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中央的信_舐犊情深_邓小平遗物的故事

给中央的信_舐犊情深_邓小平遗物的故事

邓小平在江西时写给中央的信。

在“文化大革命”中，谪居江西的邓小平曾给中央写了数封信。其中，有向中央申请增加与子女见面机会的书信，也有申请增发生活费以贴补子女路费的书信。在信中，邓小平除了申明有关的政治问题外，但凡有所要求次次都是为了他的孩子们。在这些信的字里行间，透露出邓小平如同天下任何一个普通的父亲一样的心情，充满了对孩子们的牵挂与惦记。

在生活的细节里发现他深沉的爱意(www.guayunfan.com)

众所周知，邓小平是个颇为内向的人。多年的革命生涯积淀了他成熟内敛、寡言少语的性格。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在新婚时就曾为他的不爱说话颇为头疼。但事实上，口头上的沉默，不代表他内心情感世界的空白。在工作中雷厉风行的邓小平，在生活中却和天底下任何一个普通慈祥的父亲一样。虽然工作繁重，但他始终关心着孩子们的成长。在几个儿女还小的时候，邓小平就非常关心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每到期末考试结束，他也会像其他家长一样要检查每个孩子的成绩单，看看孩子们在学校的表现。据女儿邓楠回忆，小时候，学校曾经因为发生流感取消了周末放假，所有孩子都不让回家。这时的邓小平即使工作再忙，也一定会在每个星期抽出空来到学校看看孩子们，带些孩子们爱吃的东西。

小女儿邓榕的回忆则更加细节：

我们家的孩子有一个习惯，就是睡觉的时候一定要盖得严严的，这个习惯是父亲给我们养成的。因为我们从小睡觉，父亲都要来看我们，每次看我们的时候，都要把我们的手放在被子里面，把被子塞得严严的，说不要着风，怕我们生病。

邓小平虽然不爱说话，但他对子女们的爱就深藏在这些生活细节的点滴之中。

在孩子们看来，邓小平虽然平常不说豪言壮语，也不说很温情的话。但是父亲的个人感情，还是可以从他的行动中感觉得到。孩子们经常能从生活的细节里发现父亲对自己的深沉爱意。

在小儿子邓质方的记忆里，一直挥之不去这样一个场景：

到老爷子晚年的时候，我和我儿子没事的时候经常坐在老爷子办公室的地上打扑克。老爷子就看着我们，他也不打，也不说话，就是坐在那儿看，一直看着我们。我们挺高兴，也挺心酸。

除了自己的子女，对待别人的孩子邓小平一样关心和疼爱。

1951年，刘伯承赴南京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并担任院长7年多。这段时间里刘家留在北京上学的孩子每周都会到邓家过周末。1958年，蔡树藩因为飞机失事去世，他的孩子们也被接到邓家住过。还有杨尚昆、宋任穷的孩子也都先后在邓家住过。因为邓小平特别喜欢孩子，亲戚家的孩子也大都在邓家长大。卓琳姐姐家的孩子、邓小平两个妹妹的四个孩子都是由邓小平和卓琳帮着带大的。

在众多孩子当中，邓小平对陈毅同志的女儿陈珊珊尤为关切。陈毅和邓小平同是四川人，既是老乡又是战友，在中南海时两家人就住在前后院，关系十分亲近。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邓小平和陈毅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邓小平夫妻被疏散至江西，邓陈两家就这样分开了。直到1973年邓小平才从江西返回北京。而此时的陈毅已经因为癌症去世，陈毅的夫人张茜也罹患肺癌。一听说张茜患病的消息，邓小平和卓琳就赶去三○一医院看望。几年未见，早已物是人非。见到邓小平和卓琳后，张茜只说了两件事。第一，希望能够帮助出版《陈毅诗选》；第二，因为自己不久于世，希望邓小平和卓琳能够替她照顾自己最小的女儿珊珊。陈毅的女儿陈珊珊至今仍然记得这一幕：

小平叔叔这个人呢，他话很少，但是他情特别深。他没有说话，他就点点头，意思就是这事他就答应下来了。

此时的邓小平虽然没有说什么，却将张茜的嘱托牢牢地记在了心里。等到陈珊珊从英国毕业回国之后，就听说邓小平要见自己，便去了邓家。吃完午饭，邓小平就严肃地说：“准备一张床，珊珊就留下来，就住在我们家了。”

“‘文革’十年中，父亲所写的信，比他一生中其他八十年写的统统加起来，还要多得多”

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邓家的子女们也被赶出中南海，四散各地。被迫与孩子们分离的邓小平只有通过给中央写信，给毛主席写信尽力为孩子们做点事情。

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曾这样写道：

在谪居江西的日子里，父亲写了很多的信。在生活中，我们从小到大从未见父亲写信，就连与他相濡以沫三十多年的妈妈，也从未见过他因家事写信。而在“文革”中间，作为一家之长，为了让孩子治病，为了让孩子上学，为了孩子的工作，他一反一贯的作风，一次又一次地拿起笔，一封又一封地写信。“文革”中，他总觉得家人和孩子们是因为他才受到这么多的委屈和不幸，他总想尽一切可能，为家人和孩子们多做点再多做点。估算一下，“文革”十年中，父亲所写的信，比他一生中其他八十年写的统统加起来，还要多得多。

为了长女邓林的婚姻和工作问题，邓小平就不止一次地写信给毛主席。邓小平的长女邓林出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前线战事紧张，邓林一出生就被寄养在农民家中，一直到两岁多才被接回父母身边。由于从小营养不良，邓林身体较弱，经常生病。在邓林看来自己在婚姻问题上优势非常少。后来发生“文化大革命”，邓林和中央美术学院的同学们一起被分配到了河北宣化农场劳动。邓林的婚姻问题一下子变成了老大难问题。在家中的邓小平和卓琳也很是着急，担心因此耽误了女儿的终身幸福。

于是，邓小平在给中央写信汇报情况的时候就特别提出，希望组织能把长女邓林分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工作，并希望组织可以帮助解决邓林的婚姻问题。

1945年的邓小平和儿子邓朴方。

当邓小平在江西为了解决子女们的问题一字一句写下这些书信的时候，分散各地的孩子们并不知情，直到后来，他们才陆续得知了此事。

长子邓朴方回忆起第一次看见父亲写的这些信件时，心情仍觉得沉重不已：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真迹，心情就很沉重了。老人家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对我们子女还付诸这么多的心血。所以我看了半天，说不出话来，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老人家藏在内心的东西，平常都没有表现过，他也从来不说。只有在偶尔遇到什么场合下，突然发现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才发现，哦，原来他是这样的。

在邓小平所写的这些信中，谈及最多的还是长子邓朴方。

邓朴方的遭遇

1968年8月的一天，作为“第二号走资派”的儿子而一直被关押在北大接受造反派审讯的邓朴方，因为不堪忍受造反派的凌辱和虐待，选择了跳楼自杀以示自己最后的抗议。

数十年后，邓朴方袒露了自己当时的心境：

当时是自己觉得没有前途，没有出路，绝望的时候做出的一个判断。实际上想起来太年轻，心太傲。所以妈妈就说了，想到谁都没有想到是胖子。出事的原因一种是因为忍不住，一种是因为痛苦。像我这样的属于信仰深，我就像老舍，为什么那么多作家都活下来了，而老舍跳了太平湖。为什么？那么多作家解放以后就没写出什么。可老舍写了《我这一辈子》《茶馆》《龙须沟》，一部接一部，这就是老舍对新社会那种充满着热情、充满着真诚的热爱和追求。而当他追求的理想破灭以后，他就全完了。像我也是这样。热情、真诚、追求、破灭，然后死亡。就是这么个过程，所以理想主义者有理想主义脆弱的一面。

邓朴方跳楼后，被送往了北医三院。因为做脊髓穿刺时必须要家属签字，学校这才通知了同在北大读书的妹妹邓楠。这时候家里人才知道了朴方的遭遇。

经医院诊断，邓朴方第十一、十二胸椎和第一腰椎压缩性骨折，下肢虽不能动，但腹部以上仍有感觉。由于邓朴方“反革命黑帮子女”的身份，医院没有给予他治疗。在刚刚度过了危险期后，邓朴方就被转移到了北大校医院。在那里，他依旧没有接受到任何治疗，只有两个妹妹轮流守在他的身边。

直到今天，邓榕回忆起那时的场景依旧觉得心酸：

我记得当时我哥哥就是在医院里面平躺着，眼睛直直的就看着天花板。那时候虽然困难，到过年了总是还要吃个饺子。结果造反派就来病房宣布，因为邓朴方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反革命，所以只有他不能吃饺子。所以过年的时候大家都在吃饺子，给我哥哥的就是窝头、咸菜。

对于邓朴方的这些遭遇，此时仍被囚禁在中南海含秀轩的邓小平和卓琳丝毫不知情。直到毛泽东的“一二·二六”指示发布后，造反派对待所谓“黑帮子女”的态度有所松动，邓楠才有机会去中南海看望已经两年未曾见面的父母。

听说孩子们周六下午要来探望，邓小平和卓琳十分兴奋。中午连午觉都没睡，吃完饭就在那等。好不容易，盼来了邓楠。两年没见女儿，邓小平和卓琳都是难掩喜色。卓琳原想，批准见子女，孩子们一定都会来，可怎么只来了邓楠一个。于是邓楠告诉母亲，邓林跟着学校去了河北宣化劳动，毛毛（邓榕）去了陕西插队，飞飞（邓质方）去了山西插队。“那胖子呢？”卓琳于是问道。这时候的邓楠不知道怎么开口，只好借口说自己头发脏了要去洗头就直接跑进了厕所。卓琳觉得不对，立刻追了过去。在母亲的追问下，邓楠只好把邓朴方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父母。卓琳一听说立刻哭了，这一哭就哭了三天三夜。邓小平则只能沉默，不停地抽着烟。

“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同我们一块生活较好”

为了儿子，邓小平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组织帮助安排，使邓朴方能够接受进一步的治疗。毕竟此时的邓朴方只有25岁，邓小平和卓琳当然希望他能够恢复，至少可以生活自理。

收到邓小平的信后，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在信上作了批示。几经周折，邓朴方被安排进了北京三〇一医院。

而此时，邓小平与卓琳在中央的安排下带着70多岁的继母夏伯根去了江西。

江西的岁月虽然辛苦但还算平静，唯一让邓小平放心不下的就是天各一方的孩子们。此时，除了邓朴方在北京的医院里，其他的孩子都被分配到了各地，大女儿邓林在河北宣化，邓楠在山西，邓榕在陕北，小儿子邓质方在汉中。

在江西的日子，是邓小平给中央写信最为频繁的一段时间。为了孩子们，邓小平不厌其烦地向中央诉说着家庭的琐事。

一般来说，邓小平每隔半年才会给中央写一封信，但离上封信刚发出去仅一个月，1970年的10月，邓小平又提笔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

原来，邓小平突然接到通知，说组织上认为邓朴方病情有所好转，决定让邓朴方出院，并由一名护理人员将其送来南昌。

这个消息对邓小平来说，太突然了。儿子的病情究竟好转到什么程度，是否还需要继续治疗，送到这里他们有无能力照顾等等问题，使得他惶惑不安。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写信给汪东兴，向中央求助：

从邓林那里得知，邓朴方治疗确有进步，已可以自己小便，虽还很困难，但勉强可以自己大便。但是据我们揣想，他下半身还是完全瘫痪的，一切行动还要人搬动，不会好得这样快。如果邓朴方还是瘫痪的，行动必须有人帮助，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现在是三个老人，我的继母七十几岁了，我67岁了。卓琳虽只有55岁，病很多，身体还不如我们，高血压较严重（最近低压又由100上升到116，高压180），心脏病也在发展。我们是没有能力照顾他（朴方）的。更严重的是，我们深切地期望，邓朴方能够治好。现在病情既有好转，如可继续治疗下去，必能渐见大效。所以，我们恳切地希望他能在现在的医院里继续治疗下去。以我们现在的条件，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要求你的帮助，要求党的帮助。

从信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当时焦虑的心情。虽然他也急切渴望见到3年未见的儿子，但他又担心如果儿子真来江西，那么将丧失唯一获得治疗的机会和权利。

但仅仅过了几个月的平静生活，邓朴方又被造反派赶出三〇一医院，送进了京郊清河镇的北京市社会救济院。

这时由于邓家早已四散在全国各地，所以根本没有人知道邓朴方的情况。直到邓小平的妹妹邓先群去医院看望邓朴方，家人这才知道他已经被转移到社会救济院的情况。

得知此消息后，邓小平毫不犹豫，立即提笔，再次给汪东兴写信：

东兴同志，又为我的大儿子邓朴方的事麻烦你。邓朴方现在的情形，我的妹妹邓先群最近去看了他，把情形写信告诉了我们。现将她的来信附上，不赘。我们上次给你写信，希望邓朴方能够继续治疗。现在既然无法继续治疗，清河疗养院的条件又是如此，我们做父母的，在情感上不能丢下不理。所以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同我们一块生活较好。当然，把他接回来，我们三个老人在护理上是有困难的，因为他上床下床都要人帮助搬动的。如果组织上能批准我们，有一个人帮助我们买买东西，做些杂务，同时护理一下邓朴方，那我们是非常感激的。如果组织上认为这个要求不合理，那我们夫妇也愿意自己照料邓朴方，因为这是我们不应回避的事情。不管领导上是否批准有一人帮助我们，我们决心请求组织上照上次的决定，派人把邓朴方送来南昌，恳请领导批准。

此时的邓小平和卓琳一样坚定，即使自己已经年近70高龄，即使无人帮助，即使再困难，他们也要把儿子接过来，也要自己照顾儿子。

历尽周折，1971年的夏天，邓朴方终于获准来到了江西。

这是分别了5年多历经坎坷后的父子重逢。可是，父子相见，却只能是相顾无言。望着因受自己牵连而饱受磨难、已经瘫痪的儿子，邓小平只能用“无言”来表达一个父亲的内疚与痛苦。

而邓朴方也说不出话来：“相对无言，也没流泪，也不说话。只是对着看了看，然后就抬到屋里，弄到床上，就开始过日子了。没话说，也不想说。”

20世纪70年代全家合影。

随着邓朴方的到来，邓小平担负起了照顾他时最重的工作：每天帮助邓朴方翻身、擦澡。卓琳干最脏的活，倒屎倒尿，换洗弄脏了的垫布。为了怕邓朴方长褥疮和蹭破皮肤，邓小平夫妇每天为他擦身洗澡，还搽上粉，以保持干净和干燥。

此时正值炎炎夏日，江西的天气闷热又潮湿，为了防止邓朴方长褥疮，邓小平必须每隔两个小时就给他翻一次身。到了夜里，邓小平就定上闹钟。闹铃一响，他就起床帮朴方翻一次身，结束后就再将闹钟拨到两个小时后，如此反复，直至天明去工厂上班。虽然辛苦，但是想到儿子不用一个人在千里之外受苦，邓小平还是觉得欣慰得多。

当邓朴方回忆起当年在江西的岁月，依旧感触很深：

父亲并不说什么，但是，他为我做事情，每件事情都做得那么认真细致。如果换个角度来说，他过去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导人，但是在这个情况下，他为子女来做这些事，做这种小事他也非常认真。那么这时候我就会感到心里面酸酸的。

今天，当我们再一次翻阅这一封封邓小平在江西为子女们所写下的书信时，仍能体会到他作为一位父亲对子女们的无限惦念与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