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创国际科研合作与人才培养的“哑铃模式”

首创国际科研合作与人才培养的“哑铃模式”_关于吴孟超的事迹

郭亚军教授是吴孟超招收的第一批硕博连读的研究生，他现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即301医院）肿瘤中心主任、第二军医大学肿瘤研究所所长。笔者采访郭亚军时，他一打开话匣子便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应该说，吴老1979年就带研究生了。但那个时候，我们军队叫试点招生。真正第一批正规招生同时具有博士研究生的，我应该算是吴老招收的第一个（1981年），硕士、博士都在他名下，连同博士后，三个阶段都在吴老名下完成的第一人。以后当然很多了，他的学生很多嘛！在那个年代，我有幸跟着他跨了这三个阶段：一个是纯临床阶段，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是一半临床，一半基础；到了博士后就是纯基础研究。跨了这三个阶段，收获很大。这三个阶段不仅是对我个人，应该说对我们整个科研的体系，也应该说是一个缩影，反映了我们当时国家整个科技发展的一个方向，特别是医学。我们医学过去哪有实验医学？实验医学最早就是由吴老提出这个概念的……”郭亚军访谈，2012年4月1日，上海。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

1989年，吴孟超送博士后的郭亚军赴美国哈佛医学院合作研究。

郭亚军历任美国哈佛大学、圣地亚哥大学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1997年后在国内完成了一系列治疗肿瘤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抗体类药物的研制和生产，部分药物已经成功上市。郭亚军曾任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和863重大专项专家组专家，并领衔担任抗体药物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细胞工程及单克隆抗体重点实验室主任，以及全军肿瘤学重点建设实验室和军队2110工程“军事生物工程”重点建设学科的负责人。至今已先后申请国家发明专利15项，获得专利授权6项。曾获中国青年科学家、上海首届十大科技精英等荣誉称号。2007年度就曾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和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各1项。2011年，中央军委给郭亚军记一等功。2012年他和他的团队因新型重组肠激酶的研制及其在生物制药中的应用还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在处理郭亚军跨地域的科研历程中，吴孟超创造性地提出了“立足国内、放眼世界，有利于发挥海外学子优势，开展长期稳定的国际科技合作”的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崭新模式——哑铃模式。

1989年，肝胆外科刚从长海医院外科中独立出来，由于科研经费不足，吴孟超只能以“自费公派”的形式送郭亚军到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去合作研究，期限两年。作为导师，眼光超前的吴孟超给他的任务很明确——用国外先进的研究手段进行国内急需科研项目，重点是从事“肝癌免疫治疗”研究。说实在的，“肝癌免疫治疗”并非吴孟超的强项，但往后的肝癌攻坚战中，这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军，这点吴老心里很明白。借用外力来培养团队成员，只能走这“智慧”的一步。作为人才培养的方略，人们在事后才明白：在征服肝癌的大棋盘上，郭亚军是吴孟超放到美国的一枚棋子。(www.guayunfan.com)由于郭亚军在国内已打下坚实的学科基础，跟随哈佛医学院的肿瘤科主任专攻肠癌、肺癌的免疫治疗，两年内在学术上已有了起色，但作为一名军人，1991年时限一到又非得回国，怎么处理这对矛盾？“我就给吴老写了一封长信，讲到要么我现在就回来，但是我们国家眼下的条件确实太差。那时候，哪有现在基金这么多，实验室也没有，这样回来就等于从头干起，太浪费了。那时候是中美的‘蜜月期’——中国和美国作为战略伙伴关系最好的时期，军方来往也是很好的时期。所以就有一个想法，利用那个时间，能不能把国外先进的实验技术用到国内临床上？我们的病人多，肝癌也多，我们的临床做得很好，可我们的基础研究太差了……”郭亚军访谈，2012年4月1日，上海。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那时，郭亚军已经在哈佛大学当上讲师了。吴孟超考虑再三，允许他延期一年，第二年再允许他延期一年，目标始终很明确：“用美国的研究基地给咱们中国真正做点事。”

1993年，郭亚军已成了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凯斯·西储大学医学院肿瘤中心的助理教授，正主持着该中心的单克隆抗体研究，进展很顺利。那年秋天，在做有关器官移植的单克隆抗体实验的时候，突然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肿瘤的可怕在于它会欺骗人体免疫系统，使你无法产生抗体。若把具有提呈肿瘤抗原的免疫细胞与肿瘤细胞融合成一个杂交细胞，令机体“聪明”地将它识别出来，并杀死它，这不成了最简单的去除肿瘤的方法吗？这个让他在“肝癌免疫治疗”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性的灵感，使研究很快取得了大进展。接下来的日子，他全身心地投入了实验并撰写论文。但这个关节点上，他的留美延期时限又接近了。

10月初吴孟超来美国了。6日，他先到达芝加哥鲁斯医疗中心，接受该中心授予的“杰克·佛莱瑟·史密斯访问教授奖”。22日赴旧金山接受“东华医院医生团1993年度医学荣誉奖”。领完奖，自然是直奔克利夫兰打算接学生郭亚军回上海。毕竟国内对“郭亚军不再会回国”的质疑声太高，哪怕让他回国服务一段时间也可堵一下流言蜚语，同时也能保持他的职务和军籍。

吴孟超首先参观了他的实验室并听取了相关研究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师生俩围绕如何依靠留学人员开展中外科技合作和人才培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如果郭亚军此时中断在美国的研究工作，即使不是前功尽弃，也是十分可惜的。尽管当时国内尚不具备郭亚军在美国所拥有的那些先进的高科技研究手段和相应的研究团队。那么，能否创造条件，朝这个目标努力呢？

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国留学热潮，确实使不少人才流到了美国，当然有一部分学成后也回国了。美国利用其优裕的物质条件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挖走了不少人才。但反过来说，我们许多年轻人在美国学习、深造，不也正是利用美国先进的科技手段为中国培养了人才、储备了人才？只要全面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把眼光放远一点，相信国力强盛后，大量人才还是会流回来的。再说，好的种子播了下去，不管在什么土地上都能开花结果。若能利用别人的土地，让别人来浇水施肥，我们收获丰硕的果实，不也是一件划算的事情？关键是要为留学人员开展中外科技合作创设良好的环境，提供必要的条件……

吴孟超又想：如果长海医院的肝胆外科“院中院”建一个同类的研究中心，开展肿瘤免疫治疗研究，同时保留郭亚军在美国的科研基地，让他穿梭于两者间，这不是很容易既出成果又出人才吗？

吴孟超确实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创新性医学科学大家，凭借他的宽阔胸怀和远见卓识，当即同意郭亚军继续留在美国进行肿瘤免疫治疗研究，一切流言蜚语由自己顶着：“一个人只要有爱国心，回国是为国服务，留在国外同样可以为国服务，从某种意义上讲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同意你继续在美国工作！”并再三强调：“你现在有了这个地位，当了教授，也有了那么漂亮的实验室，已经进入到美国的科研圈子内，要尽可能地保住这个研究基地，使我们的人能进来，你也能回去工作……”郭亚军访谈，2012年4月1日，上海。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

吴孟超的意思是“要借船过河，引水养鱼”。他冷静又客观地对比了当时中美双方的优势：自己领衔的科研团队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肝胆外科已成为国家的重点学科，每年收治的肝癌病人并成功进行手术的已达几千例，从临床中提出的课题均属当时这一领域的前沿的也是重大的课题，这是其他任何国家的医疗和科研机构均无法比拟的；而美国有着最先进的科研团队和技术装备，当然还有雄厚的科研基金，如果中美双方能建立对等的合作伙伴关系，实现优势互补，肯定能产生“1+1＞2”的效果，这些科研成果今后能造福于全人类。

这有点类似于“哑铃”这种健身器械，两端同时举起可以强身健体。郭亚军的功能就在于将重负的两端连接起来。以这种形式来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与人才培养，就犹如一只两端负重的“哑铃”，因此也可称作是“哑铃模式”。也只有吴孟超那样的战略科学大家才有魄力提出这种创新的模式。

吴孟超从美国回来以后，把上述构想向二军医大党委作了详细汇报，得到了一致的肯定和支持。作为实施“哑铃模式”的第一步，由吴孟超提名，二军医大任命郭亚军为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副所长，和母校共同筹建“肝癌免疫与分子生物治疗研究中心”，并约定中心建成之后，他每年回国工作四五个月。

图 7-4郭亚军教授接受采访（摄于2012年4月1日下午，第二军医大学郭亚军教授办公室，方鸿辉摄）

这一年郭亚军在美国凯西·西储大学病理学院研究成功可以杀死肝癌细胞的新型疫苗，它能使免疫系统识别并杀死肝癌细胞，这一突破在美国医学界引起轰动，著名的《科学》杂志（Science）率先发表了有关的论文，并把它作为美国的重要研究成果向全世界宣布。郭亚军则坚持第一作者单位为中国第二军医大学，同时要求论文发表时还要署上“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所长吴孟超教授”的名字，作为中美双方协作完成的研究成果。按照惯例，《科学》杂志必须与作者签订协议，以保证其独家登载的权利。

1994年1月26日上午10时许，第二军医大学吴孟超副校长办公室的传真机收到《科学》传来的一份具有法律效用的协议书，要求作者之一的吴孟超教授签字，并即刻回传美国。按吴孟超一贯的处事作风：在学生们每做完一个科研项目并写成论文发表时，总要把导师的名字放在最前面，以示对恩师的敬重，而甘愿做人梯的吴孟超不论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智慧，总会把自己的名字划去，即使做了大量的关键性工作也仅把名字挪到最后。这回的情况稍微有些不同，作为导师，他完全理解郭亚军要与他共同署名的用意——“哑铃模式”的重要体现！论文在1994年2月号《科学》上发表了，全球医学界反应强烈，有关专家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这项已在大白鼠体内试验成功的研究成果是“开启了免疫系统防治癌症的大门”，是“当今最有前途和有实用价值的肿瘤治疗方法之一”。Guo Yajun， Wu Mengchao， Chen Han， Wang Xiaoning， Liu Guangluo， Li Guanglo， Ma Jing， Sy Mansun. Effective tumor Vaccine generated by fusion of hepatoma cells with activated B cells. Science 1994;263(28):518520。

自1994年起，郭亚军就利用休假回国来筹建实验室了。他先是每年回国一个月，后来变成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甚至六个月，每年中美两地跑，整整10年后才带领在美国培训后的所有团队成员一起正式回国。作为“哑铃模式”的体现，这期间由郭亚军牵头的主要交流项目包括总后勤部和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共同签署的合约——两军高级肿瘤人才交换计划，即每年派5名正教授以上的科研人员到美国训练一年，连续五年，郭亚军是该计划的中美方共同主任。另外，国内刚成立的肝胆外科研究中心急需要培训人才，其中沈锋、施乐华等就是郭亚军第一批带到哈佛医学院去进修和学习的。类似地，由郭亚军发邀请和协助办理手续的前后一共有67名学者，也就是为全军培养67名高级科研人才尽了力。

其实，“哑铃模式”这个词的提出并不是吴孟超或郭亚军，而是1997年时的《解放军报》和《科技日报》的几个整版的报道中的用词。那时候记者采访了驻美大使馆的参赞、医科院的院长、基金委的领导等，产生了一系列文稿：大使馆参赞谈“哑铃”，医科院院长谈“哑铃”，基金委国际合作局局长谈“哑铃”，等等，形成了系列访谈。不过，这种模式创新的理念是由吴孟超所开创的，他把人才的培养、技术的引进吸收、利用国外基地克服自己的弱项进行有成效的实验和科研，构建一种科技平台模式、合作模式以及人才培养模式，作了这样形象化的比喻。

吴孟超所开创的“哑铃模式”,不仅很好地解决了留学人员“回国服务”和在国外“为国服务”的结合问题，开辟了中外科技合作的新模式、新途径，而且在研究合作和人才培养两方面都显出了很强的生命力。日后，全国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教育部、卫生部、总后勤部卫生部、上海市政府、上海市科委都全力支持这种模式，也分享到这种模式带来的科研平台和人才培养的成果。吴孟超相信，只要我们适时地转变观念，认识到海外学子“回国服务”与在国外“为国服务”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并努力为他们创造“为国服务”的各种条件，通过他们在国外建立一个个“合作基地”，开设一扇扇“前沿窗口”，形成一个个“学科部落”，就能使中国科技尽快走向世界！实践也已雄辩地证明，吴孟超的这种敢于冲破藩篱的大胆创新的思想确实是很前瞻的，也很具可操作性。

王红阳的科研道路也体现了吴孟超“哑铃模式”的思想。

1987年，吴孟超作为中德医学会上海分会的会长和二军医大副校长，曾承办过一次中德医学会议。王红阳当时在长征医院消化科，她被吴孟超吸收为大会秘书组成员。由于她工作认真、细致，受到了吴孟超的赏识。会后，吴孟超与中德医学会会长裘法祖教授联名推荐王红阳去学德文，1989年送她去德国攻读博士学位，那年吴孟超67岁。自从10年前参加第28届国际外科学术会议以来，他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国是一个肝癌患者的大国，攻克肝癌得靠自己的力量。我们虽然在手术上有所突破，但在基础理论研究和药物研发上底子实在太薄，今后的主力军得靠现在的年轻人。因此，培养年轻才俊是当务之急。有谁能承担培养年轻人的重任？看来必须借用外力，借用发达国家（诸如美国、德国）为我们培养医学人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选准选好苗子。现在回过头来分析当初裘法祖和吴孟超送王红阳出国深造，应该能明白，这其实是战略科学家早就谋划好的攻克肝癌大棋盘上一枚放到德国的棋子。以后王红阳的出色表现，让我们更加叹服老先生的这一招是极其高超的。

1992年王红阳在德国乌尔姆大学获博士学位后，曾短期回原单位工作，不久又去德国科学院马普生化所做博士后，并从1995年6月起担任高级研究人员及课题组组长。

自从把王红阳送到德国去深造后，吴孟超经常给她打电话，趁赴欧洲开会之机，总不忘顺道去马普看望她。90年代组建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后，吴孟超确实很需要人才，他就开始联络国外的这些留学生。王红阳当然是他渴求的人才之一，即使暂时不能回国也希望她以各种可能的方式为医院做一点实事，并与王红阳探讨有没有可能短期回来做些工作？当时王红阳在德国科学院，国内对外开放的步伐比原来大多了，她经常要接待一些国内来的代表团，当时就有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代表团去了，王红阳则以马普的角度出面接待了他们……二军医大也请王红阳回国作过好几次学术报告。

1996年底，吴孟超利用去德国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又去看望了王红阳。那天下着大雪，年过七旬的吴孟超和当时的副校长傅继梁在海德堡开完会，连夜冒雪赶到王红阳所在的慕尼黑西南卫星城的马普生化研究所，由于风雪交加，原本3小时的车程却足足开了6个多小时，直到晚上10点多才赶到王红阳的研究室。吴老直言直语地提出，希望她能尽早回国。吴老求才若渴的形象至今王红阳还历历在目：

我在德国是做肿瘤基础研究的，是比较基础也比较前沿的研究。我毕竟是消化科医生出身，知道中国的肝癌是全世界第一高的发病率，属“肝癌大国”，再加上国家有一亿多人患乙型肝炎，肝炎和肝癌毕竟是有关系的，但是谁也不知道两者是什么样的关系，这里面有很多问题都没有解决。当时吴老新建肝胆外科医院不久，我觉得如果是真的要做肿瘤研究的话，最重要的该做肝癌的研究，对于中国人来讲，肝癌是最重要的一种恶性肿瘤。而要做肝癌研究，对我来说，回国是最有价值的，也是最能够发挥作用的。实际上，从消化科医生的角度来看，我也发现还有很多问题都没有解决，需要用到的恰恰是我正在从事的这些前沿理论的研究方法和思维。王红阳访谈，2012年2月15日，上海。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

在获悉王红阳有意回国做事的愿望后，吴孟超自然十分高兴，并积极为她的回国开展科研创设条件。

王红阳在德国科学院是有科研经费的，德方愿意和中方合作，同意王红阳把科研经费带回中国，同时要求中方匹配一定的经费。这不正是吴孟超所倡导的“哑铃模式”吗？

2012年2月15日，笔者采访王红阳院士时，她说了一番心里话。

吴老请王红阳到肝胆医院时，她也是心有所动的。但她毕竟是从长征医院去德国留学的，按理讲回国该回原单位，再说长征医院也坚持让她回去，但王红阳还是选择去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她觉得这个决定还是比较合适的，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吴老的人格魅力。吴老虽然是外科医生，但他极其重视基础研究，这一点让王红阳特别佩服，他的学术视野完全是一位战略型的医学科学大家。王红阳多年来接触到很多有名的外科医生，一般都只知道开刀，往往认为做基础研究没什么用。吴老就同一般的外科医生不一样，他在建设肝胆外科的同时就建立实验室，尽管当时的规模比较小，但他注重引进人才，王红阳只是其中一位。当然，他还从美国、从其他地方也都引进了一些人才。他有这种战略上的考虑，王红阳觉得这是吴老的肝胆事业能有今天这样成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吴孟超从一开始的布局就关注到基础研究，吴老曾跟王红阳说的一句话，她一直记得，“肝癌的问题光靠我们开刀解决不了，要靠你们做基础研究的”。这话对王红阳很有鼓舞，否则的话，作为基础研究的人，“我到你一个外科医生的圈子里，怎么发挥我的作用？我觉得，吴老在这方面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是从战略上考虑问题的，因此十分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而恰恰我个人也认为，肝癌靠开刀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所以我回来以后，就建了这个国际合作实验室，使我了解了一些临床上的难题、瓶颈的问题、一些临床上开刀的具体情况。我当时跟吴老商量：来的病人都是晚期的，尽管吴老您高超的开刀技术能帮上忙，但是术后存活时间往往非常短。开完刀病人出院了，几个月后你去随访他，可能已经不在了。”王红阳访谈，2012年2月15日，上海。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

所以，王红阳觉得已经很晚期的病人来开刀，延长病人的生命时间是非常有限的，生活质量也不行。看来，早期诊断、早期预防是极其关键的。吴孟超当然完全同意王红阳的观点。

在吴孟超诚心诚意地邀请下，王红阳从德国带着每年10万马克的科研经费、带着实验研究的课题以及一个集装箱的仪器设备回到了国内，并最后落户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

吴孟超为王红阳搭建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不久，以王红阳领衔的中德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在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成立。吴孟超在新医院刚成立，经济上还挺拮据的情况下拿出近百万资金支持王红阳建立生物转导信号实验室，以后又批准王红阳筹建临床综合治疗病区。而且，吴孟超请回的不仅是王红阳，还有她的导师——信号转导研究的鼻祖、德国马普生化所所长乌尔里希教授，聘请他担任二军医大客座教授，定期来华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