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败之鉴》_心系两岸统一_邓小平遗物的故事

《成败之鉴》_心系两岸统一_邓小平遗物的故事

1994年陈立夫赠送给邓小平自己的回忆录《成败之鉴》。

1994年邓小平90岁生日时，海峡对岸的台湾送来了一个很特殊的礼物，这是一本书，书名为《成败之鉴》，这是陈立夫的回忆录，扉页写着“祝贺邓小平九十寿辰”，落款是“陈立夫”，时间是“1994年8月”。陈立夫，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民国时期“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陈”氏家族的老二，陈果夫的亲弟弟，国民党中统的头子，早年积极推行“反共”政策。

《成败之鉴》是陈立夫晚年的回忆录，1994年由台湾正中书局出版。该书在台湾非常受欢迎，第一版当月就脱销了，马上又印发了第二版。书的内容是陈立夫对自己一生的回忆，也是对国民党历史的记录，更是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政治成败的反思。陈立夫在邓小平90大寿之际把自己的回忆录作为礼物送给他，既是对邓小平致以问候，又表达了他对祖国统一的渴望和共鸣。此时送书的陈立夫已经96岁高龄，比邓小平还年长6岁。(www.guayunfan.com)

“陈立夫有民族感。在有生之年做点事嘛。八十年代我们每一天都把统一摆在议事日程上”

海峡两岸对峙多年，国共两党势不两立，高层之间怎么会有来往呢？这是因为进入新时期以来，在邓小平的主导下，中央对台方针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提出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和台湾人民，解决台湾问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当时台湾高层持两岸统一立场的人并不多，但陈立夫就是其中之一。早在蒋介石统治台湾时期，陈立夫就积极寻求与大陆沟通。晚年的陈立夫更是致力于两岸统一，倡导“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倡议进行国共第三次合作。主张两岸统一的陈立夫自然成为邓小平对台工作的一个重要渠道，尽管两人从未谋面。

邓小平第一次给陈立夫带话是1980年9月9日。这天他会见了一个叫陈树柏的美籍华人学者。他是国民党元老、曾任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的儿子。邓小平说：“陈立夫有民族感。在有生之年做点事嘛。我同他不认识，你见了他说我问候他，尽管没见过面，哲学、思想、见解都不同。”说到两岸统一问题，邓小平动情地说：“在统一方面可以做点事嘛。能在我们这一代交账，历史上写我们一笔比较好，否则历史会责备我们的，至少要骂我们的。国际上的账都可以放下，国内的账为什么不能呢？我们岁数大了，可能急一些。统一越早越好。八十年代我们每一天都把统一摆在议事日程上。”

给陈立夫带话不是目的，目的是对台湾当局领导人蒋经国能产生影响。在这方面，陈立夫也是一个合适人选。从大革命时期起，陈立夫同蒋家就有深厚的关系。蒋经国执政后，他也很受倚重，能对政局产生一定的影响。

“希望老同学之间合作一把，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做点贡献”

对台湾当局领导人蒋经国，邓小平并不陌生，两人是老同学。20世纪20年代，他们都是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期学生。那时邓小平22岁，蒋经国才十五六岁。蒋经国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被分在邓小平为组长的团小组里，两人有比较密切的来往。1926年底，邓小平在中山大学学习不到一年就回国了，而蒋经国则一直在苏联待了12年，直到1937年才回国。苏联一别，两人从此没再见过面。

半个世纪后，他们分别成了国共两党的领导者。在主政风格上，两人都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务实。蒋经国在台湾改善民生，发展民主，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替代了“反攻大陆”的口号。邓小平在大陆倡导改革开放，结束了长达20年的对金门、马祖的炮击政策，不再使用“解放台湾”的提法。在两人的领导下，海峡两岸由军事对抗向和平解决的方向迈进。

从80年代初期起，邓小平亲力亲为，抓住一切机会做台湾当局领导人尤其是蒋经国的工作，明确表示：希望老同学之间合作一把，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做点贡献。中央对台办公室工作人员的乐美真回忆说：“新时期的方针既然提出来了，我们很明确，就是当时以蒋经国为对手，举行国共第三次和谈，来解决祖国统一大业问题。”

当时台湾与大陆没有直接沟通的渠道，邓小平想到了各种方法。邓小平首先通过外国政要向蒋经国带话。1980年5月14日，他在会见日本国策研究会的常任理事矢次一夫时，首次向蒋经国带话：“我们现在还是以蒋经国先生为对手。请你对蒋经国先生讲，我们都是过七十岁的人了。他刚过七十，比我小几岁。在我们这一代解决这个问题，历史会给我们讲些好话，为后代做点好事。他们有什么想法，你们可以私下同他们谈，把他们的意见告诉我们。”

邓小平还通过海外华人华侨做工作。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多海外的华人华侨在海峡两岸都有亲戚朋友，并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长女邓林回忆说：

台湾的问题，父亲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的，在做朋友的工作这方面，他都是亲力亲为，他见过很多从台湾来的朋友，也见过很多为改善两岸关系而奔走的朋友，他都是亲自见，甚至于还请他们吃饭。

1981年10月，邓小平会见从美国来北京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李默庵。

1983年9月，邓小平会见原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荣誉教授顾毓琇。

得知陈树柏同蒋纬国很熟，邓小平1980年9月9日会见他时说：“你去台湾可以跟蒋纬国说说，我们欢迎台湾的人多回来看看。你可以给蒋纬国谈一下，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解决，下一代解决这个问题更困难一些，那时出现什么情况很难讲了，例如‘台独’。有机会可以对他们解释，你在台湾认识的也不止蒋纬国一人，你父亲老部下、老同事多得很嘛。你可告诉蒋纬国，请他转告他哥哥，我讲的台湾问题都是真话。”

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再次给蒋经国带话：“你下一次有机会去，给我带个口信给蒋经国：我们年纪都大了，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我们的民族着想，在我们这些人在世时至少谈起来，谈起来以后大家再把问题摆出来，例如，他们讲三民主义，究竟能不能统一中国。我们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我们讲我们的道理。”李耀滋回去后通过关系转给蒋经国一封信，但没有下文。

除了托人带话，还通过做一些具体事情来增进感情。邓小平清楚，蒋经国是个大孝子，就指示浙江溪口，要他们修缮蒋经国母亲、祖母的坟墓。据乐美真回忆，后来蒋经国知道了这件事后，还让人带话给大陆，希望照点照片给他看一看。蒋家墓地修葺一新的照片，被迅速但又秘密地送进了台湾“总统府”。

“他有他的难处，可以理解。但不要一直板着面孔，可以让别人出面”

1982年7月，在邓小平的决策下，大陆发表了致蒋经国的一封公开信，直接隔海传话，这是新时期对台工作的一个大动作。前些时候，蒋经国在悼念他父亲蒋介石的文章中写道:“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还表示自己“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

中央对台工作小组组长邓颖超看到了蒋经国的这篇文章。

乐美真回忆说：“邓大姐请示了小平同志，决定由过去和蒋经国有历史渊源的廖承志同志给蒋经国写一封信，主要是要晓以大义，陈以利害，但是呢，要动以感情。”

廖承志当时任中央对台工作小组副组长，他父亲廖仲恺与蒋介石是国民党时期的同事，他本人与蒋经国是儿时的好友，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由他来写这封信，于公于私都很合适。

1983年，邓小平和邓颖超、廖承志共商祖国统一大计。

这封信是怎样写的呢？参与起草的乐美真回忆说：

我记得廖承志说，你们想一想，我也想一想，然后我们再研究怎么写。过了一晚后，他起草了几句话，“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他这么一写以后呢，啊，我们一下子就找着写入点了。

对于这几句话的意思，参与起草的另一位当事人耿文卿解释说：“廖公讲的是，那时他在南京，坐了四年监狱，出狱以后，和蒋经国见了一面，已经过去36年了。接下来是‘幼时同袍，苏京把晤’，说‘苏京把晤’，说他们两个在莫斯科同学的时候，两个人经常在一块讨论问题，天冷了，两人同穿一件大衣。他讲这一段，可以勾起蒋经国的回忆。”

整体上说，这封信主要分三个部分，也就是“三思”“愿弟慎思”“望弟再思”“尚望三思”，呼吁蒋经国，“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

当时两岸处于隔绝状态，没有通信往来，这封信怎么发出去呢，怎样让蒋经国和台湾社会各界看到呢？时任中央对台办专职副主任的汪锋回忆说：“很多人并不知道，写这封信是小平同志的意思。而且信的主旨也是他和廖承志同志商定的，并由小平同志亲自批示发表。他还关心此事的具体细节，让我与广播电影电视部、《人民日报》等单位协调，研究以何种方式发表效果最好。”耿文卿也回忆说：“发那信最有意思，我们叫三管齐下，三条路子一块走。一个就是到邮电部用电报给蒋经国发出去，先发到香港，通过欧洲，落地以后，再发到台湾去。第二条路子就是，新华社先发预告，再发通稿。再一条路子就是通过香港的报纸，进到台湾把它登出来。”

这封信发出后，各界反映很好，包括台湾。但廖承志并没有收到蒋经国的回信，而是几个星期以后，在报刊上见到了远在美国的宋美龄的一封信。宋美龄在以公开信的形式给廖承志回信中，她以长辈自居，劝廖“敝帚自珍，幡然来归”，仍幻想着他日“光复大陆”，说什么“回头是岸，愿扪心自问”。耿文卿说，宋美龄“以长辈姿态，训人的这个口气，发了这么一封信，坚持她的顽固立场，拒绝和谈”。

1982年8月10日，邓小平再次会见陈树柏，谈到蒋经国拒绝这封信的情况时豁达地说：“见到他，你代我向他问候，他有他的难处，可以理解。但不要一直板着面孔，他自己不能出面，可以让别人出面。”

“现在对台湾是个机会，对整个民族是个机会，需要大家努力，推动台湾走向统一”

“可以让别人出面”，邓小平指出了一条两岸对话的新途径。在邓小平眼里，陈立夫无疑是一个合适人选。此时的陈立夫也在酝酿一个大动作，早就心向统一的他决定派出自己的私人代表杨亨显来大陆沟通。

邓小平敏锐地说：“这是一件大事，要抓紧，要准备和陈立夫深谈。”1983年5月2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杨亨显，衷心希望两岸早日开启和谈，对国家民族作出交代。

曙光已经显现。邓小平决心在以前对台政策的基础上，全面阐述他对实现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基本设想。

1983年6月26日上午,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邓小平会见了美国另外一位华人学者杨力宇。作为一个美籍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杨力宇多次访华，“坚持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原则立场，他也能够比较客观、公正地向美国和西方国家介绍中国。

这次陪同会见的阵容很强大，有杨尚昆、邓力群、汪锋、马洪等。中央以这样的规格接待一位大学教授，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杨力宇后来在其书中回忆说：

当我步入大会堂，与邓小平及其他中共领导寒暄后，立即展开了冗长的谈话。我本以为邓小平要先说明中国的立场，所以等他先开始说话，然而，他却未开口，似乎等我先说。我们之间曾有短暂的沉默。我犹豫了一下，终于开始了我全面性的陈述。我本以为他会打断及反驳我的分析，但在将近40分钟的说明过程中，他始终在注意聆听，除了问了一些问题外，未曾一次打断我的分析。

在耐心地听取杨力宇大段的分析和不同意见后，邓小平开始说话了。在这次重要谈话中，邓小平首次提出了实现台湾和祖国大陆和平统一六条主张，这就是后来著名的“邓六条”：第一条，台湾问题的核心问题是祖国统一；第二条，坚持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条，不赞成“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第四条，统一后，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第五条，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也不是台湾把大陆吃掉；第六条，实现统一的适当方式是举行国共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邓小平说：“我们是和盘托出，再没有什么底牌了，这就是底牌。”

通过邓小平的不懈努力，大陆和台湾之间逐步建立了沟通的渠道，台湾一些上层人士同大陆联系增多，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好动向。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现在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可以看到一种影子。”显然，这就是说台湾方面出现了一些新迹象，和谈有了希望。

除此之外，为了取得台湾当局的信任，邓小平下了更大的决心。1984年10月，他在对台工作会议上说：“要好好研究一下，做些准备。国号不能变，还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可以考虑。军队国家化已经做了，宪法也肯定了军队国家化。你们要很好研究一下，如国旗、宪法、军队、国际组织以及其他问题都要研究。”除了做上层工作，民间工作也在抓紧进行。同一时期，他在中顾委第三次会议上说：“现在我们的方针还是以国民党当政者为谈判的对手。这一点，台湾的人有一种反映，说我们不重视台湾人民。就是说，台湾问题接触面要宽，除了以国民党当局、以蒋经国为对手外，要广泛开展工作面。我们过去做了一些，现在更要有计划地安排。”

从1985年开始，蒋经国的糖尿病日趋严重，身体每况愈下。台湾政局的走向引起各界广泛议论。蒋经国逐渐下定了决心。1986年3月，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台北召开，蒋经国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是“中国之统一与世界和平”，强调“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必须统一”。不久，他在另外一次谈话中说：“我们必须采取主动，踏上中国的统一之路。台湾和大陆，终究必须统一。两岸若不统一，台湾恐怕将越来越难单独存在。”同一年，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访问时也曾说：“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别人拿去了。”两人的话无疑是相通的。

长期不懈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效。1987年，两岸开启了“解冻”的第一步。7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解除“戒严令”。10月14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决议，决定除现役军人及现任公职人员外，凡在大陆有血亲、姻亲、三亲等以内的亲属者可赴大陆探亲。乐美真回忆说：

蒋经国在种种的压力之下，在我们政策长期的感召之下，最后痛下决心，决定开放台湾民众到大陆来探亲。大家知道这个闸门一打开，这个两岸的来往像洪水一样。百闻不如一见，过去那些种种的传闻，对大陆的这个诬蔑呀，这个造谣啊，都化为乌有。两岸的隔绝状态终于打破，两岸民众的交往，也越来越深入。

同时蒋经国也在着手国共谈判，准备派代表团访问大陆。两岸和谈的隔阂似乎打开，美好前景就在不远。但还没等作出更为实质性的部署，蒋经国的人生就已走到了尽头。1988年1月13日下午，他因病逝世。同日，台湾当局宣布由“副总统”李登辉继任“总统”。蒋经国选定的继承人李登辉，被日后的事实证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台独”分子。

蒋经国的死，使极有希望实现并已着手进行的两岸和谈戛然而止。两岸交流的大门已经启开，却无力迈开脚步跨入和平统一的门槛。邓小平惋惜地说：“可惜蒋经国死得太早了。”

蒋经国1988年去世后，他的老同学邓小平也于1989年退休了。退下来以后，他还多次听取对台工作汇报，会见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和一些与台湾有关的人士，始终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关注着祖国的统一大业。他说：“再没有比‘一国两制’的办法更合理的了。现在对台湾是个机会，对整个民族是个机会，需要大家努力，推动台湾走向统一。”

历经沧桑，从2005年开始，台海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国民党在台湾失去政权8年后再度上台执政，国共两党再次携手，两岸实现“三通”，和平、合作成为主流，祖国的完全统一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