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冲击_关于彭司勋的故事

“文革”冲击_关于彭司勋的故事

正当张兴钤全身心地思虑着实验部的工作，和草原上的人们一起以忘我的工作热情埋头苦干，圆中国铸造核盾牌之梦时，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大风暴已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周总理密切关注着这场政治运动的动向，指示有关部门要确保九院正常的生产和科研秩序，并且为了防止红卫兵大串联的干扰，在九院花园路的职工家属区都安排了北京卫戍区的卫兵值守。

然而，远在青海高原的二二一厂，却已经开始酝酿着一场声势浩大的动荡。先是成立了一个“草原红色战斗队”的群众组织，很快又成立了一个“革命联合指挥部”与之对立，两派针锋相对，大字报开始铺天盖地地贴了出来，正常的生产秩序开始受到影响。有人喊出了“吴、王庙已在风雨飘摇之中”、“死保吴、王、江，绝没好下场”的口号，矛头直指二二一厂党委书记吴际霖为首的领导班子。

两派意见争执不下，惊动了北京的周总理，周总理指示两派的骨干到北京，由他亲自做说服工作。有参加者对这次接见做了记录：

1967年1月19日晚7：40至20日凌晨3：40，地点：中南海。周总理、李富春副总理接见了二机部革命造反派19名代表，听取了代表们关于二机部运动情况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www.guayunfan.com)针对二二一厂，李富春说：二二一厂主要靠本厂，总部要派人去。先把在京单位的权抓过来，京外单位再一个个地去夺，看那个单位强，就去点火去造反。京内外确有国家核心秘密，选出可靠的人来掌握核心秘密。领导干部的性质由群众去定，允许他们在造反派监督下将功补过，将功赎罪，只要不顽固不化，看错误程度不同，轻的将功补过，严重的将功赎罪，个别的可撤换。中层干部可允许他们造反，可让他们参加到造反派里来，揭发党委的错误，以利于二机部革命化。可以限期半年，在造反派监督下，听取群众的批评，作好检查，抓好业务，那么将功补过也好、将功赎罪也好，看其改正得好不好，半年以后再作结论。

11点1刻，总理托人叫李富春副总理去参加另一次接见，并告诉我们，周总理就要来接见我们。一点整，李富春副总理陪同周总理进入会场，代表们起立，挥动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

总理坐下后逐一点代表的名，问是什么学校毕业的，家住在什么地方。然后，问了一些运动情况，指示还要坚持生产……

3点40分，座谈结束。代表们依依不舍，目送周总理离开会场。

然而总理的说服工作没能阻止“文化大革命”对二二一厂的冲击和影响。从1966年军管干部开始进驻到“文革”结束，二二一厂前后换过5任军管干部，由于不懂生产，再加上当时的政治大环境使然，5任军管干部的管理对二二一厂的科研生产都有不同程度的干扰和破坏，对厂里的职工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从第二任军管开始，运动的动作幅度就加大了，以“大风大浪游泳”的号召为指针，逼迫着干部们要“人人亮相，支持一派”。张兴钤在这场“选队站边”的运动中有些不知所措，就与苏耀光、刘宗山、刘健民等同事商量，大家都认为，两派都是基本群众，不能轻易地站到哪一队里去，于是对反复来拉拢他们的两个造反派的人都虚以委蛇，结果一次次的推托让两大造反派组织都恼怒了。张兴钤、龙文光、苏耀光、白东齐等几名技术干部因是单身，平时住在办公楼里，由于他们拒绝选队站边，就被造反派们逐出了办公楼。运动中的两派各有自己的食堂，可他们哪一派都不参加，两派的食堂就都不允许他们去就餐，而此时的机关食堂也不开伙了，这才真是居无定所、食无余粮了。在自己的单位里“流浪”了一段时间，好在此时王老（王淦昌）被送到其他地方保护起来，张兴钤他们几个人就搬到王老走后空出来的一间宿舍暂住，好歹算是暂时有了居住的地方，吃饭的问题只好靠四处“打游击”来解决，有时候到一分厂的食堂去买些馒头咸菜，有时候自己拾捡些柴火做点饭来对付。然而让张兴钤焦虑的不是这些，而是如何能够完成氢弹研制的实验任务。

在“文革”风潮迅速蔓延全国的大背景下，局势变得越来越无法控制，二二一厂甚至出现了激烈的武斗。我国第一颗氢弹是1967年成功爆炸的，“文革”1966年开始，在运动不断的情况下，可以想象组织氢弹研制生产困难程度有多大，而且还很危险。那时大部分技术干部已经“靠边站”，不能参与科研生产了。幸好张兴钤还没有完全脱离工作岗位，因为哪一派都不是，所以这期间自由时间反而多了一点。他经常到生产部的车间去看一线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加工情况，对遇到的技术问题和他们一起出主意想办法，尽一切努力与各方协调，组织力量配合做好原理实验。就是在这样紧张的气氛之下，几次氢弹原理实验都取得了成功，而其后1967年进行的真正的氢弹试验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没有在草原上工作过的人是不可能想象到其中的艰辛，整个氢弹研制过程中不断地有各种干扰，然而一大批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却能够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克服运动带来的干扰和破坏，有时甚至要在两派武斗的间隙中组织生产，克服科研、生活条件上的种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研制任务。宋家树访谈，2012年11月28日，北京。资料现存于馆藏基地。

忆及那段凄风苦雨、被称为“红色恐怖”的日子，原三分厂副厂长孙维昌说：“当时三分厂发生了技术事故，炸死了3个人，被定为三大反革命事故之一，我也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被批斗成了家常便饭的事，关在牛棚里反省，实际上就是临时的监狱。每天给你扔2个青稞面的窝头，捡起来夹在胳肢窝里（腋下），暖和一层，拿出来啃一层，啃完了再夹进去，过一会再拿出来啃。一听说要戴镣铐了，赶快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不然戴上镣铐，衣服就穿不上了。你们知道，那里是高原，早晚温差大，凉呀！按照惯例，戴上镣铐是重刑犯，是要枪毙的。不堪回首啊。”

张兴钤看到这一切，内心如焚，却不敢表示出任何想法。他出身“地主”家庭，不是“根正苗红”，另外还有留学美国的经历，在国民党的工厂里工作过，最要命的是1937年在上海高中参加集中军训时，曾加入当时的“进步组织”而后来却被定性为反动组织“复兴社”的经历，尽管只是被动地报了名，没有参加任何活动，但这个经历无疑会对造反派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是把他“揪出来”的有力证据。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担忧，但繁重的生产任务压得他没有更多精力顾及其他，某型号产品任务研制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已经进入完全没有节假日的状态，甚至连上下班的概念也没有。一天24小时连轴转，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工作。一线的科技人员吃饭也没有保证，睡觉时间很短，床铺就在办公楼内，困了就眯一会，醒了再继续干。最紧张的时候，甚至一连几个晚上挑灯夜战。这是张兴钤熟悉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也只有在一线，在紧张的工作中，他才能暂时地忘记政治高压带来的烦恼。因为军代表们在政治上并不信任科技人员，规定设计图纸必须经军代表审查签字后才能送生产车间加工；外出联系工作必须找军代表开具“通行证”，“三人以上同行”，其中还必须有一个刚从部队转业的军工“陪同”。当时，大家也曾因为政治的需要，喊出过一句响亮的口号，叫做“每一个数据都让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心！”但内心却不免嘀咕：“千万别出错”，万一被扣上“有意破坏”，结果就是打成现行反革命。

1969年，根据中央的战略调整，二二一厂准备向三线地区转移，虽然还有一些单位在组织生产，但很多工作都已经停顿。就在这时，二二一厂先后发生了3起事故，一个是二生产部发生了一起炸药爆炸事故。爆炸事故中的这种新型炸药，灵敏度很高，二生产部也是刚开始使用，要把炸药加工成规定的尺寸，结果在加工过程中发生了爆炸，当时炸死了3名加工的工人。第二个是从电厂到一厂区有很多埋在地沟里的电缆，其中的一条，因短路发生爆炸事故，造成厂区大面积停电。第三个是实验部七厂区在调整搬迁过程中的所谓“失泄密案件”。由于在“文革”期间，厂里的武斗、政治运动比较多，搬迁工作安排得较乱，厂里的一部分机密资料已先行运到三线，可是在原厂的一些人并不知道资料已运走，就把此事当成重大失泄密事件上报。这三件事被直接报告给了周总理，总理指示国防科委派人去清查此事，当时国防科委派了两位姓赵的军队干部（被称为“二赵”）到二二一厂来查清楚。然而“二赵”进驻二二一厂以后，并没有深入细致地去追查这3起事件发生的原因，而是认为二二一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得不够彻底、斗争不够激烈。他们既没有深入调查，也没有寻找当事人进行询问，就直接把这3起事件定性为敌人有计划的、蓄谋已久的破坏，这就是二二一厂史中有名的“三大案件”。继而他们在整个二二一厂开展了一场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侦破三大案件”运动。

所谓的“清队破案”运动实际上是一种极左的思潮，起到的是打击老干部、打击知识分子的作用，对二二一厂的正常工作秩序和科研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二赵”利用两个造反派之间的矛盾，拉一派打一派，致使运动不断升级，还不断扩大被审查打击的对象，先后枪毙了5人，抓、关了所谓的“反革命特务集团”50多人，批斗了3800多人，老一代的厂领导几乎无人幸免。厂里每天都在搞运动、搞揭发、搞批斗，大字报铺天盖地，一层摞一层，就这样，“二赵”还是不满意，他们说，二二一厂是重灾区，反革命、特务太多，不杀人打不开局面，就又布置了“追组织、抓后台、抓反革命集团”的政治任务，私设监狱40余处，自制手铐200多副，大搞刑讯逼供，一时间二二一厂的职工人人自危，空气紧张到凝固的状态。当时有两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第二生产部的主任、我国著名的炸药专家钱晋也被刑讯逼供，要他自己承认是特务，但钱晋却始终拒绝承认，最终被折磨至死。李英杰访谈，2013年3月25日，四川绵阳。资料现存于馆藏基地。

在这样的气氛下，张兴钤当然还是难逃一劫。1969年6月份，苏耀光、张兴钤、蒋国强、刘述昆等一大批技术干部相继被宣布停止接触机密，接受隔离审查。像张兴钤这样有着国外留学经历，且出身不好的技术干部更是重点审查对象。停止接触机密，就是所有的科研生产工作都不能接触了，于是从1969年6月份开始，张兴钤就再也不能参加二二一厂的各项实验工作和理论研究了。

同年10月，张兴钤等人被送到厂里办的学习班，目的是转变思想。十几个人的学习班，在当时的运动背景下，人人心里都敲着小鼓，忐忑不安。也的确有人挖空心思地想列出几个人作为特务或走资派的审查对象，扩大运动“战果”，但一直未能如愿。张兴钤虽然暂时未受到冲击，但心情已很压抑，作为全厂仅有的几个三级教授之一，在“极左”的有色眼镜下，很轻易地就会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虽然心情很压抑，好在张兴钤生性豁达，学习班里有很多年轻人，他和这些年轻人相处还是十分融洽的。当时学习班的副班长鲁谋仲这样回忆那段苦中作乐的日子：

我记得当时张总的月薪300多块钱，而我们的月薪一般只有100多块钱，由于张总性格豁达，我们总喜欢让他请客，有时候干脆把手伸进他衣服口袋里掏零食。有一天，张总买了十几个苹果，走进房里摆到桌面上，自己拿起一个以后说“来，一人一个。”大家一哄而上，三下五除二，最后桌面上孤零零的剩下一个，大家面面相觑，就班长一个人收敛着嘴巴。我瞟他一眼，心想，他是在用实际行动和反动学术权威划清界线吧？直到学习班散摊时，那个沾满灰尘，早已干瘪的苹果，依然放在班长面前，多么坚定的“阶级立场”呀！当时是按历史划框框，美国回来的叫美国特务，还有苏联特务、英国特务、香港特务，抓得越多越好向上请功。运动一开始，就冒出了所谓三大案件，均定性为阶级敌人搞破坏，一下子冒出来好多刑事案件，真假混淆，使我们对自己的眼光也有些怀疑了，说句心里话，有时面对从美国回来的张总，我心里也产生过动摇，万一他真是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特务怎么办？正是凭着平时所积累的对张总人品的认识支撑着我对他的信赖。鲁谋仲.在学习班的日子［C］.张兴钤院士八十华诞文集，2001.

到1970年，运动快要收尾了，因为造反派觉得该抓的已经抓起来了，虽然还有一批人没有够抓的条件，但是觉得这些人有问题，不能够留在九院工作，要处理掉。于是决定除了先前在厂里和西宁多巴办的学习班外，又在河南的上蔡县搞一个劳动学校“五七干校”。

1970年年底，二二一厂“清队运动”清理出来的、被认为不适合继续留在保密单位工作的800多人（包括小部分家属）在寒风中坐上了全封闭式货运列车，由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军人押送着，向河南出发了，张兴钤也在其中。全封闭式货运列车俗称“闷罐车”，车上没有厕所，停靠站点和时间也不确定，800多人就这样和着行李、铺盖、日常用品挤在一节一节的车厢里。吃饭、上厕所都是大问题。但生活上的不便和困难对张兴钤来说都是可以忍受的，思想上的苦闷却是挥之不去的，更不知道要去的“五七干校”等待着他的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命运？

11月9日，列车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河南省驻马店专区上蔡县。上蔡县历史悠久，是古蔡国的所在地，也出过秦相李斯、汉相翟方进这样的历史名人，然而，初到上蔡的张兴钤根本顾不上观赏风光、寻古溯源了。“五七干校”是临时动议成立的，除了地方政府划出的一片空地以外，连最基本的居住条件都不具备，一部分人被安顿到附近的老乡家，一部分人就挤住在仅有的几间草房里。因此这800多人一到河南，最紧迫的事情就是自己动手盖房子了。农场实行军队建制，张兴钤被分到了六连的拌泥组。11月的河南已经入冬了，气温很低。张兴钤和刘述昆等二十几个人一起住在马棚里，白天参加拌泥组的劳动，晚上参加学习会、批斗会，还要看守马棚里的马匹和白天要用的各种劳动工具。

搅拌泥浆制作土坯是盖房子的各道工序里面比较重要、劳动强度也比较大的一环。因为河南的冬天比较冷，所以他们要盖一种夹心饼式的房子，墙体的中间用红砖，两边还要夹上自制的土坯。张兴钤每天大清早就要去参加制作土坯，第一道工序就是和泥，先把黄泥、切成小段的麦秸加上水搅拌在一起，没有什么劳动工具，就是靠脚踩和钉耙翻，这样不断反复地踩反复搅拌，直到把黄泥和麦秸拌匀，不干不湿，然后再装到模子里面制作成型，最后脱出大小统一的土坯。为了防止土坯干后碎裂，张兴钤像以往做科研一样，将黄泥、麦秸和水的配比反复比对，最后得出一个比较理想的比例。搅拌土坯原料并不是他工作的全部。800人的住宿需求使得建房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每天会有一车车的红砖运到，张兴钤还要与其他人一起卸砖并搬运到建房的场地去，几十块砖一趟，一天也记不清要运多少趟。军管干部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总是盯着张兴钤，其实连里的工作还有像辅助小工、砌墙等相对轻松一点的活，军管干部却安排在连里年岁较大的张兴钤去拌泥组制作土坯。土坯制作好了，还要送到工地上，劳动强度可想而知。拌泥、搬砖、切草料、喂马、学习会、批斗会。1970年的冬天，张兴钤就是这样度过的。书是不能看了，政治的高压使人们不敢深入交谈，两三个人在一起聊天也极有可能被认为是在“搞串联”，但这里毕竟不是在高原上了，氛围没有在二二一厂时那么凝重，张兴钤和一起看马棚的刘述昆多少有了一些自由交谈的时间，有时为了对抗河南冬天寒冷的气温，他们就买点白酒晚上来喝。对于现状不敢表现出不满，对于未来更不知何去何从。河南作为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就是兵家必争战乱不断的地方，上古时代曾经茂密的森林，早就在数千年的农耕开垦和战火纷飞中消失，张兴钤此时的理想竟然是有一天能够去种树、看森林，到人生暮年时能植出一片林子也就不枉此生了。刘述昆访谈，2013年9月10日，北京。资料现存于馆藏基地。

1971年9月，随着林彪的“折戟沉沙”，全国的政治气氛已经略有松动了，当时这一消息并没有及时传达到九院设在河南上蔡的劳动学校，但是学员们分明已经感受到管制不那么严了，学习会不那么多了。到了1972年4月份，林彪事件终于传达到干校，一时间大家都有些不知所措，军管干部也走了，干校处于一种无人管理的状态。张兴钤看到一些同事回家去了，便也收拾一下回了北京。从1963年到1972年，张兴钤对这个聚少离多的家庭有太多的牵挂和歉疚，他心里想着不知道这一次是否可以多住些日子?不知道下一步组织上会不会重新信任自己，恢复自己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