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的两位文友_关于吴承恩的故事

尴尬的两位文友_关于吴承恩的故事

此时的长兴城内，别号震川的归有光和别号龙湾的徐中行确实在等待吴承恩的到来，但二人的心境大是不同。

坐于正堂上的归有光忙忙碌碌。他的头发本已花白，近来似乎已经蔓延成一片灰白。他上年（1565）会试中式，以三甲进士身份得授长兴县令，去年夏秋间到任，算来比吴承恩整整早了一年。文人初次为政，难免有左右支绌的感觉，尤其是掌管钱粮的县丞一职长期空缺，一应事物都得他亲自过问或者交给那些他素来痛恨的“滑吏”打理，其内心之不甘可想而知，因此亟盼这位任命公文已到但滞留在杭州久久不见人影的县丞早日到任，有时甚至为此生出些莫名的怨气。

归有光，江苏昆山人，字熙甫，号震川，因为据说出生时有人见到他家屋顶上有一道红光闪过，因此取名有光。论今天的影响，吴承恩挟《西游记》之威远胜归有光；但论昔日的名气，归有光的才气文名则远胜吴老夫子，当吴承恩在淮安、金陵的小圈子里有点名气时，同样布衣身份的归有光在全国已经有了相当的影响，甚至成为京城文坛意气之争的风头人物。当时发生过一件轰动天下的小事——事不大，但却让人津津乐道：当时，也就是嘉靖后期主盟文坛的是刑部郎中王世贞，此人是“嘉靖七子”也称“后七子”的实际领袖，以一句“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叫响整个京城，一时“声华煊赫”。但归有光却在公开场合斥其为“妄庸人”，说王世贞不过因机缘巧合而得了一点虚名。王世贞毕竟已居高位，并不计较，只是略带尴尬地以一种幽默的方式加以辩解，说我这个人“妄”是有的，“庸”则不敢接受，至少大家还认为我有点才气吧。这已经够显气度够客气了，但归有光毫不收敛，说：正因为你“妄”，才说你“庸”，天下没有妄而不庸的人。真的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其时他归有光只不过是一名考不上进士，在家教几个生徒糊口的老举子，其傲气可见一斑。

还有钱谦益《震川先生小传》记录的一件事可见归有光的影响，说绍兴状元诸大绶请名士徐文长喝酒，久等到入夜徐文长才来。问原因，徐文长说，路上遭雨，在人家避雨时见到墙上有篇落款昆山震川的文章，堪比当年欧阳修，令人不忍离去，所以来迟。诸大绶听了不禁惊讶道，当今竟然还有让徐文长入眼的文章？将信将疑，赶快派家人将那家墙上的文章卷来，掌灯欣赏。结果二人既叫又跳，狂态百端，直到天明。主人诸大绶是状元之身且不说，单看徐渭徐文长何许人也？徐渭，字文长，明嘉靖中著名才子，号称天下第一狂人、第一奇人！诗文书画，纵横一时，后人对其钦佩者甚多，清代“扬州八怪”之首的郑板桥，曾刻有一印章“青藤门下牛马走”；近代书画大师齐白石曾赋诗，“青藤八大远凡胎，缶老衰年别有才。我愿九泉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都是甘愿做徐文长的门下走狗，敬仰几乎五体投地。而吸引徐文长眼球的，又该如何形容呢？

老天将归有光和吴承恩安排在一起，有点喜剧效果，也是悲剧的起因。(www.guayunfan.com)喜剧效果是指他的经历与吴承恩有太多的相似：

归家的经济境况比吴氏要好，归家在昆山是大族，据归有光自述，昆山县曾经有过“县官印不如归家信”的说法。但归有光这一支却没有什么功名显赫的人物，正在走向窘困，只有曾祖归凤在成化十年（1471）中过举，做过城武县知县，祖父归绅、父亲归正都没有功名，以布衣终身。在祖上业儒、近世无成的本质点上两家是一样的，因此对科举的渴望和坚持也是一样的。归有光《项脊轩志》中有这么一段感人的描述：

余自束发，读书轩中。一日，大母过余曰：“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比去，以手阖门，自语曰：“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倾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他日汝当用之。”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

大母即祖母，颤颤巍巍的老祖母看不见孙儿顽皮的身影，亲到书房察望，笑语孙儿竟像个女郎。但看到孙儿努力读书，老人家为之动容，轻轻合上房门离开，自言自语地说：“我们家读书已经很久不见成效了，看样子，这孙儿为祖上争光指日可待了。”一会儿老人家拿来一支象笏，告诉孙儿这是老祖先上朝用的，说看样子你能用上。这位老祖母身上反映出的对功名的期待，与吴锐老先生有什么区别吗？而归有光写这篇文字时也还是屡试不第的时候，他的“瞻顾遗迹”而“长号不自禁”，与吴承恩在《先府宾墓志铭》里的“孤小子承恩不惠于天，天降严罚，乃夺予父。然又游荡不学问，不自奋庸，使予父奄然没于布衣，天乎，痛何言哉！”又有什么区别吗？

吴承恩童年以聪慧著称，不必再言，当时号称是张文潜以来淮上第一人。所谓张文潜者，即宋代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淮安文坛前辈，如此一比，其实就是称赞吴承恩为数百年一见的神童奇才。而归有光的名气更响，钱谦益对他的介绍是：“九岁，能属文，弱冠尽通六经、三史、八大家之书，浸渍演迤，蔚为大儒。”十九岁时不入考官法眼的文章便已经成为学中范文，中年后开馆讲学，读书论道，四方来学者，常数十百人，不用姓氏而直接称“震川先生”以示尊重。但这二位的科举之路走得都让人叹息不已。吴承恩进学大约在十六七岁时，但后来参加七次乡试均铩羽而归，到四十多岁放手，以岁贡的身份入监，最后谋了个县丞的职位；归有光则十四岁开始应童子试，二十岁考了第一，补苏州府学生员。嘉靖十九年（1540）三十五岁时中举，也还不算太晚，但后来七次参加会试，次次名落孙山，弄得地方府县官员都觉得天道不公，屡屡要为他申请特例。最后第八次虽然中了个进士，但只选了个山区贫困小县的县令，与吴承恩也就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问题。

很有趣的是，归有光也是出生在正德元年（1506），与吴承恩同岁，本年二人都是六十一岁，又都是第一次做官，两个六十岁的老书生就这么聚到了一起。如果仅就两人的影响而言，正副职的分工也还恰当：归有光当时的名气更响点，做一把手；吴承恩浑身杂艺，身为佐贰，也不算委屈。如果不发生后来的不愉快的事，两位老人闲来说诗论文，谈笑间共治政务，也是文坛一佳话。

但他们也有很大的，甚至是极大的不同——他们虽然都饱受儒学的浸润，但形式和结果都很不一样。

归有光是纯儒、淳儒，在他留下的《震川先生集》中，我们基本看不到其他的杂学，而且交往也比较单一，文字往来的都是学中或者仕途上的同道。吴承恩则虽以儒学为基调，但却称不上纯字，且不说他常与那些真真假假的高僧、观主、山人、大师往来，即其他一些流行的甚至是非主流的社会思潮如“三教合一”“心学”等等，在他的意识中都有反映，细细读过《西游记》的读者也许会有这方面的感受：《西游记》三教九流，五花八门，随手一笔，都是入行入道，活色生香。

归有光有相当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未发迹时，选择了讲学授徒，这恐怕不能简单理解为糊口的需要，而是他要将儒学发扬光大的一种体现，而且这也注定了归有光一定是位比较严肃的学者。出任长兴令时他老人家尽管已经年过花甲，但政治意识并未泯灭，还是带去了一名官员应有的治民抱负，或许还希望以优异的政绩在仕途上走得再远一些。吴承恩生性诙谐幽默，为人代笔很多，也就是说平常多以卖文为生，在人生的几个关口漫长的等待期间，我们居然没有发现他坐馆授徒的痕迹，似乎他更喜欢写书，写《禹鼎志》那样的传奇志怪书，更愿意将理想寓藏在故事里“鉴戒”世人，做一个冷眼相看的“野史氏”。《西游记》由吴承恩完成，可以看成一个历史的宿命。

另外，归有光有《震川先生集》，吴承恩有《射阳先生存稿》，比较起来，《震川先生集》政论多、公文多、书信多，平整工稳，《射阳先生存稿》政论极少，公文书信根本就没有，多的是诗歌，遍及各体且张扬豪放。二人文集中都有很多的应酬之作，如墓志铭、祭告文、寿词、挽词、序、跋等等，这显然是维持他们生计的必然产物，但吴承恩写来多用诗体、赋体，一动笔就上天入地，通篇典故神话，特别是他擅长的所谓“障词”，或悲或喜，甚至能把祭告文都写得喜气洋洋；而归有光的这类文字，循规蹈矩，在平实的文字中显出深厚的文学功底，喜就是喜，悲就是悲，绝不混淆。

这些差别，其实不仅仅是文学风格的差异，也是生活轨迹和个人性格的差别。这些差别既然存在，便终究会为他们的交往设定轨迹，我们不久就会看到。

在长兴另一所大宅院里，身材高挑、长髯飘胸的徐中行也在等候吴承恩，不过他有完全不同的理由。

这位徐中行当时和后来都算一位风云人物。徐中行字子与，号龙湾，又号天目山人，生于正德十二年（1517），较吴承恩小十一岁。嘉靖二十九年（1550）中进士后授职刑部主事，是年三月在江西左布政使任上时，老母去世，他因此回乡守制。守制是礼法规定，二十七个月期间，必须日日守护在父母灵前，早晚敬上一炉香，不得外出，不得游乐，大要是以对行为的节制表示自己的哀痛。其程序仪式虽然十分繁琐，但一般都会被遵照执行，因为对于官宦人家来说，于国家尽忠，于父母尽孝的名声最为重要。

然而在内心深处，那些在各种交际中周旋已久的官员免不了会产生一些寂寞。在处理了最初的哀丧节目之后，徐中行显然觉得有点无所事事，甚至有曲高和寡的感觉。县城就是那么狭小，窄逼的街道虽然拥挤喧闹，但涌流的多半是山民；县里士绅们对政治所知甚少，每日所计较的无非钱粮税收，朝廷里的那些事对他们犹如天书；至于县学里的教谕训导，文学造诣不敢恭维却酸腐得可以，交往久了难免无趣。县令归有光倒是文名出众，且在母丧时也曾上门吊唁，礼数上算得周到，但徐中行与归有光此前虽然没有见过面，却有过文笔交锋，知道此人自视甚高，且以“宋学”标榜，感情上自然有了一层隔膜，见面后更觉得此人孤傲不群，因此更多的是敬而远之。他寄希望的倒是即将到任的县丞吴承恩。他与吴承恩也未曾有过直接的交往，但他在江南的文人圈子里颇有几位朋友，比如黄姬水、周天球等等，因此知道这位老夫子是金陵六朝诗派圈子里的人，是朱曰藩、何良俊的唱和朋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应该值得期待。

徐中行豪爽好客、乐于交际，《明史》卷二八七本传对他的评价既有趣又很不错，说他“美姿容，善饮酒”，“中行性好客，无贤愚贵贱，应之不倦”。要知道，这样的描述看似平常，但在《明史》中其实非常难得一见，想来徐中行的风姿一定绰约过人。地方志等文献记录的官声也很好，说他家里经常高朋满座，甚至到了家仆童子都乐见客人登门的程度，因为客人来了，气氛自然就很轻松，下人也就有了乐呵乐呵的机会；说他对登门求助的人向来不驳体面，缺衣者赠之，少食者馈之，来求出路者，则一定会写荐书礼送，一封不行，再来一封，有时为一个人写的荐书达数十份。

在有关他的若干往事中，有两件特别值得一说：

一件见于《明史》，说他任福建汀州知府时，广东有盗贼来犯，受阻后向武平县方向逃窜，徐中行令属下武平县令出兵合击，将贼人一举击溃。按论功行赏的惯例，这事的头功应该归于上级指挥者，但徐中行在奏折中却把功劳一股脑儿让给了武平县令，使这位幸运的县令以考查“优等”而得到擢升。

一件事见于地方文献，说他在刑部任职期间，遇上了兵部尚书杨继盛弹劾权相严嵩的事。杨继盛被严嵩打折了双腿关在大牢中，当时大部分朝臣都惧怕与此事扯上关系，而与此事确实没有关系也轮不上说话的徐中行，却出于对杨继盛的敬佩，公然入狱探望送饭，杨被处以极刑后，徐中行又为其料理丧事，全无顾忌。此事后来侥幸没有弄出十分严重的后果，却着实让人为他捏了一把汗。

就是这样充满豪侠气概的事，为徐中行赢得了口碑，所以他在那些地位不算很低的中层官员中的声望甚高，交游甚广，人缘甚好。然而这些还不是决定他的地位的真正柱础。声名利禄，人人之所求也，但一个人的几十年生涯中，事实上很难遇见一夜成名、一鸣惊人的机缘，更多的要靠积累。一般说来，能取得进士功名，应该就算跨上了人生最重要的台阶，以后就可能拾级而上，直到位极人臣，当然可以名满天下。但这个过程相当漫长，能够一朝红遍的，唯有诗文，而使徐中行声誉鹊起正是他文学上的造诣。

正如前面已经介绍过的那样，由于制度设计的初衷原本如此，因此靠八股文登科及第的那些人似乎都能舞文弄墨，也往往喜欢结社酬唱，但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家的却并不多，历来如此。然而从嘉靖二十三年（1544）起，刑部的院落里似乎有了点异样气象，这一年由进士入职的主事李攀龙，与当时风头极健的布衣山人谢榛意气相投，结社歌吟，诗酒酬唱，竟然在京城弄出了不小的动静；二十六年（1547）又有十九岁的新锐进士王世贞加盟，实力大增；至二十九年（1550）竟然有同榜进士徐中行、梁有誉、宗臣同时进入刑部为主事，又同时与前此的几位老主事结为诗友，同声相求，共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说，一时翕然成风，天下公称为“七子”。嗣后多年，“七子”虽然聚少离多，但书信多有往来，诗文仍然同流，与其见解不同者，即群起而攻之，斥为“宋学”，颇多不屑之意。徐中行在这七人中，性格最为豪爽，以学杜甫为标榜，对“宋学”更是多有讥讽。

而归有光，恰恰力挺“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