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讲话提纲_开辟新道路的宣言书_邓小平遗物的故事

一份讲话提纲_开辟新道路的宣言书_邓小平遗物的故事

邓小平亲自起草的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的提纲。

这是邓小平的一份手稿，写在16开的白纸上，一共3页，近500字。由于年深日久，纸面已微微发黄。字是用铅笔写的，列了7个方面的问题。根据内容，我们可以断定，它写于1978年。仔细看，在这份手稿的最前边，还加了“对会议评价”一句话。这几个字说出了这份手稿的功用，是为一次会议而准备的，是一份讲话提纲。

起草讲话稿，按照以往的习惯，邓小平一般是约谈起草人，中间可能要反复修改，直到感到满意了，他在快要定稿的清样上稍作改动即可。这次讲话，由邓小平亲笔拟出讲话提纲，这还属首次。显然，仅从这一点上来看，这次会议就非同寻常。1978年12月13日，根据这份提纲，邓小平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出重要讲话。他说：“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www.guayunfan.com)

率先提出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

这篇讲话，早在1978年10月就开始酝酿起草了。讲什么？主题怎么定？邓小平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和思考。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百废待举，人们对未来充满期许，希望新的党中央能迅速拨正历史航向，希望中国从危难中重新奋起。但新的党中央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当时的口号叫“抓纲治国”，工作重点是抓阶级斗争，具体说就是揭批 “四人帮”。“文革”后这项工作已进行两年，当时正处在第三战役的高潮中。

面对这种状况，在党和人民的期盼中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在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应该干什么？为了摸清国情，邓小平先后到了广东、四川等地，他看到的实际情况是：社会主义搞了20多年还很穷，很落后。结合出访欧美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见所闻，邓小平强烈地意识到：社会主义中国已经被远远地抛在了世界之后。

邓小平坐不住了。他急切地说：“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总是要表现它的优越性嘛。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

终于，1978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前夕，在访问朝鲜回国途经东北视察的时候，邓小平提出了治党治国的新的观点、新的战略。

当时正处在揭批“四人帮”的高潮，这项工作自然是每个单位向邓小平汇报的重点。但出人意料的是，这并非邓小平关注的重点。

他最关注的是什么呢？在长春，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在沈阳，他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

1978年秋，邓小平视察东北三省，多次发表重要讲话，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号召要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

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吉林视察时指出，引进人家的技术，就要学习人家的管理方法，按人家的管理方式生产，否则就没有资格引进。改造企业，不能搞改良主义，要彻底革命。

下一步的路应该如何走？邓小平在思考，在探索，并给出了初步答案：“揭批‘四人帮’运动总有个底，总不能还搞三年五年吧！总不能说什么都是‘四人帮’搞的，有些事情还要自己负责。运动不能老搞下去，到一定时候要转入正常。”时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恩茂说，听了邓小平的这些话，过去有些不敢想的问题，现在敢想了，过去不敢讲的问题敢讲了，促进了思想的大解放。

1978年10月3日，邓小平在中国工会九大的致辞中宣布：“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开始新的战斗任务”，实际上就是后来所说的“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样，在中央工作会议前夕，邓小平第一个从正面提出了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多人连想也没有想过的问题。邓小平的话反映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呼声，并得到了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央领导层的认可。

与此同时，邓小平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主题也已确定，那就是讲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并由胡乔木牵头起草。

会前，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工作会议在原定议题的基础上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

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幕。此时的邓小平并不在国内，他正在东南亚访问。

会议开始后的11月12日，在东北组分组讨论中，已远离政治中心十几年、党内仅保留中央委员职务的老一辈革命家陈云开始他的第一次发言，他指出：“发展安定团结是保证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的关键。”随后陈云一连列出了6个需要由中央层面来做结论的问题，包括“天安门事件”、彭德怀问题、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陶铸问题、要批判康生、对在“文革”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给以复查等。这些问题触及“左”倾错误的要害，道出了大家憋在心里很久的话，得到与会者的强烈响应。会议的气氛活跃了起来，并逐渐脱离了事先设置的轨道，开始成为向“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发起的一场总攻。

在陈云提出的六大问题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天安门事件”，这是两年多以前发生的事，同时这也是与邓小平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

1976年3月下旬至4月初，南京、北京、西安等大城市的群众，纷纷自发地进行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的活动。当时的邓小平已经靠边站，“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正在开展，但他尚未被撤销职务。

4月4日，清明节，这天的活动达到高峰，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达几十万人。当晚，由“四人帮”主导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将天安门发生的事态定为反革命事件，并认定和邓小平有关。

4月5日晨，毛泽东圈阅同意政治局的报告。当日，北京市当局对天安门广场参加悼念活动的广大群众进行驱赶、殴打，并逮捕了一些群众。4月7日，根据毛泽东提议，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第三次被打倒。

“天安门事件”是一个冤案，实际上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唤起了人民群众的觉醒，人们认识到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灾难，人们希望恢复社会秩序和执行正确的方针，并把希望寄托在1975年曾主持中央工作并取得巨大成效的邓小平身上。

因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的要求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二是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在人们的强烈要求下，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表示清明节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是可以理解的，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但同时仍坚持说“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事件，仍然肯定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邓小平希望能够出来工作，希望有生之年再为国家做点事情，但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他毫不含糊，他说：“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但“天安门事件”和“反击右倾翻案风”并没有平反。从“文革”结束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已经整整过去了两年多，尽管很多人为争取“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作出了很大努力，但仍然没有实现。

在1977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就曾提出“天安门事件”问题的陈云，再次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这个问题。此时，历史的巨大潮流再也无法阻挡。

经中央同意，11月14日，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当晚，邓小平结束对新加坡的访问，回到了北京。

15日，《北京日报》首先刊登这个消息。16日，《人民日报》以更为醒目的标题刊登题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新华社通稿。

25日，华国锋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代表中央政治局讲话，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和涉及党的领导人的一些已经查明的重大错案平反，包括另一件和邓小平有关的问题，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是错误的，并撤销全部有关的中央文件。

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在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三的邓小平已复出工作一年多并担负越来越重要的职责，但直到这时才彻底从程序上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证明”了自己“清白”的邓小平接下来会做些什么呢？邓小平的反应显然又一次出人意料。

邓小平说：

对“天安门事件”处理错了，当然应该纠正。凡是错误的都要纠正。但有人有一个错觉，以为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又要乱，其实不会。这个问题清理一下就过去了，目的就是引导全国人民向前看。群众是最希望安定团结的局面。搞四个现代化，这是我们会议的中心问题。搞四个现代化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是不行的。

他的话经过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思路逐渐为党内所接受。今天回过头去看，如果当时不是这样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而是抱着一种放任态度，那么局部的街头活动就会迅速蔓延，国家就会重新回到“文化大革命”那种无法控制的混乱状态，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引起争论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天安门事件”平反等重大冤假错案的解决使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更加深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思想路线层面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与“两个凡是”的交锋。回溯历史，这场端正思想路线的大辩论是从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一个哲学常识开始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本来十分清楚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搞得混乱不堪。有人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有人说：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后的标准。还有人说：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我们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粉碎“四人帮”后，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仍然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对毛泽东特别是在他年老体衰不能正常工作和思考的时候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不论是否正确，都要求人民无条件地遵照执行。

“两个凡是”直接保护“文革”中提出的许多错误观点，妨碍拨乱反正，妨碍党和人民总结历史教训。如果不加以批判，不用实践标准来反对“两个凡是”，如果仍沿着“文革”时期错误的道路走下去，仍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1977年4月10日，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在给中央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人民日报社原社长邵华泽说：“这个应该说是对‘两个凡是’的最早的强有力的一种批评。虽然这个信里面没提到‘两个凡是’，但与‘两个凡是’是针锋相对的。这封信后来中央转发全党，都知道，引人深思。”这是党内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突破了禁区，点中了要害，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够引起一场大讨论，要害在于它的基本观点是，“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应该按照实践的标准，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哲学层面的争论，反映的是思想路线和政治方向的分歧。邵华泽说：“争论的核心，它实质就是思想路线问题，究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还是用别的路线来代替。”

不出所料，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受到某些人的攻击，在讨论中遇到了颇为顽固的抵抗。这篇文章被指责为“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虽然当时的讨论还是尽量避开毛泽东，但仍然遇到“你们针对着毛主席”的责难，并且这种责难越来越有意地指向邓小平，他们别有用意地说：“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有的人用毛主席的话批毛主席！”

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邓小平再次旗帜鲜明，他说：

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怎么样才行呢？照抄毛主席讲的，照抄华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

邓小平开始采取行动，全力支持和引导这次大讨论。1978年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号召要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人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邵华泽说：

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一个宣言，起了一个引领的作用。讲话一发表，那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对坚持真理标准的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对一些思想还处在僵化，或者还不够解放的也有所启发，甚至有所震动。

1978年7月21日，并不分管宣传工作的邓小平与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谈话，对压制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情况提出严肃批评，明确要求：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了。

第二天，邓小平又约见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明确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引起争论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就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仍然遵照“不介入”、“不卷入”的指示，对真理标准讨论持消极的抵制态度。邓小平质问：“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

中央工作会议的深入讨论使得“两个凡是”论调再也无法立足，到了会议末期，中央宣传口的几位负责人不同程度地作了检讨。至此，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取得了重大的决定性的胜利。

“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会议开到这个时候，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已经不那么突出了，意见比较一致，没有什么阻力了。同时，在历史转折关头，许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突显出来，需要党的领导人抓住机遇，作出回答，指明方向。

邓小平决定重新起草讲话稿，并亲笔拟出讲话提纲。

12月2日，邓小平约见起草人，拿出亲笔拟出的讲话提纲，提出讲话稿的主要内容要转到反映真理标准问题、发扬民主问题、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问题和经济管理体制问题上。

12月5日，邓小平再次约见起草人，就讲话稿的主题、内容、文字和结构进一步发表意见。他在谈话中说：“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一切向前看。讲话的主题更加鲜明集中。”

12月13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分别讲话，另一位副主席汪东兴作书面发言。

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认为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开得很成功，同时承认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汪东兴也承认自己“说过错话，做过错事”。

叶剑英讲话的主题是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

众望所归的邓小平的讲话无疑最受关注。邓小平讲了四个问题：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三、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在这个讲话中，他告诫全党：“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是邓小平和陈云在会议上。

20年后，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说：

一九七八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邓小平的讲话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篇讲话，后来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成为一篇经典文献。

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实践早已说明一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整套的理论都逐渐地成熟起来。所有这一切都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当然，我们还有各种困难需要克服。但是，方向已经明确，道路已经打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