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烈的文字狱_关于乾隆的事迹

惨烈的文字狱_关于乾隆的事迹

康熙一朝，大清国根基甫定，康熙皇帝任重而道远。在内，他需要整改官僚系统；在外，他需要解决西南、西北的军事威胁，以此巩固清朝基业。在这种情形下，康熙很清楚，版图尚不稳固，人心尚须笼络。于是，除了那些根本不能容忍的、鼓吹颠覆国家与政府的文字，他对于其他文字、思想上的“出轨”，并未特别苛求。

雍正一朝，执政的最大问题既不是边疆战事，也不是人民造反，而是如何解决皇帝继位的合法性问题———关于雍正篡位的传闻。这个传闻，在雍正年间里，一度闹得沸沸扬扬。因此，雍正年间虽也出现了文字狱，如年羹尧奏折案等，但其本质则是“杀人灭口”或“兔死狗烹”的政治斗争。雍正是借文字狱的凌厉，堵住众人的口。当然了，曾静案除外。

曾静只是一个屡试不第的儒生，他受到明朝遗臣吕留良诗文的影响，锐意反清，并试图策反掌握兵权的川陕总督岳钟琪。结果，他和弟子被岳钟琪抓个正着。依照常情，他会被处死，他的亲戚师友也会罹难。但有意思的是，雍正并没有那样做。在从他的家中查抄出大量的反清“证据”之后，雍正只是将他“请”到了北京，面对面和他开了一场辩论会。最后，雍正取得了辩论的胜利。这算得上是雍正年间的“文字狱”，但却没有可怕的后果。当然了，这并不是雍正仁慈，而是他还想要以此堵住世人之口。

雍正不杀曾静，并告诫他的子孙亦“不得追究诛戮”。然而，这并不表示曾静很幸运。及至乾隆登基，他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将曾静等人凌迟处死，并谕令各地将曾静流传出去的《大义觉迷录》缴回销毁。由此，乾隆拉开了大清盛世下最阴暗的一面，文字狱。(www.guayunfan.com)乾隆初年，为了笼络人心，乾隆采取了“优待文人”的政策。乾隆中后期，为了控制文人言论，他制造了文字狱。他对文人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转变？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认识到满洲入主中原之合法性在当时的政治框架内是一个无法获得完全认同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他明白在汉人的心目中，满洲人永远都是“夷族”。乾隆初年，为了稳固政权，他极力优待文人。可是到了乾隆中后期，政权在他手中已经是稳如磐石，他采取措施也就少了顾忌了。

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文字狱，但是发展到乾隆年间，文字狱变得尤为残酷和激烈。很多时候，受害者不仅是当事人，很多与受害者有关系的人，都会被牵连在内。由于朝廷对“文字罪”打压得非常严酷，这使得社会上因此又形成一种告讦之风，为了报私仇或者谋私利而告发别人的案件数不胜数。而往往那些告发者的依据，仅仅是一些莫名其妙的文字。

早年的时候，乾隆对待文人确实很优待。比如，他下旨举行恩科、开设博学鸿儒科，等等，以此大肆笼络人才。他对文人学识非常重视，对文化也非常崇尚，经常会给予文人名誉、权力上的赏赐。除此之外，他还从经济上关心文人。比如，他规定从元年（1736）冬天开始，将两江学政养廉银从原来的一千五百两和两千两，增加到各四千两。他以此来鼓励学政们鞠躬尽瘁，公正廉明。他还把州县学中的教官从九品升为七品，学正和教谕定为正八品，训导也定为从八品。这些官衔虽然没有什么权力，但俸银却上去了。

除此之外，他还从免除徭役、免除赋税等方面，给予文人最大的优待。他对文人的优待和培养，使得乾隆朝的人才之盛远远超过了前几代。他通过各种手段笼络到的人才，很多都成为了文治武功的大家。他曾经自豪地说：“天下之才全入我彀中！”

但是，他终归没有长久地将这条路走下去。乾隆二十年（1755），他通过胡中藻文字狱扫平了鄂尔泰一党的势力。这是个开端，他开始以文字的缘由，整肃思想，震慑官员了。

乾隆二十二年（1757），他又制造了彭家屏文字狱案。

是年正月，乾隆南巡路过位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的江苏徐州，已经退休的前布政使、河南夏邑籍官员彭家屏前来见驾。彭家屏是退休老臣，为了以示恩宠，乾隆与其闲聊起来，并谈到了百姓的生活状况。彭家屏据实奏报，声称上年秋天河南夏邑、商丘、虞城、永城四县遭受严重水灾，百姓生活困苦。可是，河南巡抚图勒炳阿却并不上报灾情，这导致当地百姓无法获得赈济。

听到彭家屏的告状，乾隆有些不快，他认为对方是本地乡绅，存心邀誉乡里。为了查明情况，他传旨询问图勒炳阿，但是后者却坚决否认，只说仅是有些积水，并无大灾。

乾隆并未深究，认为此事应该到此结束了。可是，三个月后，当他再次回到徐州时，夏邑百姓张钦却在路上拦驾告状，声称河南官员瞒报灾情。这一下，他开始重视起此事来了。他想起不久前自己在徐州视察河工时，曾发现当地受灾百姓“鸠形鹄面”，只是当时并未深思罢了。

震惊之下，他派遣步军统领衙门员外郎观音保微服私访，勘查受灾状况。而观音保未回来之时，又有河南夏邑县农民刘元德状告地方官员不称职，希望更换贤良。

三番五次被百姓拦驾告状，乾隆心中很不痛快。他开始怀疑，这些告状者背后有人指使。为了弄清楚这件事，他派人对刘元德严加审问。在严刑拷打之下，刘元德招架不住，便供认自己是受夏邑生员段昌绪指使。于是，乾隆便派侍卫成林前往查核。

成林去夏邑查核期间，观音保回来了。他向乾隆奏报说：“夏邑、永城、商丘、虞城等四县，确实灾情颇重。这几个地方已经连续四年收成不好，积歉已久。尤其是去年，水灾尤重，百姓度日艰难，以至于卖妻鬻子。”为了证明自己所言属实，他甚至还花二三百文钱买了两个孩子，并将卖身契呈上。

乾隆大为震惊，认识到图勒炳阿匿报灾情的严重性，于是便将其发往乌里雅苏台军营赎罪。夏邑、永城等地知县也被革职拿问，并无轻恕。

本来事情到了这里，应该告一段落，渎职官员被查，百姓的愿望得以实现。可是，乾隆偏偏不愿就此罢休。他一向视民告官为刁风恶习，哪怕告状的百姓有充足的理由。成林前往夏邑核查，从段昌绪家中搜出吴三桂当年使用过的檄文一张。这一下，段昌绪麻烦了，他的罪名变成了“谋反大案”。而他指使的刘元德，也变成了同党。乾隆本就心中不快，闻听此事后勃然大怒，立刻撤销了图勒炳阿的处分，让他查办此案，两个知县也官复原职。

说到底，清朝政权的合法性是个极为敏感的问题，乾隆知道民间反清思想仍然很顽固。所以每每处理这种事情的时候，他总是会收起宽仁，露出尖锐的牙齿。

这个案件，本来与彭家屏无关，但是乾隆却偏偏将两者联系到了一起。他认为，彭家屏也状告过图勒炳阿，那么对方也肯定与这件事有联系。只要牵扯到“谋反”一事，那就绝不能姑息。于是，他派直隶总督方观承会同图勒炳阿查抄彭家，看是否也有悖逆文书。

乾隆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原来，彭家屏还在朝中为官的时候，乾隆就对他很有成见。

据清史料记载，彭家屏是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授刑部主事，后逐渐升迁，任布政使长达十四年之久。他因善于处理繁难事务，故而在朝中颇有声名。乾隆十四年（1749），江西巡抚出缺，便由彭家屏护理。按照当时官场惯例，一段时间之后，彭家屏就可由此升职。但奇怪的是，直到退休，他都一直辗转于江西、云南、江苏几省布政使之间。

乾隆十六年（1751），河南巡抚鄂容安向乾隆奏报，归德府缙绅抗粮不交。乾隆闻之大怒，责令严加查办。这些抗粮不交的缙绅之中，就有彭家屏家，而且彭家屏弟彭家植还打死佃户，隐匿不报。事情查清楚后，乾隆指示严加惩处，所有积欠加十倍处罚，彭家屏等被交吏部严议。最后，虽然彭家很快将罚款缴清，彭家屏得以留任，但这件事让乾隆对他心生厌恶。在乾隆的意识里，彭家就是一个为富不仁的地方大族。所以，此后无论彭家屏工作多么认真，乾隆对他的印象都不是很好。

乾隆二十年（1755），多年辗转于布政使任上不得升迁的彭家屏，上疏请求退休。乾隆在上谕中说：“彭家屏非不胜繁剧之人，只以为布政使最久，后于彼者皆至巡抚，心怀怏怏，不肯努力耳。”自始至终，他都认为彭家屏是“心怀怏怏”而不肯努力，而非自己心有芥蒂。

可以说，乾隆对彭家屏的坏印象，是导致彭家屏案发生的根源。他由主观想象入手，认定彭家屏必然与段昌绪是一党。皇帝认定的事儿，哪能有错？于是，在搜查无果的情况下，方观承等人还是将彭家屏带到了京城审问。在一再逼问下，彭家屏终于承认自己家中藏有明末的几部野史，都是记载明朝天启、崇祯年间政事之书。乾隆立即使人前去查取，可是还是没有找到。这让乾隆愈发认为，彭家屏是刁滑之人。

没有找到证据怎么办？乾隆又谕人将彭家屏的儿子彭传笏及家人全部缉拿，并严加审问。图勒炳阿“循循善诱”，让彭传笏自认焚烧书籍。在威逼之下，彭传笏只得承认，是自己焚烧了书籍。然而乾隆还不满足，将案情进一步引向严重，指责彭家屏有校点逆书之嫌。结果，这一年六月，彭家屏父子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家产入官。段昌绪斩立决。

不久，图勒炳阿再奏，彭家屏所刻族谱取名《大彭统记》，将彭氏一姓追溯到黄帝、颛顼时期。这本是汉族士人炫耀出身的一种惯用手法，可乾隆却认为彭家屏身为臣子，却自居帝王苗裔，罪上加罪，便不等秋后问斩，直接赐其自尽。彭传笏被问斩时，乾隆为表现自己的仁慈，特网开一面，免于勾决。

后世学者认为，彭家屏案，是彻头彻尾的冤案。乾隆仅仅凭借一些莫须有的“文字罪”，就叛了彭家屏及家人死刑，这其实是一种人格上的失败。但是，在乾隆年间，尤其是乾隆后期，这样的案子还有很多，彭家屏案只是冰山一角。

为什么乾隆会“热衷”于文字狱？我们已经说过，大致原因有三：第一，为了打击反清反满思想，而文字是思想的立体呈现；第二，惩罚诋毁诬蔑皇权；第三，严禁臣民干政。虽然大部分文字案子是望文生义、断章取义，但是乾隆却乐此不疲，这其实是一种专制君主独有的通病。乾隆虽然很多地方堪称贤君，但是在这里，他仍然摆脱不了这种独裁思想的禁锢。文字狱，是乾隆文治上最大的阴暗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