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奏中国人的命运交响曲_陆学艺评传_事迹

弹奏中国人的命运交响曲_陆学艺评传_事迹

社会流动，在社会学辞典中，是一个表达一个人或一群人社会地位变化的词汇。通俗地讲来，社会地位的同一级别的变化，叫水平流动；不同级别的变化，叫垂直流动。通过社会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社会学家可以窥见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如同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能量流的流动性、矢量和动力学，是研究经济、财富和物理变化的重要指标一样，社会的流动性、矢量和动力学，也是研究社会阶层分化的重要指标。甚至它与社会阶层研究，本质上讲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是动态和静态的关系。社会阶层是静态的社会流动，而社会流动则是动态的社会阶层。它们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2002年，陆学艺对这一词汇，有了新的感觉。

虽然在这一年，他和他的团队受困于阶层分析报告风波，在外人看来，象一个犯了错误、被家长训斥的孩子，灰头土脸地在社科院里行走。但在陆学艺内心深处，仍平静如昔。从2月份开始，课题组连续开了几次会议。在会上，陆学艺按规定向课题组传达了院领导的指示，通报社会上对课题组研究的种种非议与责难，同大家一起商量下一步工作。他告诉他的同志们，尽管遭遇了非议与指责，但社会舆论的主流和大方向，仍是积极肯定和支持的。他坚信研究的理论取向是正确的。他不准备放弃，也不准备妥协。不仅如此，而且还要加快进行下一个课题的研究。

6月份，课题组决定，在前一阶段社会阶层研究的基础上，下一个课题就是研究社会流动。重点是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是怎样由两个阶级一个阶层转变为十个阶层的？这些阶层将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www.guayunfan.com)这是一个多年思考的新课题，是阶层研究的新进展。[20]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调查和分析，课题组终于赶在世界社会学大会在中国召开之前，完成了这项研究，以《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以下简称《流动》）的书名，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这部36万字的著作，作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的续篇，在第一本“研究报告”引起学界政界震动之后，尤其是引发争论、非议与责难之后问世，又会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又会给学界和政界带来怎样的话题呢？

陆学艺作为作者之一，为《流动》撰写了“导言”。这篇“导言”可为我们理解社会流动提供一个入门向导。

他在“导言”中介绍了开展社会流动研究的意义、目的、方法，以及他们的新发现。

谈到这本书的意义，他说“通过研究中国社会流动的形式、机制、路径、方向和特征，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社会流动模式与转变中的积极因素，揭示其中的消极因素，为进一步改革和调整相关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定，提供合适的战略方向和可行的策略路径，从而促使中国社会流动模式最终实现现代化转型，促使社会流动的机制变得更加公正、更加合理、更加开放，在此基础上加快形成一个与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变化相适应的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21]

陆学艺先生在课题组研讨会上（2002年）

《流动》所表现的研究方法、主题和理论取向与一般的研究有所不同。在方法上，除了采用抽样调查来采取数据之外，还利用了近50年的历史文献资料。在研究主题和理论取向上，作者并没有使用西方通行的新结构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而是沿着中国社会50年来流动的历史线索进行趋势的描述，“了解社会变迁和国家政策调整如何影响个人和群体的命运”。

作者们做这样一个研究，其目的有三：一是考察1949年以来重大的社会政治变动和相关政策调整及其对社会流动的影响。二是通过观察社会流动来解释当前社会阶层的形成过程、内在特征和未来走向。三是通过对不同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流动路径、流动机制、流动频率、流动障碍和流动机会分布进行比较研究，希望能够对近50多年的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走向做出总体判断。[22]

“导言”对他们的研究发现作了以下概括：

第一，中国社会流动模式与工业化国家的社会流动模式不同，因而社会流动研究的内容、策略、方法也应有所不同。工业化国家的社会一般都是开放性社会，后致性因素在社会流动中起主导作用；而在中国，无论后致性因素还是先赋性因素，都要通过制度与结构因素而发挥作用。这在改革前很明显，改革后还存在。

第二，1978年改革前后，中国社会流动的模式、流动机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前，社会流动模式，是政治主宰型的。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力量，推动着社会结构的分化，促使后致性因素对社会流动机制的影响逐渐扩大，社会流动渠道越来越多元化，能力主义原则在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上的作用日益显著”。当然，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定。还有相当大的作用。

第三，中国的职业结构正在渐趋高级化。向上流动是一般趋势。改革开放以来，初级层次职业比重下降，中高层职业比重增加。但增幅还较小，只是正在趋向高级化。

第四，未来10年左右，中国的职业高级化水平将有一个跳跃式的提高，中国的社会中间层也将有一个跳跃式的扩大。

第五，中国社会正在逐步走向一个开放的社会。代际流动率，1980年以前为41.1%；1980年以后，达到54%，上升流动为40.9%。代内流动率，1979年以前为13.3%，2001年为54.2%。社会流动机制更加公平合理，社会流动渠道更加畅通。

第六，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社会流动模式尚未最终形成。当代中国的社会流动，显示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双重转变特征。老的制度政策安排还在起着阻隔作用，新的阶层边界“正在明晰化”，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现代化社会应有的社会流动模式的形成，还需一个过程。作者还对社会流动变化的几种趋向作了展望。他认为可能有三种结果：

一是健康顺利地成长为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他把这种结构称之为“橄榄形”结构。

二是畸形的、病态的社会阶层结构，底层很大，社会中间层发育成长不起来。他把这种结构称之为“洋葱头”结构。

三是遭遇恶劣的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停止发育，长期病弱、畸形、瘦弱无力的社会结构。他称之为“蜡烛台”结构。

作者希望实现第一种理想，避免第二、三种可能。要实现这种愿望，作者认为：“最关键的出路，就是在中国社会努力建构起一种公正、合理、开放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社会流动模式。”为此，他还提出了深化体制改革、调整社会政策、创新公共资源配置、加快城市化步伐等政策建议。

以我的阅读经验，导言阅读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使人“一目了然”，也可以“一叶障目”。后者就像在一座金山脚下仰望一下，只见霞光万道，光彩夺目，而金银财富在哪儿，却不甚了解。读《流动》这部社会学大书也一样，要读懂，光读“导言”还不行，还必须走进“深山”，才能寻得出宝来。

这座金山，有12重，也就是12章。书山有路，让我们从第一章开始。

第一章，“十大社会阶层的划分”。执笔人是李春玲、陈光金两位研究员。李、陈同时也是《报告》的“总报告”7位执笔人中的两位。让他们两位来撰写这一章再适合不过。但我以为，在这本书中，再来重复《报告》中的内容，似乎不必要。尽管他们对十大社会阶层研究，做了“深化和完善”，“进行更精确的比例估计和进一步的细分归类”，[23]但就其基本观点而言，仍未能超出“报告”提出的理论。我建议，今后“报告”再版时，可以将这一章的内容收入，毕竟它比以前的资料和论证，前进了一大步。

不过，本章提出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分析框架，是《流动》最具创新性内容之一。

在社会学中，社会流动机制被简化为两大基本类型：先赋性规则和后致性规则。所谓先赋性规则，即是传统农业社会中，个人获得其社会地位和实现社会流动的机会，决定于其与生俱来的社会归属，一个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会具有明显的封闭性。所谓后致性规则，则是在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社会中，个人获得其社会地位和实现社会流动的机会，更多地决定于自我的能力和努力，一个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会具有明显的开放性。现代化理论认为，一个现代化社会的社会流动规则，一定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对国内外社会学界广泛认同并用做分析工具的“先赋——后致”规则，作者认为必须给它们加上一些“基本的限定”即假设国家的宏观制度——政策安排是稳定的，对社会分化和流动的干预是低度的、间接的等，但对中国50多年实际社会分化和流动进程考察后发现，“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

所以，作者认为：“单纯用先赋——后致规则来观察和分析50年来的中国社会流动，就是远远不够的，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无法弄清中国的大规模社会分化和流动的特殊机制。”他们主张：“应当把宏观层面的制度——政策安排与微观层面的先赋——后致规则结合起来，据以研究中国的社会流动。”①

因此，他们提出了研究中国社会流动的理论解释框架，由四类基本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独立起作用的“变量”和一类“综合性变量”组成。这五类变量分别是：

（1）先赋性变量；

（2）后致性变量；

（3）经济——社会结构变量；

（4）制度——政策安排；

（5）具有综合性的“社会资本”（或关系网络）。

他们认为，“这五类变量构造了中国社会的社会流动机会结构”。其中，“第一位的影响因素是基本政治经济制度与经济社会结构。在发达国家起主导作用的先赋因素和后致因素，在中国往往要依附于制度与结构的因素发挥作用。各种‘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途径也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制度与结构因素的影响”。[24]

这是作者根据个人观察和生活经验，提出来的研究假设，也是他们研究中国社会流动的基本思路。这一思路将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从逻辑和历史两个视角，展示中国社会自1949年以来两个时期社会流动五大变量的交互影响机制、动力学以及历史意义，旨在为改革开放及其进程提供合理性解释，目的明确，思路清晰，设计严密，其结果完全可以预期，为这项研究打下了成功基础。

在第二章，我看到了执笔人陈光金研究员，对1949年以来50多年来社会流动过程“历史性的宏观解读”。他为前面所说的研究假设，提供了翔实丰富的材料，证明由改革开放前“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向“十个阶层”的转变。对这一漫长又充满争议的历史进程的分析评价，作者做了大量艰苦探索，有许多开拓性成果。

例如，作者将50年社会流动过程分为两大阶段五个时期。以改革开放为分界，1949年-1977年为中国社会流动过程的第一个阶段，1978年至今为中国社会流动过程的第二个阶段。第一阶段又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即1949年-1956年为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关系的重塑时期；1957年-1965年为多维二元身份体系的建构时期；1966年-1977年为社会流动的失序时期。第二阶段又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即1978年-1991年，为社会分化与流动模式的转换时期；1992年以来，为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初步成型时期。这种划分，应是社会学首次对1949年以来社会流动过程的分期，是否科学暂且不论，但它细化了社会学对这一时期社会流动的认识。

作者对各阶段各个时期社会流动的各阶级各阶层结构进行系统的定性定量分析。（见下表）：[25]

单位：%

在没有现成统计数据并统计口径不一的情况下，作者搜集整理出这一份阶层结构分析表来，着实不易。没有坚韧的学术功力和高深的理论素养，是做不出来的。这是社会学第一次，可能也是社会阶层研究第一次所作的这样系统的定量分析。

作者以改革开放为历史分界线，将1949年以来的中国社会流动史分为两大阶段，这种分期方法包含有丰富的理论和政治含义。作者认为，有两次重大的制度变革，深刻地影响了这一时期的社会流动。一次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按照马列主义，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以及国家主导的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深刻地影响了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另一次是发生在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体制的转轨推动了社会转型。第一次变革，“实际上是一次制度革命；”第二次制度变革，“同样具有深远的意义”。作者从这两次大的制度变革中，看到了“宏观的制度安排、政策规定及其变化对社会流动的深刻影响”，但他更看重改革开放对于社会流动以及中国现代化发展历史的深刻的积极的影响。仅此，我们就可以断定，作者的观点和论述，理论上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和改革开放的，政治上是实践的和实事求是的。

石秀印、李炜研究员在第三章重点讨论了职业结构的变迁，以及其背后的宏观制度的变革。

国外的大量研究证明，在一个现代的开放性社会中，随着社会流动频率加快，职业结构呈动态的高级化趋势。“较高层级职业的数量逐渐增加，在职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大，而低层级职业的比重则呈现下降。”作者对中国的社会流动研究后发现，改革开放后中国同样存在职业结构的高级化过程。“也正经历着符合工业化国家发展趋势而又独具特色的高级化过程。”

推动职业高级化过程的基本力量，作者认为有两个。除了与西方相同的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经济转型、组织结构转型、政府职能转型等这些现代化因素之外，还有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归纳起来说，就是现代化和市场化。现代化是中国职业生产、职业结构高级化的实质性推动力量；而市场化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决定者，是职业结构的形式性推动力量。“可以说，市场化是‘经’，现代化是‘纬’，正是它们的共同作用，推动了中国职业结构的增长性趋高级化。”[26]

作者在这里要实证职业高级化，同现代化、市场化的高度相关关系。从他们提供的大量经验材料和在现代化理论框架中看，这种高度正相关无可置疑，特别是在一个局部（比如说中国）和一个较短历史周期（比如说30年）里，尤其如此。但放宽视界，看远一些，再深入一步，我们也许会发现一些更加有用的东西。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还会提及到。

李春玲研究员在第四章用一种“流动表”的分析技术，考察了十大社会阶层的社会流动特征，对它们的形成和未来走向，以及其规则和“结构化程度”，都有深入的揭示。

所谓“流动表”，是“展示代际和代内的总的流动频率（总流动率），计算有多少社会成员由较低阶层位置向较高阶层位置运动（上升流动率），或者反过来，有多少社会成员由较高阶层位置向较低阶层位置运行（下降流动率）”的一种研究方法和技术。这种计量方法，在自然科学和计量经济学中，使用普遍，应用到中国社会学中来计量阶层升降，还是第一次。用得好，它肯定能加强研究结构的科学性和说服力。

作者首先将十大社会阶层分为三大类：优势地位阶层，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中间位置阶层，包括：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基础阶层，包括：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然后通过代际流动表和代内流动表分析，发现：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是具有代际继承性并且多进少出的优势阶层；经理人员阶层是正在形成中的较为开放性的优势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是来自社会较低层的自立创业的优势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是处于上下流动链中间并具有稳定性的中间层；办事人员阶层是为较低社会阶层提供上升流动机会并有可能向下流动的中间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是被限制于体制外而很少上升流动机会的中下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是有较多上升流动机会且人数不断膨胀的较低阶层；产业工人阶层是构成在发生转变并规模略有缩小的较低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是代际继承性最强并且上升流动机会最少的较低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是体制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时期出现的底层阶层。

最后，作者的结论是：“从总体来看，经济改革以来的社会结构更加开放，因为无论从代际还是代内流动的总和流动率，都明显比经济改革之前高。然而，从社会流动的机会来看，依然存在一定的社会封闭现象”。此外，社会流动不仅表现为向上流动，而且也表现为向下流动。“社会结构的总体开放度增加和流动机会的欠公平，使当前的社会结构变迁表现出复杂性特征”。[27]

作者在这里看到了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的“复杂性”。一般讲来，社会开放度提高，社会流动加快，是一个社会具有活力的表现。但工业化和体制改革“双重过渡”，使相当比例的工人、农民向下流动，流入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这决不是一个现代化社会正常的流动现象。作者在这里虽然没有给出治理两极分化的对策，但以“复杂性”结论，也体现了她内心的矛盾和“复杂性”。

有趣的是，作者许多具体论述，具有孔夫子的“春秋笔法”。例如，她在分析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代际流动时发现，出身于干部、企业家和企业管理人员家庭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比例远高于农民家庭出身的人，前者是6.6%，而后者1%都不到。同时，改革开放前，工人、农民进入国家社会管理者阶层有一定比例，而此后则“基本上没有机会”。她认为“这种变化，必然影响到此阶层的利益倾向，以及与工人和农民阶层之间的关系。”[28]

又例如，她在分析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的来源时写道，有近一半来自产业工人阶层，基本上都是中间层和基础层的成员，优势地位阶层“基本上不可能失业”，而且“超过9/10的失业、半失业人员都是在1990年以后失去工作的”。

这些数字语言，没有任何评论，看似枯燥、冰冷，但实质上隐藏着作者对改革开放实际进程的些许反省和忧虑。不管这种反省和忧虑，是出自有意还是无意，但只要客观存在，其正义感和学术良知，就足以让我感动。

张翼研究员在第五章中对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机制作了简要而又经典的分析。他将全部问题归纳为三个：中国是一个封闭型社会，还是一个开放型社会？中国1949年以来社会结构急剧变迁，国家的制度——政策取向与个人层面的因素相比，何者影响力最大，它们彼此的关系是什么？还有，改革开放以来，什么时候“政治资本”对个人实现向上流动的贡献率大？什么时候“教育资本”对个人实现向上流动的贡献率大？他采用在多元回归分析基础上建立的“社会地位获得模型”进行数理分析，得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流动路径”的结论。

他的结论：第一，中国并不存在一个“非阶层化”时期。所谓“非阶层化”，即是阶级阶层之间的差别开始缩小或消除。在他看来，1949年之后，中国社会和社会阶层发生重大变化，“表面看起来是在‘非阶层化’，然则在本质上，却是在消解原有的阶级阶层结构过程中锻造着新的阶级阶层结构，即从经济分层为主的社会，开始向身份分层为主的社会过渡。”而到了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切又回转过来。形成中国社会特有的身份分层与经济分层并存，现在又步入到了身份分层减轻经济分层增强的时期。所以，他认为，这只是分层标准和方式不同，阶层化始终是存在的。

第二，制度性安排与代际传承作为先赋性因素，交织地影响着人们的地位获得。作者将这一结论定义在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他列举了我们司空见惯的大量事实，如单位制、户籍制度、阶级出身等重大的制度性安排，来说明1949年，尤其是1956年以后到1977年这一时期，是如何“交织错落地”严重影响了每个民众的前途的。他指出，“从开放型社会的立场看，这些规则显然是缺乏合理性的。因此，社会的开放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制度——代际要素的消失”。

我认为，作者的基本观点是十分正确的。但有一点必须指出来，那就是虽然单位制、户籍、阶级出身等这些作为一种独特的制度性安排，出现在改革开放前的20多年时期中，是当时计划经济、工业化和左倾思想和政策的产物，历史上都不曾出现过，未来也不会再有了，但作为一般意义的制度性安排和代际传承的其他先赋性因素，并不只存在于我们痛恨的改革开放前的那一段时期，而即使现在类似或形似的规则、制度，也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即使在西方，也是多多少少地存在诸如家庭、种族、宗教、民族、甚至性别等因素影响个人生活和前途的事实。我这样说，并无否定作者论点之意，反而是更加肯定了它。

第三，教育资本与政治资本作为后致性因素支撑着人们的地位提升。作者在考察后发现，个人的后天努力，个人拥有的教育资本和政治资本对于社会流动和重要性，“一般也都单个大于上述那些先赋性要素”。但不同时期，教育资本和政治资本的作用大小不同。改革开放前，“政治资本作用大于教育资本”；改革开放后，“教育资本对社会地位的获得的影响作用则日益提升”。

我认为，作者的观点是对的。如果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看，后致性因素，始终是社会流动的一个关键因素。

第四，中国社会在渐进地走向开放型社会。作者通过考察50多年的中国社会流动后断言：中国社会的开放性正在逐步提高。但他也看到“依然存有一些既不合理又欠公平的制度歧视，造就着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机会的不平等”。他最后呼吁，“只有进一步打破国家对社会成员流动的一些不公正的制度性歧视，中国社会的开放与公平程度才能更为提高”。[29]

接下来的第六章至第十一章，是龚维斌教授、陈光金研究员、张宛丽研究员、石秀印研究员、王春光研究员和樊平研究员，分别对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社会中间层、工人阶层、农民工群体、农业劳动者阶层的社会流动，作了具体细致的分析。有许多论点是非常独到、深刻的，发人深省。

例如，龚维斌教授对影响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社会流动的非正式制度因素所作的分析。他认为非正式制度因素，相当于“潜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30]这一观点具有新见。

又如，陈光金研究员对私营企业主阶层意识和组织资源的分析，发人深省。他这样写道：

“我们已经看到，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正在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建构自身”。

“至于所谓组织资源，除了表现为他们拥有企业组织并雇佣了几十成百上千的员工外，也表现为他们与政府权力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经有过干部职业经历，而且也因为他们通过自己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而赢得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青睐和支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基层，甚至有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主通过竞选而成为行政村村民委员会主任或者村党支部主要负责人，直接掌握着一定的组织——权力资源。”[31]

对此，作者并无肯定或否定性评价，只说值得“重点关注”。这种关注，恐怕是褒贬各半。

还有樊平研究员对农业劳动者阶层社会流动前景的分析，独到而又深刻。他写道：

“中国的目标是协调发展和社会进步，这就不能将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简单理解为减少农民。……中国的城市化不能以乡村的凋敝和农民的合法权益牺牲为代价。……现阶段农村经营大户形成的经济积聚作用和带动乡村就业作用，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农村就地工业化、非农化的发展。”

他在书中提到了许多措施，如重视农村社会进步、完善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流动机制，提高农民素质、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就业优先战略兼顾城乡等，[32]也都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最后一章，是对社会流动研究的方法说明，涉及方法和方法论的创新，我将在后面专门论及。

《流动》出版之际，适逢第36届国际社会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陆学艺将刚出版不久的新书，作为礼物，奉献给各国朋友和同行。并在会上，介绍了这本书的基本观点，引起与会者的高度关注和极大兴趣。

《流动》也引起中国社会学、媒体和舆论的热烈反应。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陆学艺就主持召开了三次专题研讨会。中国社会学界研究社会流动的代表性人物，如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教授、李路路教授，北京大学王思斌教授、杨善华教授、刘世定教授、方文副教授，清华大学李强教授、孙立平教授，南开大学朱光磊教授、王处辉教授、侯钧生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北京社会科学院戴建中研究员、王煜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景天魁研究员、李培林研究员、黄平研究员等，都在会议上对这项研究和课题组的观点，发表了很重要的意见。

《流动》面世之后，首先引起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尤其是网上，遭到网友们恶意炒作。什么“干部子女当干部机会高出常人2.1倍”啦，什么“变相世袭制”、“拼爹”、“阶层固化”等等，既让陆学艺知名度再创新高，又让他蒙受了许多不白之冤。例如有一则消息在网上走红，说社会科学院一个社会流动课题组的权威研究显示，“中国亿万富翁中91%的是高干子女”。对此谣言，陆学艺迅即予以驳斥，社会学所发言人也予以否认。当然，更多的是严肃的讨论。

陆学艺，对此十分重视。他认为，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是一项浩大的探索性的工程，也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这本书提出的观点和判断，只是课题组的研究心得。加之时间紧迫，难免粗糙和不当。因此，他表示愿意听取各界的批评和建议，以便在未来的研究中，做得更好。

我是社会学的浅学者，半路出家又半途而废，对中国社会流动知之甚少。以前在大学教书，虽涉及过此类题目，但讲稿材料几乎全是来自于西方。食洋不化，难得要领。这次承命拜读《流动》，孤灯寒窗半个月，虽不能说我完全消化了、领会了、懂得了，但总算有了个一知半解。这“一知”，就是知道了这本书到底说了些什么？这“半解”，就是尽我最大的努力，希望从我这一边，来解读陆学艺的学术真谛。

这或许就是一个猜度“黑箱”的游戏。

但愿不是盲人摸象。

总体而言，《流动》带给我的感受，是“震憾”。

这是一本真正意义的社会学学术著作，是在前面开创性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之上，并将已有成果作为进一步研究假设，采用先进的社会学调查和处理分析技术，取得的让人震憾的实证成果，是较之前一本《研究》报告更具社会学意义的调查分析报告。理论结论更加系统深刻，而使用的研究方法也更加学术化。这虽然不是社会学界首次对社会流动的研究，社会流动的概念也不是陆学艺首次提出来的，但它是中国社会学研究这个问题最全面、最深入的社会学著作之一。它给学术界和舆论所带来的话题和影响，也是此前此后一段时间内其他的同类著作所不能企及的。

在这本36万字的巨著中，陆学艺讲了很多观点，有很多发现，值得我们去理解、去思考和学习，但我以为，最值得我们理解、思考和学习的，是他关于社会成员“命运”的理论。

在我看来，社会流动就是一个人或一群人命运变迁的过程。微观上看，一个人的命运升降；宏观上看，一群人和全部社会成员命运，都可以在社会流动中表现出来。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视命运，但几千年从来没有人说清楚命运到底是什么？命运是一种信仰，命运是一种飘忽不定的幽灵。因为说不清楚，所以给了那些巫婆神汉们以机会。他们在装神弄鬼中，忽悠和误导了中国几千年。而社会流动理论，让我看到了观察、认识、掌握自我命运和社会命运的希望。《流动》这本书，用不那么娴熟的手法，尽力地演奏了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命运交响乐章。

社会流动理论所主张的就是科学地揭示一个人或一群人社会地位的升迁流变的规律。这种理论要给每个社会成员回答的是：我是谁？我在哪里？我从哪里来，准备到哪里去？我为什么是这样的我？我怎样才能改变这样的我？要给一群人和全体成员的回答是，我们是谁？我们在哪里？我们从哪里来，准备到哪里去？我们应该怎样改变我们自己？我们应该改变成怎样的自己？

也许陆学艺会谦逊地说，我们还做不到对命运的科学解释，更做不到对命运的自我掌握。但这并不要紧，也不是你们的错。社会流动研究，只要定位在社会成员和阶层分化、流变上，迟早有一天，它会让变幻莫测的命运，掌握在我们人类手中。想想看，当一个儿童第一次地弹奏他平生以来第一首钢琴曲时，那音乐能好听吗？但弹上几十年后，那音乐能不好听吗？

我期待着社会学家们勇敢地弹奏。

我正在聆听社会流动理论弹奏出中国人命运的交响乐章。

作为一个期待之中的聆听者，我还是要给《流动》作者们提一点小小的建议。社会流动研究实质上是一个社会历史学的研究，研究的目的和理论倾向决定了研究对象时段的长短。中国社会流动取材于改革开放前后20多年，理论倾向是明显的，那就是要论证改革开放革命性的历史意义。我在这里无意与作者讨论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只是想说明，仅此还不够。我们的研究应该有重要的目标，那就是要通过认识和了解社会流动，更好地推进个人流动升级和社会转型，使社会走向一个更加公正、更有效率、更加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也许我们应该放宽视野，从更加久远的历史传统中寻找问题的答案。如果不仅将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流动进行比较，而且还将建国前后、“五四”前后，以及更早一些的封建时代的社会流动进行比较的话，我相信结论会很不一样。

这一建议，希望不要理解成对《流动》不完美的批评，而只是一种更完美的期待。学术批评就是这样，期待不完美的完美，期待完美的更完美。但批评过后蓦然回首，还是不完美的才是更完美，一如维纳斯那样。

《流动》就是我心目中的维纳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