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批示_恢复高考的点滴细节_邓小平遗物的故事

一组批示_恢复高考的点滴细节_邓小平遗物的故事

1977年邓小平亲笔所作的一组批示。

1977年8月18日，历经三落三起，刚刚复出工作还不到一个月的邓小平，在教育部提交的《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上作出批示：“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

在此后的4个月中，围绕招生考试工作，邓小平又先后作出了多份批示。(www.guayunfan.com)

正是这一组批示，使中断了10年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得到了恢复。不到半年的时间，两次共有118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57万人成为改革开放时代的第一批大学生。

恢复高考成为邓小平领导全面拨乱反正，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突破口。

“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

1977年，北京的大街小巷，人们的衣服大多还是白色、灰色、军绿色，但在他们的内心，世界的色彩已经开始丰富起来。

打倒“四人帮”后，整个国家从“文化大革命”的泥沼中挣脱了出来。中国向何处去？复出伊始的邓小平把突破口瞄准了科学教育领域。此时，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停滞了10年的教育困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我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即被废止。到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规定：高等学校恢复招收新生，对象是初中毕业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的工农兵学员，采用的是层层推荐的办法。

由于废除了招生考试，工农兵学员的文化程度差别很大。在1972年的5月，北京市曾对11所高校进行调查，学员入学前的文化程度，初中以上的占20%，初中的占60%，相当于小学程度的占20%。

让文化水平如此参差不齐的工农兵学员们同时在一间教室里上课，加上学制和教学大纲不正规，教学质量可想而知。

在延绵不绝的历史长河中，10年不过是一眨眼的瞬间，但对身处其中的一代年轻人来说，这是一段煎熬、痛苦的漫长时光。

时至1977年，“文革”虽然已经结束，但社会百废待兴，人才极度匮乏。教育怎么搞，大学怎样办，也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长期工作在科学教育战线的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原所长许孔时描述当时的情况：“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我的同学北大清华最多，那时候我们怎么教课啊？我们是教什么？什么是重点？就是搞乱了嘛，你思想搞乱了。”

1977年5月，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就尖锐地指出：“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他比任何人都更迫切地感到中国教育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为此，邓小平主动请缨，郑重向中央提出分管科学、教育工作。

197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的邓楠对于父亲的这一决定并不意外：“他（邓小平）一开始就自己主动提出来要抓科教，他就看到了中国要发展，就要靠科技和教育。所以他首先提出来要抓这个。”

大学，作为一个国家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基地，它的招生制度是撬动整个社会的杠杆。

关于高校招生制度改革，邓小平最初的设想是：1977年用一年的时间作准备，1978年正式恢复高考，生源一半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一半来自社会，然后逐步走向正轨。

然而，形势发展很快，来自社会各界的热切期盼，促使他1977年就作出了一个关键的决策。

1977年8月18日，在教育部提交的《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上，邓小平批示道：“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也都在这份报告上画圈表示同意。

批示中，邓小平使用了一个词“商定”。这样重大的一个决策，他是与谁商定的呢？

就在邓小平作出这份批示的两周前，1977年8月4日至8月8日，召开了一次富有传奇色彩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这是邓小平复出工作后召开的第一个会议。

参加科教座谈会的人员是来自全国各地的33位著名科学家、教授，以及科学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年龄范围从31岁一直到82岁，其中很多人当时还戴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

国家科委原副主任吴明瑜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也是1978年初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话稿的起草者之一。他说：“在我们科研工作里面来讲，大家都记得科学大会，科学大会被大家称为科学的春天的到来。如果这是科学的春天的话，那么1977年的8月4号到8月8号这次座谈会啊，可以说是预示着春天将要到来的一次春雷。”

8月4日的清晨，与会专家陆续进入会场。距离9点钟开会还有10分钟的时间，邓小平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

许孔时回忆：“邓小平是8点50分到的。穿着草绿的军服，因为是夏天嘛，穿着便鞋，布鞋。走路这地板啊，走得噔噔响。”

会议开始，邓小平开宗明义：“请大家来，就是想听听意见。”

时年36岁的郭曰方是与会者中较为年轻的一员，他在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小平同志对科学技术教育这一块的情况，他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座谈会进行深入的了解，科学家都有些什么想法？学校的老师、教授们都有些什么想法？想听听科学家、教育家的意见。

正值酷暑，但是炎热的天气没有阻挡邓小平的脚步。从8月4日起，73岁的邓小平每天上午9点前准时到会，中午稍稍休息，下午又来，晚上直到夜色朦胧才离开。

与会者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原所长郝柏林评价邓小平当时的表现：“很值得尊敬。他那个时候岁数也不小了，他真是从头到尾坐到那听。”

许孔时也说：“主要是邓小平他在这个场合，这种平等的态度，这个精神，这是一致的大家肯定的。难得，就是说难得。”

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座谈会。没有事先准备好的长篇报告、讲话，从8月4日到8日五天的会议全部是自由发言。

交流中，邓小平求真务实、不拘一格的作风，显露无遗。

当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忧虑地谈到，新招进的学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插话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以科教战线为突破口，领导全面拨乱反正。

邓小平的真诚感动了与会专家，许多学者连夜赶写发言提纲，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随着探讨的深入，焦点集中到了一个非常急迫而重要的问题上——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讨论在8月6日的一个发言后，达到了顶峰。

吴明瑜回忆：

很多专家都发言谈到这个高考制度问题。年轻的人还有些年长的人，都谈了。其中最透彻的，最引起人们的思考的是武汉大学化学系的副教授查全性同志，这是个党员。他在前面很多人发言的基础上，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发言。

在发言中，查全性毫不讳言地提出：

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大学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其原因一是中小学生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

查全性的发言引起与会者强烈共鸣，专家们的一致意见使邓小平受到震动，他问坐在身边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

一言既出，举座皆惊。

就在这次座谈会召开前夕，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已经开过，招生办法依然沿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方针。有关招生的文件也在座谈会开始的当天送到邓小平手中。也就是说，1977年按照老办法招生几乎已成定局。

许孔时回忆：

然后邓（小平）就问了，今年这个招生的事是不是已经都通知发下去了呢？邓（小平）就说，过去咱们都是9月1号就开学，那意思怎么办呢？

这时，与会专家们纷纷建言，说宁可晚几个月招生，明年一二月开学，咱们都得赶快恢复考试。如果不实行高考，今年又要按推荐的办法招来20多万人，好多不合适的，浪费就大了。

刘西尧也当即表示：“如果推迟招生，就还来得及。”

听了大家的意见，邓小平就在当场作出了一个决断。他说：

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选拔上来，又不要引起波动。

邓楠评价邓小平的这一决断：

他这个人是一个原则性很强，但是同时他又是一个非常开放、非常民主的一个人。他是非常能够听各方面的不同的意见，然后根据这些意见，最后他再来决定到底事情应该怎么办。

8月8日，在科教座谈会结束时邓小平再次明确宣布：

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就这样，通过一个短短的科教座谈会，邓小平以最迅捷的方式了解到科教战线最真实的情况和最迫切的要求，又以超乎寻常的魄力和判断力，从善如流、果断拍板，作出了一个影响民族命运的关键决策。

关于这一决策的重要性，甚至有专家提出，恢复高考可谓科学化民主化决策的典范，是邓小平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的“一号决策”。

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图为邓小平与参会人员合影。

吴明瑜评价道：

这次惊雷，震撼中国，震撼世界，实际上它的意义远远超出科教工作。我现在回想，可以说是小平同志在谋求中国的建设新道路的一个开端。

“我取四分之三，不要这一句”

科教座谈会结束后，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教育部很快报送了《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决定将高等学校和中专推迟到第四季度招生，录取新生次年2月底前入学，推迟3个月（包括寒假）。

这就是邓小平针对恢复高考所作的第一份批示。

决策是定下来了，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实施？这个问题远比想象中困难。此时距离教育部制定的恢复高考时间仅有3个月，甚至考试所需印刷的千万份考卷的纸张，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

同时，恢复高考，原本指的是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但是10年积压的上千万社会知识青年怎么办？他们应该占多大的录取比例？这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政策问题。

很快，针对高考招生比例，邓小平9月6日将教育部的一份书面报告批送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并亲笔附信。他说：

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符合条件的均可报考。

此时，对于上千万在农村劳作的知青来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一过就是10年。生活的磨砺和劳动的艰辛早已让他们远离了昔日的梦想，放开报考条件的消息一传来，对于他们而言，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人生新阶段的大门，曾经的苦闷与彷徨，在这一刻被一扫而空，久违的学习热情被瞬间点燃。

现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武汉大学中文系1977级的陈晋回顾那段特殊的经历时说：

我当时在农村插队，我们那个知青点一得到这个消息，几乎是百分之八十有意愿要参加高考的人都请假了，就说要回家复习。我们那个时候复习的时候，在公社旁边有一个中学的图书馆，几乎把所有能够找到的书，都去借，相互之间借了还传阅。

就在上千万知青为准备高考而埋头苦读的同时，邓小平对招生的“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十六字方针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邓小平说：“十六个字的建议比较好，但第二句有点问题，比如考生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领导脾气坏一些，不同意报考怎么办？我取四分之三，不要这一句。”

邓小平拿掉了这一句，为广大社会知识青年通过平等竞争上大学创造了条件，让他们又可以重新追逐自己的梦想。

“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

然而，好事多磨。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恢复高考的决策，在执行中也并非一帆风顺。第二次召开的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上，与会人员分歧很大，会期一拖再拖，从仲夏一直开到中秋，还是议而不决。

对此，有人专门写了一首打油诗：“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纭难编排。虽说东风强有力，玉（育）门紧闭吹不开。”

关键时刻，邓小平发怒了。

熟悉邓小平的人都很清楚，邓小平性格内敛，平时沉默寡言，在工作场合，他一般都很严肃，但发怒却是极少见到的。

在高考能否按期恢复的紧要关头，邓小平决定破一次例。

9月19日，邓小平召集教育部几位负责人进行了严厉的谈话，他说道：“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西看看。把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

邓小平明确指示：招生会议要尽快结束。招生文件继续修改，尽可能简化，早点搞出来。总之，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

邓小平的“9·19”谈话掷地有声。几天后，招生工作会议结束，新的招生文件基本定稿。

“9·19”谈话的11天后，10月1日到3日，短短3天时间里，针对恢复高考招生工作，邓小平又作出了两份批示。

10月1日，在《关于注意招收台湾省籍青年入学的请示》上，关于增写“注意招收一定数量的台湾省籍青年入学”，邓小平批示：“应写这一句。请刘西尧同志参酌。”

10月3日，邓小平批转刘西尧报送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文件，并在附信中说：“此事较急，请审阅后，批印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文件。

10月12日，国务院转发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从1977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

至此，恢复高考的决策终于尘埃落定。

“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

工作却远未结束。恢复高考，在很多细节的操作上，还有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

“文革”期间，以审查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审查，曾断送了多少有为青年的读书梦。

著名演员、上海戏剧学院1978级的马少骅说起当时的感受：“考大学？有点像天方夜谭。我们家庭出身，那个时候受限制，不可能选择我们来读大学。”

邓小平不会再让这些“左”的条条框框成为拦路虎，他向教育部负责人提出：

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吴明瑜描述这一变化：“这次以后大家看到一个新的希望，公正的，平等的，当时叫考试面前、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高考政审条件的改变，迅速波及征兵、招工、提干等各个领域，为无数屡受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之累的可堪造就的青年才俊打破了枷锁，使他们获得了平等的竞争机会。

知识青年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文革”前毕业的高中生，被称作“老三届”。

到1977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已经到了而立之年，很多人结了婚，有了孩子。拖家带口的负担，使很多高校不愿意向他们敞开大门。

这些人到底该怎么办？

面对这批特殊考生的企盼，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作出了一个有针对性的决策。

在他的关怀下，1977年招生特别规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并且还有一条特殊规定：工龄到一定年限的可以带工资读书。

今天，我们在这份当年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录取新生中几个突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仍可以清晰地看到邓小平亲笔的批示手迹。批示中，邓小平用了一个词“急件”，足以看出他当时迫切的心情。

围绕着这次特殊的高考，在短短4个月的时间内，邓小平先后作了多份批示，这些批示凝聚了一位73岁老人太多的思考和期许。

“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

1977年冬，570万考生走进了他们期盼已久的考场，加上1978年夏天第二次考试，1180万人的总量创造了考试史上的奇迹。77级、78级两届大学生中，年龄、经历差别很大，甚至有不少夫妻同校、师生同读、叔侄同堂，堪称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观。

1977年12月高考考场。

许许多多青年压抑已久的激情完全绽放，无数人通过高考有了选择命运的权利。

而随着千百万青年人生命运的改变，国家的前途也被重新照亮。

30多年转瞬而过，当年参加高考的人如今已经成为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对于他们而言，对于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命运的转折都与邓小平，与那次精彩的决策紧紧联系在一起。

这几份批示，清晰地记录下邓小平谋划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点滴细节。他常说：“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从那时起，中国恢复的不仅仅是高校招生考试制度，还有全民族、全社会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着力发展。

人们将永远铭记1977年。

当莘莘学子走进久违的考场，为改变命运而奋笔疾书时，整个中国都与沉寂多年的大学校园一样，聆听春天到来的脚步。

历史将永远铭记1977年。

短短4个月内的一组批示，给中国激扬起一股不灭的青春气息。

清华大学1977级新生在听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