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天津_关于彭司勋的故事

来到天津_关于彭司勋的故事

天津自古为漕运要道交通枢纽，既有负责直隶粮食保障的直沽广通粮仓，又有关乎经济命脉的盐场盐政。自清雍正三年，天津改“卫”为“州”建立地方政府起，到1935年6月天津再次被确立为直辖市，天津这个城市经历了几番演变，由县到市，由省会城市到直辖市，期间还经历了两年八国联军的军事殖民统治。由于地理位置以及政治局势的原因，天津也是北洋时期军阀们聚集最为密集的地方，在这里他们或发家或没落，或买房置地或买办置产，总是一派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然而这一番热闹景象的背后，却粉饰不了战乱不断带给底层民众困苦悲凉的生活现实。

1933年，此时的河北省省会已迁往天津，天津又成了省辖市。张兴钤的堂叔张宝龄在天津警备局任局长，一直就在资助大家族生活的堂叔张宝龄不忍见刻苦上进的侄子就此失学，便担负起了张兴钤的学费，让他寄居在自己家里，跟自己的几个孩子一起读书，因此,张兴钤在烟台芝罘中学中断的学业得以在天津继续，1933年2月，他插班进入天津私立河北中学上初二。

艰难得来的读书机会让张兴钤万分珍惜，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与课业无关的事一概不想，连以前最喜爱的课外书也不看了，生活的重心就是刻苦用功地读书，考到高分数博取宝龄叔的欢心，以保住继续读书的机会。他心里始终想着的是要好好学习，将来能够自立，自己赚钱以供养母亲，不再依靠他人的接济。然而，母亲终于没有等到张兴钤完成自己的夙愿，1934年，张兴钤的母亲因长期郁郁寡欢又积劳成疾，病逝于老家河北武邑崔乡村，终年44岁。听闻这个噩耗，张兴钤大哭了一场，母亲的去世让这个本来就比较沉默的孩子话更少了，他把自己深深地埋藏进书本里，只有读书才能让他暂时忘却痛苦。

直隶作为清末“新政”的权舆之地，其开展得轰轰烈烈的北洋实业及实业教育亦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史载“四方之观新政者，冠盖咸集于津”，转相效法。从而使河北率先制定的一系列有关实业及实业教育的制度和章程得以在全国推广，促进了全国实业教育及工商业的发展。

位于天津市河北区三马路天津特别市法院对面的天津私立河北中学1935年后更名为民德中学。，成立于1927年（民国十六年），是教育家康辅德先生出资兴办的私立初级中学普通科。据1948年出版的《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记载，“康辅德，历任天津市公私立学校教职，自‘九一八’事变以后，愤敌侵略，资助及门弟子，潜入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七七’事变后，又变卖家产以充抗日宣传经费，为敌侦悉暗杀未逞，致以利诱，许以高位，不为所动，为避敌耳计，变服潜入乡村参加地下工作。”由此可见康辅德校长是一个立志教育救国、盼望国家富强的爱国人士。(www.guayunfan.com)学校于1927年3月4日正式开始授课。康辅德校长对学校的发展是有规划的，原考虑先办初级再办高级，采取四二制，即初中4年，高中2年，初中不分科，高中分文、商、工3科。到张兴钤入校的时候，学制已改为初、高中各3年，实行学分制，12个学科分为选修课和必修课，学生要修满12个学科的学分，才能取得毕业证书。学校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学生缴纳的学费、董事及康辅德校长的捐助，当然，天津特别市教育局也会提供一部分维持费。

从天津私立河北中学的课程表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中学教育更注重对学生未来社会谋生能力的培养，因此初中设立的学科多以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和国文基础为主，高中开始分科，既有面向大学的文理科，也有面向社会的工商科。

颠沛辗转的求学经历使少年张兴钤倍加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因此即使在当时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在这样的一所学校里学习，他却能不闻世事，只管读书。据张兴钤的同学张道梁回忆，他们的教室是长方形的，共有四排课桌，靠墙两边为单桌，中间是双桌。张兴钤因为个头矮，坐在第一排双桌的右侧，左边的同学是范正家，后边正是张道梁。“张兴钤在班里年纪最小，但功课成绩好，连年考试都是全班前三名。他聪明，还擅长下象棋，一些比他大的同学，都常常败在他的手下。”张道梁.少年同窗［N］.今晚报，2014320.在天津私立河北中学期间，张兴钤总在班上名列前茅，拿到了不少奖品，这也激励了他的学习热情。

从宝龄叔家到学校要穿过几条街道，他每天行色匆匆地行走在学校与叔叔家之间，看着叔叔家的孩子嬉笑玩耍，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他的心里想的却是，好生读书、多做家务，博取婶婶的认可，以得到继续读书的机会。

一转眼，两年多的初中生活就结束了。在天津私立河北中学，张兴钤拿到了中小学阶段唯一的一张毕业证书。成绩名列前茅的张兴钤很想进入高中继续学习，以便将来能进入大学深造，可是宝龄婶认为，读高中上大学会花很多费用，不如学习一门技能早点自立，也好减轻家里的负担。于是，张兴钤在万般无奈之下投考天津河北工业学院高职部机械科并被录取。

天津河北工业学院的前身是北洋工艺学堂。1903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委派天津知府凌福彭筹建北洋工艺学堂，选定天津旧城东南角贡院草厂庵为堂址，对旧有房舍稍加修葺即行招生，第一期共录学生30名。到1929年5月升格为学院，定名为河北省立工业学院。招收高级中学毕业生，学制4年，设化学制造、机械电机、市政水利3个系。附属的甲种工程学校改为高级工业职业部（简称为高职部），招收初级中学毕业生，修业3年，设织染、制革、机械3科。

1935年秋，少年张兴钤带着巨大的遗憾进入这所学校的高职部机械科，尽管选择这个专业并非出于本意，但张兴钤依然非常刻苦地学习。学校为使学生能够把学到的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结合起来，设立了学生实习工厂，这也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校办工厂。到了1935年的时候，学校的校办工厂不但有机械厂、纺织印染厂，还增设了水工试验所。除了机械科的学业之外，张兴钤在学校里还继续学习着他所感兴趣的数理知识，但此时的中国华北，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略中国的部署，他们在东北地区推行殖民统治的同时，把魔爪一步步伸向华北。1935年5、6月份间在天津、河北等地制造事端，并以武力相威胁，先后迫使南京政府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把包括平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日本，之后又策动所谓“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策划成立由其直接控制的傀儡政权，全面推进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侵略，妄图将华北从中国的版图上分割出去。12月9日，北平数千名学生发起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此后，全国各地的工厂、学校都发起了此起彼伏的声援运动。与北京近在咫尺的天津，民众的抗日热情也空前高涨，此时的张兴钤虽然依旧热爱读书，但周围的气氛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民族的命运已到了危机重重的时刻。学校的老师、同学整天议论着时局，街市上也不平静，总有日本浪人在寻衅滋事。天津的各大学校掀起了支援北平学生的抗议游行运动，张兴钤也与班上的同学一起积极参与到爱国示威大游行的队伍里去。早上从学校出发，浩浩荡荡的游行和响亮的口号激发了张兴钤的爱国热情，走在游行队伍中间，他感受到的是团结带来的巨大力量。然而当游行队伍行至日本租界时，却被勒令必须绕行，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和巡捕把守着各个关口。这深深地刺激了张兴钤：在中国自己的国土上，中国人竟然不能通行！而国民政府为了制止学生运动，竟勒令平、津所有学校复课。国家积弱，只能任人欺凌，国家都只能任人宰割了，个人又怎能独善其身？可是，这样一个贫弱的国家，到底怎样才能强盛起来，不再任人摆布呢？这个问题从此深深地扎根在张兴钤的脑海中。

由于国民政府的强力镇压，抗议活动不得不转入地下，学生们陆续回到了课堂，但学习生活已经不可能再那么单纯，对国家命运的关注，通过这一系列的事件深深地刺激了张兴钤的心灵，也影响了他今后的学习道路。此时的张兴钤已经不再是那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孩子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引发了他内心的强烈共鸣，“强国救国”替代了过去挣大钱的理想。他不断地思索着，能够救国的途径究竟是什么？在当时社会上比较流行的一些观点中，“科学救国”的理念对他影响至深。他深切地感受到，掌握着先进科学技术知识的西方列强是如何用坚船利炮左右着贫弱国家的命运的，这种切肤之痛使救国报国的理想开始萌芽。

1933年，张兴钤的父亲只身去上海创业，与人合开了一家只有两台织机的织布厂，到1936年的时候，生活已渐渐有了起色，听说天津爆发了学生运动，他不愿意让儿子参与到政治运动中，就叫儿子赶快到上海来继续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