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初立_关于彭司勋的故事

信仰初立_关于彭司勋的故事

朱光潜朱光潜（1897～1986），中国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笔名孟实、孟石。1925年出国留学，先后就读于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获文学硕士、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先后在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四川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国立安徽大学任教。并任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名誉会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民盟中央委员，中国美学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作协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教授担任教务长时，对于如何培养校风更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还就此发表过《说校风》的演讲，使广大师生深受教益和启发。他指出：“培养优良的校风需要两个重要条件，第一是全体师生必须形成一个健全的集团，有集团的精神……其次是这个集团必须像个人一样，能自好、自重、自爱，有集团的荣誉意识”。同时，优良的校风，必须具备四个特点——“家庭的和乐空气”、“爱护纪律的风气”、“很浓厚研究学术的风气”、“弘毅豁达的胸襟气宇”。

一年级新生按规定接受军事训练，每天早上要做早操，但不少自由散漫的学生爱睡懒觉，拒不起床，军事教官对此毫无办法。训导长赵师梅先生听说之后，并没有立即去劝告学生，而是自己每天早起和学生一起做早操。早操完毕后，他便为集中在一起的学生用英语讲10分钟的话，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德育和智育内容，很受学生欢迎，学生们从中受到了名人的坚强意志和崇高品德的熏陶。自由散漫的学生渐渐地回到了集体锻炼的队伍里，这样的讲话锻炼了学生的英语听力，也顺便解决了军事教官头痛的问题。

学校的生活虽然清苦，但在乐山的武大仍保有着大批的教授，阵容是相当整齐的，而各教授对于教育和教学工作依然一如既往地保持着高标准、严要求的作风。很多老师都是国内享有盛名的学者，担负着各院系的重要课程，他们对于学生总是循循善诱，和蔼可亲。有些老师与学生共处，有如家人父子，使青年们在学术上，有了更多的进行探索的勇气。为了分散学生们离乡背井的苦闷，在生活上，总是给予学生很多关心，在课余时间，与学生无拘无束的谈话，更使同学们在道德上、学问上、事业上，有了新的认识和信仰。在这样的氛围里，张兴钤找到了强烈的认同感和使命感。

武汉大学西迁后，不管战时的物质条件多么艰难，学校总会想方设法，努力改善教学基本条件。一是学校体系比以前扩大了，招生人数也多于从前；二是仍在上海、香港等处派有专人购置和运输仪器、图书、实验药品等。武汉大学的印刷厂不断油印出高质量内容的讲义或书籍。学校工学院开设的一个实习工厂，被认为是“国内最完备的一所”陈奕.武汉大学有嘉定.，教学工作完全延续了武汉时期注重基础理论、严格考试要求等基本特点，并有进一步的发扬。(www.guayunfan.com)招收新生的生源方面，武汉大学也始终严格把关，一丝不苟。当时，武汉大学每年都与其他国立大学联合举行招生考试，尤其是经常与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浙江大学等全国顶级名校联合招考，号称“四大名校联考”。即使通过了考试，甚至是教育部分配给武汉大学的保送免试入学的学生，入学后，也仍然要参加学校组织的“甄别考试”，合格方能取得正式学籍。有时，“进学校来还没上第一课，甄别考试就裁编了我们一半的队伍”徐正榜整理.国立武汉大学一览（1938年）.

图 2-5邵象华（武汉大学提供）

张兴钤考取的矿冶系，是1938年应当时教育部要求，在武汉大学新增设的两个专业之一。20世纪30年代，我国已探明的矿产资源还不多，而战争对于钢铁等多种物资的需求使得矿冶专业成为一种非常急需的专业。为备战时工业之需，教育部训令武汉大学增设矿冶系和机械专修科，均隶属于工学院。矿冶系主任由著名的矿冶学专家、武汉大学工学院院长邵逸周先生兼任。即使是新增的专业，武汉大学也是十分重视教师队伍的组建，人数虽然不多，但教师水平却不容小觑，仅从当时矿冶系的教授中选择其中的两位，就能一窥矿冶系教授阵容的实力。

邵象华邵象华（1913~2012），钢铁冶金学家、钢铁工程技术专家。1913年2月22日生于浙江杭州。193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1937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冶金硕士学位。1939～1940年任国立武汉大学冶金教授。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抗日战争期间主持新型平炉炼钢厂的设计、施工和生产。1948年起在鞍钢参与恢复生产、建立我国第一代大型钢厂的生产技术和研究开发体系，参与主持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技术管理的奠基工作。1959年起在研究院主持冶金反应、冶金新工艺、真空熔炼及铁矿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的一系列科研项目，在生产中得到应用。1998年获第二届中国工程科技光华奖。，获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一等荣誉冶金学士及冶金硕士学位，是帝国理工大学特殊学衔和马瑟科学奖学金获得者。1939年，经邵逸周主任力荐，王星拱校长发出聘书，年仅26岁的邵象华来到西迁至乐山的武汉大学，协助筹建教学必需的冶金实验室，为矿冶系的学生讲授冶金学，同时还为其他系开了“工程材料学”等课程。他用流利的英语讲课，条理清晰，深入浅出，深得学生喜爱。

图 2-6丁道衡（武汉大学提供）

丁道衡丁道衡（1899~1956），字仲良，贵州织金人，地质学家，清末名臣丁宝桢之孙。1920年，入读北京大学预科，后升入本科地质系。192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27年，随北大教授徐炳昶、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前往西北考察。其间，他发现了白云鄂博铁矿。1930年返回后，继续在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1934年，留学德国，就读于柏林大学，获博士学位。1937年回国，1940年任武汉大学矿冶系教授。1942年，又出任贵州大学矿冶系主任、文理学院院长。1946年，贵州大学成立地质系，由他兼任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贵州大学校务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52年，院系调整中贵州大学地质系被并入重庆大学，他又任重庆大学地质系主任。1954年，当选人大代表。1958年，在重庆逝世。，192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后留北大任助教，1940年3月应聘为武汉大学矿冶系主任兼教授。在条件差、师资不足的情况下，曾经全系6门专业课（地质、矿物、岩石、矿床、晶体学、地史学）都由他一人担任，并负责学生的实践课和野外实习。

图 2-7邵逸周(武汉大学提供)

就是邵逸周邵逸周(1891~1976)，安徽休宁人。1909年赴英国伦敦，先后在帝国科学工程学院、英国皇家矿务学校学习。1931年任国立武汉大学工学院院长兼教授，1933年成立机械工程系，1935年成立电机工程系，1938年成立矿冶工程系;同时兴建实验室、研究所及土木、机械、锻造、铸造实习工厂。数年时间使工学院发展成为师资雄厚、学科齐全、规模宏大的工科基地。抗日战争爆发，邵提议学校西迁并早作准备，学校委以迁校委员会委员，与迁校委员会杨端六委员长率先入川勘定乐山校址及校舍，使迁校工作有计划进行，将损失减至最小。1939年12月兼任武大总务长时为武大最困难的时期，经费、物资奇缺，仍因陋就简修理校舍30多栋，新建校舍22栋，使教学、科研工作得以开展。1942年调任甘肃玉门油矿局协理。1945年任国民政府经济部东北特派员沈阳办事处处长兼代特派员。1946年任鞍山钢铁公司总经理。1948年到台湾后从政。晚年致力于矿业与金属冶炼技术开发。本人，也是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名师。他1908年毕业于安徽高等学堂，1909年赴英国留学，在伦敦帝国科学工程学院皇家矿物学校毕业。1930年12月至1942年7月，在国立武汉大学担任教授兼工学院院长，期间还兼任过土木工程系、机械工程系和矿冶系系主任。主讲工程材料、冶金学、地质学、工程地质学、构造材料和矿物学等6门课程。在他的主持下，武汉大学工学院的学科建设不断完善，先后成立了机械工程系、电机工程系和矿冶工程系。

张兴钤所属工学院的男生宿舍在斑竹湾，毗邻大渡河，依山傍水，编竹为篱，再糊上黄泥的墙壁，皮纸涂上桐油代替窗户的玻璃，一到雨天，往往是这儿淅淅，那儿沥沥。睡的床是连在一起的上下铺，臭虫之多，难以形容。宿舍里没有开水，要喝水就只有去茶馆。特别是临考前，一般都会去茶馆复习功课。因为老鼠很多，在储米的仓库里安营扎寨、生儿育女，大米里混有很多的老鼠屎、小石子等，吃饭时一定要仔细地挑选，同学们都戏称这是“八宝饭”。

图 2-8斑竹湾（张兴钤就读武汉大学时的宿舍）

图 2-9张兴钤学籍照片（1938年）

由于经费短缺，当时文娱、体育活动少，因而“郊游”便成为同学们所喜欢的主要课余活动。在树荫下喝茶，在草地上晒太阳，谈天说地，高谈阔论。有的去参观汉墓遗址，或去欣赏古老高大的银杏树，或去集镇观察民俗民情。最热闹的还是由系会、班会、同乡会、各学生会和社团等组织的集体郊游。

当时，同学们中除极少数人在生活、学习费用上较为宽裕之外，绝大多数人经济都很困难。张兴钤家在沦陷区，连信都通不了，和绝大多数同学一样，是靠领取“贷金”生活。1938年，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以后，颁布了《公立专科以上学生贷金暂行办法》，贷金金额按甲、乙、丙三级发放，甲级每人每月6元，乙级5元，丙级4元。贷金制度是确保内迁学生能够继续求学的必要保障，像李政道、杨振宁等这些后来的知名学者，能够顺利念完大学，都得益于贷金制度。当然，贷金也只能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数量仅够吃饭，有的同学因长期用酱油泡饭，导致营养不良身体浮肿。于是很多同学都设法到校外找了工作。最初，大都去城乡小学教书，后来发展到各中学任教，由于这些学生任何一门课都能教，因而深受欢迎。

条件虽然十分艰苦，但张兴钤在后来的回忆中谈到这段历史，却总是感觉从1938年到1941年间是在战争间隙里的一段难得的用心读书、增长见识的快乐时光。

武汉大学历来以学生读书用功、学校考试严格著称，每到招生之时，学校招考委员会都要召开会议，制订规则，布置招生事宜。招考固然很严格，而对已入学籍的学生，管理就更加严格了，即使是在战乱之中也是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考核标准既定就决不松动。学生们除刚入校时就要参加的甄别考试外，还得迎接随后的月考、临时考、期中考、期末考、毕业考等重重关卡。入校甄别考试不及格是要被拒之门外的，试题也并不简单，有位校友先就读于金陵大学，后再考到武汉大学。

有一门科目我在金陵大学考到99分，来武汉大学参加甄别考试才得70来分，让我大吃一惊，即使通过甄别考试也还不能放松，本科科目考试把关甚严，两门以下不及格尚可补考，三门则留级，若有一门主课零分，则给予除名。吴贻谷.武汉大学校史［M］.武汉大学校史(1893—1993),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严格的“淘汰制”迫使学生们必须用功学习，但即使是十分努力也不能保证都能够毕业，例如生物系48级入学时有17人，但到第三学年仅剩下刘蕙兰1人，当时生物系名家荟萃，有7名教授围着她1人转，无怪同学们戏称其为生物系的“白雪公主”，但是即使只剩这一位学生，系里的教授们也是认认真真教学，没有丝毫的懈怠。

图 2-10武汉大学矿冶系首届毕业生合影（前排右二为张兴钤，1942年）

那时每学期的两次大考都要公布学生的考试成绩，但是隐去学生的姓名，只公布学号，公布的成绩如果不合格，则以红色警示，在概念较多理论稍深的课程上常常可以看到红色一大片，例如土木系俞忽教授的结构学课程，有一次全班30人竟只有1人及格。但即使是这样，学生们自来都很遵从学校的规矩，考前认真准备，从来没有人要求老师给出考试范围，也没有人想到去作弊，因为那是被其他同学瞧不起的行为。1938年武汉大学招生481人，四年后仅有214人毕业，张兴钤所在的矿冶系，1938年入学时有25名学生，包括借读生1名，旁听生1名，1942年毕业时仅有8人资料来源：国立武汉大学1942年度毕业学生名册。武汉大学档案馆，归档号：1942—53。，考试及教学管理的严格，由此可见一斑。

初入大学，总算完成了张兴钤自小的夙愿，他克服生活上的种种艰苦，全身心地投入了学习。学校对各系各专业的学生规定了明确的选修课和必修课。1938年新设的矿冶专业，4年共安排必修课71门，选修课12门，对于高中没有读完的张兴钤来说，这些课业就像一座座大山，必须脚踏实地努力翻越。一年级所授13门功课皆为必修课，有叶圣陶先生所授的国文，有李儒勉先生所授的基本英文，有丁燮和先生所授的画法几何，有钟兴厚先生所授的化学实验、定性分析以及定性分析实验，还有马师亮先生所授的物理及物理实验等。张兴钤有在上海中学打下的不错的英文基础和物理、化学基础，应对基础学科还算顺利。到了二年级课程就增加到了18门，而且全部都是必修课，除应用力学、微分方程、定量分析实验等基础课以外，增加了工程材料、地质学、晶体学、矿物学等专业课。三年级和四年级的时候，就全都是专业课了，而且必修课有20门之多，选修课也基本安排在三、四年级徐正榜整理.国立武汉大学一览（1937年）.。课程设置是否合理、科学和前瞻，关系到学校人才培养的成败。学校将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为：将学生塑造成重专业、宽基础式的通才，一个注重研究而又在道德上为国民树立表率的楷模。从上述课程安排可以看出有如下特点，一是重视学生的基础课学习，学校将学生所学课程分为必修、选修两个部分，必修课中主要是基础课，集中在大一、大二。基础课的学习又讲究复合性，如文科的学生要修习自然科学的课程，理科学生要修习文科课程，工科的学生不仅要修习文科的课程，也要修习理科的课程。二是重视研究，当时学校非常关注研究，在必修课中专题性的研究科目有很重要的位置，可以看出，学校意在本科教育阶段让学生具备一定的研究能力。三是重视外语，语言作为一种工具，是学生汲取知识的手段涂上飙.乐山时期的武汉大学:1938—1946［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近代中国被有识之士提出后，汇通中西，摄取西方文化以及近代科学的精华就是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共同理想，外语作为一种学习工具为各所大学所重视。张兴钤在武汉大学学习的四年课程中都安排了外语课，第一学年开设基本英文，后三学年开设第二外语（法、德、俄、日等），这给学生打下了很好的外语基础，便利学生以后继续学习或深造。张兴钤选择了德语作为他的第二外语。

沉重的课业让张兴钤感到了压力，他在自述里这样描述那时的学习：

大一学生不分院系同住在一个宿舍，有机会和不同院系的同学交往。学习和政治气氛都相当浓厚，有两门课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一是水力学，这是工科系学生要学的一门课，老同学传说这是一门难过关的课，确实如此，习题多，考试也多。再一门是化学分析课，每个星期有两个下午，实验报告要求严格，定量分析结果要求准确，从中得到较好的实验训练。专业课主要靠课堂记笔记，这是不同于高中的锻炼。由于图书资料尤其是新的资料贫乏，很少看参考资料。张兴钤.我的自述［C］。张兴钤院士八十华诞纪念文集，2001.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四年的课程里，每一学年都会在暑期安排实习，不同学科的学生被安排到适宜的地方参加实习。矿冶系是这样安排的，第一、第二学年工厂实习，第三学年矿厂设计实习，第四学年岩石学实习。通过到厂矿实习，增加了学生们对于所学知识在实际中应用的认识，回到学校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学习理论知识。在武汉珞珈山的时候，学校对学生的实践训练就十分重视，建立了各种实验室和校工厂，为学生的实践活动提供场所。西迁到了乐山后，尽管学校面临各种困难，但还是创造各种条件给学生提供实践训练的场所。1938年，学校新建了锻工厂、铸工厂、水工实验室、热力实验室等，1939年又新增矿冶室、理化实验室、生物室等。学校利用得天独厚的技术优势努力服务抗战，让学生们在实际的工作中既学习了科学技术又能亲身参与到支援抗战的洪流中去。例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距离乐山20公里左右有一座毁坏的桥梁，是乐西公路的一部分，它对于战争物资能否运送到内地至关重要，武汉大学土木系的教授参与维修这座桥梁，使它很快得以修复。又如，1940年，乐山公路工程处需要大量建筑材料，第一批螺丝10000只，共25种，另需铸铁约15吨，且需要截割，该项任务由工学院讲师赵学田负责，在武汉大学的实习工厂完成。还有应航空委员会第六修理厂要求测定钢材中的成分，设计汽车渡船，为地方培养会计、机械、冶金方面的人才等等一系列任务，武汉大学师生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一致抗战、科学报国的目标。正如校长王星拱在1941年《科学与抗战》的演讲中明确指出的：“以中国抗战的今日说起来，要想得到胜利，亦必须积极地注重科学、注重工业的发展，然后才可以培养国力，才能同别人作现代化的战争。”

图 2-11矿冶系赴峨眉山实习名单（1940年暑假）

当然校办的工厂和实验室是不可能满足所有学生实习需求的，学校还积极联系实习单位，为学生争取到更多校外实习的机会。1940年暑假，张兴钤与汪雨生、马本师、杨烈兴等13名同学在老师丁道衡、王进展王若怡，又名王进展，安徽怀宁人。北洋大学采矿科毕业、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英国皇家科学院D.I.C.,德国柏林大学研究员。曾任国立武汉大学矿冶系教授。的带领下赴峨眉山进行为期两周的地质及测量实习，并采集标本，学校给予所有学生每人30元的津贴。30元的津贴只够最低的生活保障，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张兴钤和同学们的兴致。对于矿冶专业的学生来说，实地考察矿山、采集岩石标本是一项必备的内容，繁重的学期结束时，能有一个实地考察的机会实在是一举两得，一来可以把在课堂里学到的知识与现实结合起来，二来从单调的课堂里走出来观赏一下山河景致也是一件美事。丁道衡先生认为，理论必须与实践相辅相成，工程技术才能取得进步，一路走来把课内所授知识与现实结合起来讲解，并和大家一起讨论，张兴钤与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

实习毕竟在四年的学习生活中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课堂学习还是四年生活的重点。尽管学校方面把珞珈山大部分的图书馆藏搬到了乐山，但在战乱年代，图书不可能满足所有同学的需求，教授的课堂授课仍是学生获取知识的最重要来源。除丁道衡先生外，教授冶金学和工程材料的邵象华先生也给他留下的深刻的印象，张兴钤在《访问邵象华院士》一文中谈道：

邵老师学识渊博，有雄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在讲课中，他条理清晰。既深入浅出地讲清了基本概念，又指出了其实际意义和应用。每次讲课他都认真准备，如在讲作为钢的组织和性能基础的铁碳相图时，他将事先用大张绘图纸工整绘制好的相图挂在黑板上，大家一目了然。同学们上他的课是一种享受，既学到了知识，又领受他严谨治学的态度和娴熟的表达技巧。张兴钤.访问邵象华院士［J］.珞嘉岁月，2003.

可惜不久之后，邵象华老师就因资源委员会为了在大后方增产钢铁的迫切需要而被请了回去，这让张兴钤和同学们倍感遗憾。还有一位丁燮和先生，是教画法几何的，他个子不高，上课时总一边用手比划一边用英语讲解表达其所授的内容。

在那样动荡的环境里、在那样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完成这些课业，达到学校的要求是非常困难的，张兴钤每天行走在课堂与宿舍之间，宿舍里拥挤不堪，同学们上下楼梯发出很大的响声，很难得有安静的时候。人多教室少，一个房间里只有两盏灯，张兴钤和很多同学们一样，用自备的蜡烛，伏在床头看书，站在河边诵读，躲在教室、礼堂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地方刻苦学习。书是欠缺的，尽管学校把印刷厂也建立起来了，但纸张短缺、印刷设备不够先进，印刷总量毕竟有限，不可能满足所有学生的用书需求。因此张兴钤在校的时候，有的教材是上年级的学生一级一级传下来的，有的教材要靠手工抄写。特别是专业课教材，有的毕业生是舍不得把课本出让的，学校订购到的新教材数量有限，那么教材就更少了，主要是靠记课堂笔记。但是张兴钤认为，记课堂笔记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既可以使自己集中精神，又可以把老师在课堂上所讲的精髓内容记录下来，便于课后复习。

课业要求固然标准很高，但西迁乐山的武汉大学校园生活却并不沉闷，武汉大学乐山时期的学术气氛十分浓厚，经常举行学术报告会，由教师自选题目，在旧庙改成的大教室中作学术讲演，全校师生自由参加。生物学教授高尚荫，地质教授丁道衡，机械专家赵学田，欧洲历史学家杨人楩等都做过专题学术报告。学校师生踊跃参加，座无虚席，很多同学站着也听得津津有味。令张兴钤记忆颇深的邵象华老师的报告至今都能记起：

邵老师也作过几次学术报告，讲西欧各国的钢铁工业的发展情况，以及他在四川、云南等地调查所了解的我国自古就有的冶炼方法。报告内容新颖生动联系实际，至今印象犹深。张兴钤.访问邵象华院士［J］.珞嘉岁月,2003.

武汉大学西迁后，云集在乐山的是一批基本上都曾留学欧美的知名教授，1942年，文、法、理、工学院共有知名教授114人。如果以政治倾向而论，这些人大都是自由知识分子，并且包括校长王星拱在内，这一教授群体中有多位都受过蔡元培之聘在北京大学任过教职。这些教授的核心群体有共同的留学欧美的经历，在早期也都有过激进的革命经历，参加过同盟会等。他们的政治主张、文化选择和人生态度，比较典型地反映在《现代评论》创刊宣言中：以渐近的改革，在中国建立民主自由的社会。他们参照的标准或者不同，但是西方人首倡的民主、自由、平等、科学等普世价值是这一教授群体的共同理想，并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传达给他们的学生陈俐.抗战时期武汉大学教授群体的文化选择［J］.郭沫若学刊,2005,4.。正因为他们对政治民主、学术独立的要求，使得他们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也十分反感。他们利用课堂宣讲自由民主之风，也利用课堂对学生进行抗日救亡爱国主义的教育。他们支持抗日救亡，同情学生运动，在白色恐怖来袭时，又挺身而出，尽一切力量保护学生。校长王星拱一向认为学校是搞学术的天地，不容党派干扰，但在严重的情势下，他还是挺身而出，极力为进步师生辩护。例如，对于特务分子密告武汉大学学生利用社团、壁报、郊游等开展革命活动时，校长王星拱以学校的名义向教育部呈文予以辩驳：

本校学生团体虽多，但均经本校训导处核准成立，少数学生平时言论偶有失当，但在校行为尚无越轨之处。壁报为学生团体公开活动之表现，亦为学生练习写作之唯一园地，本校学生壁报无论新闻报道、评论时事，均经训导处审查后始准公布，其言论虽力求精辟，但尚无过于偏激之作品。涂上飙.乐山时期的武汉大学:1938—1946［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好的师风师德，好的校风学风，使得学生们尽管在战乱之中却获得了人生中最可珍视的一段经历。但在那个非常时期，安心读书是不可能的，身边的战争威胁迫在眉睫，乐山经常会有日军飞机空袭，躲防空洞也是常有的事。日军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强大的战斗力让张兴钤感受到国强民富的理想需要强大的科学技术做后盾才能够实现，再加上师长们在炮火笼罩之下关于科学知识和人生道理的谆谆教诲，张兴钤“科学报国”的理想进一步确立。

武汉大学西迁乐山的八年间，正是民族危亡的关头，也是国民党加紧“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白色恐怖时期，武汉大学学生在这样的时期仍能够站在时代的潮头，组织各种学生社团，开展了如火如荼的反侵略反压迫斗争，抗日浪潮风起云涌。到了1941年前后，国民党蓄意制造摩擦，不断破坏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局面，武汉大学也不能幸免地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

乐山时期，武汉大学汇聚了很多流亡学生，与远在沦陷区的家人关山阻隔，一边是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担心，一边是对家人安危的牵挂；一边是经济窘迫生活无着，一边是繁重课业的压力。因此学校有很多学生自发组织的同乡会、系会、级会、学术性的研究会以及服务性的社团组织。同乡们或是志同道合的学生们聚在一起，相互帮助，减轻压力，讨论时事。中共地下党组织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派党员参加各种学生组织，引导那些苦闷彷徨的学生认清形势，转变观念，积极投身到火热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去。张兴钤到武汉后，就经同寝室的同学翟锦文和赵宰平介绍，参加了“抗战问题研究会”，这是武汉大学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影响最大并得到学校认可的一个群众组织。

早在1937年秋，武汉大学进步学生潘及斌、钱祝华等人和北平流亡学生党员共同组织发起了一个学生社团，命名为“抗战问题研究会”。武汉大学西迁前夕，大部分会员奔赴延安等地，该会也就自行停止活动。西迁乐山后，在地下党人余明的提议下决定恢复这个组织。为了争取更多的群众，决定仍以学术团体的名义出现，定名“抗战问题研究会”。1938年10月底，在乐山李公祠理学院教室召开成立大会。会上选举了干事会，推定顾谦祥为总干事，下设总务、宣传两大组。宣传组下又有壁报、歌咏、话剧三个组，分别由叶琼、张是我、王晓云等学生负责。“抗研会”成立后，武汉大学的中共党组织利用这个公开合法的群众团体，领导学生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动，他们不定期地组织讨论会，密切结合抗战形势需要，讨论的主题主要是“声讨卖国贼，警惕投降派”、“前方在流血，后方怎么办”这样的主题。为了扩大宣传，“抗研会”还把办壁报作为主要活动之一，他们的壁报贴在文庙总部大院内和校外乐山公园等地，向人民群众宣传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他们还组织歌咏、话剧等活动，根据青年喜闻乐见的形式教唱救亡歌曲激发抗战热情，自编自演话剧来募捐，所得款项全部用来支援抗战。还有主要成员参加的读书班，主要读抗战救亡的报刊和少数介绍马列主义、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活动等书刊，如《新华日报》、英文《联共党史》、英文《红星照耀中国》等等。一部分党员同学作为会员参加进去，起骨干作用。

图 2-12“抗研社”部分成员合影（1939年）

“抗研会”是一个公开的、合法的群众组织，会员大多是思想上较为进步的同学和一部分思想处于中间的同学，还有个别助教、职工参与，也有少数教授表示支持，但不参加活动。抗研成立时仅30余人，到1939年夏已经发展到80余人。会员们差不多每星期六下午或星期日都有活动，大都是去校外或下乡，如到著名的盐区和码头集镇牛华溪、五通桥等地演剧、宣传、演讲，轰轰烈烈，影响了很多人。

张兴钤在这个组织中认识了很多谈得来的同学，课余时间也经常和他们在一起，渐渐地，他的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在自传中曾这样写道：

以前之所以接近左派的书籍、刊物和人，有些是为了时髦，认为进步是光荣。当然，我之容易接近进步的人和书籍是和我对大家庭的不满和我母亲的遭遇有很深远的关系的。但仍停留在读和谈进步事物的阶段。加入抗战问题研究会后，使我渐渐认识到革命不是空谈的，而是要参加实际斗争的。1956年张兴钤按要求撰写的《我的经历》，现存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档案馆。

1939年冬，赵宰平暗示张兴钤说，他有渠道可以接触、联系到中国共产党组织。但是，这时的政治形势已经恶化，国民党、三青团及军警人员到处布置打手、暗探，在各处闹事、抓人。张兴钤没有立即答复，他虽然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决心献身革命事业，但仍然有些恐惧。经过一段时期思想上的斗争，他终于克服了恐惧心理，通过赵宰平表达了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愿，并附上了一份自传。

1940年春天，在乐山城外的一棵大树下，由理工支部书记庄惠霖领誓，赵宰平监誓，张兴钤庄严地举起了紧握的右手，立下一个誓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很多年以后，张兴钤这样写道：“这一天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是很晴朗的一天，还有点冷。如果我有机会再到乐山，我一定还会认出那棵大树的。”1956年张兴钤按要求撰写的《我的经历》，现存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档案馆。庄惠霖给了张兴钤一本《中国近代革命史》、一本《党章》。这两本书在后来的日子里成了他阅读的主要课外书籍。

张兴钤入党后不久，正赶上国民党右派实行投降政策的意图更加露骨，对共产党的迫害也更加紧迫。由于武汉大学地下党组织很强大，许多群众团体和组织都由共产党地下组织直接领导，活动比较公开，国民党首先拿武汉大学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开刀。1940年7月6日晚，国民党宪兵、便衣特务在乐山进行了秘密大逮捕，他们手持黑名单，采取“会客”等诱骗手段大肆逮捕抗日积极分子和共产党员，武汉大学“抗研会”的大部分骨干都在被抓之列，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七·六大搜捕”之后，武汉大学的党员遵照上级指示，凡已经暴露的均撤离乐山，由于大多数党员或被捕或撤离，武汉大学的党总支不复存在了。庄惠霖在撤离之前找到张兴钤，转达组织上的决定。张兴钤在自己的自传里这样记录这段经历：“组织上认为我刚入党不久，没有做过引起国民党注意的事情，党决定我暂时留在学校里，以后会有同志和我联络。”1956年张兴钤按要求撰写的《我的经历》，现存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档案馆。

当时，张兴钤认为自己是“抗战问题研究会”的积极参加者，他认识的同志不是转移了就是被抓起来了，心里多少有些恐惧，但仍然私下里阅读《新华日报》和《哲学选辑》。1940年10月，颜竹丘当时在国立武汉大学读书，系中共地下党员。主动联系张兴钤，这才算是与组织上的人有了联系，他们隔两个月接触一次，在一起交换对时局的看法、阅读《新华日报》。当时的政治气氛很是压抑，张兴钤不敢贸然与别人联系，时间一直在等待中度过。不久，经由汪多禄介绍而相识的上海中学的老同学冯炜（冯克行）来到乐山，因是旧识，就经常在一起聊天，张兴钤发现，冯炜也是一个要求进步的青年，就介绍冯炜入党。

1940年秋，又有一批新生入校，为了隐蔽骨干、积蓄力量，中共乐山中心县委决定将武汉大学新生中的党员组成一个与原有党组织平行的地下党小组，直接归乐山中心县委书记罗明单线领导，此外还有一个留在武汉大学的隐蔽的平行党小组，由廖运新、冯炜（冯克行）、张兴钤等人组成，但不属乐山中心县委领导涂上飙.乐山时期的武汉大学:1938—1946［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此后几年，武汉大学又有新生、借读生等不断进入，党员人数也增多起来，但是这些党员和张兴钤他们的小组一样，多数都是由中共南方局或四川省工委直接单线联系，互不发生横向联系。

由于颜竹丘和张兴钤与组织上的联系都断了，组织上有什么要求他们主要靠研读《新华日报》等报纸杂志来获得，党报上的文章告诉张兴钤他们，革命高潮暂时过去，作为学生党员，应该努力充实自己，迎接革命新高潮的来临。1941年春，颜竹丘通知张兴钤以后不再与他联系，今后会另有同志与他联系，但张兴钤等到大学毕业也没有等到组织上的人。由于当时地下党采用的是单线联系的方式，在那样的环境下随便去找同志很可能给组织带来灭顶之灾，就这样，张兴钤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1955年，张兴钤回国以后，多次向党组织提出重新入党或恢复其组织关系的要求，并于1965年在吴益三等人的介绍下再次入党，一直到1987年，才最终得到了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委员会的正式批复，恢复张兴钤的党籍，党龄从1940年连续计算。

武汉大学是张兴钤学术成长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在烽火连天的流亡路上，张兴钤偶然地考入了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在当时的全国“四大名校”中是比较特殊的一所：

它历经磨难搬迁至大后方，保存了大部分的教学硬、软实力；

它有一位出色的校长；

它有一支优秀的教授队伍；

它有一套现代的教学理念；

它有一个先进的组织文化；

它有一个不降低标准的质量保障体系。

一切，使张兴钤在战争年代，仍然可以接受到中国当时最优秀的大学教育，构建了较为完整的矿冶专业的知识体系，接受了严格的语言训练，初涉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实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