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与“文理分科”

第三节　恢复高考与“文理分科”

1977年我国恢复了停顿十年之久的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同年10月，国务院批准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考试分文理两类，文科考试科目为政治、语文、数学、史地。理科考试科目为政治、语文、数学、理化。”由省、市、自治区拟题，县（区）统一组织考试，如报考外语专业，则还需加试外语。在这种文理两类分科考试制度指导下，从1978年开始，我国高中（一般在高二年级的第一学期）开始设立文科班和理科班。1978年6月6日，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关于1978年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指出：“实行全国统一命题，由各省、市、自治区组织考试。考试分文理两类。”“文科（含哲学、外语专业）考：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外语；理工科（含医农专业）考：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外语考试分英、俄、日、法、德、西班牙六个语种，由考生任选一种，但外语成绩仅作为录取参考，不计入总分。这种考试制度与1977年的相比，更专门化，在文科方面将历史、地理分开考，在理科方面将物理和化学分开考。

1987年，上海市在实行高中毕业会考的基础上，开始施行“3＋1”方案，即在高中阶段开设的9门科目（语文、数学、外语、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中选择语文、数学、外语作为每个学生的必考科目，另外由高等学校根据本校各专业要求在其他6科中自行确定一门为考试科目。“在减少高考科目后，上海高校考试将取消文理分科。”取消文理分科考试在我国是一个巨大的创新。

1987年4月，国家教委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行条例》，规定：“考试科目：文史（含外语）类考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外语，理工农医类考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外语。”外语考试，高等学校录取不限制语种。语文、数学满分为120分，生物满分为70分，其他各科满分为100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按照中学教学的较高要求增加若干附加题，生物附加题为5分，其他各科附加题为10分，不计入总分，作为重点大学录取时的参考。

到了20世纪90年代，教育部开始改革“3＋1”的考试制度。1993年，教育部正式出台了“3＋2”高考科目设置改革方案。相比较于“3＋1”高考科目设置，最主要的不同就是文科和理科各选择两门作为高等学校选拔新生所需要的科目。理科类考生加考物理和化学科目，文科类考生加考政治和历史。从1995年起，除上海市实行“3＋1”考试制度外，其他地区均开始实行“3＋2”考试制度。对于“3＋2”的考试制度，更多的人提出了疑议，认为这种考试制度的推行，既有利于减轻学生的负担，也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但同时也势必导致了学生偏科现象的加重，学校往往只重视必考和选考科目的教学，而忽视了其他科目的教学，从而导致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干扰。同时，将地理和生物排除于考试内容之外，是不能适应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的。

为此在1998年，我国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根据教育部的部署，在今后的三年内，全国各地普遍实行“3＋X”的科目设置方案。1999年，广东省率先试点实行“3＋大综合＋1”的高考科目设置方案。在这一方案中，“3”是必考科目，代表语文、数学和外语，“大综合”则代表文理综合，即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6个科目的综合，“1”则是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英语、综合能力测试、体育术科、音乐术科、美术术科等11个科目中，由考生根据自己的志趣和特长任选一科。这种模式打破了传统的文理分科界限，体现了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全面和特长的统一，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然，对学生负担的增加也是显而易见的。⁽¹¹⁾

2000年，广东省将“3＋X”的考试方案调整为“3＋文理综合”，所谓的“文理综合”，即是物理、化学、生物和政治、历史、地理6门科目的文理分别综合。2000年4月10日，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做好2001年普通高考“3＋X”科目设置改革工作的通知》，决定在2001年高考科目改革扩大到全国1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2002年，“3＋X”方案在全国31个省市区都得到了实行。这种考试制度至今仍被大部分省市采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普通高中一直实行文理分科，这对当前我国实施的素质教育有极大的影响。素质教育旨在使学生掌握普通的科学文化知识，也就是指既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也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学科方面的知识。在“文理分科”影响下的中学教育，学理科的学生文科方面自然会偏弱，这也极不利于学生科学素养的养成。爱因斯坦就曾说过：“科学技术只能告诉我们是什么，却不能解决应当怎么样的问题的答案。科学技术只能解决是非问题而不能给人以价值判断。价值判断需要另一个源泉，即人文社会科学。科技与人文分离的结果，就两个极端而言，出现了两种畸形人：只懂技术、灵魂苍白的‘空心人’和不懂科技、奢谈人文的‘边缘人’。”⁽¹²⁾

1994年6月14日，李鹏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下决心纠正长期存在的单纯应付考试的倾向。这种不良倾向使学校和学生忽视德育、体育，脱离实际，脱离社会，不注重素质的全面提高而一味应付考试。如果不认真解决这个问题，势必误人子弟，造成严重后果。”⁽¹³⁾同年6月17日，李岚清在讲话中也指出：“现在社会上对教学改革的呼声很强烈。基础教育必须从‘应试教育’转到‘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至此，“素质教育”成为了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主题词，从而形成了20世纪中国教育观念大改革的第一次高潮。

素质教育以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核心，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这既是时代进步对人的发展的需要，更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对创新人才素质的要求。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习惯将学校理解为知识灌输中心，而智育的任务就是获得一定的知识和学习能力。作为一种以记诵为主的考试制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受到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在我国沿袭了千年的科举考试，对我国教育功能观念和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影响，着眼于让学生“代圣贤立言”。考试内容的狭隘性和限定性，严重制约了我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性。只注重知识传授，以记诵为主的考试制度，对于学生的发展也是极为不利的。

2002年12月27日，教育部下发了《关于积极推进中小学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的通知》，这是我国进一步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举措。从客观上打破片面追求升学考试的价值评估体系，改变过去注重学习成绩而忽视学生的全面发展、注重整齐划一而忽视个体差异、关注教学结果而忽视教育过程的现状。我国科学教育也在“素质教育”的指引下，不断推行综合科学课程改革，培养学生形成完整的科学本质观，提升科学素养。

应该说，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课程理论的引进，以及我国自身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不断发展，科学教育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很好的发展，反观这一时期我国的科学教育发展，主要体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1）科学教育倡导面向全体学生，再次强调“双基”。这一时期的科学教育目标由以往过分注重升学率的“精英教育”开始转向普及义务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2）科学教育的教材趋向“一纲多本”。1988年以后，一些省市开始自编教材，实现了从“一纲一本”转向“一纲多本”。新编的科学教育教材的共同特点是增加新的科学知识，注意结合生活和社会的需要，加强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在形式和内容上比“一纲一本”的教材更符合学生实际。

尽管这一阶段科学教育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有一些不足，主要如下。

（1）由于急于扭转“文化大革命”中“双基”被严重削弱的局面，一味追求缩小与国外在理论程度上的差距，在科学教育实施过程中，没有很好地考虑学生的接受程度。

（2）科学教育只注重“以学科为中心”。在重视“双基”的过程中，一味强调学生科学知识的获得，忽视了科学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培养学生求真、求实与客观的科学态度，怀疑、批判与创新的科学精神，以及从事实出发、大胆质疑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

【注释】

(1)吕型伟主编.上海普通教育史（1949－1989）[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385.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55.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教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24.

(4)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课题组著.教育大国的崛起（1978－2009）[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5.

(5)卓晴君，李仲汉著.中小学教育史[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291.

(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教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48.

(7)江山野主编.世界中学课程设置博览[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58.

(8)王伦信，曹彦杰，陈绵杰著.新中国中学教育改革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89－90.

(9)郭长江.中国近代科学教育变革的文化反思[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3，94.

(10)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280.

(11)杨明编著.应试与素质——中国中等教育60年[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93－94.

(12)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编委会.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40.

(13)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课题组著.教育大国的崛起（1978－2008）[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