提高、创新。凡是引进的技术设备都应该是现代化的。我们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要有这个雄心壮志。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

邓小平对鞍钢的重要指示，不仅为钢铁行业技术改造点明了方向，也为全国各行各业引进先进技术指明了新路。由此，瞄准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一场大规模、高标准的技术引进开始兴起。

一个月后，邓小平来到了日本。在君津制铁所，邓小平亲眼看到：由于全自动化生产，许多车间里几乎看不到一个工人。邓小平问新日铁董事长稻山嘉宽，能不能照着君津制铁所的样子帮助中国建设一个钢铁厂。稻山嘉宽回答，当然可以。这个比照君津制铁所建造的钢铁厂就是后来的宝钢。在邓小平的关心和支持下，中日关于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谈判进展顺利。就在他访问日本两个月后，万众瞩目的宝钢就已经破土动工了。

除了部分设备和技术是从联邦德国引进的外，宝钢全部委托日本新日铁公司进行设计，几乎完全按照日本先进钢铁企业的模样，一钉一铆地引进。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引进技术项目最多、范围最广、水平最先进的特大工程。有人说，国家花巨资“买”了一个现代化。宝钢工程计划投资2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全国10亿人口人均20元人民币。当时，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只有30元左右。其中包括20亿美金外汇。而在1977年，我国外汇储备仅有76亿美元。一时之间，各种议论扑面而来。宝钢遭到了巨大争议，下马的呼声不断。当时，上海还流传着一种说法。说宝钢离市区只有20公里，一刮风，高炉烟囱的黑烟废气就会一股脑儿全刮到市区，老百姓就要呼吸废气过日子了。诸如此类的质询和责难，从全国各地涌来。“缓建”“下马”各种各样的传言纷至沓来，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时任宝钢工程指挥部总指挥、冶金部副部长黎明回忆说：“总结一句话，争论的意思就是说，建设宝钢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做的一个错误的决定。”

1978年10月26日，邓小平在日本千叶县君津钢铁厂参观。

关键时刻，邓小平坚定地表示：国内对宝钢议论很多，我们不后悔，问题是要搞好。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对这一点，陈锦华感触良多：“我觉得邓小平对宝钢绝不是对一个项目的偏爱，而是体现了他的治国理念，体现了他终生的抱负，他顶住压力也要支持。他不是没有压力，也是有压力的。”

1984年12月26日，经过5年艰苦建设，宝钢一号高炉综合联动终于试车成功，这是当时我国容积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大型高炉。一年后，宝钢一期顺利投产。度过初创时的坎坷，宝钢从此走上了发展壮大之路。到1991年宝钢二期建成投产时，有人算过一笔账：此时的宝钢，已上交一个宝钢，还掉一个宝钢，又新建了一个宝钢。宝钢引进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其节能和环保指标都居世界一流水平。经过30多年的努力，宝钢还取得了近千项科技成果，开发了100多种新产品，我国的钢铁工业以宝钢为新起点，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建设”

在邓小平留下的近百张贺卡中，有一组比较特别，这组贺卡都来自同一个地方——日本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松下电器公司。邓小平与松下公司的交往，同样始于1978年对日本的出访。

在访日行程中，邓小平参观的第三家企业就是松下公司的茨木工厂。那一天，松下公司创始人，83岁高龄的松下幸之助冒着细雨提早到工厂大门外等候邓小平的到来。他对这位中国政坛的传奇人物兴趣浓厚，希望有机会一睹邓小平的风采。参加迎接的还有他的女婿、第二任社长松下正治。后来，松下幸之助、松下正治以及第三任社长山下俊彦都为邓小平赠送了新年贺卡。

见到这位被誉为“日本经营之神”的企业家，邓小平说：“这次我是抱着向你们请教的态度来的，希望松下的电子工业到中国去。”多年以后，松下幸之助回忆说：“中国领导人对实现现代化的热情，谦虚而求实的态度，处理问题的灵活性令人感动。”

第二年6月27日，84岁的松下幸之助访问中国，成为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位国际级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到达北京首日，有关单位邀请他观看了京剧《孙悟空大闹天宫》。两天后，松下幸之助与邓小平会谈时说：“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需要综合艺术家。前天，我看了京剧《孙悟空大闹天宫》，孙悟空神通广大。经营管理者也应该像孙悟空那样神通广大才行。”邓小平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缺少孙悟空。”

如何打造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孙悟空”？邓小平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构想：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后来，根据邓小平的这个构想，中央作出关于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的决定并成立引进国外人才领导小组。

邓小平的访问在日本掀起了一股“邓旋风”和“中国热”。与此同时，中国也出现了“日本热”，此后，中国大批考察团涌入日本，日本的许多专家、学者被邀请到中国讲课。

实际上，早在松下幸之助来华之前的1979年春节期间，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聘请的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大来佐武朗和向坂正男，就在钓鱼台国宾馆给国务院各部委的高层领导做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讲座，重点介绍世界经济发展的几种模式及其利弊以及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的种种经验。这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高层领导接受的第一次经济启蒙。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刘向东回忆说：

那么听了以后，感觉到人家确实是有经验的。比如说一开头，当时我们是十年规划，很宏伟呀，再建十个大庆，又是钢铁怎么样发展。人家跟我们算了一下，你十年计划当中需要多少资金？靠国内的资金是远远不够。另外就是提出来，你要建设的话，除了要自力更生，利用自己积累的资金之外，还要吸收外资。再一个就是说你要算这个，利用外资的时候，要算一算偿还能力，不能够超过你的偿还能力，欠一大笔债，你偿还不了。他们提出来的“偿还率”这个概念，不仅我接触不多，其他的人都感觉到这个比较新鲜。

此后，讲座发展成为每年一次的“中日知识交流会”。 不久，在邓小平的支持下，经中央批准，谷牧聘请大来佐武朗和向坂正男做经济顾问。请外国专家来讲学，特别是聘请日本专家做中国高层领导的顾问，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可是破天荒的第一次。20世纪50年代上半叶，中国实施一边倒依靠苏联的政策时，尽管也聘请了大量的苏联顾问，但进入政府决策核心的顾问，从来没有过。原国家进出口委员会专职委员、深圳市委原书记李灏回忆说：“因为当时来讲，如果引进外国的项目，对方必须要派专家来，所以这个问题谷牧同志很顺理成章地请示小平同志，小平非常重视这事情。”日本经济企划厅事务次官宫崎勇也说：“当时正值中国推行开放政策、改革政策初始阶段，人们问的是，改革开放政策如何推行才好，推行的顺序是什么呢？以及当时产生的问题又是什么之类的，这些是当时的中国人最想知道的。”

继邀请日本专家来华讲学和担任顾问后，1979年下半年，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谷牧又邀请联邦德国专家古托夫斯基来华讲课并担任顾问。在华期间，古托夫斯基还在北京较大范围内给政府官员、经济界人士及学者就市场经济问题作演讲，详细介绍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情况。

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在《突围》一书中，对古托夫斯基当年来华讲学有这样一段评价：“他的演讲，使我国计划经济烙印很深的广大干部，开始对市场经济有所了解，这也是思想上的‘突围’”。

1984年11月，德国专家威尔纳·格里希出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作为中国首位洋厂长，格里希将“质量管理”的理念带入“武柴”，并迅速在全国掀起了引进国外管理人才的风气，被称为“格里希效应”。

1985年，国务院聘请新加坡前第一副总理吴庆瑞博士和香港著名企业家包玉刚担任沿海开发经济顾问。邓小平说：“搞现代化建设，最重要的是知识和人才。我们最大的弱点恰恰在这里。我们请你们来，就是请你们提供知识。不仅请你们来，还要广泛地请发达国家退休的专家、技术人员来帮助我们工作，他们来当顾问或到企业里担任实职都可以。”

这一年，应聘来华的技术和管理专家从1984年的300人增加到1102人。这些外国专家在宏观决策、技术改造、开发新产品、解决某些关键技术或管理问题等各个领域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请外国专家讲学的问题上，邓小平曾经意味深长地说：“同中国友好的学者中，著名的学者多得很，请大家来讲学，这是一种很好的办法，为什么不干？”于是，陈省身、杨振宁、李正道、丁肇中等著名华裔科学家也相继来国内讲学。

邓小平细心地捕捉着时代变化的脉搏，深入思考着中国的未来。在他的带领下，人们的视野不断拓宽，思想不断解放，一个个禁区在悄然突破。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利用国外资金、引进国外智力、大胆进入国际市场，渐渐成为中国党和国家的基本决策。

这个时候，国际社会都真切地感到，中国虽然落后，但不再闭门锁国，中国正以踏实的步伐走向世界。中国的大门再也关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