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学_关于彭司勋的故事

上海中学_关于彭司勋的故事

就这样，张兴钤离开了入学不到一年的天津河北工业学院高职部，来到上海投奔父亲，并参加了当年的江苏省立上海中学的入学考试。

图 1-4 20世纪30年代江苏省立上海中学（上海中学提供）

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始创于1865年，时值晚清一场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宗旨的洋务运动兴起之际，担任苏松太道兵备的丁日昌顺应洋务潮流“兴新学”，捐银创设龙门书院，成为上海开埠以来最早的地方官办新学。1904年，学校承习戊戌变法中“革旧习，必立师范学堂”的要义，改龙门书院为龙门师范。辛亥革命后，近代师范又以省立为制，校名遂改为江苏省立第二师范。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随着欧美教育思潮的不断涌入，一批留学欧美的学者满怀“教育救国”思想，力倡教育改革。留美专攻教育专业归来的当时大夏大学教授郑通和先生，出任由江苏省立第二师范改为江苏省立上海中学的校长。郑通和悉心办学，以武训精神自勉，为聘请望重士林的学者执教，他亲自登门恳情，直至允诺而后止。当时名流如胡朴安、柳诒徵、江问渔等,都曾任该校教职，优礼有加。为从多方面培养人才奠定基础，他制订多科制教学课程，在必修课外，设多种选修课。如外文课，除英文是必修课外，还可选修日、德、法文等课。他还制订“为公、前进、合作”六字校训，以此作为“上中精神”，策励师生奋进。(www.guayunfan.com)图 1-5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先棉堂（1936年，上海中学提供）

上海中学的办学特色是：采取学生寄宿制，重视实验和课外活动，实行合科制，各科并举。将传统单一性质的师范类学校变为理、工、商、师范合科的综合性学校。上海中学努力培育“传承中思变，为国育真才”的办学特色，确立了“不重功名重德行，不求空谈重思辨，不逐名利重实用”的办学理念，在招生与管理上“严”字当头，在教育内容上中西兼容，教学特点上注重以学生为本。经过多年努力，渐渐声誉鹊起，与江苏省立苏州中学、扬州中学、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一起，被称为江浙学校中的“四大名校”，从1935年到1937年，上海中学在江浙“四大名校”统一会考中成绩均名列第一。

上海中学历来以招生严格著称，考录比例经常达到20比1以上。张兴钤只在正规的学校里读了两年小学，初中也是在颠沛辗转中完成的，对于传说中以招生考试严格著称的上海中学，报考时多少有一些担心。看看《准考证》背面的“考生须知”就有9条之多，不但笔试严格，上海中学录取考生还要进行口试（面试）和体格测试。在过去的求学经历中，张兴钤从未经历过要求如此严格又全面的考试，心中不免有些惴惴。好在不久之后，就在上中录取学生的榜文上看见自己的名字，总算是放下了一颗心。1936年上海中学报名考试人数为4576人，录取人数为493人，录取比率只有10.75%钱重耀.情系上中感恩师长——纪念上海市上海中学建校145周年［Z］，2010.，在当年被上海中学理科录取的、为数寥寥的北方考生中，张兴钤也算得上是一个佼佼者了。

考取上海中学的喜悦，多少冲淡了一点张兴钤因母亲去世和不情愿地进入天津河北工业学院高职部带来的郁闷，然而，入学的喜悦还没持续多久，张兴钤就感受到了学习带来的压力。上海中学的严格不仅仅是在招生上，入校之后的严格管理，也让张兴钤始料未及，因为学校对学生管理的触角深入到了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

首先是课程设置。在课程的分类上，涉及学生成长的各个层面。上海中学的公共基础课程有修身科、教育科、国文科、经学科、史地科、理化科、博物科、算学科、习字科、图画科、体操科、乐歌科和外国文科等十余种，涵盖了人文、自然、艺术多方面内容，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修身科”的课程内容注意培育学生自身的道德修养，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关注国家大事，了解世界关系等。“国文科”主讲汉语文法，要求学生做日记、熟用书简（查资料与典籍）等。“理化科”涉及小学校高等级、中学校初等级、几何代数、中学校毕业级、理化教授法。“博物科”内容涉及地质学、岩石学、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人身心理学等内容。此外还包括手工专修课等其他门类的课程唐盛昌.史品上中——菁英教育的缩影［Z］，2009.。

如此纷繁丰富的课程设置，让张兴钤刚开始非常兴奋，但这种兴奋也只是暂时的。因为对张兴钤而言，有的课程有一定的基础，有的是从未接触过，有的虽然略有了解却从未系统地学习过，课程压力可想而知。

图 1-6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华文打字室（右上）、英文打字室（左上）、商品陈列室（下）（上海中学提供）

其次，上海中学的校训为“诚敬”和“上中精神”，也使他深受触动。“上中精神”被概括为“为公、前进、合作”六个字。既是当年上海中学在教学过程中提倡和努力实践的灵魂，也对学生人生观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第三，精心安排的高水平教学活动。上海中学能够成为“江南中学四大名校”之首，不得不提到其教学特点，多年凝炼形成的优良传统使张兴钤顿觉耳目一新。

一是着眼学生长远发展，十分重视“基础”训练。由于民国时期的教育体制一直在变化，因而上海中学的教师往往从自身的特长出发，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大量使用原版教材、大学教材与学校教师的自编教材。当时上海中学教师队伍的水平普遍较高，有的毕业于国内名校，有的是国外学成归来，他们在教学中关注学生的长远发展，力求为学生未来的专业学习奠定坚实基础，其表现为特别重视英语这种世界通用的“学习语言”的教学和使用。上海中学在教育实践中第三个重视的基础训练就是特别关注对学生的实验、实习能力的培养。学校不但注重校内学习，还能结合学生所学专业安排实践内容，例如，商科的学生会被安排到上中银行或上中合作社去实习，博物科的学生会被安排去实地考察等。

二是走出书斋，开阔视野。学生在学校增长知识、学习技能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求。在上海中学，学校除了利用自身的师资力量讲授知识拓展学生的知识结构以外，还十分注重让学生的学习走出书斋走向社会。校方经常聘请大学教授、各行各业的专家、社会知名人士来校做报告、设讲座，以增广学生见识，开阔学生视野。

三是为人之本与求知立志，指点人生。上海中学的老师遵守着一个信条：不仅要教人求知，而且要教人立志，为学生指明人生发展的道路。尽管国民政府对学校政治压力很大，管控得很严，但教师中仍然不乏敢于表露自身意志和观点的人，他们的进步思想影响着学生们，他们对学生们革命进步思想的鼓励，使很多学生在求学过程中逐步确立人生志向，追求正确的人生价值。

图 1-7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学生晚自修情景（1936年，上海中学提供）

第四是近乎于严苛的管理。作为住校生，张兴钤两周才能回一次家，全校有严格统一的作息时间，学生穿统一制服，作息时间专门雇请一名号手吹军号指挥，每天的升旗仪式由学生乐队伴奏。宿舍内使用统一的床单和蚊帐，内务定期检查并列入学生的操行分数。食堂有固定座位，每层宿舍均派一位老师担任舍监，维持秩序，保证按时作息，哪怕是考试之前也不准在走廊里“开夜车”。

一位校友曾这样记录了吴家巷校园的生活:

吴家巷校园生活的一天上海中学二十八级学生回忆，《吴家巷的校园生活》，现存于上海市档案馆。

图 1-8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学生学生出操队形（上海中学提供）

清晨，起床号一响，本来寂静的宿舍里人声逐渐多起来。同学们正忙着把自己床上的卧具整理好，再罩上一端印有三条蓝色阔带中嵌“上中”两字的白色被罩，然后分赴每层楼中间的盥洗室，用着印有自己姓名的白色蓝字的面盆和漱口杯，放了冷热水龙头，洗脸刷牙毕，仍将用具放回到白漆的木架上。再以很快的速度奔向处于东西四栋宿舍之间的操场上，高初中同学分东西两边列队，南向而立，在号声中行升旗礼。

升旗后进行早操，操毕列队依次进入东西两座膳厅用早餐。在早餐后到第一课的间隙时间内，校园中充满着一片生气，到处是书声琅琅，有在读古文的，有在背英语的。当上课预备钟声传来时，才各自带着书包走进教学楼。

上午的课程结束，同学又云集到那块早操场上，仍然列队鱼贯进入饭厅；当时已采用分食制，每人一只搪瓷盆，分为两格，每天的午餐是一格内两只咸鸭蛋，另一格内是咸菜豆瓣汤，一荤一素。每人都用印有自己姓名的餐具。

下午有的先上两节课，有的做实验，工科同学去实习工厂。在下午的时间内，上中银行和上中合作社开始营业，这里除了为全校的师生员工服务外，主要是商科同学联系实际的好场所。此外，就可以到操场上进行体育活动了。

暮色降临，晚饭后的宿舍内最为热闹，有的唱歌、吹口琴，也有摔跤的，一时欢声四起，青年时代相互间的嬉戏，甚至打打闹闹，往往会结下终身的友谊。也有的静坐一隅，正在缝补衣袜，也有在盥洗室内洗衣服的。上中历来采取学生寄宿制，每一个学生都被培养成为具有独立工作、独立生活能力的青年。

晚自修的号声一响，各个寝室顿时安静下来。按校舍的原设计，每间寝室放四张单层床，后来调整又加了一张。上中当时的课外作业抓得很紧，又有自学的参考书，学习量很大，绝大多数同学都能自觉地在晚自修时间内完成当天的作业，整栋宿舍是静悄悄的，偶尔从走廊中传来的脚步声，那是训育老师或常务导师来宿舍做例行的巡视。当训育老师的脸出现在房间的玻璃上时，大多数人均不理不睬，依然在埋头用功，也有个别顽皮的同学偶尔对他做上一个鬼脸，他也装作不见，继续逐室看过去，这种巡视是学校的一项制度。

两小时的晚自修既毕，同学们涌到盥洗室洗足，也有热水供应，一切临睡前的杂务处理完毕，熄灯号一响，就上床就寝，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在学校的任何时间、任何地方的一举手、一投足，几乎都有不同的规定进行着引导和约束。《教室规则十二条》、《宿舍规则十九条》、《食堂规则十条》等规定形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甚至包括作业规范、零用钱使用管理、分级与个别谈话制度等等，这种半军事化的生活对学生纪律培养、生活作风和集体观念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作为上海中学理科二十八级乙班录取的59名学生之一，张兴钤坐进了位于上海市吴家巷的学堂。性情温和的他与同学相处得很融洽，他们选出办事稳妥、热心公益的汪多禄同学作为级长，确定了“互助互爱”的级训。这里优越的读书环境让张兴钤倍觉珍贵，从小学到初中不断的转学经历也让他十分珍惜这一段难得的、能够安心读书的时光。理科班的学习氛围很好，大家不但埋头刻苦读书，同学之间也会有很好的切磋交流。学校里除了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也有很宽松的课外活动内容，各项课外兴趣活动在各科老师的支持下得以蓬勃发展，其中最著名的首推同学们自发成立的“数理研究会”，班上的同学全体都参加了，这个研究会又分设数学、物理、化学三个兴趣小组，数学以平面几何为主要内容，同学们详细推论、证明几何学中的各项定理，通过自己的论证，实实在在地弄懂、掌握各项已知的定理。物理、化学小组则注重动手实践，在老师的具体指导下，兴趣小组的同学们自己动手加工机械工件，制造无线电装置，这些课外的学习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张兴钤对于科学知识的兴趣。后来又因同学们兴趣日益增长，理科班又新增了国文、英文研究会，学生自己组稿并出版短期刊物，在老师的支持下延请名人来校演讲。通过这些课外活动的组织、参与，同学们的学习热情被极大地调动起来，张兴钤也不例外，上海中学的学习经历给了他巨大的收获。理科班同学的团结精神也让他终身难忘，那时学校不但注重书本知识的教育教学，也十分注重对学生体格的锻炼，理科班的学生参加校际运动会，各个项目都能取得不俗的成绩，男子篮球队取得乙组锦标，更有女同学孙德芳代表学校去参加了省运会。

图 1-9杨逢挺先生

在上海中学民国二十八级的教师中，有教国文的程克猷先生、教数学的朱凤豪先生、教英文的姚志英先生，教物理的杨逢挺杨逢挺（1907~1973），江苏宜兴人。1927年考入清华学校（1928年改称清华大学）物理系，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1934年听从恩师叶企孙的教诲与建议，从事教学工作。1937~1956年在上海中学任高中理科主任兼物理教师。1956年8月，调上海师范学院筹建物理系，1960年被评为副教授。先生，教化学的徐子威先生，教授力学、电工学、制图的薛邦迈先生和教授化学的吴瑞年先生等众多沪上知名的中学教员。其中，让张兴钤记忆颇深的，是教物理的杨逢挺先生和教英文的姚志英姚志英（1906~1952），上海浦东人。1937~1945年在“沪新中学”（上海中学抗战时的校名）执教英语，与张云谷合编《英文背诵文选》3册和《现代英文散文选注》，提高了上海中学几代学生的英文水平。先生。

杨老师在上高中的时候，正值国内军阀混战，他看到国弱民穷的悲惨状况，却苦于不知如何才能报国。1927年，他考入清华学校物理系，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叶企孙、周培源等。叶企孙先生的“科学救国、教育救国”论对他影响很深，在叶企孙先生的建议下，他在毕业两年以后，也就是1934年，便投身于教育事业，希望能够通过教育来改变国家的面貌。1937年，经时任上海中学教务主任的王达刚老师引荐，杨逢挺老师进入江苏省立上海中学担任物理教员。当时，他也曾打算去租界工部办的学校应聘，但当他参观完上中后，感到这所学校“名声好、规模大、校舍好、设备全”，就决定留下来。杨逢挺老师能够很熟练地使用英语进行课堂教学，当时上海中学物理教学使用的是勃拉克台维斯合编的《最新实用物理学》，但在理科学生的物理教学实践过程中，他不仅仅只满足于使用外文原版教材，而是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因材施教。杨老师始终坚持“教育救国”的理念，即使在日寇进犯上海时，也始终与学生们在一起，到位于法租界菜市路的上海美专继续坚持授课。杨老师有着深厚的物理学基础，1949年《辞海》第一稿物理组的编写人员，就是由复旦大学的王福山教授、华师大的许国保教授和上海中学的杨逢挺老师三人负责的。

图 1-10姚志英先生

教英文的姚志英老师虽身体羸弱，但教学认真，一丝不苟，素以严格要求闻名。他认为英语必须在上大学之前掌握“四会”（会听、会说、会读、会写）。上大学后再补英语，那就太晚了，其结果将是半生不熟。姚志英老师用纯正的英语授课，他将课程细分为：“读本”、“文法”、“作文”、“修辞”、“书信”、“会话”、“精读（背诵）文选”等。他认为“背诵文选”是掌握英语最佳的方法，亲自编写了《英语背诵文选》3册，共96篇（号称100篇），均选自国外名著的短文或片段，如《林肯就职宣言》、《黑奴魂》、《仲夏夜之梦》等。他坚持要学生在课堂上背，背不出则站着听别人背。这次背不出，下次还得背。“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在这样“严厉”的要求下，学生都下功夫去背，在写英语作文时，随手取来，毫不费力，得心应手唐盛昌.史品上中——菁英教育的缩影［Z］，2009.。

1939届校友集体创作的《吴家巷校园生活的一天》中，有特别对姚志英老师英语教学的介绍上海中学二十八级学生回忆《吴家巷的校园生活》，现存于上海市档案馆。：那边一间教室显得非常安静，原来是班上的同学都在紧张地注视姚志英老师。今天这一堂英语课是背诵，姚老师在一只白信封内抽出一张写有某一位同学姓名的纸条，又在另一只白信封内抽出一张写有某一篇世界名著的篇名。然后，就由这一位中选的同学，背诵这篇短文章，直到高三时，那只信封内依然还能抽出高一高二时背诵过的篇名来。这是姚老师力主背诵以便积少成多、达到熟能生巧的教学方法，使每个学生都能熟记下几十篇各种内容的短文。后来在1939年夏，大学入学统考的英语作文试题是“The Beauty of Four Seasons”，此题看似容易，却难获高分，但对我们这些上中毕业生来说，个个考得眉开眼笑，这就不能不归功于姚老师的认真教学了。

除了背诵文选，注重语法等外，姚老师还规定：高一订阅《大陆报》，高二订《字林西报》，高三订《密勒士评论周报》等英文报刊，又鼓励大家看英文原版电影，达到学用一致的目的。在选读英文报刊的内容时，有一次报纸上报道了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姚老师念的时候非常气愤，当时还讲了很多年轻人应爱国的道理，可见当年上中的教师，也并非是在“死教书”的。

姚志英老师的教育方式特别适合张兴钤这样勤奋的孩子，他一丝不苟地按照老师的要求完成学习内容，每一次被抽到背诵都能顺利过关，深得老师喜爱。此外，还有一位朱凤豪先生也给张兴钤留下了深刻印象，朱先生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主张教育救国、科学救国。他从上海大同大学数理专科毕业，是上海中学理科的主任。朱先生精于数学教学，他对三角学、平面解析几何等都有自己独到的教学教法，深受学生欢迎。

上海中学的经历让张兴钤终身铭记，多少年后提起上海中学，他对学校里的先生都是赞誉有加的，当然，这众多的先生也并非都让学生爱戴，也有让学生们不齿的。人生观念决定人生的走向，个人的命运也从来都离不开时代的影响，比如教工科学生力学课的薛邦迈先生，他毕业于中央大学，因为到上中任教时他也刚脱离学校生活不久，年龄与学生们相差不远，还保持着很浓的学生气，没有普通先生的架子，同时又经常主动地为学生们补习，本来在学生们中间的口碑很好。但是不久薛先生就不在学校任教了，原来他是到了“汪伪”政府的教育部任职去了。张兴钤后来听闻这个消息时，多少感到有些错愕和震惊，虽然薛先生并未教过自己，但这个老师在学生们中间还是有些名气的，曾是个不错的老师啊。在这个非常时期，究竟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让此时的张兴钤有些迷惘。

也许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已经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下，国民党当局十分重视对学生的军事训练。根据江苏省学生军事训练的要求，江苏省的高级中学学生在高中三年期间都要参加为期3个月的军事训练。

1937年初，也就是张兴钤进入上海中学读高中的第二个学期，理科班的男学生要参加集中军训，女同学则并入商科留校继续上课。因为马上要去军训了，本学期的一切功课都必须提前结束，因此，他们每天的上课时间要一直延续到下午5点，课外活动只得暂时停止了。此时汪多禄仍是他们的级长，因为两个月的分离在即，同学们就在春节前的一个星期日组织起来去远足。他们从吴家巷也发，循着沪闵路一路向前，沿途参观了模范监狱、冠生园制造厂以及交通大学，参观交大校园的经历使张兴钤更加坚定了进入大学深造的理想。4月25日，学校举行大考之后，就有同学陆续离校，留下来的同学就在学校里召集了一次联谊会，张兴钤因回家没有参加29日晚举办的联谊会。

5月1日，张兴钤和班上的汪多禄、沈铮（沈韦良）、范建瑛范理，原名范建瑛。江苏常州人。1938年入延安抗大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央军委二局科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股长、西北野战军司令部科长、西北军区二局副处长。参加了延安保卫战和青化砭、沙家店、宜川、扶眉等战役，立一等功。1950年后，历任东北军区二局处长，中央军委技术部干部学校训练处处长，总参谋部三部处长、副局长，广州军区三局局长，总参三部副部长、副政委、顾问。曾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范理）、潘宗岳等同学一起赶到了江苏镇江。参加在那里的高级中学学生集中军训，理科班的男生全部参加了军训，无一请假。同学徇冬（笔名）在《军训日记》中回忆道摘自徇冬《军训日记》，现存于上海市档案馆。：

一共去受训的同学共有96位，他们在细雨声中、在同学的欢呼声中、在壮烈的口号声中，与学校做三个月的分离，抵北站在八时左右，当下就到，十时的快车，希望的心，增长在火车的振动声中，个个都很兴奋，笑声、谈话声、唱歌声，在车中不绝地回响着，时间很快地在铁轨上驶过去，苏州、常州、无锡一个个在眼前消失，终于在四时零五分到了镇江。

总队部在城西的七里甸，门外就是自省会至句容的公路，营房是新盖的，当然有很完备的计划，但因时间不够，一切设施都没有就绪，饭厅、自修室、盥洗室，亦没有布置好，操场上积水成河，行走其中实有一种特别的感觉，鞋袜的透湿还算小事，而我们的箱子铺盖也有气力不逊而抛在水中的，听章教官把各同学的姓名和所在的队号读出来，心里很难过，眼看见一个个同学是分离了，但我深信三个月的时间是很短而且我们有着重大的使命，离别不足以使我们抑郁、愁闷，我们第四中队的上中同学共有九人——田正平、潘宗岳、沈桐荪、管业森、邬慰曾、杨关泉、胡鸿杰、张兴钤与我。

学校生活变为军队生活，张兴钤很快适应了这里的军训，因为在上海中学的学习生活也是比较规律严格的。但是军训毕竟还是不同于在校的生活，军训的一天是从整理内务开始的，凌晨4点，中队长室中的闹钟一响就必须起身，第一件事就是整理床铺，脸不洗不要紧，床却非弄平不可，双层床上有蚊帐、席子、棉被、被单、军用毯及灰色包裹等6件，这6件物品都必须按规定的格式摆放。因为时间有限，许多同学为了减少用时，宁愿被蚊子叮咬也不去用蚊帐，情愿盖棉被也不去动毯子。着衣、绑腿、铺床、洗面，必须在10分钟内完成。4点10分左右，值星区队长的哨子响了，同学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集合，整理队伍、检点人数，一时间报数声大作，等待全营集合开始早操。早操快结束时会有号兵发出号令，同学们集结于场地中央的旗杆下，八十八师的彭巩英副师长会在这时走过来，与同学一起看升旗并训话，他通常都是报告一下国家近况，或者讲述一下军人的修养。早餐时，因为凳子缺乏，很多同学都是站着吃饭。上午是持枪出操，听队长讲解《步兵操典》，学生兵们身着草绿色的制服，黑色的鞋袜，白色的手套，腰间束着武装带，腿上缠着绑腿，随着章教官的口令整齐地进行操练。中午会有一小时的午睡时间，下午就是同学们最感兴趣的打野战了。意思是在田野中实习战斗，先由中队长讲解操典、观察地形，再分配演习。重点让学生们学习的是“地形地物识别”、“方向判断”等科目，同学们分为两组对抗演习，在行进中要考虑到路上可能有潜伏的“敌人”，要听着哨子、要注意空中，要实行伪装，尽量减小目标，种种动作，都是要使大家集中精神，务必追求实战效果。演习结束通常都是下午五六点钟了，晚饭后是自修课，这是军训期间比较自由的一段时间，同学们可以看书、写家信。晚上熄灯之前还有一次集合，由中队长报告战况及致训词，接着同学们集体用沉重的语调开始齐唱：“九一八，血痕尚未干，东三省，山河尚未还。国耻一日未雪国民责任未完，全国的同胞，一起来救亡。到前线去吧，走上民族解放的疆场……”据上中同学海沉的回忆文章“在镇江”，现存于上海市档案馆。。军训的3个月基本天天如此，但是偶尔也还是会有假期的。每当有假期就是同学们最快乐的时候。镇江是当时的江苏省省会，每逢假期，同学们三三两两来到街上，有去公园的，有去看电影的，有去商店买生活必需品的，也有下饭馆改善生活的。夏季的阳光总是炽烈而强势，3个月的军训让这些平时在书斋里潜心念书的学生们少了一些文弱，多了一些英武之气。

在此军训的还有江苏省其他高级中学的学生，就是上中也有不同科的学生参加军训，因此理科班的学生并没有分到一个连队参加训练，在级长汪多禄的倡议下，理科班的学生每周举行一次聚会，畅谈时事，联络友情，并不时地把理科班男同学的新作和军训简报集中起来送回学校，留在学校的女同学们就把这些文章发表在理科班自办的刊物上，定名为《集训专号》。班集体互助团结的气氛，让张兴钤非常欢喜，也正因为这样的经历，张兴钤与上海中学时期的一些同学保持着终身的友谊。军训除了带给张兴钤和同学们新奇的收获以外，也给他们带来了许多其他的感悟。对于集训队中有少数军队办事人员利用采办学生伙食等的职务之便，克扣学生伙食、中饱私囊的行为，同学们感到十分愤怒却又敢怒而不敢言。张兴钤心里想，如果军队里也有这种行为，那么士兵的营养自然要大打折扣，怎么能够保证战斗力呢？并且士兵对长官也就不会信任了，如果对长官不信任而心存不满，那么长官种种高尚的言论和严肃的训话，会收到效果吗？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公然开始了全面侵华的军事行动。远在镇江的张兴钤和同学们听到这个消息无不义愤填膺，但教官们要求学生务必服从命令认真训练，不要随意离开，因此，预期3个月的军训还是按照既定的要求完成。军训结束的时候，因正是暑期，同学纷纷自行离开。范建瑛回到了江苏常州的老家，张兴钤也于8月1日回到了位于上海市江苏路东诸安浜159弄的家。

此时的张佩玺斋了礼，戒烟戒酒，在江苏路东诸安浜159弄自家的楼下，经营一个只有两台织布机的小作坊，雇了几个工人在亭子间里织布，自己平时要去售卖织好的布，还干一些修布之类的零星活计。后来，他续娶了一位丹阳籍的李姓妻子，由于李氏身体病弱，他还慢慢地学着做些家务。平时夫妻两人就在织布作坊里帮助工人干活，楼上是住所。看到父亲和继母勤俭和睦的生活状态，张兴钤心中因父亲对母亲的冷遇而产生的愤愤之情不禁淡了许多，毕竟是自己的父亲，毕竟父亲对自己还是关爱有加的。

图 1-11抗战爆发后，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商借当时的美专作为战时临时校舍（上海中学提供）

刚刚回到上海，平静的日子没过几天，日军依靠强大的机械化优势将战火烧过华北，此时的上海周边已是战云密布，局势十分紧张。就在原计划八月开学的当口，发生了抗战史上著名的“八一三”事变，拉开了淞沪会战的序幕。在这场历时三个月的战役中，中国军人的英勇表现，特别是在第二阶段的宝山保卫战和第三阶段的四行仓库保卫战中，表现出了中华民族拼死抗敌的坚强决心。中国军队的铁血意志以及上海民众支持抗战的热情和行动也震撼了从前只顾一味埋头读书的张兴钤，使他走出了宁静的象牙之塔，自觉地投入到了关心和支持抗战的洪流中。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上海中学无法在漕河泾吴家巷继续上课，被迫迁入法租界，租用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教室复课。因为战乱，一些同学漂泊在外不能及时返校，理科班乙班的59名学生中有停学的，有转入他校的，也有离开上海转入内地的，加上其他学校来借读的5名学生，总共只有三十几名学生在上课。理科甲班人数也很少，于是一开学两班就合在一起上课，级长由费君玉担任。最难能可贵的是，尽管彼时上海已经一片混乱，但上中的教师们却没有弃学生于不顾，大多数教师选择留下继续教学，也因此，上海中学的教育教学活动能够在战乱中得以延续。

这一次的开学只维持了几个星期就又被打断，上海失守了，大量国民党守军涌入上海租界，美专校舍被保卫团征做宿舍，学校不得不暂行停课，好在一个星期之后，学校又得以复课。此时从沦陷区转来的学生日益增多，理科班又一分为二。总之，这个学期虽然开学了，但却非常地不安定。班里的同学纷纷参加号称是抗日青年组织的“复兴社”，理科班几乎全体同学都报了名，张兴钤的同学也替他报了名。但他那时对于抗战的认识与他们不尽相同，因此并没有参加复兴社的任何活动。大敌当前，安心读书是不可能的，同学们都组织起来参加各种支援抗战的活动。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国民党军抵抗不住，大部分军队撤出上海，只留下小部分军队孤守苏州河北岸的上海大厦，坚持不投降，时称“八百壮士”，恰巧“八百壮士”的团长是张兴钤在上海中学军训时的大队长。上海虽沦陷，但英法租界（当时称孤岛，仍由英法控制）内中国人民抗日情绪非常高涨，鉴于“八百壮士”的英勇顽强，纷纷组织各种支援抗日的活动。张兴钤也和同学汪多禄一道，参加了上海中学的学生组织的募捐、慰问伤兵等支援活动。

学校复课后，由于校舍不够，只能上半天课，这倒使张兴钤有了更多的时间去阅读一些课外书籍。由于他自认为国文实力不强，一入学就开始有意阅读报刊，后来受同屋同班同学汪多禄的影响，接触到了由邹韬奋主编的《抗战》等进步刊物，并开始阅读巴金、茅盾等人的小说。他在一份自传中曾这样写道：

当时对巴金的小说特别喜爱，因为他所写的对象是自己熟悉的。慢慢地认识到大家庭的罪恶本源不是大家庭的成员他们自己，而是整个封建制度。从这些小说里也渐渐理解到我家绸缎庄的倒闭并不完全由于父亲等人的挥霍，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是主要原因。1956年张兴钤按要求撰写的《我的经历》，现存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档案馆。

此后张兴钤参加了一些由共产党外围组织举办的演讲会和讨论会。经常与汪多禄讨论关于当时社会制度及帝国主义方面的问题，并逐渐地和同班同学沈铮、范建瑛开始探讨人生观的有关问题，阅读大众哲学，对马列主义也有了初步了解。

图 1-12张兴钤与父亲张佩玺（右）合影（摄于上海，1938年，现存于张兴玲处）

那时“到陕北去学习，以后参加抗战”的思想在同学中流传得非常广泛。1938年前后，中国共产党组织在上海中学的活动十分活跃，是年初，地下党计划输送一批进步青年去根据地参加革命，商科三年级学生王文熹、曹洪熙等带头响应，他们毅然放弃即将拿到的高中文凭，集合了卢文华、金国雄、陈鸿堤、肖萍、顾佩荃、徐康谊等13人，瞒住家里，避开了上海租界当局的注意，采取秘密措施，经武汉后赴延安。这次被称作“十三勇士赴延安”的行动，团结了更多同学，产生巨大影响。

上海沦陷后，由于家里接济困难，同时,受“十三勇士赴延安”行动的影响，不愿在“孤岛”过亡国奴生活，高二即将读完的张兴钤与沈铮、范建瑛就一起谋划着放弃学业，离开上海，赶往当时正处于抗日高潮的武汉。计划也向“十三勇士”一样，转道武汉奔赴当时的红色革命圣地——延安。

上海中学的两年学习生活在张兴钤的成长历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上海中学的师生能够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在国家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传递给学生的始终是一种爱国的情怀和报国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