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期_卡尔・罗杰斯传记

纽约时期_卡尔·罗杰斯传记

(1924年—1928年)

开着自驾车去纽约对于这对新婚夫妇来说是一场大冒险。在婚前，卡尔送给海伦一本关于性和婚姻的书——这在当时是很前卫的做法。但是夫妻二人都特别稚嫩。“虽然我们不老练，或者，恰恰是因为我们不老练，”罗杰斯后来写道，“我们的蜜月很愉快。”

1924年，当罗杰斯抵达的时候，曼哈顿上东区的晨边高地是一个大学生活的中心，就像今天一样。百老汇将西边的巴纳德学院和协和神学院与东边的哥伦比亚大学分隔开。那时候几乎没有可供已婚学生入住的宿舍;但是在开学前抵达的他们设法找到了“既是纽约，也是世界上最小的公寓”，地址是第123西大街540号艾考教堂公寓楼的底楼。罗杰斯的母亲计算了公寓的平方英尺面积，比罗杰斯在渥伍德的卧室面积还小。一片空旷的硬石地(现在的犹太神学院的原址)和百老汇把他们住的地方与协和神学院隔开。通过六段楼梯能登上公寓楼的屋顶，他们可以在那里晾衣服，或是后来晾孩子的尿布。

花上四个半美元，他们俩可以在市中心度过一个很棒的夜晚。他们可以在阿姆斯特丹大街他们喜爱的法国餐厅点全套的晚餐，每人花费1美元。然后每人花上5美分，乘地铁到时代广场。在星期一晚上，他们能从格雷药店得到半价的戏票。假如足够幸运，他们可以从那里弄到两个最便宜的座位，一共才1美元75美分。再点一磅他们喜爱的薄荷小馅饼，59美分，从而完美地结束这个夜晚。(www.guayunfan.com)这座城市对他们俩来说都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地方。海伦发现了“大城市拥有很多文化优势，这里集中了剧院，美术馆，还有许多教育巨匠，例如基尔帕特里克，杜威，福斯迪克和麦吉弗特，在这里，无论是精神上还是智力上，他们都得到很大提升——这对于两个年轻的来自边远地区的中西部人来说，具有解放的意义。

协和神学院

罗杰斯选择协和神学院，因为“它是国内最自由的，也是宗教事务方面的智识领袖。”它发起了社会福音运动，使得此世的爱与正义成为了宗教的中心关注点。协和神学院的宗教人文主义将对科学，理性和道德的信仰作为在尘世间创建天主之国的关键。

罗杰斯的父母坚决反对这一选择，“他们的原教旨主义的刊物告诉他们(协和神学院)是披着伪装的魔鬼。我父亲甚至试图贿赂我。他告诉我，如果我能选择入读普林斯顿神学院——那当然是当时最出众的原教旨主义神学院——他就支付我的生活费。”罗杰斯对这一交换提议很生气，愤怒地拒绝了。“事实上，我参加了一些选拔考试，获得了一份丰厚的协和神学院的奖学金，我们拟定了去那里的计划。我的父母出手大方，相赠以金，帮助我们开始新生活(他们给了我们夫妇2500美元作为婚礼礼物)。虽然如此，我还是需要挣相当数额的钱来贴补我们的开销。”

罗杰斯对亚瑟·库什曼·麦吉弗特，当时的神学院院长，很是崇敬。“他在协和神学院中制造了激动人心的哲学氛围。你可以有独立的思维，他不会强迫你让你接受任何的正统观念。”麦吉弗特还是“一位不同寻常的老师和一位深刻的学者。他的关于‘康德之前的新教思想’和其他相似的课程让我见识了教学的出类拔萃。当我们听到他亮出一位哲学家或神学家的思想，在课堂中的我们确信，‘啊哈!这是他真正认同的人。’下一个星期，他会亮出另一位，同样坚信不疑和充满说服力。”

罗杰斯后来想知道麦吉弗特“假如有一己之见，是否还能挥洒自如地展示别家之言”;但是最后，他的学生必须自己思考，这当然是麦吉弗特想要的。有了这样的经验，罗杰斯觉得协和神学院是“一个激发人，使人振奋的地方。我结交新朋友，发现新观点，彻底地爱上这整段经历。”

海伦旁听很多卡尔的课程，这让他们能够共同成长。其中的一项课程是由著名的哈利·埃莫森·福斯迪克教授的，让他们“对一个现代和自由的宗教有感觉”。按照课程要求，以及追随自己的兴趣，他们一起阅读了很多书，参加展览，并讨论所有萌生出来的新想法。

罗杰斯那学期的论文反映了他越来越自由的思考。如果他父母读到这些论文的话，他们最害怕的事情将会得到印证。在为《系统神学第一卷》所写的论文中，他得出结论，基督教主要有三个方面:拿撒勒的耶稣其人和其生平，一套高尚的道德规范，和倾向于社会改革的内在趋势。“我想指出这三个贡献是基督教做出的事中最有价值的。我们现在可以发问——它们是否为基督教成为任何意义上的普遍或终极宗教提供了基础?绝不是。其他宗教也为世界带来了伟人。其他宗教也有很高的道德标准。其他宗教和准宗教(比如共产主义)也有高远的社会展望。我们坚持将基督教看成是唯一的宗教，这在我看来是典型的西方式和非常悲哀的。”

在另一篇为《教堂历史第九卷》写的论文中，他胆敢说基督教从来不曾存在过。在一篇精彩绝伦的佳作中，他比较了耶稣、彼得[1]、保罗[2]、马吉安[3]、安提阿的圣伊纳爵[4]、奥古斯丁[5]、希尔德布兰德[6]、阿西西的圣方济各[7]、萨沃那洛拉[8]、约翰·胡斯[9]、伊拉斯谟[10]、马丁路德[11]和罗耀拉的圣依纳爵[12]，他们对下列事物的态度，包括:公众崇拜，祈祷，教条，教堂，耶稣基督，圣经和宗教权威，不朽的生活，灵魂，基督徒生活。他展示了所有这些基督教领袖是怎样对几乎所有的问题持大相径庭的态度的。就这样，他总结道:

基督教满足了不同人的不同精神需要，重要的不是宗教而是人。第三个结论紧密地与前两个相联系，在我考虑材料的时候进入我的脑海。这就是，基督教从来不曾存在过——这个词汇仅仅是一个我们概括数个宗教时用到的名称。没有哪个宗教包含了如此众多，相互矛盾的观点。将它称之为一个宗教是用词上的混乱。不如让我们在这一堆宗教中寻找一个能够丰富我们自己的生活，使之更有生气的信仰。

在协和神学院的第一年同样使得罗杰斯重新接触到了心理学的世界。哈里森·艾略特和格瑞斯·鲁克·艾略特在神学院教师队伍中，他们非常注重从基督徒的角度出发，与个人一起工作，以及进行小组讨论。从他们身上，罗杰斯第一次意识到“与个人打交道，帮助他们，可以成为一种专职的事业。”但是那年，他所受到的心理学方面的主要影响来自一个年轻人，他成为了罗杰斯的终生朋友和早年职业生涯中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

古德文·华生只比罗杰斯大几岁，背景相似，同样来自有着宗教重要性的中西部。作为威斯康星大学的学生，华生在卡尔的哥哥罗斯担任基督教青年会主席的时候就认识了他。华生搬到纽约，成为协和神学院宗教教育的一名教师。在1925年，他搬到大街另一边的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成为了那里的一名教育心理学教师。华生一直在教师学院待到1962年，在教育和社会心理学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

1925年，罗杰斯和华生还没有意识到他们会在事业上密切合作，共同进步。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华生穿过百老汇在协和开设一门课程的时候，他和精神病专家约瑟夫·查塞尔一起教“与个体打交道”。那时，协和神学院，教师学院和哥伦比亚研究生院有一个非常自由的交换项目，经常有教师和学生在隔壁的机构教书或听课。华生和查塞尔邀请了纽约市的很多显要人物来到课堂讨论他们对心理学的兴趣和他们与个体打交道的特别方式。几年前，在上函授课程时，罗杰斯觉得心理学枯燥乏味，现在看起来，它让人兴致盎然。这门课程是罗杰斯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我开始意识到，我可以做这样一件我一直向往的事，即，帮助人们改变——并不是我那时所理解的改变——而是帮助人们变化，成长，发展，过上更令人满意和更好的生活。教堂不一定能做到这一点。”

但是罗杰斯依旧参加了一个宗教教育项目。1925年夏天，卡尔和海伦来到佛蒙特州的东多赛特。在那里罗杰斯担任一座小教堂牧师长达几个月。这是协和神学院对学生进行传统训练的一部分。很多农村的教堂请不起全职牧师，在冬天，他们经常不得不与几个相邻社区共享一个牧师。协和神学院安排它的学生在这些小教堂中担负起夏季全职牧师的职责。社区很感激，而学生们也得到了重要的实践经验。

罗杰斯在那年夏天的十一次布道的内容都是关于现代宗教思想的最新发展。这个夏天适逢田纳西州的代顿发生有名斯科普斯审判案。在这起案件中，威廉·坚宁·布瑞安[13]和克莱斯·戴柔[14]围绕在公立学校教授达尔文的进化论唇枪舌剑，辩论得不可开交。罗杰斯选择在他的小教堂教授一些关于“高等考证”[15]的内容。在一次布道，“创世的三个故事”中，他指出创世纪一书包含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创世的故事;所以为什么不把达尔文理论看成是第三个故事，同时承认这三个故事的意义和美呢?在另一个场合，他布道时这样说:“我可以怀疑上帝是否像天真的原书作者认为的那样，直接与摩西说过话。但是我无法怀疑他给出的启示是宇宙对所有国度的启示。”他的布道(就像耶稣的一样)充满农村和农业的意象和类比，这些意象和类比反映了他自己的出生背景;但是它们都渗透了他从心理学学来的新内容。“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以及类似的措辞频频出现。

“我对布道倾注了很多心血，”罗杰斯后来写道。“每一篇布道词都是经打磨过的学术性的作品，不是特别适合小村镇居民。我发现完全无法将我的布道拉长到20分钟以上，这个事实困扰着我，但是教堂会众毫无疑问会非常感激。

我和海伦在村子里非常受欢迎。镇子里的酒鬼夏天将他的房子让出来以便我们居住，海伦教女孩子们垒球和其他他们不曾接触过的游戏。我带着男孩子徒步旅行，并开展一系列活动比如男性俱乐部。我们俩都有了很多新体验。

这些新体验中的其中之一是我第一次遇到死亡。一位教区居民死于癌症，我想我必须得安抚他的家庭，并主持葬礼仪式了。最终，一位相邻教区的牧师被邀请执行这项任务，我就不必处理这件大事了，这让我松了一大口气。我还能回忆起我看到以下一幕时的惊讶:那户家庭的傻儿子(10—12岁)变得歇斯底里，绕着房子跑，用最高的音量大笑，作为对他母亲死亡的反应。

沿着我们的房前的路再往上走住着一个酒瘾很大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带不同的女人回家。再往上走是一个完全处在精神病状态的女人，与她不靠谱的儿子一起住。总而言之，这个夏天让我们真正熟悉了存在于普通社区的种种心理学问题和个人问题，还使我对理解这些问题越来越感兴趣，虽然那时候我的理解很粗浅。”

在那个夏天，卡尔和海伦决定添丁。在他们停止避孕的第一晚过后的第二天早晨，海伦宣布她怀孕了。卡尔觉得这很荒谬，但是过了几天，显示的迹象无可置疑。这个故事他们讲了一辈子，用来说明海伦在信赖直觉和感觉的方面要胜卡尔一筹。

罗杰斯在协和神学院的第二年，也就是1925—1926年，注册选修了哥伦比亚大学职业教育学校教师学院的几门课程。哥伦比亚大学在美国历史最悠久的高等教育机构中排名第五。由于他对心理学产生了新兴趣，第一门课程他选择了丽塔·霍林沃斯的临床心理学。结果他发现这门课程非常精彩，一个特别的原因是在他看来，她对孩子以及对全人类有着如此的兴趣。他还第一次通过大名鼎鼎的威廉·赫德·基尔帕特里克真正意义上接触到进步教育。[16]基尔帕特里克原来是约翰·杜威的学生。他是杜威哲学最伟大的翻译者和普及推广者。历史学家劳伦斯·克瑞敏是这样说的:

所有的报道都说他是这样一位大师，在数以百计的课堂传道授业解惑，试图引导每个人，使他们的想法和教学技巧彻底转变。不管他个人多么痛恨思想上的灌输，他总有办法赢得众多追随者。一度，能言善辩的美国教育领袖中，有很多就是教师学院培训出来的。也就是在这时，总共算来，联邦中的每个州各有35000名听受过他的教诲的学生。

就像上面所描述的，罗杰斯发现基尔帕特里克的“教育哲学”“非常振奋人心——不但讲座以及问答时间是这样，作为课程组成部分的小组讨论也是如此。”二十年后，当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蜂拥来到芝加哥大学，聆听罗杰斯关于咨询和精神疗法的大课时，他的学生对他的描述像极了他和克瑞敏对基尔帕特里克的描述。

罗杰斯深受基尔帕特里克，杜威和进步教育的影响。在协和神学院的两年，为了在奖学金和积蓄之外获得额外的收入，周末他在纽约弗农山郊区的第一公理教会教堂担任宗教教育指导。社区人群是教育程度很高的中产阶级，教堂的思想很新潮。平均教堂参与人数大约有300人，平均教堂学校参与人数超过150人。当罗杰斯以宗教教育指导的身份接手时，他发现信仰仪式无趣且毫无新意。为了让教堂学校的年轻人参与到仪式中来，并使得仪式更吸引人且更个人化，他引入了列队行进音乐，更多的风琴音乐，唱诗班的袍子，以及宗教教育班级对他们课题的报告。这些都起了作用。但是在阅读协和神学院规定读本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些对这类信仰仪式的批评，说这类信仰仪式主要想达到情绪－精神上的效果，而不是承担起社会行动。[17]他开始怀疑他所引入的变化是否有用。在“宗教教育22”考试中，他探讨了一些他的新思想:“如果有人信奉杜威－基尔帕特里克那类的教育哲学，这意味着:教堂的工作是一种社会教育，工作者的任务是丰富团体内部人员的经历，并保证每一段经历都导向更丰富的领域。我个人持有后一种意见，(即工作者的任务是‘保证每一段经历都导向更丰富的领域’——译者注)，并对它所涉及的方面做了很多思考。首先，它意味着用可能的最佳方式帮助人们解决他们面临的迫切问题。对我自己的生活来说，我们帮助别人解决的问题与我自己要面对的问题没有差别。假如他们的真正的问题是性方面的，我们不能只让他们去考虑与上帝有关的问题，仅仅因为这种思考是‘宗教的’。这意味着我们将生命的方方面面都看作是我们施加教育的场所。其次，这类方法意味着我们要鼓励科学地面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如果我们意识到，当前的道德标准，以及对上帝和宗教本身的信仰，都不过是人们的假设，以及对支持或反对这种假设的证据的检验，我们就会明白，通过一些看似激进的做法，这种教育方法将取得极大的成效。”

公理教会教堂的信仰仪式又一次地改变了侧重点，罗杰斯鼓励宗教教育班使用进步教育式的以小组为单位解决问题的方法。在一周中，孩子们将解决他们生活中和社区内的真实问题。到了星期天，人们通过信仰仪式分享和思考这些问题，重建他们对道德使命的信仰，以及树立社区意识(这来自群体的努力)。这样，罗杰斯提前40年就预见到了教堂仪式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很普遍——主要是更新了对庆典和对社区分享及参与的意识。

甚至他对培训宗教教育老师的建议也显示出进步教育的影响。“不要迷信现在开设的教师训练课程。”他在1926年5月写道，“通过将解决教师的迫切问题作为一开始的切入点，新老师和入行有一段时间的老师分享经验，以及加深所有人对某常见问题的兴趣，我相信比起正式课程，人们将得到更多真正的教育。更进一步，当某人就某个特殊问题请求帮助的时候，这时再看书，比阅读少数正规教师训练课程所规定的读本，要有价值得多。”

一位研究生，西奥多·纽康，开始认为罗杰斯是“一个教育激进分子”。虽然以后的几十年罗杰斯再也没有将教育作为主要的研究重心，但是很明显地，他的教学方式和后来的教育思想深深地植根于进步教育中。

然而，当他发展自己在教育，宗教和宗教教育方面的观点时，一个不可避免的两难抉择使罗杰斯越来越困惑。假如像他在上面所说的，宗教教育主要是进步社会教育，假如对宗教的所有基本原则进行科学验证是必须的，那么，他写道:

在我看来，教育政策似乎已经混乱到不能再糟的地步了。首先，它的范畴变得如此广泛，以至于几乎包括了现代学校的全部种类。如果有人问，哪种学校能更好地完成这种教育，我认为，现代学校拥有所有的优势。教会学校能继续生存下去的唯一理由是，很多地方的公立学校里，仍然没有现代教育的概念。其次，我想知道彻底的科学态度是否与宗教观点相容。恐怕没有不容置疑的“永恒的真理”，就不会有宗教这种东西……

不可能在这么短的篇幅中，以及这样仓促的情况下，说清我的观点。但如果对目前培养宗教领袖的方法做一个评价，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从社会进步和人类终极福祉的角度看，我想说它代表了一份明智的和宝贵的贡献。从宗教的角度看，我想说它对所有可能被称之为宗教的东西具有颠覆性，它是否有资格在宗教的庇护下进行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罗杰斯的指导老师对这份论文是这样写的:“这是对问题的非常清晰的分析。什么时候我会很高兴和你进一步谈论你的结论。”但是“什么时候”再也没到来，罗杰斯和几个他在协和神学院的同学带着很多烦恼的问题离开了。如果要继续从事这份事业，这些年轻人需要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这个情况导致的结果被罗杰斯后来称作“好笑的但是非常重要的冒险”。

现在我了解了大学和研究生院——了解了它们的规则和它们的刻板——我真的对协和神学院给予我们的自由感到惊讶。一群学生，我是其中一个，感到我们只是被动地接受现成的观点，没有机会谈论我们最为关心的宗教和哲学问题。我们想要探索我们自己的问题和疑惑，找到它们的来龙去脉。我们向管理层请愿，允许我们开设一个研讨班，不设指导老师，课程表由我们自己的问题组成。神学院当然对这一请求感到很为难，但是他们准许了我们的请愿。唯一的限定是，为了神学院的利益，一名年轻的导师要坐镇课堂，但是不加入我们，除非我们希望他表现得活跃些。这个研讨班非常令人满意，起到了答疑解惑的作用。它让我朝形成自己的生活哲学迈出了一大步。那个小组的大部分成员，通过他们提出的问题思考自己的出路，结果认为他们的出路在宗教工作之外。我是其中一个。西奥多·纽康是另一个。几个其他的小组成员选择了社会学和心理学。整个研讨班非常自由。它讨论了高深的哲学，宗教和社会问题。我在当时决定离开宗教工作领域的个人原因是，虽然人生意义之类的问题和建设性地改善他人生活的可能性是我深深着迷的，但我不能在一个被要求笃信特定的宗教教条的领域工作。我意识到我自己的看法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还会继续改变。在我看来，为了保住工作而谎称一套信仰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我想要找到这样的领域，在那里，我可以保证我的思想自由不会受到限制。

所以，在1926秋天，罗杰斯又穿过百老汇来到教师学院，这回是长住。在要求申请者参加的桑迪克智商测试和入学考试中，他是同组人中得分最高的。他现在能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他的研究生工作了，他的专业是临床和教育心理学。

他父母的最坏的担心成为了现实。从自由的协和神学院出来后，罗杰斯就离开了教堂，再也没有返回到任何形式化的宗教中去。(很可惜，沃尔特·罗杰斯和茱莉亚·罗杰斯没有活到1967年;如果他们在那时还健在的话，看到他们的儿子获得美国牧师顾问协会颁发的特殊贡献奖会令他们很欣慰。

私人生活

1926年3月17日，卡尔和海伦的第一个孩子戴维出生了，此时，卡尔完成了在协和神学院的课程。大约在这个时候，他又开始经受溃疡的折磨，他们意识到，卡尔需要看专业的医生了。于是卡尔，海伦和戴维启程赶往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市的马优诊所。罗杰斯家族的好几个成员都在这里就医，整个家族对这个诊所都十分信任。卡尔做了胃肠造口术，手术很成功。海伦为自己和戴维在医院旁租了一间房子;这样，她可以两地走动，照顾她康复中的丈夫和他们三个月大的儿子。他们没有得到卡尔家里面的帮助，不管是经济上的帮助还是其他帮助。回首这段经历的时候，卡尔夫妇感到不可思议，卡尔的父母很富有，卡尔的母亲和姐姐就住在芝加哥，赶来照顾生病的卡尔也十分方便。卡尔最近作出的离开协和神学院的决定也许是造成家庭对他疏离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他向来推开他们的援手。

在卡尔依然处于手术康复期的时候，他和海伦让海伦的母亲托管戴维，然后前往位于科罗拉多州伊斯特公园的基督教青年会大本营。那里，他们俩开办了一门研讨会式的课程，内容是关于婚姻和性的调适。和他们一起共事的组员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来畅所欲言他们在这个领域所关注的东西。这在1926年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冒险。卡尔和海伦还分发了一份调查问卷，希望能获取关于参与者性生活的一些真相，从而发起讨论的话题。让他们措手不及的是，他们发现调查问卷落入了组外人员的手中，闹得沸沸扬扬，差点让基督教青年会失去其中一名大施主的支持。

让罗杰斯感到自己能够游刃有余地主持这门课程的一个原因是他从他们自己婚姻中得出对性的认识。很多年后，他描述他是怎样“隐隐约约意识到，虽然我们的性关系对我来说很不错，对她来说却不怎么样。我意识到我对她话语的深层含义了解的是多么少，这些话语是:‘哦，今晚不行’;‘我太累了’，‘改日再说’。毫无疑问，这样的情形将引起危机。

这时，幸运之神使我们可以分开些时日再说，虽然天赐良机也需要自己把握。在我的研究生院里，我得知一位精神病专家，G·V·汉密尔顿需要更多的年轻已婚男性来完成他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也许还有报酬，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毫不迟疑地抓住这个机会(事实上，该研究是金赛[18]研究的先驱，比金赛研究更个性化，做得很好，虽然知道的人不多)。我来到汉密尔顿博士的办公室进行了两到三次长时间的会谈。他如此平静和轻松地问了我性发展和性生活的方方面面，渐渐地，我发现自己在作答的时候也一样地轻松。我开始意识到的一件事是，我不知道我的妻子是否有过高潮。她经常看上去很享受我们的关系，所以我自以为知道答案。但是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私生活中不可能被谈论的东西，是能够被轻松和自在地谈论的。

然后问题来了，我能把这种方法运用到我的私生活中吗?我开始了可怕的谈论过程——真正的谈论——与海伦讨论我们的性关系。说它可怕是因为每个问题，每个回答，使得我们中的这个或那个如此容易受到伤害——在攻击，批评，嘲笑和拒绝面前。但我们挺过来了!两个人都学会更深刻地懂得对方在性生活中的渴求，禁忌，满足和不满。一开始，它仅仅带来更多温存、理解和进步，慢慢地，它不但为她带来了高潮，也带来了完整，持续，令人满意和给人滋养的性关系——在这段关系中，我们可以在新的困难出现的时候将它谈得很透彻。”

海伦后来写道，“最让我感到幸运的是卡尔能够开放，坦诚和真切地面对我们的所有问题，包括我们的性生活。我们能够建立起相互之间的自由交流，从来不让误解或伤害加剧。这给了我们成长和亲近的基础，这样的成长和亲近这些年来从来没有停顿过。在我们婚姻开始的几年，他就善于倾听，对我的感觉感同身受。”

这对他具有讽刺意味。罗杰斯自幼就生活在这样的沟通环境下:家庭成员间有时玩笑有时认真地挖苦。当他看到他讽刺的评论或小“玩笑”能够轻易让海伦落泪时，他尽力地改变他的行为，除了有几回忍不住故态重萌外，他的努力总体来说是成功的。

作为家长，他们遵守当时很流行的沃森[19]行为主义，包括严格安排时间，情感上和肢体上很少接触孩子。“假如孩子处在四小时的喂奶规定时间中，不管他的感受怎样，这段时间你要让孩子哭上四个小时。我们受此影响，虽然我能高兴地说我们不常遵照它。”为了让戴维不吮吸自己的拇指，他们把味道很差的东西涂在他的拇指上或给他戴上铝的露指手套。“幸运的是，虽然有时所有这些心理学知识会混淆视听，海伦有足够的常识成为一名好母亲。”戴维喜欢摇摇摆摆地到处行走，总想要跑到阿姆斯特丹大街上，所以海伦经常“给他拴上牵绳，就像小狗一样。”海伦，格拉迪·华生和瑞塔·斯彭斯(古德文·华生和劳夫·斯彭斯的妻子)。

经常推着她们的婴儿车来到河边公园，在那里，她们聊天，而孩子们在一边玩耍。18个月的时候，罗杰斯把戴维送进教师学院的实验托儿所——一个相当前卫的想法，海伦对此有些愧疚，但是他们都认为这对他来说是好事，可以给他们更多的自由。不久，他们还有了能带孩子的固定帮手，那就是海伦的母亲，她在丈夫去世后搬到了纽约市。

哥伦比亚大学

当罗杰斯在1926年转到教师学院的时候，哥伦比亚大学是国内领先的训练心理学家的中心。1928年，拥有博士学位的美国心理学协会的成员有616名(占总体成员的大多数)，这其中有135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紧随其后的是芝加哥大学的80名和哈佛大学的56名。在罗杰斯入学的时候，美国首屈一指的教育心理学家，E·L·桑狄克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因为桑狄克的大名，罗杰斯很盼望上他的课。他发现课程很有趣，虽然他对测试数学天赋这个主题不特别感兴趣。20年代，心理学依旧在婴儿阶段，而在教师学院的心理学部占主导的是对试验的兴趣。学术界的大多数人认为弗洛伊德是一个难登大雅之堂的字眼。桑狄克和他的同事认为量化对于这门成长的科学至关重要。智商测试相对是新生事物，正风行一时，和它一样成为新宠的还有新测试的发明和对任何自己想要研究的精神现象的测量。古德文·华生的论文发展了一套对“不徇私情”的测量。罗杰斯的论文同样是发展一项新的心理测试。

很自然罗杰斯得选修统计学课程。当他注册了第一门这样的课程时，他发现开课的时间很不方便。他总是对自己的智商充满信心，于是他决定或许他可以跳过导论课程，获得许可注册第二门统计课程，授课老师是鲁格教授。这里，他发现课程艰深而令人费解，他第一次尝到了无法吃透材料的感觉。虽然他自己刻苦学习，他知道很有可能期末考不及格，通不过这门课程。他在考试中尽了力，但是很确定自己通不过考试。这下他干脆有恃无恐，在考试用蓝皮簿的末尾写了对课程和导师教学方法的尖锐批评。结果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过了。

在他第二门临床心理学课程中，测试也占有一定比重，授课老师是丽塔·霍利渥斯。“正是在她的督导之下，我第一次真正与儿童有临床接触——测试他们，与他们对话，和他们打交道时把他们当做让人着迷的研究对象，帮助他们制定计划让他们过得更好。”在这门实习课上，他尤其对他第一个“案例”下了苦功。他给男孩做了很多心理测量，长时间地与他面谈，写了一篇洋洋洒洒，深具说服力的，对整体情况的分析。几年之后，男孩的父亲打电话给罗杰斯，解释他的儿子在看另一位心理学家，罗杰斯之前的报告非常有用。罗杰斯不再能得到那位男孩的报告了，但是，就像忘不了初恋情人一样，他无法忘怀他的第一个病人。他根据记忆打出了另一份长篇分析，转寄给男孩的心理师，不久收到后者的感谢信。让这位心理师印象深刻的，不仅仅是罗杰斯的记忆犹新，还有他观察的精准。

从协和神学院退学造成了经济问题，因为他不再继续在弗农山担任宗教教育指导了。幸运的是，当他正需要工作的时候，古德文·华生为罗杰斯提供了一份工作。后来他称古德文为他的“聪明过人的年轻资助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师，我很感激的一点是他非常愿意让我在工作和研究中按自己的意愿行事。”

华生是这样评价罗杰斯的工作的。“卡尔协助我的那项工作的题目是‘东方和西方:对观点的调查。’该项目由太平洋关系协会出资，意在探索几个美国国内群体(学生、商人、农民、俱乐部女会员和囚犯，等等)对与中国和日本有关的国内国外问题的态度。我们的取样技术不是很先进，但是我们得到了几千回复并对它们进行人工统计。这是很典型的剥削，在研究生甘愿做廉价劳动力的时候很普遍。为什么会选中罗杰斯?聪明的年轻人，需要赚钱，工作刻苦，百分百值得信任、友善、具有合作精神。”

罗杰斯记得华生“经常同时进行多个计划。他将他发起的一项广泛调查交给我全权负责。我雇用了很大的一群助手，对一些非常复杂的材料做分析，并组织和撰写报告，所有这一切都在无法通融的紧迫的截止日期压力下完成。”

罗杰斯在教师学院的训练更强化和提升了他对科学方法的信念和理解，这两者在他早年的农业试验中已经存在。训练还逐步向他灌输了对智商概念和智商测试的绝对尊重。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的工作要求他与儿童密切接触，他频繁地使用诸如“迟钝”，“迟钝－正常”，“平均”，“上佳”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他所研究的儿童的智商。后来，当他放弃了在临床工作中进行心理测试后，他不再使用这些词汇了。但是甚至在40年后，在描述“为研究生教育所做的革命性项目”时，他将“智商，也许最具体地被定义为解决问题的高度能力，”作为选拔学生进入该项目的三个评判标准之一。

在教师学院接受了一年研究生教育之后，罗杰斯在六月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硕士学位。他在什么时候决定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不得而知，但是他确实马不停蹄地展开他的研究生工作。

儿童引导所

在1926年晚些时候，罗杰斯申请了将要在纽约市成立的儿童引导所的研究员职位。这个职位不但为他提供了宝贵的实习经历——这样的实习经历使他作为一个心理学家的训练更完整，并且使他做了很多与他的博士论文有关的研究——而且还有2500美元的报酬，正好够他贴补家用。他赢得了这个职位，起止时间为1927—1928学年;但是在学年开始不久，他收到“一封来自弗兰克·威廉姆斯教授的愧疚的来信，他是一名精神病学家，是录用委员会的负责人。他刚发现，精神病学家可以得到2500美元，心理学家的奖学金只有1200美元。经济上而不是职业上的羞辱激起了我的愤怒。我写给他一封拘词强硬的信，说我已收到骋用我为研究员的通知。我的个人计划都是在此基础上制定的，我需要钱来养活我的家庭。由于我的信有理有据，他破例给我2500美元奖学金。”

在他的工作生涯中，精神病家经常抱怨罗杰斯作为一个心理学家，侵入了他们的领域。他后来是这么评论的，“很有趣且有标志性的，我的职业训练起点——正巧——与精神病实习医生处在同一水平。”

在研究所工作开始之前，卡尔，海伦和戴维在俄亥俄州的威乐比度过1927年的夏天。那里，罗杰斯在瓦渥凯耶夏令营担任指导和心理学家。这个夏令营是为来自克利夫兰儿童引导诊所的“问题男孩”开设的。西奥多·纽康，协和神学院学生指导研讨会成员，后来成为一位有名的社会心理学家，那个夏天同样是瓦渥凯耶夏令营的指导。纽康记得“男孩们经常面临的‘问题’是尿床。我记得我负责的5个孩子，跟我睡在同一个帐篷里(在草垫上)，他们就有这个毛病。这个夏令营几乎没有钱。卡尔决定开展一个‘项目’:在男孩们的帮助下造一艘划艇。在快完成的时候，问题来了，给船起什么名字好呢?虽然它最终看上去适合航海，样子也很好看，它却还没下水过。我相信是我，因此提议叫它S．S．遗尿——名字就这样尘埃落定。卡尔，当然，马上被封为‘S．S．遗尿船长。’”

“儿童引导工作刚刚得到承认，”罗杰斯写道，“联邦基金会在纽约市建立了一流的儿童引导所，其目的是为这样的诊所工作者提供训练。”设备上舍得投入，让人大开眼界。研究所还雇佣了一大批优秀的员工。(几年以后发生了大萧条，研究所关闭。)员工主管大卫·赖维博士，将罗夏[20]的方法介绍给全国，他还是对儿童使用游戏疗法的先驱。罗杰斯发现首席心理学家E．K．魏克曼，“有想法，稳重，是一个优秀的研究工作者，真正对发现真理感兴趣”并经常羡慕他的“思想开明”。著名的儿童精神病学家劳森·罗威瑞是医疗员工的主管。他以及赖维和魏克曼都对罗杰斯有帮助。

罗杰斯是这样在他的论文中描述研究所的，“儿童指引所提供了几乎理想化的设备，用来对困难儿童做各种类型的研究。大量年龄，思维和行为差距甚远的问题儿童被送到研究所做研究。疲惫的家长，无计可施的教师以及困惑的社会工作者把孩子送进来，办公室接待了大量行为需要被诊断和治疗的年轻人。儿童要接受各个角度，包括精神病学，心理学和物理学的全面研究。能力强的工作者可以取得一份详尽的社会历史，尽可能全面地记载着儿童的行为和家庭背景。关于每个儿童的数据是一笔财富，在进行研究的时候最为重要。研究所的众多员工经验和训练差异极大。总的来看，研究所不属于任何一个心理学思想的学派。”职业分工很明确，虽然罗杰斯兼具三者:“社会工作者与家庭打交道，心理学家做测试，精神病学家与儿童当面交谈。如果需要对家长进行治疗，这是社会工作者的事，如果要做治疗工作，即辅导，则由心理学家负责。”

在研究所，罗杰斯对弗洛伊德思想有了比以往多得多的接触。不过是18年前的1909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第一次来到美国，在克拉克大学做讲座。在这之后，A．A．布瑞尔不知疲倦地将弗洛伊德多卷大作翻译成英语，并推广他的观点。在一战之前，弗洛伊德和“新心理学”是格林威治村[21]和纽约知识分子间的谈论话题，但是精神分析在医学圈里过了很久才流行起来。罗杰斯认为研究所的哲学是“兼收并蓄的弗洛伊德主义”，代表了很多“略有差异的精神分析思想和其他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观点。”他开始对精神分析感兴趣，有时在对儿童的“治疗工作”中会使用一些分析技巧。但是精神分析对这个实际的，越来越信奉科学的中西部人来说太过玄奥了，他的兴趣在一年内就减退了。他后来评论，“他们可以编造复杂的理论而不考虑将它们用在研究中，我无法接受这一点。”

他在研究所有着多种多样的经历。在受过训练的心理学家的监督下，他对儿童进行了全套心理测量考试，使用了不同的测试方法，包括扩斯坦福－比奈智商测试，希利图画完成测试，弗古森模板，坡特斯迷宫，盖茨初级阅读和斯坦福成就测试。他帮助一所学校做了心理学调查。他参加案例会议。很多心理学家，精神病专家，精神分析家和社会工作者受邀对研究所员工讲话。在这一过程中，他接触到他们的很多不同观点。“比如，埃尔福特·阿德勒给我们做报告。他的观点:详细的案例历史是不必要的，他的话语惊四座。我记得我觉得他一定在误导我们，因为我们通常要写50—70页的案例历史。”在最近几十年，阿德勒和罗杰斯的理论和方法经常被比较，有些评论者注意到他们著作的相同点;但是很明显那时阿德勒对罗杰斯还没有直接影响。

在另一个场合，他在研究院工作的早些时候，他和其他的实习生在一个研讨会上相聚，员工马琳·肯沃斯也在场。实习生想要对他们的项目做出一些改变，或者至少，讨论他们关注的一些问题。肯沃斯没有解决他们的问题，而是选择向他们解释他们的行为。她说:在一个新环境下，必须与一个女性打交道，以及在诸如此类情况下，他们感到叛逆是正常的。她这么说是出于好意，但是罗杰斯是这么看待的:“言下之意显然说我们是小男生，我们能迈过这道槛，她理解我们的状况，云云。这番解释有点道理。作为这番解释的接受者，我却感受到了侮辱。我们本来愿意作出一点让步，但是在这之后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让寸步了。”

“我还开始意识到我具有真正的临床技巧，不论是和个人还是跟同事打交道。我记得和一名外来的不合作的案例工作者一起开案例会议，讨论一直由我负责的一个男孩。那天早上雨雪交加，所以我迟到了。当我到场的时候，因为外来的工作者完全不体谅别人，而且很不合作，会议显然陷入了僵局。我向她解释整个情况，就这样把她搞定了，而我是开会的人中最年轻和经验最少的。这个男孩是第一个接受我的定期治疗的个人［虽然由心理学家给病人看病的时候，定期治疗被称为治疗工作(remedialwork)或类似的名称］在帮助他的过程中我取得了实质的进步，虽然当时我掌握了很多精神分析的理论，并跃跃欲试地想把它们付诸实践。”

罗杰斯在研究所的一年“特别让人兴奋”，但这和他的学业并不是没有冲突的。他还在教师学院上课。教师学院强调量化和统计，儿童引导所强调感性和个性动态。罗杰斯必须要解决两种方法之间的分歧——一种是通过客观测试从外面了解人，另一种是通过细腻的面谈从人自身的视角了解人——这对罗杰斯的成长非常重要，他对心理学和精神疗法的一些重要贡献即得益于此。他决心将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结合在一起，就像他在他的博士论文《9—13岁的儿童的人格测量调整》中所做的那样。他使用和改动了很多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平常在临床面谈时会问到儿童的问题，构建了一项可以帮助显示儿童对以下方面态度的笔试，这些方面包括:(1)他自己和他的能力，(2)他与同伴的关系，(3)他的家庭，(4)他的白日梦和幻想的内容所显示以上所有方面。(几年后，罗杰斯评论道，“我加入了关于白日梦的一部分，这让我着迷。我一定是为童心未泯的自己设置了这个测试。”)

同样有趣的是他在测试中问到孩子们的几类问题中，其中有一类预示着20年后他在精神治疗和人格变化方面作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他提出这样一些问题:

10．安娜是学校里最受欢迎的女孩。每个人都喜欢她。

我也喜欢她吗?是□否□我想成为她吗?是□否□

通过在更接近是或否的方框里打钩，孩子将表现出后来罗格斯所说的“自我概念”和“理想概念”。虽然他在几年后才使用这样的词汇。

在设计这个工具的时候，罗杰斯仿效的是一位当时在少年犯罪的研究和治疗方面独树一帜的领袖，威廉·希利。医学博士乔·斯诺格拉斯写到，除了别的贡献，希利“创立了第一家儿童引导诊所，帮助发起和推广了儿童引导运动;希利是以团队为单位进行研究和治疗的早期倡导者之一;并通过工作收集‘儿童自己的故事’，即个人主观的观点，作为诊断和研究的一个信息来源。”罗杰斯后来写道，他在受培训的时候对希利的文章着迷，所以有可能他最初的研究方法受希利影响。

罗杰斯对200名来自儿童演艺学校和公立学校的孩子做了测试，其中前者更容易心理失调。罗杰斯将男孩和女孩分开测试。他发展了评分的规范，测量了测试的可靠性和准确性——简单地说，他创造了这样的工具，使得儿童引导所觉得非常实用，教师学院认为客观而科学。下面的摘录来自罗杰斯的论文，是他对爱德华·L“初步诊断”的一部分，文章完全是根据这名男孩在测试中的反应写成的。爱德华·L是盎格鲁·撒克逊人，9岁，分数4A，智商115。这篇论文形象地展示了测试的性质。这名男孩在罗杰斯掌握的总体心理失调的样本中，分数是第三高的。但是就像罗杰斯所写的，不需要用分数来证明爱德华是一个心理失调的男孩。他的测试充满了不正常的回答。他的三个愿望是希望自己能更强壮，更聪明，更漂亮。但很多言过其实的回答说明了他自身的问题。他显然对他的外表很敏感，感到他长得一点都不好看。他拒绝为自己的聪明程度打分。他特别渴望“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作出被人们传诵的伟绩。”

爱德华喜欢夸耀自己的成就，但并不讳言自己的平庸。在回答社会调整方面的问题时尤为如此。他承认他不知道怎么游戏，说他不希望和大家不一样。他并不受人欢迎，他不在乎。当问到他想要多少朋友时，他回答:“一个也不要。”而另一方面他说:“我不能忍受人们不喜欢我。”

他充满豪情的志向显示了白日梦的倾向——他想做一个电影明星，一个牛仔，一个飞行员——他为自己想象出实际上不存在的玩伴和更喜欢一个人玩耍也显示出这种倾向。很多证据表明，他的家庭关系紧张。他最喜欢他的妈妈，其次是他的妹妹，最后才是他的爸爸。但是他最喜欢和爸爸去马戏团。

这个测试勾勒出这样一个男孩:自己感到远远不及别人，不擅社交，十分封闭，喜欢做白日梦，在家里很不开心。他似乎是个有严重心理问题的案例。

这次的测试作出的初步诊断后来在各方面被对男孩所做的全面案例研究所证实。测试被证明是一个有用的工具。这篇文章发表于1931年，由基督教青年会出版社新闻协会出版，附带实施指南。国内几家诊所，很多学校和私人医生立即将它投入使用。到1971年，有超过43万份测试卷售出，之后几年它继续以超过每年15000份的速率售出，还不包括澳大利亚，葡萄牙，法国和意大利版本。在一本1970年的教科书《儿童心理评估》中，作者詹姆斯·帕马指出，罗杰斯的调节度量表对该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并被越来越多的人使用。

到了1928年，快要离开纽约前，罗杰斯已经收集了很多测试中得出的数据。但是“在找到新工作的兴奋中，我差点没能完成我的学位。古德文·华生最后提醒我。我想那是在1929年末或1930年。他说如果我想拿到学位，最好放一放我正在进行的‘该死的’研究。所有的数据我都有，但是我从来没有准备或撰写我的毕业论文。最后在罗切斯特工作的时候我终于写成了论文，在1931年得到了我的博士学位。”

搬到罗切斯特

在1928年春天，罗杰斯在寻找工作。留给心理学家的位置不多，曾经有一度，他觉得他可能不得不接受印第安纳州考弗军事学院的一个职位。在四月中旬，卡尔和海伦将戴维留给海伦的妈妈，驾车去纽约的罗切斯特，接受在罗切斯特协会举行的制止对儿童施暴项目的面试。

除了离开戴维，他们也未来得及欣赏纽约市的春光和郁金香。他们遇到了大雪，雪和泥融在一起，路状糟糕，甚至在他们找个地方过夜的时候，散热器冻住了。卡尔在接受面试的同时，海伦到处寻找合适的房子，以便通过面试后入住。戴维两岁了，非常活泼好动;海伦又怀孕了，他们想要有着宽敞后院的住房，足够让孩子在里面嬉闹以及种植花果蔬菜。

他得到了这份工作。这个工作主要是与少年犯和问题儿童打交道——诊断他们的困难，为他们的治疗做规划，也许和他们进行几次“治疗面谈”。当他与他们打交道的时候，很多孩子待在儿童收容所或少年教养院里，这样的环境让他有点压抑;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工作正好与他以前受到的训练对口，所以他认为他会喜欢这项工作。罗切斯特这座城市有30万人口，是国内第22大城市。虽然罗切斯特大学小河校区由伊士曼－柯达的创始人乔治·柯达出资建造，但是它当时在国内并不出名。罗杰斯的同事警告他:他将远离大学生活，无法接触具有启发性的工作，但是他决心已定;2900美元的薪水在即使在当时也算低了，他却安之若素。在罗杰斯整个生涯中，他总是跟着感觉来换工作，他认为假如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一切都会步入正轨。他接受了这份工作。

海伦那天给罗杰斯的消息有好有坏。她没有找到供出租的住房，但是找到了一座她想买的房子。他跟着她去看房。他们到罗切斯特来的时候并不准备购房，但是房屋建造者相信他们。海伦和罗杰斯付了25美元的现金作为押金，将他们的名字写在虚线上后，他们自豪的成为一所住房的未来拥有者。这所住房全新，面积不大，价格在8500美元，荷兰殖民地式的风格，在布莱顿日渐扩大的郊区的新地块上，位于依兰大街180号。这所住房有一个很大的后院，虽然现在光秃秃的，但只需卡尔铺上草皮，种些树，就能成为一个漂亮的花园了。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喜气洋洋的周末——几小时内工作有了，房子也有了。事实上他们的父母，很多朋友对他们如此匆匆做了两大决定感到非常震惊。但是，如果不冲动，就不是他们俩了。就像罗杰斯描述他们俩时所说，“我们俩都很清楚我们要什么(虽然直觉多过有意识地)。当我们检视某样东西的时候——一份工作、一个家、一次旅行计划、一个家具——要么心中一动，要么毫无感觉。我们独立的反应几乎总是非常相近，当我们俩都认为一件东西是‘对’的，我们很少会弄错。当它看上去‘对’的时候我们马上拍板决定，义无反顾。我们俩都不会往回看，或感到后悔。重要的是，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我们总是‘向前看’。”

虽然罗杰斯的父母不同意他们背负这样一大笔房屋抵押贷款，他们最后还是伸出了援手;但是他拒绝了。纽约，罗切斯特，在接下去的12年，他们要依靠自己了。

【注释】

[1]彼得:12使徒中最杰出的一位，自耶稣升天后拼命为主传道，而在罗马殉教。被认为其和保罗同为罗马教会的创始者。在罗马则视为罗马第一位主教，是掌管天国钥匙之人。——译者注

[2]保罗:又名扫罗，出生于小亚细亚的塔索斯，具有罗马公民身份的犹太人，是第一位最伟大的传道者和神学家。他的传道行踪记载于圣经中的使徒行传里，其写给众教会的书信成为新约全书的一部分。——译者注

[3]马吉安:早期基督教的神学家，是第一位《新约》编辑者，自立马吉安派。——译者注

[4]安提阿的圣伊纳爵:叙利亚古都安提阿的主教，二世纪初在罗马殉教。——译者注

[5]奥古斯丁:早期基督教会的神学家，教会教父，有《天主之城》，自传式的《忏悔录》等著作传世，为基督教信仰做了充分的见证。——译者注

[6]希尔德布兰德:即格里高利七世，圣者，圣本笃会修士。——译者注

[7]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意大利修士，于1209年创设追求贞洁，清贫，服务，注重对于病人的辅导与服务的圣方济各修会。——译者注

[8]萨沃那洛拉:意大利道明会修士，教会改革者。——译者注

[9]约翰·胡斯:波西米亚的宗教改革者。——译者注

[10]伊拉斯谟:荷兰人文主义者，神学家。从事新约全书的翻译，并著有批评教会的《愚人颂》，开创宗教改革之道。——译者注

[11]马丁路德:德国的宗教改革家，除将圣经译成德文外，并且作了很多赞美诗歌。——译者注

[12]罗耀拉的圣依纳爵:西班牙人，创立耶稣会。——译者注

[13]威廉·坚宁·布瑞安:美国政治家，著名演讲家，三次总统候选人，反对达尔文主义。——译者注

[14]克莱斯·戴柔:律师，在斯科普斯审判案(1925年)中为约翰·T．斯科普斯辩护，反对威廉·坚宁·布瑞安。——译者注

[15]高等考证:指用科学方法对基督教《圣经》各书的作者，写作日期，写作目的等所作的考证。——译者注

[16]进步教育(一种以约翰·杜威及其追随者理论为基础的教育体系，强调学校课程的开设应适合学生的能力和兴趣，而不应要求学生适应学校的课程)。——译者注

[17]社会行动:指团体为改进社会状况的有组织行动。——译者注

[18]金赛:美国动物学家，研究人类的性行为，在印第安纳大学创建性研究所并任所长，著有《男人的性行为》及《女人的性行为》。——译者注

[19]沃森:美国心理学家，行为主义心理学创始人，认为心理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著有《行为:比较心理学异论》，《行为主义心理学》等。——译者注

[20]罗夏:瑞士精神病学家，罗夏墨迹测验用来测知患者的人格结构。——译者注

[21]格林威治村: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区的一部分，是作家、艺术家等聚居的地区，以其豪放不羁的波西米亚气氛著称。——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