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诚弘毅_关于彭司勋的故事

明诚弘毅_关于彭司勋的故事

武汉大学的前身是在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的基础之上，于1913年正式创办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学校先后更名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等，到张兴钤入学时，学校早已正式更名为“国立武汉大学”。武汉大学的校训也同校名一样几经更迭，张兴钤入校的时期，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武汉大学的校训是“明诚弘毅”，取自《中庸》“自明诚，谓之教”及《论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二语。校训是告诫武汉大学师生：一个有道德、有学问的人，不仅要拥有一技之长，还要弘扬正义，抱负远大，百折不挠，甚至要将此作为一生的责任。早在建校之初，就有武汉大学学子将本校学生生活主要特点归结为“读书的精神”、“爱校的精神”、“质朴的精神”三大方面。

大学是什么？办什么样的大学？大学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回答了这三个问题，就能很好地描述抗日战争期间的武汉大学是怎样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坚持办学，又为什么在困苦环境下也要宁缺勿滥、毫不松懈地坚持自己的育人标准。当然，了解了武汉大学在抗战时期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标准，也就能清楚地知道尽管青少年时期都是在战乱年代中度过的，但张兴钤的人生走向却何以能够始终贯穿着一种执着坚守的精神。

在武汉大学的历任校长中，不能不提到被陈毅同志称为“一代完人”的王星拱王星拱(1887~1949)，著名教育家、化学家。字抚五，安徽怀宁县高河埠王家大屋（今高河镇凌桥村）人。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科学技术学院。在英国留学期间，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进步运动，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欧洲支部。1916年获硕士学位回国，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科学知识，反对宗教迷信。1925年“科学与玄学”论战中，主张“科学万能”。1928年就任安徽大学校长。后又与李四光等一起负责筹建国立武汉大学，任国立武汉大学化学系首任系主任。1933年5月出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为国立武汉大学(转下页)先生。他目光长远，思想独立，学贯中西，兼收并蓄，有强烈的振兴中华的责任感，（接上页）招揽贤才、发展学术作出了重要贡献，后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1949年10月8日，病逝于上海永川医院，被上海市长陈毅同志誉为“一代完人”。也有中国士人“达则兼济天下”的情怀。他具有深邃而独特的教育思想与办学理念，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将他的理念和思想贯以多年的办学实践之中，始终为实现“知行合一”而努力着。从1933年代行校长之职而后被正式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到1945年他辞去校长之职，12年间励精图强，实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使武汉大学在战乱中仍能为国家培养后备人才，在战后能迅速走上正轨，不得不说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和武汉大学的老师们一起用自己的行动很好地回答了大学是什么，办什么样的大学以及培养什么人这样的问题。

图 2-3王星拱（武汉大学提供）(www.guayunfan.com)王星拱以及武汉大学的建设者们秉持了中国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和梅贻琦等人的办学理念并结合了武大人的历史责任意识。认为大学是主持高等教育的机关，要为国家和社会造就人才。大学必须要承担的责任：一是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二是担负起社会文化的责任；三是将大学作为一种工具，通过教育达到增加社会效能，进而改造中国社会的目的。

在王星拱看来，“我们的至善目标是民族生存、世界公理及人道，而依归至善目标则是青年的义务、是青年的责任。”他提出大学应具有的职能是：“在道德方面，大学应当树立国民的表率；在知识方面，大学应当探研高深的理论；在技能方面，大学应当研究推进社会进步的事业”。因此，“我们的大学生，应当做国民的表率”，应当做“善思、会疑、有科学头脑的人”，要“肩负起道德文明进步、经济社会发展之重大责任。”涂上飙.乐山时期的武汉大学:1938—1946［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他从知识的价值，培养读书的兴趣与刻苦精神，求学的态度与方法，考试的意义与功用，劳逸结合，终身求学等方面来阐述智育的培养，并提出要重视体育、重视军事训练。

对于怎样办大学，他也有自己的一套思路，他认为在大学的构成要素中，除了必备的硬件设施，各有特色的校风以及必须一以贯之的社会责任感之外，良好的师资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正如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所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曾执教武昌高师（武汉大学前身）的竺可桢先生也曾说过：“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中，教授人选最为重要，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因此，以王星拱为代表的武汉大学管理层，十分重视对教授的选聘。就是战乱年代西迁到乐山时，对于教授的选聘也依然执行着严格的标准。

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国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大学教师资格鉴定和聘任的法规、条例，逐步将教师的聘任纳入制度化管理。1940年5月11日，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成立，作为全国最高的学术审议机关，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职能就是审核教师资格。而武汉大学教师的具体聘任工作由学校聘任委员会主持，拟聘任的教师，先要对其资格进行审查。审查制度自建立起，就始终被严格地执行着，就是在西迁乐山时期也丝毫没有放宽松。聘任武汉大学的教授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在学术上有创作或发明；曾在国立大学或本大学及国家承认的国外大学担任教授两年以上。讲师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对于所担任的学科有专门的著述；曾在国立大学或本大学及国家承认的国外大学担任教授或讲师职务，在国内外大学从事研究得有学位。助教须具备以下条件：国内外大学毕业；对于所习学科有研究或成绩。聘任委员会在审查时，应请相关学院的专业教授组成审查委员会，如有必要，经请示校长后也可延请校外专家学者参与审核。如此严格的教师选聘审核制度得以在武汉大学很好地执行和落实，就不难理解，为何在战乱不断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武汉大学仍能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据统计，从1938年至1946年，先后在武汉大学就读的学生约2767人，毕业生约1974人，这些毕业生中留在国内的就有十余人后来被选为“两院院士”。1948年，英国牛津大学曾致函国民政府，确认武汉大学文理学士毕业生成绩在80分以上者，享有牛津之高级生地位涂上飙.乐山时期的武汉大学:1938—1946［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自王星拱接任校长之后，不仅完成武汉大学校区建设，制订和完善了学校的教学、管理体系，极大地充实了学校的图书、仪器、设备等重要办学资源，还不断延揽优秀师资，扩充学科专业，实现了史、法、理、工、农五大学院并驾齐驱的办学格局，并且设立了两个研究所，开创了研究生教育。他求贤若渴、广揽人才、兼容并包，倡导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在武汉大学营造了一个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迅速地吸引并集聚起一批阵容庞大的高水平学者群，一时间，武汉大学名师云集，形成了一支令人羡慕的教师队伍，武汉大学教授数量多达百余人，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均在全国名列前茅。1942、1943两年间，在国民政府教育部遴选的2批45位“部聘教授”部聘教授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实施的尊师重教、稳定队伍的一项重要举措，部聘教授任期五年，每月工资由教育部拨发，由教育部指定到全国专科以上学校进行讲座或研究，是当时中国教育界的最高荣誉。中，武汉大学就占了3位，数量仅次于中央大学、西南联大、浙江大学，位居全国第四。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使国立武汉大学发展崛起为“民国五大名校”之一。

在武汉大学西迁最艰苦的时候，王星拱校长亲自向学生解释武汉大学校训“明诚弘毅”。有校友回忆，“开学后的第一周便是‘新生训练周’，首先讲话的便是王星拱校长，他向广大新生介绍武汉大学的校史，以及学校光荣的传统和优良的学风，并着重以‘明诚弘毅’的校训来教导大家”。吴骁等.功盖珞嘉“一代完人”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1.

图 2-4国立武汉大学校训（刘赜教授手书）和共通校训（蒋介石1939年手书）

张兴钤就读大学时，正值武汉大学内迁乐山，在艰苦的环境里坚持办学的非常时期。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武大师生同仇敌忾、积极向上的氛围对张兴钤的成才成长有着深远的意义。在这样的大学里就读，尽管读书的环境十分艰苦，经常为衣食发愁，期间还不得不时时冒着日军飞机轰炸的危险，但以王星拱校长为代表的武汉大学的老师们始终坚持着“明诚弘毅”的校训，坚定着为社会造就人才的办学目的，坚守着宁缺毋滥的教育标准，为中华民族的图存、发展尽最大努力保留有生力量。在张兴钤大学毕业以后的生活里，我们会发现，执着、坚守以及责任贯穿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