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斯康星州时期_卡尔・罗杰斯传记

威斯康星州时期_卡尔·罗杰斯传记

(1957年—1963年)

许多人都熟悉罗杰斯开创的当事人中心疗法、他在芝加哥大学任研究员时所做的工作，以及他在在会心团体运动和教育方面的贡献。但很少有人，即使是他的热心追随者，清楚他在威斯康星州7年期间的经历。这是一段罗杰斯本人都不愿回忆的时期。他曾称这段时间为“我整个职业生涯中最苦闷和痛苦的时期。”他到威斯康星大学任教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他设定了可以让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一起工作、进行合作的培训和研究计划，但最终未能成功。在此之前，还没有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在一起接受教育和培训的先例。他在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上的双重职业经历使他可以同时在两个领域开展研究，但他并没能将这两种学科融合到一起。不仅如此，他自己的团队中出现了危机和冲突。总之，威斯康星的日子是罗杰斯学术生涯中最困难和令人沮丧的一段时期。

初到威斯康星

罗杰斯离开芝加哥时，他告诉自己的同事，如果他真要离开他们，他会感到“非常悲伤”。但他也看到了事情好的一面，因为他们“共同的目标的想法”会让他们经常保持联系，还因为，“我，以及团体中的每个人，都能创造一种即使不在一起也能使整个团体不断成长的环境。”但来到威斯康星后，罗杰斯才发现“缺乏支持团队给他带来极大不便”。在获得研究经费后，他立刻从芝加哥聘请了尤金·简德林、菲利帕·马修和其他一些人来帮助自己。在此后的许多年里，他都和心理咨询中心的同事保持着联系。但正如我们要介绍的，他想在威斯康星建立一个堪与芝加哥的“罗杰斯团体”相比的组织，这一愿望始终没能实现。(www.guayunfan.com)1957年秋天，罗杰斯花了许多时间来写他的研究资金申请报告。虽然罗杰斯到威斯康星的主要目的是开展针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普通人的心理治疗研究，但他还希望为自己的另外两个项目争取到研究资金。罗杰斯、教育学院的维吉尔·赫里克(他支持罗杰斯到威斯康星)，和约翰·罗斯尼共同向美国心理健康研究院提交了一份心理健康方面的教师培训计划，该计划获得了通过，研究院拨给他们27.5万美元科研经费。罗杰斯名义上是这个项目的“领导者”，担任“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但在项目开展的5年时间里，罗杰斯从未发表任何与该项目相关的文章，他此后也很少谈及这段经历。罗杰斯开展这个项目一方面是出于对赫里克的感激，因为后者支持他去威斯康星，另一方面是为了显示，他仍然愿意和以前的同事进行合作。实际上，罗杰斯让赫里克和罗斯尼具体负责这一项目，他则专注于自己的研究。

罗杰斯还和精神病学系的医学博士罗伯特·罗斯勒、哲学博士诺曼·格林菲尔德，以及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杰罗姆·柏林进行合作，他们开展了一个“性格变化在心理学和生理学上的关联性”的研究项目。罗杰斯对性格的生理学和精神病学变化从来都不是很感兴趣。因此，他能参与这项计划，并且成为这一领域的资深作家——他和罗斯勒、格林菲尔德合著了一本名为“心身关系的适应”的未出版的小册子——的确让人感到吃惊。或许同样的，罗杰斯为了加强与他现在所在的精神病学系的同事的关系，有意在研究中加入生理学内容。罗杰斯利用自己的关系和影响力，为研究小组从人类生态研究协会(我们在前面的章节提到过，这是一个中央情报局赞助的组织)申请到1.5万美元的研究经费，并得到美国心理健康研究院超过10万美元的拨款以及连续三年的支持。的确，罗杰斯写了一整页纸，描述他主持一次治疗会议期间，遇到了一个痴迷于电极治疗的妇女。他在备忘录中承认，自己很好奇，那些在医院中被注射阿米妥钠(镇静药物)的患者，会在随后的心理治疗中作出怎样的反应。但即便如此，也没有证据显示，罗杰斯参与了这一项目中任何生理学方面的研究。事实上，1961年，罗斯勒和格林菲尔德在威斯康星召开了一次研讨会，主要议题是讨论性格的生理学因素。随后，罗斯勒和格林菲尔德将会议内容整理成书，甚至连罗杰斯的名字都没有在书中出现过。

十分明显，罗杰斯的同事关注的是研究项目中的生理学部分，罗杰斯感兴趣的则是性格改变精神疗法和其中的心理因素。罗杰斯专门划出一部分研究经费，供自己和同事撰写一本评估心理治疗过程的指导手册。在威斯康星，他把自己主要的研究兴趣都灌注这项工作上。

精神分裂症心理治疗研究项目

此前，罗杰斯处理和研究的主要是症状相对较轻的病人，他们通常被称为“神经病患者”。罗杰斯很想知道，自己有关性格改变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假设是否适用于症状严重的病人和普通人群。罗杰斯偶尔也会遇到一些问题严重的患者，常常会取得不错的疗效，这证明他的理论是基本正确的。来到威斯康星后，他终于能够通过更细致的研究来解决这个一直困扰自己的疑问了。

然而，罗杰斯雄心勃勃的研究项目需要大量资金，获得所需经费并不容易。威斯康星大学有一笔一百万元的校友研究基金，用于支持校内的研究项目——通常是物理学科项目。罗杰斯开创了一个先例，他的社会和行为科学研究项目得到了该基金的支持。基金会决定先向他提供头两年的科研经费，并允许他聘请芝加哥大学的吉恩·简德林领导该项目。此外，他还获得了人类生态研究协会的8750元的种子资金，并最终从其他基金会申请到16.2万美元。罗杰斯申报了一个开创性的研究项目——他想通过治疗关系的建立，找到适用于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正常人的疗法——得到了学校精神病学系下属的精神病学研究所的支持。

罗杰斯的每个实验小组有48人，其中既有门多塔公立医院的患者，也有来自社区的普通成年志愿者。这48人的具体构成是，16个“长期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住院时间超过8个月的患者)、16个“较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住院时间少于8个月的患者)，以及16个“正常人”。16人小组又被分为8个两人小组。第二次分组的标准是，小组中的两人在性别、年龄、社会教育水平，以及心理问题的严重程度上要尽量相似，便于比较。通过掷硬币，两人小组中的一个人接受治疗，另一个人作为“参照”。如果接受治疗的人在治疗期间或治疗之后发生了改变，并且他们之间的对照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可以认为，这种改变是由治疗，而不是其他因素引起的。共有8名治疗师(罗杰斯也是其中一个)，每人负责3名患者，这样可以确保，整体结果不会受到个别治疗师过高或过低的水平的影响。患者将在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内接受一系列测试。此外，一个不参与这项研究的独立医疗师会在研究初期以及研究结束3个月之后，和这些实验对象进行“抽样谈话”。

事实上，罗杰斯和他的同事对他们自己的理论进行了严格检验。这并不是一个让一半人接受治疗，而对另一半人放任不管的简单实验。门多塔医院的每个病人都得到了精心照顾——有专门为他们准备的娱乐活动，他们接受了集体治疗、职业治疗，等等。真正的问题是:对患者而言，现代、高效的医院治疗结合个人心理治疗，是否要比单纯的现代医院治疗效果更好?如果接受试验的小组的确比“参照组”有了更大的改善，就能证明，个人心理治疗是有效的。在这一项目中，治疗师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在与试验对象建立治疗关系上，他们在精神分裂症患者和那些自愿参加这一计划的正常人身上遇到了完全不同的困难。参与这项计划的正常人通常觉得他们不需要治疗，虽然是自愿参与研究的，但他们一般只和研究者进行一些无关痛痒的谈话，而不愿深入自己的个人生活，另一方面，精神分裂症患者甚至不愿和治疗者进行谈话。一旦发现治疗者不能让他们出院，他们会很明显地表现出，他们不愿在一个“谈话医生”身上浪费时间。他们要么认为自己不需要帮助，要么极为胆怯，内向，害怕和他人建立情感或身体上的亲密关系。这种种困难使得治疗者甚至很难和患者建立起初步的治疗关系。

更为严重的是，罗杰斯和他的大部分同事们很少或几乎没有应对重症患者的经验。他们曾计划请一些医院的治疗师或非当事人中心疗法的治疗师来帮忙。但当这些治疗师听说每次谈话都会被记录下来时，他们拒绝参与这一项目。因此，罗杰斯和他的同事不得不依靠自己。最终，他们的工作取得了进展，他们逐渐和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谈话，取得他们的信任，建立起稳固的治疗关系，他们总结出了几种新的“接触”方法。后来，罗杰斯意识到，“如果我们抛开这些研究和研究计划，直接花上一两年与精神分裂症患者接触，本来可以做得更好。”

罗杰斯和他的同事们很快意识到，他们必须在谈话过程中表现得更加积极，以此展现他们的宽容、理解和关怀。例如，罗杰斯有一位叫做“吉姆·布朗”的患者。他性格内向，总是沉默寡言。在一次谈话中，吉姆足有13分钟没有说一句话。罗杰斯放低声音，语气平缓地对他说，“我想说的是‘如果你觉得需要帮助，不妨告诉我你的想法。’但是，如果你喜欢这样，如果你愿意一个人独处，那也可以。我想让你知道，‘我在关注你，我并不是坐在这里什么也不想。’”过了大约一分钟，罗杰斯说，“你这种沉默我是不是能理解为，现在你要么不愿，要么不能对我袒露心事，没有关系。我不会逼迫你，我只想让你知道我在这里。”

有一次，另一个患者拒绝了吉姆的某个要求。罗杰斯对吉姆说，“我猜你大概有这样的感觉，‘似乎在我一生中，人们讨厌我，伤害我还不够似的，现在我又一次遭到了打击。在这里，我逐渐对一些人有了好感，他们却不喜欢我。好吧，我根本不在乎。这些事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但为什么我又开始流泪了。’”

罗杰斯下一次和吉姆见面时，与他进行了这样的谈话:

吉姆:告诉你我为什么想走吧，因为我根本不在乎发生了什么。

罗杰斯:嗯，嗯。你说你想走，因为你不在乎自己，也不在乎周围发生了什么。但是我想说，我很在乎你，我在乎发生的事情。［30秒钟的沉默］［吉姆哭了起来，发出含混不清的呜咽声。］

罗杰斯:［温和地说］没关系，你可以把所有情感发泄出来。［35秒的沉默］

罗杰斯:你刚才哭得很厉害，感觉一定很糟糕。［吉姆继续哭泣，擤鼻子，大口喘气。］

罗杰斯:我能感觉到你心里有多难受——你在不停地哭。［吉姆把头放低，搁在桌子上，费力地喘着气，大声哭起来。］

罗杰斯:我想你过去几天压抑着的感情，刚才都释放了出来。［32秒的沉默，抽泣声还在继续。］

罗杰斯:［同情地说］如果你需要，我这里有一些纸巾。你有种内心被撕碎的感觉，不是吗?［1分钟56秒的沉默。］

吉姆:我希望自己能死。［抽泣］

罗杰斯:你希望自己死，是吗?嗯，你感觉很糟糕，你想要死。［这时，罗杰斯慢慢把手放在吉姆的手臂上。吉姆没有做出明确的反应。然而，他的情绪平复了一些。非常沉重的呼吸声。］

在对这些谈话记录进行总结时，罗杰斯写道:

我把他看做一个和自己平等的人，产生了一种真切和发自内心的关心，并且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这种关心——当他绝望的那一刻，我的关切感是最为强烈的。我一直都想了解他的感情，尽管他给我的线索很少。我相信，只要他意识到，我愿意在他绝望和沮丧的时候分担他的痛苦，即使我的一些猜测是错误的，也无关紧要了。只要让他感受到他人的关心，他就可能倾诉自己的感情。我认为我们的谈话是真实和诚恳的。在“真正”的交流中，教育、社会地位、心理上的障碍都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

我相信，一旦建立这样的关系，在某一个时刻，患者将发生真实的，不可逆的变化。吉姆·布朗认为自己是一个顽固、坏脾气、被虐待、毫无价值、无能、没有希望、让人讨厌、没人喜欢的人。但他感受到了我的关心。从那一刻起，他自我防御的“外壳”被打开了，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无动于衷了。当有人关心他，并且他感受和体验到这种关心之后，他的冷漠消失了，多年来积蓄的痛苦通过哭声发泄了出来。他看上去无动于衷、麻木不仁，缺乏柔和的感情。实际上，他遭受过难以形容的伤害，极度渴望关爱和抚慰。只有真正的关切才能让他恢复正常。他的哭泣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另一件事也表明了他的改变，他回到办公室，向我要香烟。很显然，这只是一个借口，离开时，他对我说，他还会再来的。

在接受了罗杰斯几个月的治疗后，吉姆的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查尔斯·特劳克斯回忆说，吉姆“已经做好了出院的准备，但病房的一位看护说他的状况仍不稳定，还不能出院，等等。他变得非常沮丧，情绪几乎完全失控。卡尔来到医院，找到了那名看护，严厉地训斥了他。‘你说他沮丧，这是什么意思?他究竟该听谁的话?见你的鬼去吧!’罗杰斯如此生气，因为他在这个患者身上倾注了大量时间。而这名看护愚蠢的做法让他的努力白费了。我认为罗杰斯和吉姆进行了很好的沟通，‘我在乎，我非常在乎你遇到了怎样的事情。’”

吉姆最终还是出院了。此后，他一直在医院外过着独立的生活。后来，罗杰斯和吉姆治疗谈话的录音带作为心理学教材被公开发布了，吉姆在录音带里的名字是“瓦克先生”。在此后的许多年里，吉姆都和罗杰斯保持着联系。他每隔几年都会给罗杰斯打电话，告诉他自己状况良好，没有再回过医院。

正如吉姆的案例所显示的，在这一时期，罗杰斯逐渐发展出了自己的治疗风格。他的洞察力愈加敏锐，也越来越能和病人建立深入和牢固的个人关系。随着研究的深入，罗杰斯和他的同事创建了几种新的方法评估治疗过程。当时，评审人员一般通过听治疗谈话的录音带评估治疗师在三个条件上的表现，哈尔基德斯为所需的录音时间设立了标准。巴雷特·雷纳德发明了得到广泛应用的关系量表，患者本人可以用它对治疗师的核心条件进行评估。哈尔基德斯和巴雷特在研究论文中都指出，治疗是否能取得良好效果，与治疗师的一致性、共情和无条件积极关怀有着密切关系。唐纳德·凯斯勒发展出了评估一致性的新标准，查尔斯·特劳克斯发展出了能够准确评估共情和无条件的积极关怀的新标准。

他们使用另一种标准评估心理治疗过程。从业以来，罗杰斯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最初将治疗看做一种非指导性的过程。后来，他逐渐发展出当事人中心疗法，更加重视与患者间的个人关系。罗杰斯认为，在当事人中心疗法中，治疗师仅仅表现出帮助患者的态度是不够的，他们要让患者感受到这种态度，并与患者建立联系。只有建立与患者间的个人关系，治疗才具备了起码的条件，性格改变的过程才可能发生。罗杰斯以前的学生和同事尤金·简德林，让他对患者所经历的治疗过程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启发罗杰斯的主要是简德林关于体验的理论。

在简德林看来，个人的体验是一个随时都在变化的过程。简德林所说的体验包括，人的感觉、思想、记忆、感情，以及对他而言，所有这些体验此刻包含的意义。人的一部分体验，例如饥饿，可能是容易察觉的。而另一部分体验，例如恐惧感，则不那么容易察觉。防御型人格的人，在不同的程度上，通常对自己的体验缺乏了解，或者以刻板的方式进行理解。当他真的意识到自己的体验后，他会因此而发火，并顽固地否认这一点。他总以僵化，刻板的眼光看待其他的族群。当所有人认识他的人向他表示关怀和爱意时，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不讨人喜欢的。在后一种情况下，他总坚持自己的“个人理解”(我是让人讨厌的)，拒绝接受自己的大部分体验。在治疗中，患者对自己的内在体验了解得越多，就会越减轻自己的防御心理，对现实世界和自身的理解也会越灵活和合理。他的体验随时都在变化，他的生活是有弹性和开放的，他无时无刻不在用自己的体验指导行为。

罗杰斯十分重视简德林的体验概念。1957年，罗杰斯应邀到威斯康星担任春季学期的客座教授。他花了许多时间听治疗谈话的录音，希望找到治疗过程中患者体验方式变化的固定模式。1957年，罗杰斯获得了美国心理学协会颁发的杰出科学贡献奖(他还是1956年的获奖者)。在颁奖仪式上，罗杰斯发表了讲话，介绍了他提出的“心理治疗的过程概念。”1958年5月，他和罗切斯特的一些心理学家讨论了这一概念。他让他们听了一盒录音带，然后说道:

我主要想让大家注意我刚才播放的部分［患者所说的话］“我只是一个要求帮助的小男孩”，随后他开始使用肢体语言。为了表达他的感受，他把手合在一起，做出恳求的姿势。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此前被拒绝的体验渗入到他的意识中。在他意识到这一点之前，他甚至使用了“渗入”这个词。在我看来，他真的在体验恳求的感觉。从“对体验的理解水平”来看，一个人可能会谈论他的体验。他可能把它们描绘成过去的体验。他可能一开始就提到它们。有可能，他一生都会不断对别人提及这些体验。他可能会描述过去与这些体验相关的一些事件，甚至描述他现在的某些感觉。但是，我认为，在治疗中真正起作用的，是患者此时此刻的体验，以及他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这种体验。

在这段引文中，罗杰斯提到了一个新概念，“过程标准”。这个词进一步具体化了体验概念，并且将体验概念和心理健康的其他指标联系了起来。罗杰斯一共制定了7条标准，用来确定一个人具体的体验方式。最低的标准的是，患者无法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意义，这些感受和意义也得不到他人的承认;他完全不清楚自己的内在体验;如果患者所体验的和他表达的不一致，由于缺乏自我沟通，他本人通常并不知道这种不一致;他只会僵化地理解自己的体验，并且把这种主观的理解和归纳当成事实;他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或与问题相关的责任;他没有任何进行改变的意愿;他将亲密的关系视作一种危险。

如果测试结果显示，某人处于最低的标准上，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他是一个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他坚信，自己正受到“他们”的迫害。事情之所以不顺利，是“他们”，而不是自己的责任。有时，他会有这些奇怪的想法，但这些想法并不是“他自己的”，而是电视里的人强行灌输给他的。他不愿接近任何医护人员，甚至不愿和治疗师谈话，因为这种接触会削弱他的力量，置他于危险的境地。

如果某人处于过程标准的另一端，即标准6和标准7，那么他完全能够体验自己的感受和个人意义;他非常重视内心体验，并将这种体验作为了解自己的主要手段。对他而言，任何不一致都是暂时的，因为他随时都在“参照”自己的内心体验;由于他与自己内心体验的联系如此紧密，他的自我交流是丰富和多样性的;他对自己和现实世界的理解和概括是暂时性和灵活的，会随着自己体验的变化而变化。对于自己的问题，他能够承担责任。他能够根据此时此刻的体验坦率和自由地与他人谈话。

正是有了过程标准，罗杰斯才得以用具体的语言定义“心理健康”，并对心理疾病、心理障碍、心理失调和这些概念潜在的对立面——“功能完整的人”进行分类。通过这样的分类，罗杰斯向人们展示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要旨。在罗杰斯的性格改变理论中，“功能完整的人”是人性格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在晚年，罗杰斯开始尝试将他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其他的领域中。

罗杰斯和他的同事们创立了区分性格变化不同阶段的方法。在治疗过程中或治疗之后的任意时间点，过程标准都能显示，患者处于哪一个阶段。事实上，罗杰斯和他的同事发现，如果采取过程标准，只需要4分钟的治疗对话录音，任何一个独立审查员都能做出正确评估。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研究中，他们甚至试着让与研究计划毫无关系的大学生来评估这些4分钟的治疗录音。他们的理由是，如果这些此前对心理治疗一无所知的学生能够准确地确定患者在过程标准中的位置(他们的确可以)，如果这些独立审查员做出的评判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学生的评估几乎都是一样的)，这就可以证明，过程标准是评估一个人心理成熟程度的可靠方法。

心理治疗研究小组，或人们常说的“精神分裂症项目”小组，不仅采用这些新的方法，还使用了心理治疗领域的许多传统方法。随着项目的推进，他们获得了大量实验数据，有些支持他们的假设，有些不支持。研究小组提出过多种假设，但最后，只留下相互关联的三个假设:治疗师条件(一致性、共情、无条件积极关怀)、过程水平和运动(分为7个过程标准)，以及治疗效果。通常情况下，治疗效果是由传统的心理测试、医护人员的评估、患者是否恢复到出院水平等指标决定的。综合来说，研究小组基本的结论是:在治疗中，治疗师条件越充分，患者就越可能“移动到”过程标准中较高的位置，患者的过程标准越高，治疗的效果就越好。这种情况在治疗小组中要比参照小组中更加明显。

计划进行以来，他们累积了庞大的实验数据——数百盒谈话录音，大量的书面谈话记录、测试和分析结果，这些数据是否证实了他们的假设?早在1958年，罗杰斯多次参加了业界会议，介绍了他的研究项目，心理治疗学界的许多人希望罗杰斯能给他们一个明确的答案。但直到9年之后，1967年，他们的好奇心才得到完全的满足。这一年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治疗关系及其影响:精神分裂症心理治疗的研究》，“由卡尔·R．罗杰斯、尤金· T．简德林、唐纳德·J．凯斯勒以及查尔斯·B．特劳克斯合编。”这是一段充满了压力、冲突、危机的漫长过程。情况严重的时候，研究计划几乎要被迫中止了。有许多次，罗杰斯和他的同事受到法律起诉的威胁。这些都极大地延缓了该书的出版。

在威斯康星的冲突

罗杰斯亲自为这本625页的大部头著作写了引言。在引言中，他提到了在长期、痛苦的研究过程中和他一起工作的一些主要人物:“有许多人参与这一项目，本书的另一个部分会介绍他们。但这里我想特别提几个人，他们在这一项目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他们分别是，尤金·T．简德林博士，他发起了这一项目并为项目的发展制定了详细计划，他还提出了基本的理论构想，我们的许多过程评估方法都是从他的构想上发展而来的;查尔斯·B．特劳克斯博士，他负责原始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但他的许多评估神秘地消失了，并且再也没能找到。由于这一不幸的事件，本书不得不放弃特劳克斯博士的初步报告。唐纳德·J．凯斯勒博士，他负责对所有数据进行再次评估和分析。他果断机敏、精力旺盛，才能出众，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罗杰斯认为，出现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没有花必要的时间和精力把心理治疗研究小组变成一个真正的以小组为中心(group-centered)的，自我指导的组织。他在芝加哥大学做到了这一点。但在威斯康星，其他一些项目、长期的巡回演讲，以及客座教授的工作都分散了他的精力，以致他没能建立起小组中心的研究团体。1962年夏天和整个1963年春天，罗杰斯受邀到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工作了一整年。罗杰斯不在威斯康星的这段时间，他的研究项目逐渐出现了问题。罗杰斯收到了许多项目小组成员的来信，他们说研究小组中有一个人，即查尔斯(“查理”)·特劳克斯，试图把自己的研究目标加到项目中来，更改研究的方向。他们最初指控，特劳克斯拒绝将进行研究所必需的测试数据交给他们。后来又有传闻，有人在特劳克斯的办公室发现了一些项目数据，特劳克斯已经为它们申请了个人版权。他们的结论是，特劳克斯打算利用整个项目的数据，以自己的名义出版一部专著。不仅如此，他们还说，特劳克斯甚至盗用了整个项目组共同拟订的著作名称。

事实上，特劳克斯正打算不久后到加利福尼亚去，罗杰斯找机会约见了他。特劳克斯向罗杰斯保证，关于他的传闻都是谎言。这些传闻纯粹是由误解造成的，只要罗杰斯回到麦迪逊，就一切都明白了。与此同时，在麦迪逊，参与项目的大部分人员都强烈要求解雇特劳克斯，理由是他违反了职业道德。罗杰斯通过各种渠道向特劳克斯施加压力，希望他交出实验数据——他现在已经把这些数据转移到自己家里。这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最终，学校介入了此事，要求特劳克斯交出数据。结果出现了最糟的情况。特劳克斯向警察报案，声称家里的实验数据全部被盗。此后，这些资料再也没有出现过，没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罗杰斯听到这一消息后，决定采取行动。但他仍然不够果断，没有采用大部分项目成员向他建议的更为严厉的措施。在写给唐纳德·凯斯勒和菲利帕·马修的信中，他承认道，“是的，或许我在采取行动上显得迟缓。我很难相信，一个人会有意做不道德的事，并有意进行破坏。”

有人或许会说，“看吧，正是因为他对人性的盲目乐观，才导致了这种事情的发生。”一名当时和罗杰斯非常熟悉的学生则有不同的看法。“的确，罗杰斯易于相信的性格有时会让他陷入麻烦。但更多的时候，他是从中受益的。他的好性格让他建立了许多友好的关系，这些关系给他带来的好处是不计其数的。”

不管怎样，由于这种拖延，特劳克斯与学校里其他不喜欢罗杰斯的人进行了联系，并获得了他们的支持。他还威胁学校，如果被排除在项目之外，他会提出正式起诉。罗杰斯的团队无法获得足够的支持，采取必要的行动。而且，罗杰斯不希望他们的科学研究与丑闻和争议扯上关系。他妥协了，同意让特劳克斯留在项目组里。罗杰斯后来写道:“我最严重的错误是没有立刻解雇查理。我后来才清楚，他是个坏蛋。我向精神病学研究所提出了诉讼，说我想解雇他。他们不仅表示反对，甚至不允许我采取行动，那真是一个屈辱的时刻。”

此前大量的研究成果都因此作废了，所有的数据都需要重新分析，这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必须训练新的审查员，重新评估谈话录音。必须从患者和治疗师已经使用过的测试仪器中提取新的数据。为了分析所有这些数据，必须对它们进行重新统计。唐纳德·凯斯勒、菲利帕·马修，以及马乔里·克莱因的共同完成了这一艰巨的工作。《精神分裂症心理治疗的研究》中有几章专门记述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但是这种解决方法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由于不得不重做大部分研究，项目的领导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以前的项目负责人取得的成果无法使用了，另一些人则要承担比以前更多的责任。因此，名誉和著作权越来越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罗杰斯、简德林、凯斯勒都觉得，特劳克斯不应再成为该书主要作者之一。但罗杰斯认为，他们受到了此前一份书面协议的约束。该协议规定，罗杰斯、简德林、凯斯勒、特劳克斯为该书共同的作者。如果他们试图将特劳克斯排除在外，毫无疑问，他们会被起诉的。这引起了简德林、凯斯勒的不满。他们认为，在将特劳克斯排除出作者名单之外和打官司之间，罗杰斯应表示明确的态度。让情况更加复杂的是，简德林强烈要求将菲利帕·马修列入作者名单中，因为她做了大量重新收集和分析数据的工作。马修表示同意，但她本人并不坚持这一点，也没有向罗杰斯提出抱怨。但简德林认为她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另一方面，凯斯勒坚持认为，不应将马修列为合作者。凯斯勒指出，对于一本专著而言，四位作者已经够多了，不应再加上第五位，而且书中的许多地方已经给予了她足够的肯定。

此时，罗杰斯已经离开了威斯康星，搬到了加利福尼亚——他以后一直住在那里。凯斯勒去了爱荷华大学。简德林在芝加哥大学。而负责出版该书的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则位于麦迪逊。事实证明，通过通信来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邮件必然会有时间上的延迟，这就很容易引起误解。例如，罗杰斯曾经很长时间没有简德林的音讯，他认为简德林表示同意了。但几个月之后，简德林写信告诉罗杰斯，他仍不满意。这样，直到简德林满意之前，罗杰斯都无法在书中使用他的研究内容。情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糟糕了。他们的通信大约有几十封，其中有许多是相互埋怨和指责。

1966年8月，凯斯勒写信给罗杰斯和简德林:

在我看来，我们主要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力量因为犹豫不决、行动迟缓被削弱了。我不认为卡尔做出了及时的反应(他应该立刻解雇查理，并向精神卫生研究所起诉他);吉恩[1]有一个律师，但他没有利用这一条件。现在，吉恩感觉自己必须站出来了，但他选择了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理由，他在把我们往悬崖边上推。尽管这样，这会让他感觉好受一些，因为他知道他在应该行动的时候没有行动。［然后，在两页纸的分析之后:］因此，我的看法是:如果这封信还不能让吉恩改变心意，那就没有什么能触动他了。但我是不会让步的，因为对我而言，行动的最好时机就是现在。现在该我行动了——和你们不同，只要我认为是正确的事情，我不会做丝毫让步。如果我现在妥协了，今后我就会像吉恩一样，不得不通过一些冲动的行为来证明自己仍然是正直的。到了那时，我将和吉恩一样，失去合适的时机和正当的理由。因此，我的态度是，如果吉恩不肯让步，我们的关系就结束了，除非你，卡尔，同意从书中删除他的名字和章节。

在同一个月，简德林在芝加哥的律师给罗杰斯写了一封非常正式、口气强硬的法律信函。律师信声称，“如果发生下述情况，我的客户将会遭受难以弥补的严重伤害(1)著作完全没有提及简德林博士的贡献，或者(2)著作提到了简德林博士的贡献，但这种论述没有得到他本人的认可。”但是，只要把马修列为合著者，并在相关的地方做一些小小的改动，“就能友好并快速地解决当前的争端。”

罗杰斯立刻写信给凯斯勒，询问他关于简德林律师信的看法，凯斯勒马上写了回信:

你又在犹豫，动摇，退缩。你8月29日的来信是极不恰当的…我告诉你我的决定。如果不经过我的同意，作者署名在现有的基础上发生任何改动，我将不得不诉诸法律手段。我已经替你完成了分内的工作，我想你很清楚我的工作质量、效率，以及为此付出的辛劳。不要再向我提出任何‘创造性’的解决方案。这是你自己的作品。你要知道，我希望这本书能顺利出版，我认为它是一部很好的作品。但我坚持只有四位作者，如果你改变这一立场，我是不会允许它出版的。

这是罗杰斯职业生涯中最“不成功”的一段经历。他的大学同事尤金·简德林许多年都不能原谅他。罗杰斯在不同的领域取得了如此多的成功，因此许多人将他看做一个亲切的父亲式人物的典型，无所不知，意志坚定。罗杰斯这段坎坷的经历为我们观察他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视角。罗杰斯写给凯斯勒和简德林的最后一封信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既坚强，又软弱的真实的人。

亲爱的吉恩和唐:

现在，你们都不愿让步，事情已经陷入了僵局。我打算等自己冷静之后，再具体考虑书脊，封面，扉页，作者名单这些事。我不会马上做决定，但我最终做出决定时，我会及时告知你们。我向你们保证，我会尽量考虑所有因素，并做出最公正的决定。

我做出的决定或许会让你们三人——吉恩、唐、查理——都起诉我。我把它当做很大的一个乐趣，我甚至十分期待这一天。你们声称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遭受了无法补偿的损失。就我所知，这些损失包括:我将你们提交给我的全部章节毫无改动地收录到书中;你们享有充分的自由，能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编辑这些章节;你们的名字扉页中占据着显著的位置;致谢、引言，以及本书的许多地方对你们在项目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给予了明确而充分的肯定。我十分好奇，当法官了解了你们遭受的这些损失后，他会有怎样的表情。你们(我承认你们每个人在项目中都做出了特别贡献)认为，自己的名字在书中的某个地方显得过大或过小，在某一行字中过高或过低，出现在第二页而不是第一页或封面上，这些都对你们造成了伤害。你们的整个职业生涯因为这种不公而蒙上了巨大的阴影，法官开始可能会有些困惑，但我能肯定，当他意识到这一切后，会对你们表示同情的。

我还相信，一旦法官了解了你们有多么正直，他会做出有利于你们的判决的。我感到遗憾，我们当初没有创立一种评估伪善的标准。我们关于作者署名的通信可以交给一群在校的学生，由他们判断你们三个人——吉恩、唐、查理——中，谁是最正直的。我以前相信，他们一定会选查理，但现在我不那么肯定了。我似乎是唯一犯错的人，这些错误你们都十分清楚，因此我不用再叙述它们了。

好吧，这些牢骚发过之后，我想我现在冷静些了。最近的几个月，我仍抱有一线希望，希望能挽回事态，达成一个友好协定。但是，我发现自己无法说服你们，就像当初不能处理查理的问题一样。我的确不知道怎样和那些从没犯过错误、永远正确的人打交道。一些人喜欢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还有一些人认为，这是个幼稚和不成熟的世界。当然，你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当我第一次读唐的一些章节时，我感到了一种无法形容的压抑感。我无意批评他，只是陈述事实。它们是如此乏味!我的一些同事怀着强烈的兴趣阅读了最初的手稿，他们略过前面的部分，直接来到唐的章节，但最后，没有哪个人能坚持读下去。我知道吉恩从来没有读过唐负责的部分，因为他为第5章提供了许多建议，而这一章的内容与唐撰写的章节是完全矛盾的。我自己有一个乐观的估计，100万个听说过这本书的人中间，或许会有500人买它或者阅读它，在这500人中间，能有5个人读完唐的章节。我希望自己估计错了，但结果只能留给时间证明了。

不错，我又开始抱怨了。但我对你们并不是没有感激之情。我想起最初的日子，当吉恩同意参加项目时，我是多么高兴啊。我知道他拥有杰出的才能，能完成许多我无法完成的事情。无论是那时还是现在，我都非常感激他接受了我的邀请，并且坚持完成了整个项目。我也非常感激唐愿意重做查理搞砸的研究——当时，我在2500英里之外，查理的事情没有处理好，这是我的责任。除了刚才提到的乏味以外，我非常感谢唐、菲利帕和玛吉为这些章节付出的大量努力，我真心地希望读者能欣赏他们辛勤的工作成果。

我想这封信能让你们了解我现在的真实想法和立场。你们忠实的，卡尔。

在这封信中，罗杰斯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的情绪(包括强烈的不满)。凯斯勒立刻给他写了回信:

尊敬的负责人:

恭喜你!就我所知，你第一次决心在不考虑我们的情况下做决定!因为通常情况下，无论如何，你都能够诱使我们同意你的决定。我很高兴看到我们团队行动起来了——在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2]的带领下，个人体验融入到统一的绝对体验中了。再一次恭喜!你第一次可以和我们顺利沟通了。乏味而正直的凯斯勒!到最后，这位大人物对自己说“让无条件积极关怀见鬼去吧，凯斯勒这家伙把什么都搞砸了!”

你现在终于像一个领袖那样说话了。这就对了!它是你的孩子，卡尔。你必须自己收拾这个烂摊子。能看到一个新的罗杰斯，我为此而激动。我要说:“好的，卡尔。我赞同你做的任何决定!我撤回所有的法律威胁。你现在是我的代理人了!”我这么说，因为我很清楚你会牺牲反对不那么强烈一方，你会屈从吉恩的意愿。但是，这取决于你。现在我将不采取行动，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会完全支持你。这是打破僵局的唯一办法。但是我想让你承认，至少就这一次，这正是你期望我做的。你的正直而乏味的，唐。

附:你是否能在引言中帮我加上，‘请读过凯斯勒章节的5位读者与他联系，’这样我才好寄给这些有耐心的读者表示感谢的卡片。

“精神分裂症项目”的成果

在长达三年半痛苦而艰难的争执之后，问题的最终解决似乎显得有些突然。该书的作者/编者仍然是罗杰斯、简德林、凯斯勒、特劳克斯——这与最初的商定一样。同时，菲利帕·马修所做的贡献在书中的许多地方，并且以多种方式得到了特别强调和肯定。最终，没有任何诉讼发生。不幸的是，该书的出版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如果说，心理学和精神学界最开始还十分期待心理治疗研究项目的结果，等到该书面市时，大部分人都已经忘记这件事了。第一版勉强卖完了，由于市场需求太小，出版商取消了再版的计划。

最后的研究结果是令人失望的。一些假设得到了数据的支持，另一些假设则与数据相矛盾。甚至有一些新的观点与这些假设毫无关系，它们显然是不合理的。

总的来说，就治疗的过程而言，治疗小组和参照小组之间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差异。在治疗结果上，两个小组也只有很小的差别。当然，这种情况是由几方面的原因导致的:参照小组在医院同样接受了良好的治疗;研究对象的数量太少，以至于不具备统计学上的意义，一些数据无法使用。例如，医院允许那些疗效最为显著的患者出院，但他们出院后，往往拒绝进行最后一组测试，这样一来，这名患者的数据就无法使用了。罗杰斯找到他以前的患者“瓦克先生”(也被称为吉姆·布朗)，说服他接受了测试。但罗杰斯回忆道，这位患者对他说，“我有些害怕。我不想再做测试，不想再接触任何这类东西了。我想彻底忘记医院的那段经历。”罗杰斯回忆道，“这对研究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但对患者本人的康复而言，却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我相信，如果他接受测试，将改变整个研究的结果。在我们接触的患者中，他是少数彻底康复的人之一，如果他接受测试，无疑会对研究结果产生重大影响。”毫无疑问，该项目是罗杰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研究工作。只要他愿意，他可以为自己寻找各种理由，例如，接受测试不会对患者造成伤害，而且能够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但他一直将患者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最终，罗杰斯和他的同事没能找出治疗小组和对照小组之间更大的差异，他们为此感到沮丧。

但是，在仔细分析了所有数据后，罗杰斯他们有了一些积极和重要的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一致性和共情这两个治疗师条件与治疗结果密切相关，这两个条件越充分，治疗结果就越好。分析结果甚至显示，在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患者的情况可能恶化——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新发现。这些结果有力地支持了罗杰斯的基本理论。(特劳克斯和米切尔在9年后进行的后续研究也证实了他的理论。)

该项目还得出了多个与过程标准相关的结果。治疗师条件与患者过程标准的变化并没有直接关系，但过程标准的变化与治疗效果是相关的。治疗师条件与过程标准有关，与过程标准的变化无关。虽然仅靠这些研究结果，人们还无法确定，充分的治疗师条件能让患者处于更高的过程标准，或者处于较高过程标准的患者能够获得更充分的治疗师条件。但过程标准这一概念似乎为心理治疗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

在许多方面，《精神分裂症心理治疗研究》一书都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反两方面的发现都扩充了精神分裂症治疗领域的知识。但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本书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对研究计划的阐述，以及特劳克斯、凯斯勒，和其他人创立的新标准使得其他研究者能够创建他们自己的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新的研究。该书是心理治疗过程研究中一个真正的进步。简德林主要介绍精神分裂症患者临床治疗的具体方法，罗杰斯对整个研究的意义进行了总结。他们各自撰写的章节都极为出色，内容翔实，说理透彻。整个研究过程是完全开放的。例如，罗杰斯的团队请一个独立的专家小组对患者谈话记录进行评估，并将他们的意见收录到最后的成书中。在这个专家组中，一半成员是哲学博士，一半是心理学博士，其成员包括:保罗·伯格曼、O．斯伯金·英格里希、威廉·刘易斯、罗洛·梅、朱利叶斯·西曼，以及卡尔·惠特克。针对当事人中心疗法，这些专家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例如，根据他们的观察，治疗过程似乎并不鼓励患者表达负面、不友好、或攻击性的情绪。而且，治疗师不仅是控制患者，也在控制自己的情绪。公正地说，这本书值得心理学界展开一场严肃而深入的讨论。

但事实上，由于出版时间的延长、部分内容的乏味，以及研究结果的不一致，《精神分裂症心理治疗研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罗杰斯和戴蒙德此前在1954年出版了《心理治疗和人格改变》，该书广受欢迎，引发了许多讨论。相比之下，《精神分裂症心理治疗研究》在心理－精神病学界激起的反响远比不上《心理治疗和人格改变》。事实上，罗杰斯在这段时期之所以没有引起好奇心强烈的公众的关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他迟迟不能推出自己的著作。他6年的努力最终只取得了不完全的成功，其中还夹杂着许多失望和冲突。《精神分裂症心理治疗研究》的出版比预期时间推迟了许多年，而且面市之后，正如罗杰斯预测的，读它的人很少。

威斯康星时期的人际关系

在威斯康星时期，罗杰斯和他的研究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和学生的关系总是令人满意的。吉恩·布莱克尔是罗杰斯的学生和精神分裂症研究项目的一名评估员。据他回忆，罗杰斯是一个“非常敏锐的倾听者。当别人试图讲话时，他总是认真地倾听，我很少在其他人身上看到这样的专注度。他不仅仅是用耳朵在听，而是投入了自己的全部身心。当我和他说话时，他将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我身上。我能感觉到，我面前的人真的试图倾听并理解我所说的话。”

罗杰斯的善解人意、积极关怀、体贴细心给他在威斯康星的学生和同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与以前不同的是，在威斯康星时期，人们还逐渐了解了他的直率。据艾伦·伯金的回忆，大约在1960至1961年间，他参加了威斯康星大学的一次博士后研讨会，与会者还有10名住院医生和2名博士后心理学研究员。“我有些夸夸其谈，大概还炫耀了我在斯坦福大学的履历。我记得，在某个时刻，卡尔非常明确地对我说‘安静一点’。这让我感到震惊，因为他一直是以主张‘非指导性方法’著称的。此后发生的事情更让我意想不到。会议结束后，他开车送我回家。在路上，他对我说:‘在会议上我打断你的讲话，对此我表示歉意。但如果下次讨论，你再这样说话，我还会打断你的。’从那以后，我想我真正懂得了，关心和共情并不等于软弱。”

道格·申宁格是罗杰斯的另一个学生。一次，他想请罗杰斯参加在路德中心举行的一个学生研讨会——讨论的内容是哲学、科学、宗教和价值观。申宁格找到罗杰斯，支吾了好半天，最后说道，“我想请您参加这次会议，但我有些犹豫，因为我知道您很忙。”他记得罗杰斯马上打断他的话，说道，“见鬼。我能自己做决定。如果你想要我做什么，就直接问我。如果我很忙，没有时间，我会直接告诉你。不要为我考虑得太多。”对罗杰斯的直率，吉恩·布莱克尔有这样的回忆，“通常情况下，他很高兴见到我，喜欢和我待在一起。当他不需要我的陪伴时，他会直截了当告诉我。”

但威斯康星的一些同事并不太喜欢罗杰斯的这种直率。和此前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情况几乎一样，罗杰斯和一部分同事和学校管理人员的关系良好，但和另一些教员和管理人员的关系却十分糟糕。这种糟糕的关系给他的工作带来了许多不利影响。这种相似的经历只是一个巧合，还是反映了罗杰斯个人及职业生活的另一面?

具有创新思维的人总会对其他人构成威胁，尤其在大学中，当罗杰斯的创新思维将其他教授的学生吸引到自己课堂的时候，情况就更是如此了。正是这个原因，在罗杰斯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本人和他的工作才会遇到如此多的反对——罗杰斯的工作的确对心理治疗领域的现状造成了严重威胁。医疗机构强烈反对心理顾问和精神治疗师“侵入”他们的领域。同样的，许多心理顾问和精神治疗师也反对罗杰斯主张的非指导性和以患者为中心的心理咨询和治疗。而且，罗杰斯逐渐将他的理论应用到其他领域，诸如教育、管理、宗教等等。这些领域的专家当然会极力地反对他的影响。

尽管如此，在现有的机构中，那些有创新思维的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在大学中，一些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或许会因为害怕遭到同事或管理层的反对，而放弃自己的一些有争议、不合常规的想法或计划。渐渐地，他们学会了服从“集体标准”，他们不再试图提出任何可能招致其他人反对的新建议。但罗杰斯显然不属于这种人。罗杰斯从来都是根据自己的信念行事，他意志坚定，甚至倔强固执。这种坚定和固执不仅没有因为他年龄的增长而减少，反而增加了。他的名声越大，就越能按照自己意愿行动。这既是因为他有了更多的权力，也因为其他人对他更加容忍了——就像他在芝加哥和威斯康星那样。

当然，除了罗杰斯，还有其他许多有创新思维的教授。但他们通常只专注于自己的事情，他们的影响只限于自己的班级、学生，以及合作的同事。罗杰斯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试图改变整个院系，甚至整所大学。罗杰斯一贯反对传统但不合理的规定。同时，他对学校对研究生的一些做法感到气愤。他试图更改学生的选拔程序、课程设置和要求、考试和评分体系，以及实习和管理规程，他把这些事当成自己的责任。

有许多人希望改变院系或学校的做法和现状，但在机构改革时，他们通常会采取有计划的，策略性的方法。他们的态度是谨慎和耐心的。他们完全清楚权力掌握在谁手中，以及自己的每一个行动将产生怎样的后果。但罗杰斯并不是这样的人。如果他是，他就会知道，虽然他收到了几名学校教师和管理人员的邀请，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能自动获得他所期望的行动自由，也不意味着，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系的大部分同事愿意接受他的理论。如果他知道这些，他大概永远不会来威斯康星。罗杰斯不仅是一个科学家和临床医生，还是一个思想家和作家。他思考和写作的领域十分广泛，其中包括人际交往。但他从不是一个合格的组织者和政治家。道格·申宁格是罗杰斯在威斯康星大学的学生和项目小组成员。申宁格指出，罗杰斯有些天真。他居然没有意识到，特劳克斯正在项目小组和学校的其他地方积极活动，企图建立一个反对他的联盟。(多年以后，当罗杰斯再次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人格研究中心联系时，他自豪地说，该机构“并不是一个组织”)。

罗杰斯并非没有外交和政治上的才能。他曾经展示过这种能力。20世纪40年代，他将心理学的两大分支(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统一到自己的治疗方法中;他在社会福利和心理学领域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1959年，他创立和领导了威斯康星州精神病学协会和威斯康星心理学协会联合委员会，“逐渐消解了该州这两个专业最初在法律和立法上的巨大差异。”有一段时间，他使用各种方法，试图在威斯康星州进行相似的改革。多年以后，他讲了这样一个例子。

很早之前，我就察觉到，我能做一件有益的事情，即把精神病医生，临床心理医生和社会工作者的培训统一起来。因为最终，他们工作的一部分内容实际是相同的。

精神病学系的系主任和社会学系的系主任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特别是社会学系的系主任，他和我一起筹划开设一个扩大培训班，主要课程是治疗谈话和心理咨询。通俗的讲，这个培训班的主要目的在于，让学生知道，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治疗者怎样的态度才是对患者最有帮助的。我们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将它们呈交给所有3个系，但全被否决了。

当时，罗杰斯选择了放弃，至少是放弃了这个计划。在俄亥俄、芝加哥和威斯康星，罗杰斯对参与学校政治既没有耐心，也没有兴趣。对实现体制变化所必须采取的那些方法，和必要的政治途径，他同样不感兴趣。

罗杰斯更喜欢另一种组织改革方法，这种方式我称之为“直接沟通”。他最常用的手段则是信件和便笺。他在芝加哥的时期，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这样的例子。当他对某事不满意(或满意)时，他会写信给相关个人或团体，直接说出心里的想法。例如，当他来到威斯康星一年半后，他给心理学系写了一封长达4页的备忘录，对系里的许多做法提出了批评，这些批评包括:一年级研究生的课程设置不当，尤其是采用“研讨会”的方式区分能力较弱的学生;教员们重视方法甚于创造性;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管理过于严格。他还提出了7条修改课程的“临时建议”。

或许这种直接的沟通方式反映了罗杰斯的直率。或许在更深的层面上，反映了罗杰斯渴望与人沟通，了解他人并为他人了解的愿望(它也可能反映了罗杰斯内向的一面，他更愿意通过写信，而不是面对面的方式和他人交流)。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罗杰斯愿意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因为他认为真诚坦率的沟通不仅重要，也是有效的。他希望并且相信其他人能够接受自己直率的想法，并做出同样坦率的回应，这样，人们就能消除歧见，达成一致，解决问题。在现实的体制和政治环境中，罗杰斯的方法经常遭遇挫折，但他绝不会因为这些挫折而放弃努力。

第一封信写了4年之后，罗杰斯发现心理学系没有做出任何改变，他给他们写了一份更长的备忘录，再一次指出并批评了他此前指出的问题。这份备忘录可作为罗杰斯直接沟通方式最明显例子。在备忘录中，罗杰斯详细描述了至1963年1月1日，心理学系存在的问题。

备忘录

卡尔·R．罗杰斯致:执行委员会威斯康星大学心理学系执行委员会，

回复:辞去心理学系职务的可能

作为心理学系的一名教员，在过去的几年里，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在心理学系固有的政策和理念下，我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开展工作。出于这个原因，我很认真地考虑辞去心理学系的职务。在我做出任何明确决定之前，我希望执行委员会和其他教员了解我的这一想法。

我想，我过去的历史已经证明，即使我和所在院系或机构在观念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我仍然能够容忍。然而，我逐渐意识到，这种容忍是有一定限度的。在这里，我必须承认，心理学系的一些做法和政策是我无法赞同的。

研究生教育的政策与理念

我认为，目前心理学系的研究生教育理念和政策不仅不利于学生的发展，反而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尽管你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知道我关于这一问题的看法，但我仍打算简单讲一下现在的研究生政策，如实地描述我看到的情况。

一、我们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从众多申请者中挑选最优秀的研究生。

二、我们试图将这些刚进入学校的学生置于一种时刻感受到威胁的氛围中。这种威胁究竟是什么，学生们很难说清楚，但他们知道，它是确实存在的，并将一直存在下去。

三、多年以来，我们设计的考试制度仅仅是加强了学生对失败的恐惧，而不是激发他们对研究和创新的热情。

四、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向学生灌输苛刻死板的思维方式、统计学，以及固定的研究方法。这样的教育只会削弱他们的创新精神。

五、在整个研究生期间，我们的任务似乎是，让学生们尽可能多地经历威胁、失败、挫折。最终，在这些精心挑选的研究生中，大约只有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的人能拿到博士学位。许多学生放弃了学业——并不是因为成绩不合格。一些人离开，是为了抗议课程的呆板，另一些人离开，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整个学院的氛围。他们这样形容自己对学校的感受“学生都是需要管教的”，“要么干好，要么滚蛋”，“教育就是威胁和惩罚。”

六、我们引以为傲的是，只有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的学生能取得博士学位，这证明了我们是一所高水平的学校。哈佛大学医学院每年只淘汰1%的学生，照此标准，它显然是一所低水平的学校。

七、我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的研究生教育政策违反了鼓励创造和自主学习的基本原则。我们的教育政策与由多位知名学者组成的教育委员会(我自己团队中的哈洛也是该委员会的一员)提出的研究生教育计划是完全相悖的。

八、我们培养出了少数极为‘正统’的博士，他们很容易为其他同样‘正统’的机构所接受。我们常把这当做自己工作出色的有力证据。但事实上，这丝毫不能说明问题。

九、我们似乎对自己的研究生课程相当满意，极少重新检查自己的工作。但学生认为这些课程因循守旧、枯燥乏味、缺乏创意，将它们视作一种惩罚。我们无法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也得不到学生的重视。事实上，许多业界人士认为，本校的心理学系是全国最守旧的，也是最不受人重视的心理学系之一。我们自己却满不在乎，甚至自鸣得意。

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费尽力气，做出了一些小的变革，但无论这些小的变化有多少，也无法改变整体状况，因为人们的态度似乎是无法改变的。我想更详细地谈谈这一点……

他的确这样做了，他写了单行间距的3页半纸论述这一问题。不幸的是，罗杰斯的“直接沟通”很少得到同样坦率的回应，特别是当他是从距离威斯康星2000英里的加利福尼亚写信时。还有一次，他写信给精神病学系的另几个教师，请他们一起讨论学院的相关政策。一位教员回复道，“据我所知，学院并没有授权你召开委员会会议。”但无论如何，他已经在备忘录中阐明了自己的观点。罗杰斯最终意识到，对目前的局面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1963年5月8日，他给系里写了另一封信，“回复;我的辞职信。”虽然罗杰斯向心理学系提交了辞职信，但他仍然与威斯康星大学精神病学研究所进行合作，至少是又合作了一段时间。他对自己的研究项目仍抱有兴趣。这段时间里，他帮助研究所的年轻工作人员，并设法为项目争取资金。

个人生活和职业旅行

在威斯康星时期，罗杰斯在大学和研究项目中经历了许多不快，他学校外的生活则要顺利得多。他在专业上取得了许多成就，他的个人生活也是充实和愉快的。

新的住所带给罗杰斯一家人带来很大的快乐。海伦写道:“1957年，我们搬到威斯康星麦迪逊市。在莫诺纳湖边，我们找到了一幢漂亮的房子，我觉得自己的‘幸福之杯’已经斟满了。真的，我愿意在这里过一辈子。”35年前，卡尔还在读大学时，曾和海伦一起到这里野餐过。现在，他们买下了湖边的一所大房子，以及房屋旁边直接和湖岸相连的一英亩草地。虽然从大学开车到新房只要5分钟，但这里仍然是乡下，环境幽静。罗杰斯一家人在这里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光。罗杰斯经常在周末和以前的朋友在新家聚会。他在罗切斯特的一位同事路易斯·约翰逊，回忆了当时的情况，“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经常听到罗杰斯以前的学生给他打电话。有一次，他以前的两个学生利用假期来看望他，其中一个甚至把妻子和孩子也带来了。从他们的谈话中，我能感觉到，罗杰斯和他的学生之间的深厚友谊，以及他们对他的尊敬和关心。”

海伦喜欢麦迪逊的生活远甚于芝加哥的生活。她在麦迪逊结交了自己的朋友，并且发现，与芝加哥相比，这里的人们更不受固定规范的约束，社会环境也宽松得多。罗杰斯和海伦认为，这是他们住过的最好的地方。甚至有一段时间，他们打算永远住在这里。曾有一个开发商威胁说要买下毗邻的土地，在上面修建商业住宅。罗杰斯和海伦十分害怕这里幽静的环境遭到破坏，他们宁愿蒙受经济上的损失，以高价买下了这块土地。

卡尔和海伦每年寒假都会到较为温暖的地方度假，这是他们生活中的另一大乐趣。以前，他们经常会在度假的途中，顺便到在纽约的大卫和在波士顿的娜塔莉家中小住。搬到威斯康星之后，他们常常邀请大卫和娜塔莉两家一起去加勒比海度假。卡尔和海伦经常到纽约塞尼卡湖看望大卫和科奇——那里的小屋是卡尔四分之一个世纪前建造的。拉里在菲律宾服役期间，娜塔莉一家把家搬到了夏威夷，在那里居住了两年，卡尔和海伦也到夏威夷看望了他们。1961年，他们在纳什维尔过了圣诞节，大卫此时已经成为了范德堡大学医学系的主任和范德堡大学医院的主任医师。

卡尔在威斯康星这段时期，大卫在医学杂志上发表的科学论文超过了50篇，成为了细菌疾病，特别是金黄色葡萄球菌领域全国知名的权威。1961年，大卫被美国青年商会选为年度十大杰出青年之一。在早些年的现代民权运动中，大卫曾在范德堡积极推动种族融合，这在当时是有很大风险的。大卫认为，父亲教给了他许多东西。无论是作为行政人员还是教师，他都从父亲那里获益良多。后来他在一次访问中说，“父亲的一些品质影响了我。我喜欢做辅导员的工作。我对医学中人的一面尤其感兴趣。我担任医学教师时，会告诉学生，我不是无所不知的，我是感性的、脆弱的、直率的。”

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娜塔莉和拉里·福克斯住在波士顿，当时拉里是布兰迪斯大学的一名教师。1956年，娜塔莉和拉里在一次聚会上遇到了亚伯拉罕·马斯洛[3]，马斯洛建议娜塔莉读自己的心理学研究生。于是，已经有了3个孩子的娜塔莉开始攻读心理学硕士——她必须通过所有课程。她回忆道，“亚伯拉罕·马斯洛担任我的导师和论文指导老师，他允许我在当事人中心疗法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理论。亚伯拉罕尤其重视创造性和独立的研究能力。他鼓励我设计一个有趣和创新的研究课题。他理解现象学研究的重要性。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论临床医生的创造性治疗方法和经验’。我把自己在户外教学——包括我在自家后院中对自己孩子的教育——中的经历作为例证写到了论文中。”

娜塔莉记得，全家人聚在一起时，卡尔和海伦“更愿意和大人而不是孩子待在一起。孩子们的吵闹和带来的混乱让他们感到困扰，他们对此束手无策。”但当他们单独和某个孩子在一起时，却相处得很好。卡尔还喜欢和孩子们一起参加体育活动。由于住在湖边，罗杰斯买了一艘快艇。他经常亲自驾驶快艇让孩子们滑水。娜塔莉的几个女儿清楚地记得罗杰斯是怎样带他们潜水的。地下室的吧台和冰箱也给女孩们留下了愉快的回忆，她们每次到罗杰斯家，都会到地下室玩耍。1963年，罗杰斯写道，“我们过了一个愉快的感恩节，全家人聚到了一起。大卫和科奇、娜塔莉和拉里，还有6个活泼可爱的孙子，他们都来了。因为孩子们的到来，这个周末非常热闹。我们玩了橄榄球，还进行了设有奖品的乒乓球比赛。我们对印第安人的营地进行了一次还算成功的搜索。我们和所有人都讲了话。这是一个很好的感恩节。而且，姐姐也从佛罗里达过来看我，我非常高兴她能来。”

罗杰斯并不只是寒假时才外出旅行，他平时经常到各地进行演讲或参加与自己职业相关的社会活动。例如，从1958年1月到8月，罗杰斯到许多地方，就一系列问题发表演讲，举办研讨会，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这充分说明了他在救助行业的地位。这一年1月，他对明尼苏达心理咨询师协会发表了讲话。2月，他主持了佛蒙特州高德学院举办的为期三天的教育者会议，并参加了路易斯安那州一个为期3天的精神分裂症心理治疗研讨会(这一年，卡尔和海伦在新奥尔良度过了狂欢节，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经历。)3月，罗杰斯向伊利诺伊曼蒂诺公立医院的心理工作人员介绍了自己在心理治疗研究上的成果。4月，在圣路易斯，他向全美人格和心理指导协会做了题为“救助关系的特点”的演讲。同一月，在华盛顿特区，他向美国心理协会做了题为“心理治疗研究”的演讲。5月，在纽约，他主持了罗切斯特大学心理学系心理的一个两天的心理治疗研讨会，并在芝加哥大学举行了两场讲座。夏天，在马萨诸塞州布兰迪斯大学，他召开了一次长达4个星期的研讨会(研讨会结束后，罗杰斯留了下来，和娜塔莉一家人住了一段时间)。8月，在加利福尼亚奥海镇(OjaiValley)，他和其他学者联合主持了一个为期5天的有关集体领导的研讨会。除此之外，他还在威斯康星州以内做了许多小的演讲和研讨会。

当时，罗杰斯在心理学界已经有了很高的声誉。许多学校和机构请他担任客座教授或其他必须长期离家的职务。在威斯康星期间，他接受了其中两个邀请。

罗杰斯接受的第一个邀请来自东方，他花了两个星期，乘船到香港和日本——1961年的整个夏天，罗杰斯都是在国外度过的。这一邀请是罗杰斯以前的一名学生洛根·福克斯促成的，福克斯在日本茨城基督教大学担任教授，为当事人中心疗法在日本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自1955年起，福克斯和他的几个日本同事开始在日本的许多地方举行当事人中心疗法的研讨会。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一个传统上注重外在形式，克制内心感情的文化中，罗杰斯的观念和方法居然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并为许多人所接受。战后的日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变化，人们处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向现代生活方式迅速转变的时期，社会矛盾和紧张大大加剧了。正如一位日本心理咨询师对罗杰斯心理治疗方法重要性的总结，它“让我知道了，在治疗过程中，民主的方式要比权威性更加重要。”1961年，福克斯和他的同事们认为，心理咨询在日本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此时是邀请罗杰斯访问的恰当时机，他的到来将极大地推动当事人中心疗法在日本的发展。罗杰斯接受了他们的邀请。为了最大程度地扩大罗杰斯此行的影响，并筹集尽可能多的旅费，他们开始为罗杰斯安排了“极为充实”的演讲和研讨会日程表。

在6个星期的访问行程中，罗杰斯很少休息，几乎将全部时间都投入到工作中。他做了许多次45分钟的演讲。和不同的团体和个人进行了多次为期5天的研讨会，这些团体包括:京都的150名临床心理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大阪市心理健康协会;京都中学和大学心理咨询师协会;日本工业培训协会京都分会;东京大学儿童辅导小组;殿场市基督教教育协会;由日本司法部赞助的一个由假释官、监狱工作人员，以及精神科医生组成的小组。东京的社会心理学家协会，以及其他类似团体。福克斯很少拒绝想听罗杰斯讲座的团体，他将日程安排得异常紧密，罗杰斯和海伦因此失去了许多旅行的乐趣。一次演讲前，罗杰斯对福克斯说:“洛根，你安排的演讲实在是太多了，我不向你抱怨的唯一原因是，你比我工作得更加努力。”

在整个行程中，福克斯都为罗杰斯担任翻译，他经常一天要陪伴卡尔和海伦10到12个小时。几年之后，他在罗杰斯日文版著作选集的序言中提到了两件让他印象深刻的事。

“有一件事特别拉近了我和罗杰斯的关系。多年以来，我都很崇拜他，我一直尝试像他那样处理人际关系。但我常常无法接受他人，这种不宽容经常让我感到不安。我们在京都参加了一场三天的研讨会，会议的一个负责人尤其让人讨厌。会议结束的晚上，我和罗杰斯在旅店客厅会面，彼此交换了对这个家伙的看法。我们都对他做了刻薄的评论，我忍不住对我们这些不友好的评论开起玩笑来，‘卡尔，对这个家伙，我们并不是非常宽容，不是吗?他回答到，‘有什么关系呢，他又不是我们的病人。’在这一刻，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人。多年困扰我的罪恶感消失了，我对自己说，‘对我来说，这将是受益匪浅的6周。’”

“京都的一次经历也令我难忘。罗杰斯说他对禅宗佛教很感兴趣，于是，我替他向著名的禅宗大师［久松］提出会面的请求，大师答应了。除了我和罗杰斯，还有一两个人参加。对于这次会面，大家都抱有很高的期望。通常来说，禅宗大师以能够直接触及问题的实质而著称，罗杰斯也希望进行一次真正坦率的交流。因此，谈话一开始，他就直截了当地说，‘我读过了您与荣格的谈话记录。必须承认，我有些失望，我认为讨论的内容过于抽象了。’大师对此表示了歉意，但他指出，罗杰斯看到的是一个糟糕的译本，并且在接下来的谈话中，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辩解。我们不知道这次会面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但它不是我们期望看到的那种交流。”

在这次行程紧张的东方之旅中，海伦也有自己的麻烦。传统上，东方的女性地位低于男性。有时，活动的主办方只是邀请卡尔，而忽略了海伦，这让她感觉受到了伤害。更让海伦不快的是日本人对她身高的反应。在矮个，黑头发的东方人中间，个子高挑、浅色头发的海伦显得特别引人瞩目，在整个旅程中，她成为周围人群好奇、评论，甚至嘲笑的对象。人们会在她身边停下来，观察她，指指点点地议论她，发出咯咯的笑声——这一切都是当着她的面进行的。她还记得一段特别痛苦的经历。一次，她为一班地铁等了45分钟。每当有新的车辆到站，下车的乘客从她身边走过时，都会放慢脚步，望着她，显出吃惊的表情。她只能无助地站在原地，盼望她的那班车早点到站。在一定程度上，这类经历让海伦和卡尔对日本产生了不好的印象。(若干年后，罗杰斯再次来到日本，日本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尽管罗杰斯本人对日本的印象并不都是好的，但他在日本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大。仅仅几年之后，一家日本出版商，GakujyutsuSyuppansya株式会社，出版了一套17卷罗杰斯著作集，其中收录了他大量期刊论文和未在美国发表的作品。

1962年8月至1963年6月，罗杰斯第二次因为职业上的原因长时间离家，这一次他受到了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邀请。该中心是一个由私人赞助的著名研究机构，中心聘请的都是世界最优秀的学者，给他们以优厚的待遇和充分的研究空间——受聘学者有一整年时间做自己喜欢的研究。中心希望不同的思想能在这里交流，融合，由此促进学者个人以及行为科学的整体发展。在斯坦福大学期间，罗杰斯结识了一些杰出的学者(他此后一直十分珍视与他们的友谊)，他们的思想给了罗杰斯很大启发。在这些学者中，对罗杰斯影响最大的是迈克尔·波兰尼和埃里克·埃里克森。

波兰尼比罗杰斯大几岁，是一位英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他精通哲学史和科学史，成功地将自己的哲学知识应用到科学当中，这给罗杰斯留下了深刻印象。罗杰斯后来回忆，“对于像波兰尼那样真正的学者，我总怀有一种敬畏之情。虽然另一方面，我并不认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值得羡慕的。迈克尔非常聪明。他能迅速吸收新的思想，但思想单纯。如果他和讲话，不用3分钟，他就会询问你对科学的看法，你了解的知识，或直接问你是否知道他最新研究的课题。(但我仍然)我非常尊重他。我知道他给我和海伦寄了一张圣诞卡，但我忘记忘记回复了。我也没有把我最新出版的两本书寄给他。因为我是这么想的，‘哦，对迈克尔来说，它们的学术性或许不够强。’但后来我意识到，他之所以认可我，正是因为我‘非学术’的气质。我让他感受到了一些新的东西。他重视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的实践经验支持了他的一些观点，而这些经验是他所缺乏的。我的确应该把新书寄给他的。”

罗杰斯对波兰尼以及波兰尼对自己看法的描述无疑是准确的。1971年，当我问他对罗杰斯的个人印象和看法时，波兰尼说道，“或许有些令人奇怪，我和卡尔是很好的朋友，但我对他个人所知甚少。真的，我很喜欢罗杰斯，但对他多年来卓有成效的工作知道得很少。我喜欢他的性格。他在现代精神研究领域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具体而言，我只知道他的思考方式以及他对工作的热忱。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我们存在分歧，但这我并不影响我对他的好感。我希望你能用一页或半页篇幅转述我对他的敬意和好感。直接对他说这些话或许有些尴尬，但对你我可以真实表露自己的想法。”

波兰尼的思想对罗杰斯产生了很大影响。在随后的几年里，罗杰斯深入思考了科学的本质，并就这一问题写了许多文章，做了多次演讲。

埃里克·埃里克森是一个著名的心理分析学家，他的著作受到广泛欢迎，读者不仅包括专业人士，还有许多普通人。罗杰斯认为:“你第一眼看到他，就知道他是位医生，他具有优秀医生的特有品质。我和海伦都非常喜欢他。”罗杰斯也给艾里克森留下深刻印象。艾里克森和罗杰斯一起参加了几次研讨会，会上播放了罗杰斯的治疗录音带，与会者随后就此进行讨论。艾里克森说道，“天哪，听完这些录音后，我简直想重新去做分析了。”这样的赞扬让罗杰斯感到十分高兴。同样让罗杰斯吃惊的是，埃里克森对传统的精神分析提出了严厉批评。罗杰斯告诉埃里克森，他的理论是一股“新鲜的空气”，将给心理治疗领域带来极大改变，他应该发表这些理论。埃里克森回答道:“不，我不能这么做。我不能忘记弗洛伊德一家人对我的帮助。”[4]后来，埃里寄给罗杰斯他新书的副本以及他手写的便笺，书中有一章的标题是“第一个精神分析学家”。便笺的内容是，“卡尔，这就是我不愿发表自己理论的原因。这本书是向弗洛伊德100周年诞辰的致敬。埃里克。”

罗杰斯在高级研究中心遇到了埃里克森、波兰尼，历史学家兰斯洛特·怀特、未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理查德·费曼，以及其他许多杰出的学者和科学家。对罗杰斯而言，这是极富启发性的一年。

《个人形成论》

罗杰斯感到满意的另一件事是自己的写作，他把写作当做自己在学校不愉快经历的一种补偿。在威斯康星时期，他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欲望，他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许多新论文，每年都会参与新书的写作——撰写其中的部分章节。1961年，罗杰斯出版了他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一本著作，也是他的第七本著作，《个人形成论》。

在威斯康星的几年，罗杰斯一直想把自己的论文汇集成书。某个时间，他想编一本新的心理学论文集。另一个时间，他又想出一本用心理治疗理论解决传统哲学问题的哲学论文集。最终出版的著作包含了这两种论文。多年以来，罗杰斯写了大量直接或间接与心理治疗相关的论文。因此他有足够的“材料”编一本大部分的著作集。他最终选了21篇论文——比他几年前设想的心理学论文集的规模大得多。

罗杰斯发现，与他此前的作品相比，写作《个人形成论》更加容易，也更让他感到愉快。编写该书时，罗杰斯正处于最理想的状态，只用三个星期就把它编好了。由于《个人形成论》是一本论文集，所以罗杰斯并不需要写新的文章。他要做的只是选择以前的论文、按照标题类型排列它们的次序、写一篇新的序言、去掉这些论文中重复的内容。这些工作罗杰斯只花了三个星期就做好了，准确地说，是1960年8月19日至9月5日，罗杰斯和海伦在科罗拉多埃斯蒂斯帕克度假的这段时间完成的。罗杰斯夫妇在乡下租了一间小屋，他们度过了一段不受打扰的简单而愉快的时光。这里的环境十分幽静，甚至有小鹿到他们的门口吃草。罗杰斯通常在早上和晚上工作。下午，他和海伦会远足到附近的乡间和山区，领略当地迷人的景色。在三个星期的假期即将结束时，罗杰斯编完了这本书。埃斯蒂斯帕克优美的田园景色和轻松的写作过程成为了罗杰斯一生中最愉快的一段回忆。

《个人形成论》收录了迄今为止罗杰斯职业生涯中最为重要的文章。该书并不只是一本心理治疗的著作——虽然它的第一部分是以心理治疗为主的。事实上，它是一本论述个人形成过程的著作，这一过程不仅发生在患者的治疗中，它还隐藏在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中。

洛根·福克斯回忆他与罗杰斯共事的经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心理治疗师。我以前是一个牧师和大学老师。但对于那些被罗杰斯吸引的人来说，我身上发生的变化并不奇怪。芝加哥研究小组的成员包括，牧师、教师、社会工作者、作家，和临床心理学家以外的其他许多专家。作为罗杰斯在日本的弟子，我起初并没有想要发起一场心理咨询运动。我感兴趣的是，怎样把他的理念应用到宗教、教育、学校管理，以及家庭中。有同样兴趣的并不止我一个人。不知为什么，每个跟随罗杰斯学习的人都发生了变化。他们的兴趣不再是成为职业心理咨询师了，而是试图帮助所有遇到的人改善与周围人的人际关系。”

《个人形成论》充分阐释了福克斯的这一理念，即，将患者中心的治疗原则应用到各种不同的人际关系中。该书还反映了罗杰斯对越来越多的领域产生了兴趣，并且在这些领域中具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该书的绪论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正文收录了罗杰斯(1931年至1961年间)的主要作品。事实上，我们可以将这本书当做反映罗杰斯个人和职业生活发展变化的一部历史。

《个人形成论》的绪论充分显示了这一特点。绪论的标题是“这就是我”，主要内容是罗杰斯的两段谈话。一段是他在威斯康星大学的谈话，另一段是他在布兰迪斯大学系列讲座的摘录——其他许多著名学者，诸如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玛格丽特·米德、罗伯特·弗罗斯特、埃莉诺·罗斯福、诺曼·托马斯、沃尔特·怀特，都曾在这里讲过课。“这些学者的讲座都曾引起过热烈的反响，”罗杰斯写道，“这使我意识到，人们是多么渴望深入了解传授他们知识的人。因此，我将这一章放在本书的最开头，希望读者可以通过它了解我的一些情况。这些背景知识后将有助于他们更深入地理解后面的章节。”

绪论延续了罗杰斯早年个人化的写作风格。其中出现了越来越多诸如“我的经验是”、“在我看来”。除了使用这样的用语，他还在多篇不同的论文中详细说明了相同的主题。例如:

我想说明的是，这些概念对我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不知道它们对你们是否具有同样的意义。我并不想强迫任何人接受它们。我的看法是，只要有人愿意告诉我他内心的想法，这种谈话对我而言就是有价值的，哪怕它只是让我意识到了我们之间存在分歧。

在前面一节中，我之所以尽量强调这一观点，是因为它源于我多年的经验，对于这些经验，我有充分的信心。当然，我很清楚自信和真实的区别。因此我不要求任何人赞同我的经验，我只想请读者考虑，我在这里提出的观点是否与他自己的经验一致。

在与患者接触的过程中，我不断积累新的经验，不仅如此，我还经常进行自我审查。因此，我现在的一些观点与10或15年以前有了很大差别。我希望你们抱着怀疑的态度看待我的观点，并且只在这些观点符合你们自己经验的情况下，才接受它们。

罗杰斯所说的“经验”有时包括他的研究经验，有时仅指生活经历。他坚持使用这种文体风格，并且开始在他的一些著作中描述自己的个人和职业背景。在绪论章“这就是我”中，他以此前不曾有过的详细程度描述了自己的成长历史。在所有关于罗杰斯的自传著作中，《个人形成论》的绪论章或许是最著名的。罗杰斯越来越希望被人们当做一个个体了解，并且和其他人(包括读者)进行更多的个人交流，绪论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点。

在接下来的两章里，罗杰斯阐述了自己的治疗理念，他摘录了许多治疗谈话的片段来说明自己的观点。这两章收录了他最著名的一篇论文，“救助关系的特点”。在这篇论文中，罗杰斯站在治疗者的角度上，把当事人中心疗法的基本原则转化为一系列问题。随后他详细阐释了自己提出的所有问题，并一再强调，他论述的并不仅仅是医患关系，而是整个救助关系。不仅是心理学，甚至其他专业的许多期刊多次发表了这篇论文。

1．在其他人眼中，至少在某些方面，我值得信赖、可靠，或诚实的吗?2．我能够明确而准确地描述自己吗?3．我对他人是否抱有积极的态度和感情——热情、关心、喜爱、兴趣、尊重?4．我是否强大到可以独立于其他所有人?5．我的内心是否有足够的安全感允许患者的独立?6．我能够完全融入患者的感情世界并理解他的所有情绪?7．无论是好是坏，我能够接受患者的全部感情吗?我能够正确地认识他吗?我能向他传达我的这种想法吗?或者我只能有条件地接受他，接受他的一部分感情，对另一部分则保持沉默或公开的反对?8．在治疗关系中，我是否具有足够的敏感性?我的行为是否会被患者当做一种威胁?9．我能够消除患者对外部评估的恐惧吗?10．我是否能将患者当成一个正处于个人形成过程中的个体，或者我对他的看法是否会受到他的过去经历或我的过去经历的影响?

完全功能的人

罗杰斯经常思考一个问题，一个真正健康的人(作为理想的救助关系或成功的心理治疗的成果)是什么样的?本质上，这个问题相当于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哲学问题之一:人生存的目的是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生命的意义从何而来?在《个人形成论》的第四章，罗杰斯专门在两篇文章中阐述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这两篇文章是，“‘做真正的自己’:一个治疗师对个人目标的看法”和“一个治疗师对健康生活的看法:完全功能的人。”在这两篇文章以及其他文章中，罗杰斯根据自己的治疗经验描述了他认为的最好的人类功能状态。罗杰斯认为，人类最好的功能状态不是一种固定的状态，也不是由一套永远不变、终极的价值观决定的。相反，“健康生活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状态。它是一个方向，而不是目的。精神的自由允许人们选择任何方向，因此，健康生活的方向也就是所有人的选择。”

罗杰斯认为，当这种精神自由确实存在，或者逐渐加强的时候，人们的生活方式就会显现出某些共同的特点。首先，“具有更完整功能的人”通常“对自己的体验持开放的态度”，也就是说，他们了解并愿意接受自己的情绪、感受，以及思想。罗杰斯“相信他的有机体理论”。罗杰斯认为，当一个人愿意接受他所有内部和外部体验，不刻意排除他的某一部分体验时，内在的驱动力会指引他做出选择，而他此时的选择是值得信赖的。这种时候，他会产生一个“内部评价点”。也就是说，虽然他清楚并且能感觉到“他应该做的事”和别人的期望，但在任何特定的情况下，他仍然相信，他自己关于一件事是否正确或合理的判断才是最重要的。由此将产生一个“存在感逐渐增强的生命”，在这个生命中，“自我和个性，而非经验，将发生变化，更加符合预想的自我结构。”罗杰斯说，这样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将逐渐脱离伪饰，走向真实，这种变化是一种自发和创造的过程。

这种观点与许多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对心理成长和心理健康的看法是一致的。和往常一样，罗杰斯清楚详尽地解释了自己的想法。一些人认为，接受自身的体验、相信一个人的‘有机体’、‘内部评价点’会导致人的行为失控。罗杰斯做了这样的回答。

对自己的体验持完全开放态度的人才可能在特定的情况下获取“自身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决定自己的行为。这些数据包括，他的社会需求、他的复杂和相互冲突的需要，他对相似情况的回忆、他对这种情况的感受，等等。这些数据的确非常复杂。但他可以调动自己的整个有机体和意识，考虑每个刺激、需要、需求，以及它们的重要性，然后进行权衡，最终采取在这种情况下能最大程度满足自己需求的做法。可以打这样一个比喻，在处理数据的过程中，他就像一台巨型电子计算机［计算机当时刚刚问世，体型非常巨大］。由于他愿意接受自己的体验，他的感觉、印象、记忆、以前的知识、内在状态中包含的所有数据都输入到“计算机”中。于是，“计算机”吸收了大量“内在动力”(它们以数据的形式存在)，迅速计算出在当前的情况下，满足自己需求最合理的解决办法。这就是我们“设想的人”的行为方式。

让这一过程变得不可靠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要么吸收了不属于当前状况的信息，要么对与当前状况紧密相关的信息视而不见。如果回忆和以前的经验被当做现实输入“计算机”，它就会给出错误的答案。有意排除某些不快的经验，或在输入的过程中刻意改变它们，同样会产生错误的答案。但是，就我们“设想的人”而言，作为有机体，他是完全值得信赖的，因为他吸收和处理的数据在当前情况下，都是准确和真实的。因此，他的行为将最大程度地满足他的所有需求——提高自己、加强与他人的联系，等等。

当然，当关键的数据丢失，或者缺乏足够的时间处理所有的数据时，有机体也会犯错误。但如果个人始终愿意接受自己的经验，就能不断取得新的数据，以新决定取代旧决定。

罗杰斯自己就是一个典型完全功能的人——愿意接受新数据，根据自己的经验调整观念，持续成长，不断提出新观点，扩展职业兴趣。罗杰斯曾这样说过，“我迄今为止体验的所有这些经历和含义构成了一种既让人着迷，有时又有些让人害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让经验引领自己，为我选择前进的方向，我并不清楚它究竟会带我走向何方，但我至少试着去了解这种经验当前的意义。我感觉自己被裹挟在激洄的经验的湍流当中，处境危险，但也可能发现它不断变化的、令人着迷的奥秘。”

一所郊区的大房子、大学里的终生职位、美丽的乡间农场、稳定的退休金——想到成功人生时，一般人头脑中往往会出现这些概念。但罗杰斯对完全功能的人的描述与这种典型的西方的成功定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罗杰斯认为，人生没有所谓最终的目的，生命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我们每天都在感受新的体验，并为这些体验所引领，一旦我们停止成长，生命便开始走向终结。当然，人们可以在童话故事和好莱坞电影中找到幸福，但罗杰斯认为，获得完全功能才能确保真正的幸福，而这是一个不断成长和变化的过程。

但另一方面，一些批评者指出，罗杰斯和其他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强调个人主义，具有典型的西方特点。其他文化或许会将孝心、对家庭和集体的责任，或对上帝的尊崇置于个人自我实现的需要之上。罗杰斯提出的全功能的人当然也重视这些责任，但最终将依据自己的价值体系确定将在何种程度中满足他人的期望。因此，在罗杰斯看来，个体才是中心。与此相反，其他价值系统认为家庭、集体、宗教，或国家的需要比个人需要更重要。一旦超过一定限度，对个人的压制将变成专制或极权主义。尽管如此，批评者认为，个人自由超过了一定限度，会变成极度自私、自我中心主义，而从损害传统价值观和公共利益。

与罗杰斯的全功能的人这一概念紧密相关的是他对创造过程的看法——罗杰斯在《个人形成论》结尾的一章中讨论了创作过程。罗杰斯认为，创造性不是只为一部分人拥有的一种技能或个人素质，而是所有人都会在不同程度上经历的一种过程。创造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开放性的体验。例如，艺术家对他周围的感官世界、他的感情和内心图像是开放的。与艺术家一样，富于创造性的科学家或发明家对他们研究的对象有一种敏锐的观察力，对于未成形的、模糊的、荒谬的想法、突然产生的直觉和假设，他们都抱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富于创造性的人是自信的，他们相信自己的有机体，遵循自己的直觉，勇于尝试新思想和新方法，创造新事物。与这种自信密切相关的是人的自我评价，而非外界评价。由于有了这种自信，艺术家会说，“我知道没有人曾经这样画过，但我的画是有价值的，我还会坚持自己的画法。”科学家会说，“我知道，我的观点与这个领域里目前的理论是相悖的，但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有价值的研究方向。”这种个人特质——开放式体验、相信自己，内部评价——对于‘创造性的生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创造性的生活让我们得以取得创造性的成果，这些成果包括，优秀的艺术和科学作品、好故事、出色的设计和建筑、提高工作效率的方法，以及新的生活方式。心理安全不仅使人具有更加完全的功能，它还能够培养人的创造力。相反的，心理威胁会让人产生僵化的思维和防御的心理。全功能的人必然也是创造性的人。我们的功能愈加完善，我们的生活就愈有创造性。

要人，还是要科学?

《个人形成论》的第五编“让事实说话:研究在心理治疗中的位置”中包括三个章节。罗杰斯在这一编中回顾了他和同事在这里领域中做的大部分研究。在第五编的“要人，还是要科学?——一个哲学问题”这一章中，他详细阐述了他对两种治疗观点的思考，以及这一思考是怎样在总体上对心理学产生广泛影响的。第一种治疗观点认为，治疗是一种强烈的个人经验，是一种与患者直接接触的主观过程;治疗师不是一个使用这种或那种技术的科学家，而是一个努力和另一个个体建立牢固的个人救助关系的真实而一致的人。第二种观点主要是科学家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必须以可靠和真正的科学方法对治疗进行严格的研究。所有模糊的概念——诸如一致、无条件积极关怀、共情——必须是可操作并且能够评估的。个体的主观印象可能是偏见的，甚至是疯狂的。因此客观和冷静是科学家必须具备的素质。可以这样总结这两种观点:治疗师的目标是与患者建立牢固而良好的关系，科学家的目标是保持冷静并对治疗本身进行研究。

罗杰斯并不特别排斥和支持这两种观点中的任何一个，他自己时常陷于矛盾和斗争中。事实上，这两种观点反映了两类心理学家的做法，一类心理学家希望了解患者自身的体验以及对世界的主观体验，另一类心理学家则注重患者的客观行为。科学总是客观地审视研究对象，当它把人当做主题时，人也就自然成为了客体。罗杰斯问道:“如果我们可以预测未来，并且能够回答今天的心理学研究的大部分问题，会怎么样呢?我们会越来越倾向于把其他所有人，甚至我们自己当做客体。如果我们洞悉了所有的人际关系，那我们将会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审视它，而不是无拘束地表达情感。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先例，一些富有经验的父母知道关爱‘对孩子是有好处的’。但他们的世故往往妨碍他们自由、无拘束地表达真实的感情——无论是关爱还是其他情绪。”

罗杰斯认为，回顾人类科学研究最初的目的有助于解决这一两难问题。罗杰斯写道，“科学最初源于个体对某个目标、价值、目的的追求，对这个个体而言，科学具有个人和主观的意义。”这些目的可能包括，发现真理、获得学位或某个职位、解决重要的问题，或其他的人类愿望。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有时会出现创造性的阶段。处于这个阶段的人会认为自己有了新发明，发现了新技术，观察到了新关系，提出了新理论，并且离他的研究目标越来越近了。但这种认识是正确的吗?这种新发明真的有用吗?是否有副作用?之所以发现新的关系，仅仅是因为偶然呢，还是因为这种关系会在相似的条件下反复出现?新技术之所以能发挥作用，仅仅是因为治疗者或患者个人的原因呢，还是因为这种技术适用于所有的情况?“经验证明，我们常常欺骗自己，相信一些会被后来的经验推翻的事情。”因此，科学既不是目的，也不是应被人崇拜的、高于一切人类努力的神袛，而是一种工具——利用这种工具，我们可以将自己的观察和结论与客观现实进行核对，从而确认我们的方法、发明、技术、总结、理论是否是正确和有效的。

对罗杰斯而言，这两种现实——主观现实和客观现实——都是十分重要的。罗杰斯长期积累的丰富的治疗经验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目的是建立一种主观的医患关系。他认为这种主观关系是治疗师关系和患者心理成长的充分条件。但他怎么能确定这一点呢?或许他是在自我欺骗，只选择回忆那些有利于自己结论的成功案例。在科研过程中，他可以进行自我检查，发现盲点，改进技术。总而言之，这一过程允许他成功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如果没有科学，罗杰斯更像是一名信仰治疗师。但对于当事人中心疗法来说，仅有科学仍然是不够的，它还需要一个热情、真实的人。对罗杰斯来说，主观和客观之间的持续斗争是一种有价值的、可以让他不断成长和变化的冲突。如果他完全认同或否认其中一方，他将不再是他希望成为的人或一名合格的治疗师了。

对于行为科学‘主观’理论和‘客观’理论之间的冲突，这一观点同样是适用的。只要科学相信并重视个人的目标、情感、价值观，和其他内心体验，持客观态度的科学家就能够给予人们帮助。只要“经验主义者”不排斥科学方法，他们就仍然是专业人士，而不是迷信主义者。在行为科学领域，无论是‘主观’理论还是‘客观’理论，都能为社会和个人提供重要的帮助。“‘科学’永远不会操纵或控制个人，也不会剥夺人的个性，”罗杰斯写道。“只有人才有能力或者有意愿这样做。对所有人而言，如何利用他所掌握的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无论是用它们来学习、提高自己、致富，还是操纵、控制，甚至毁灭——是一个主观选择的问题，而这一选择取决于我们认为有意义的价值，即我们的价值观。如果因为恐惧和警惕，我不愿接受自己大部分的体验;如果我只能看见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而对其他事视而不见;如果我只能看见生活中客观的方面，而看不到主观的方面;如果我无法感知真实的事物——那么，即便我将科学知识和科学仪器、情感力量，或某种主观关系当做工具，我也无法融入社会，正常地生活。”

在《个人形成论》中，罗杰斯对他的行为科学理念进行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入的总结——该书出版前，他刚与B．F．斯金纳进行了第二次长时间的对话。《个人形成论》论述研究的部分有3个章节，罗杰斯觉得还不够，他在该书的结尾处又增加了一编，“行为科学与个人”。作为一名行为科学家，罗杰斯在职业生涯的后期越来越重视行为科学在处理世界性人类问题上所能发挥的作用。几年之后，罗杰斯开始重新关注科学方法及其应用，并推出了新的著作。

应用的扩大

在《个人形成论》的第六编(该书篇幅最大的一编)中，罗杰斯将当事人中心疗法的理论应用到日常生活的其他几个领域中。其中一个领域是教育。在一篇短文“关于教和学的思考”中，罗切斯特别强调了自己有些过激的教育观，他用斜体字写道:“在我看来，任何灌输的东西的重要性都是存有疑问的，它们对人的行为只有很小或根本没有影响。”“我越来越觉得，真正能影响人的行为的学习应该是一种自主的学习。”“我发现，自己对教师的工作不再感兴趣了。”

在另一篇较长的文章“心理治疗和教育中有意义的学习”中，罗杰斯解释了为什么成功的治疗关系的原则同样适用于课堂中的师生关系。在这篇文章中，他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和管理经验进行了总结。此后，教育成为罗杰斯关注的一个主要课题。在随后的几年里，罗杰斯继续关注心理治疗在教育中的应用，并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这一领域中。

在第六编的几篇文章中，罗杰斯阐述了两个主要观点:第一，不仅在治疗过程中，而且在其他所有救助关系中，“一致性、无条件积极关注、共情”这三个条件都能促进人的成长和学习;第二，功能更完整的人有这样一些特点:坦率、不断成长、相信自己、愿意接受经验，等等。这一点适用于所有的人类关系。不仅如此，这一点在教育领域中要比在其他应用领域中更加明显，因为在教育中，对教师职责的要求与治疗师条件十分类似，而人们对学生的期望正好是开放、成长，变化。但在其他领域，例如家庭中，这种假设是否仍然有效呢?罗杰斯的答案是肯定的。他认为，父母的一致性、无条件积极关注和共情，同样能极大地促进儿童的成长。在“当事人中心疗法应用于家庭生活”一文中，罗杰斯指出，当一名家庭成员接受治疗后，他的成长或变化一定会影响其他家庭成员，整个家庭关系也会由此发生变化。首先，家人之间会更多地表达彼此的感受，他们的情感生活将变得更加丰富。在家庭人际关系中，冷漠、伪饰、防备将逐渐减少，甚至消失。双向交流会越来越多。“患者应该学会承认和勇于表达自己的感情，而不是仅仅把这种感情当做于己无关的事实。如果你对自己的配偶说，‘你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这只会引发争吵。但如果你说，‘你做的事让我感到难过’，将产生不同的效果，因为你是在陈述自己的感受，而这种感受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如果采取这种交流方式，患者将更加独立，他们的感受和价值将更有可能得到他人的尊重，至少是容忍——即使他的感受和价值与他人不同。

罗杰斯并不满足于仅仅把自己理论的应用于教育和家庭中，他认为，救助关系和健康心理的原理还可以用来改善不同意见的集体甚至国家的关系，帮助他们更好地进行交流。罗杰斯在1951年的一次演讲中说了这样一段话(他在书中引用了这段话):

“一些人或许认为自己善于倾听，但却没有取得好的效果。事实上，人们的倾听很有可能并不是我描述的那种倾听。我可以向你们推荐一个简单的小实验，你们可以用它来测试自己的理解能力。下一次你和你的妻子，或者朋友，或者一小群朋友进行争论时，你可以让大家暂时停下来，向他们建议这样一个谈话规则，‘每个人都必须准确地总结他此前的发言者的观点和感受，并且只有在之前发言者对他的总结感到满意之后，他才能阐述自己的观点。’我想你们清楚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为了准确总结其他人的发言，从而有机会说出自己的观点，你们必须充分理解其他人的思想和感情。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如果你试着去做的话，你会发现，这会是你试图做的最困难的事情之一。然而，当你了解了其他人的想法之后，你会极大地调整自己的看法。你会发现，讨论中不再掺杂有个人情绪了，分歧减少了，虽然还有不同意见，但它们都是合理的、可以理解的。”

“语义学家S．I．早川博士认为，以这种方式进行心理治疗需要勇气，并会遇到很大的风险，我很感谢他指出这一点。如果我们真的通过这种方式理解其他人，进入他的内心世界，从他的角度看待问题，而不是试图进行主观的判断，那么我们自己很可能因此而发生改变。我们或许会认同他的看法，我们的态度或性格或许会因此受到影响。而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言，自身发生改变是最让人害怕的一件事了。如果我完全进入了一个精神病人或疯子的内心世界，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我会在其中迷失自己?是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敢冒这样的风险。又或者，如果一个俄国共产主义者或者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5]今晚在这里发表讲话，我们中有多少人会试图从他们的角度理解问题?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不会听他们的发言，我们会立刻做出判断，因为他们的思想过于危险。因此，倾听的第一个要求是勇气，而我们并不总是勇敢的。”

许多人都试过罗杰斯的倾听实验。事实上，在许多人际关系培训课程中，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沟通方式。人们逐渐用“罗杰斯倾听”或“积极倾听”这样的固定术语来形容共情地倾听。在倾听的过程中，倾听者将和讲述者分享他对讲述者感情的理解。1957年，罗杰斯和他的博士生理查德·法森为芝加哥大学工业关系中心写了一篇文章，文中首次使用了“积极倾听”这个词。工业关系中心请罗杰斯介绍如何将他在心理咨询中心的工作经验应用到工业关系中，并就此发表演讲和写一本小册子。根据法森的回忆，工业关系中心的李·马赫德建议罗杰斯将“积极倾听”这个词作为文章的重点。罗杰斯从前的学生和同事托马斯·戈登后来推出了一系列针对家长、教师和领导者的“效能训练”的畅销书籍，在推广“积极倾听”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罗杰斯强调的不仅仅只是良好的倾听，他试图用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解决个体，甚至群体间的冲突。1960年，罗杰斯写过这样一段话:

以我国的外交事务为例。如果仅听我们的领导人在过去几年发表的声明，阅读他们的正式文稿，我们会有这样的印象，我国的外交政策坚守道德、主张正义、毫无私心、前后一致、决策及时、判断准确。但如果我们听到身边的某个人用这种口气讲话，毫无疑问，我们会认为他在说假话，这绝不会是他内心的真实反映。不妨暂时设想一下，如果由我们代表国家，以一种开放、坦诚、客观的方式表述真实的想法，我们会如何阐述外交政策，这样做会有怎样的结果?对我而言，结果大概类似于遇到一个愿意和我真诚交流的患者。

一旦采取这种方式，我们将能坦诚相待，我们的交流会更加顺畅。我们能够专心于处理身边的问题，而不是花费精力证明我们是符合道德标准或始终如一的。我们能使用所有创造性的想象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替自己辩护。我们能既考虑自己的利益，又保持对他人的关注，作为一个真实的人，我们能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我们能自由地发展自己的领导能力，因为我们不再拘泥于任何刻板的行为准则。我们会更加自信，因为真诚能获得更多的信任。我们以真实示人，对方也将以真实示我。在处理地区争端时，我们将更关注真实的议题，而不是谈判双方提出的表面理由，从而找出问题的解决方法。

总之，我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无论是国家，还是其他团体，如果他们以真正坦诚的方式处理事情，它们会和这么做的个体一样，获得巨大的回报。我认为，这种方法不仅仅是我对自己的职业经验的总结，它还包含了我们生命中最重要哲学方法的种子。

加深认识

罗杰斯在《个人形成论》的序言中写道:“简言之，本书的目的是和读者分享我的一些体验——我个人生活的一部分。这些体验包括:我从现代生活、人际关系的未知领域中获取的经验;我的所见所闻和我的一些理念;我的困惑、问题，和疑虑。我希望，读者能从这些经验中找到一些有价值，能与他们产生共鸣的东西。”

罗杰斯的期望并没有落空。布赖恩·索恩写道:“这本书突破了心理学专业领域的范畴，它证明了，当事人中心原则适用于日常的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该书出版后不久，罗杰斯收到了出版社转发给他的大量读者来信——比他之前写作任何一本书收到的来信都要多得多。给他写信的既有专业人士，也有普通民众。具有代表性的是康涅狄格州的一位年轻女子的来信，信件的开头写道:“亲爱的卡尔。我不想称您为罗杰斯博士，虽然我从未见过您，但了解了您的许多理念后，我对您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有许多次，我感觉你似乎就在我身边，帮助我这个成长中的年轻人面对生活中的现实。”

威斯康星州的一名牧师写道，

本地的牧师心理学书籍俱乐部对您的书给予了极高评价，因此我买了一本。我读了该书的第一部分“这就是我”，我认为，在我读过的许多美国心理学家的著作中，它是最吸引人的了。

您反复强调的‘接纳’理念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认为它具有巨大的治愈力量。正如贵格派教徒所说的，‘主的旨意让我读完这本书。’您在著作中提出了许多让人耳目一新的理念，给我带来了快乐，我要为此向您表示谢意。这是少数几本在当下严苛的环境中受到好评的作品。先生，您具有真正的‘人’的精神。我很高兴看到，您站得如此之高，同时并不俯视其他所有人。看到了您的著作，我们也准备达到同样的高度。

《个人形成论》出版10多年后，罗杰斯收到了一封来自华盛顿西雅图的来信。这封信生动地显示了该书对各行各业的人们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罗杰斯的一生中都不断收到读者来信，平均每周有两到三封。下面是这封信的摘录:

“我的一位教师朋友试图戒酒，但失败了(这是一年前的事)。我建议他读您的《个人形成论》。读过这本书后，他身上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他完全戒了酒。他待人和善，非常聪明，眼看就要把自己完全毁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非常爱他，有一段时间，他们的未来看上去是毫无希望了。这样的事您或许已经听过很多了，但多拯救一个人总是让人高兴的。您的著作和思想发挥了巨大作用，挽救了一个家庭。我们很高兴能得到您的帮助。”

罗杰斯曾这样形容自己“一个害羞的人把自己的想法写在纸上，把它们装到一些瓶子里，扔进大海。让他吃惊的是，这些瓶子被冲到如此多的海滩上。对于我的许多个人写作，我都有相似的感觉。对我而言，写作比讲话更能传达个人情感和思想。当然，我也能通过讲话表述自己的观点。但总的来说，我不习惯在一般的社交场合中谈论自己的想法，我更愿意把它们诉诸文字。幸运的是，人们对我的作品给予了热烈的回应。我仍然能收到大量来信，其中许多是第一次读《个人形成论》的读者写给我的，他们告诉我这本书怎样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以及对他们来说具有怎样的意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并不看好《个人形成论》。他们担心它的销路。他们认为，对普通人、教师、父母来说，《个人形成论》专业性太强、范围过于狭窄，而对治疗师、咨询师、研究者而言，该书又不够专业、范围过于宽泛。然而，这本书一直卖的很好，到该书第一次出版的10年之后，1971年，它的销售量已经超过了罗杰斯其他著作销量的总和——罗杰斯所有的著作都能在市面上买到。正如罗杰斯预想的(但出乎出版商的意料)，该书的出版极大地促进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发展。

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人本主义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第三种势力，开始引起更多的关注，但仅限于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到60年代，许多其他的运动——民权运动、和平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都开始引起公众的关注。人本主义心理学也不例外，在咨询、心理治疗、教育、社会福利工作、商业等一系列专业领域中引起了人们的重视。随着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流行，开始兴起人际敏感性训练和会心治疗小组;教堂采用了新的礼拜和穿着方式;服用迷幻剂和其他致幻药物成为了风尚。

我们有时很难区分政治和心理学的界限。例如，60年代农村和城市公社的兴起和发展，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现象，还是社会－心理现象?重点在于，人们试图由自己选择生活的目标，并按照这种选择安排自己的生活，而这正是大部分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和他们的著作所强调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目的是，帮助个人实现他的全部潜能，成为自我实现或全功能的人;帮助人明确自己的价值观;让人更好地与他人沟通。这一学说在60年代的其他政治和社会运动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无论是普通人、学生，还是职业人士，都认为他们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价值，这是属于自己的时代。《个人形成论》的出现恰逢其时。罗杰斯一直在心理学界和其他救助行业享有很高的声誉，但现在，他的声望跨越了多个不同的领域，他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了。

尽管《个人形成论》取得了良好的销量，罗杰斯和出版商之间却存在着问题。霍顿·米夫林公司出版了罗杰斯的前几部著作，罗杰斯对公司此前的工作感到满意。米夫林公司通常以专业读者为目标，只出版精装本，书的价格也定得较高。尽管如此，《个人形成论》仍然销售顺利，出版社和罗杰斯都感到满意。一般来说，这类书能卖5000到1万册就是很大的成功了。《个人形成论》却卖了10万册左右，霍顿·米夫林公司喜出望外，并且信心膨胀。

然而，到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出版业发生了两个变化。第一，对心理学、社会学和其他行为科学感兴趣的读者比以前大大增加了。社会心理学家弗洛姆这样的优秀作者甚至能进入畅销书排行榜，他的作品在出版的第一年能卖出超过10万册。《心理游戏》[6]这样的“流行心理学”图书甚至能卖出100万册以上。第二，平装书的流行为出版业带来彻底的变化。例如，从前售价4.95到7.95美元的图书，这时只用0.95到1.95美元就能买到它的平装本(遗憾的是，现在买不到这么便宜的书了)。在每本书上，出版商能获得的利润和作者得到的版权税减少了。但由于价格大幅下降，图书的销量比以前增加了5到10倍，最后总的利润和版权税反而增加了，读者的数量也扩大了5到10倍。

当罗杰斯意识到这种变化时，已经太迟了。如果他与其他出版商合作，书的销量一定会大得多——虽然从传统的角度看，这本书已经卖得不错了。几年以后，罗杰斯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他要求出版商推出《个人形成论》的平装版，好让更多的读者能读到它。米夫林公司认为销量已经很好，拒绝了罗杰斯的要求。此后，罗杰斯和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就此进行了漫长而艰苦的谈判，他的许多信件带有强烈的情绪。罗杰斯费尽心思劝说米夫林公司出版该书的平装版。罗杰斯承认，他的一些信件“显得非常自大。”出版公司答复道，“你是否意识到，获得同样的利润，平装本的销量必须达到精装本的三倍。”罗杰斯在回信中保证平装本的销量一定会超过精装本的三倍，他还承诺，如果他错了，他愿意补偿公司由此损失的利润。但米夫林公司仍然拒绝了。最终，公司试探性地出版了售价为2.95美元的高级平装版。结果在推出的第一年，平装版的销量就达到了前一年布面装订版销量的4倍。此后，平装版的《个人形成论》始终有良好的市场表现，到1978年，该书已经售出了60万册，到2006年，售出的数量肯定超过了100万册。

在威斯康星期间，罗杰斯还获得了其他许多荣誉，他的声望提高了。罗杰斯初到威斯康星时，担任了美国心理治疗师协会的第一任主席，任期为两年(1956年至1958年)。美国心理治疗师协会的一项工作是对不同治疗学派权威学者的治疗谈话录音进行分类，编目，然后将它们转录，出售给会员和普通民众。罗杰斯第一个把他的谈话录音交给了学会——这部录音系列共收录了罗杰斯的6段录音资料，比其他任何治疗师的资料都要多。正是通过心理治疗师学会的这些录音带，许多人第一次听到罗杰斯的谈话，并对当事人中心疗法有了初步认识——这种认识是很难通过文字资料获得的。当心理治疗师协会和其他机构开始收集心理治疗的影像资料时，罗杰斯同样第一个把自己的资料贡献了出来，他同时也是资料被采用最多的学者之一。

这一时期，心理治疗录影带“格洛丽亚系列”进一步提高了罗杰斯的声望。1965年，埃弗雷特·肖斯特罗姆制作了一部长达3个小时的影片。在影片中，卡尔·罗杰斯、弗雷德里克(“弗里兹”)·皮尔斯、艾伯特·艾利斯分别采用当事人中心疗法、格式塔疗法、合理情绪疗法对同一名患者格洛丽亚·艾克切尔进行了半小时的心理辅导，并解释了自己所用的方法。每位治疗师都是他所使用方法的权威。通过这部影片，不同的心理治疗方法得到了鲜明而生动的对比。实验结束后，格洛丽亚被问到她对3个治疗师有怎样的看法。格洛丽亚说，如果刚开始治疗，她会选择罗杰斯，但以她目前的状况而言，皮尔斯挑战性的方法可能是最合适的。但几年之后，当格洛丽亚再次回忆这次经历时，她对皮尔斯的治疗方法感到生气，对罗杰斯的方法则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她写道:

与皮尔斯谈话的过程中，我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的“防御”状态。我充满了困惑和疑虑。我无法相信治疗师的做法和他对我的回应(更准备地说，他对我的话几乎没有任何回应)。我害怕自己受到攻击，我讨厌那时自己的表现。那段时间，我最需要的是展现真实的自己。但和皮尔斯在一起，我发现自己成了游戏中的一个棋子，被引入了一种恶性循环。我不得不按照他的要求，以固定的方式进行回答。我必须得到他的允许，说出他期望的答案。

皮尔斯博士让我感到紧张和无所适从，卡尔·罗杰斯则给我一种安全感。和罗杰斯在一起时，我觉得自己是完整和受到保护的，换句话说，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人”。罗杰斯并没有“给予”我什么。但自从和他交谈(尽管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之后，我能感觉到，我身上的确发生了某种变化。他所做的只是帮助我发现自己的潜力——我作为一个人的价值。我无法用语言形容这种帮助对我有多么重要。

在此后的15年里，格洛丽亚与卡尔和海伦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她大约每年给罗杰斯夫妇写一到两封信，直到1979年，她因肺癌去世为止。罗杰斯回忆道:“我常常被她的信所打动。难以置信的是，一次30分钟人与人之间的真诚谈话让一个人15年都给我写信。半个小时的交流使一个人发生了改变，我为此感到高兴。”《心理治疗的三种方法》系列成为了人们评论最多和最畅销的一套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教学影片。

1957年，罗杰斯在多个专业组织中任职，这些职务包括，美国心理学协会政策和计划委员会的委员，《心理学论文》杂志的顾问编辑(于1958年辞职)，以及《咨询心理学杂志》的顾问编辑。但罗杰斯很少再接受专业机构的职位，他此后不多的几次任职经历是:1960年，担任美国心理治疗师协会提名和选举委员会的主席;1963年，加入了由著名的心理学家肯尼斯·克拉克领导的美国心理学协会下属的一个委员会，负责审查心理学研究者和从业者的专业学术水平。后一个委员会主张双轨制的心理学教育体系——传统的哲学博士学位对应心理学研究者，心理学博士学位则对应心理学从业者——而非采用医学博士学位。

1961年，罗杰斯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的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是一个在实力上可与法国科学院相比的组织，但它在美国并不具有法国科学院在法国那样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1962年，美国人事和职业咨询指导协会评估了1960年9月至1961年8月出版的56份心理学杂志、论文，以及图书，最终将该组织的“优秀研究者证书”授予了罗杰斯。同样在1962年，罗杰斯得到了美国心理学协会临床心理学颁发的“临床心理学和科学杰出贡献奖”。全国只有两人获得了这一荣誉。在颁奖仪式上，主席作了这样的致辞:

长期以来，临床心理学界都为缺乏有效的心理治疗方法而感到焦虑。而卡尔·罗杰斯博士的杰出贡献在极大程度上消除了这种焦虑。罗杰斯博士在实际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心理治疗方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他将完整记录的研究方法引入到心理学界。现在，在研究中做记录已经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我们差不多忘记了，在罗杰斯的方法推广之前，很少有人对心理治疗的过程进行详细研究。罗杰斯和他的学生的方法让我们第一次能够对心理疗法的过程和有效性进行客观的研究。罗杰斯的一项重大贡献是，他首先清楚地提出了一种有效的心理疗法——当事人中心疗法。

毫无疑问，罗杰斯博士是美国临床心理学界的一位杰出代表。他提出了许多新的、有益的、科学的心理学概念。他态度谦逊，治学严谨，勇于创新。他认为讨论、实验，和合理的变化对研究而言是最为重要的。同时，我们还不应忘记他高尚的品格，他对理想的坚持追求。正是这种品格，这种追求，而不仅仅是他的成就，使得众多的年轻人愿意跟随他学习，听从他的指导。

我们或许无法再增加罗杰斯博士的荣誉了。但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他对临床心理学所做贡献，以及他所拥有的对如此多的人产生重大影响的科学品质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前往加利福尼亚

布赖恩·索恩这样记述，罗杰斯“来到威斯康星州，想在那儿干一番事业，但他显然是失败了。在此期间，他写了一本书，发现他一下子得到了超乎想象的巨大影响力。”20世纪60年代初期，罗杰斯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理论受到了人们的重视。通过一系列著作、演讲、研讨会和相关的专业活动，他在大学之外的声望和影响力越来越大了。罗杰斯在威斯康星大学的经历已经证明了，这里不仅不利于他开展工作，还给他带来了许多困扰。总之，他在威斯康星大学感受到的快乐是相当有限的。因此，1963年夏天，61岁的他决定辞去威斯康星大学的职务，并在年底搬到加利福尼亚。他这样解释这次搬家:

“可以说在无意中，我加入了一个研究最前沿行为科学的富有创新精神的机构。1958年夏天，理查德·法森、托马斯·戈登和我在加利福尼亚州举行了一次人际关系研讨会。这次会议中，我们遇到了加州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家保罗·劳埃德博士，他对人际关系领域的知识抱有强烈的兴趣。经过多次讨论，法森和劳埃德决定创立西部行为科学研究所，这是一个非盈利性机构，目的是进行人性化的人际关系研究，尤其是研究能使人际关系产生建设性变化的方法。1959年，该机构正式成立时，邀请我担任董事会的委员，我接受了邀请。我的目的是帮助一个在我看来具有创新精神的机构开展通常不为既有体制所容的创新工作。

法森(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一开始就认为，如果我仅仅担任一个异地的董事会成员，将无法参与具体的工作。他请我担任科学研究所访问学者，或正式工作人员，或任何能更方便地开展工作的职位。我没有接受他的邀请，部分是因为我还有其他的工作，部分是因为我觉得在大学中，我能做出更大的贡献。1963年，当我在斯坦福大学中心工作时，他仍然多次打电话劝我到研究所工作。我仍然拒绝了，但没过多久，我开始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在我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一所大学究竟能为我提供什么?我意识到，大学并不能为我的研究提供特别的帮助。在学校里，我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教育理念，去迎合一些不合理的想法;我从同事那里得不到一点鼓励，因为他们的想法和目标和我背道而驰。但另一方面，西部行为科学研究所没有这些官僚作风，能为我提供完全的研究自由;那里有与我志趣相投的跨学科的研究团队;那里没有学分制、各种规章、无穷无尽的考试，刁难人的学位授予制度，而有一种真正合理的，有利于自主学习的健康氛围。我和海伦谈了搬家的事，我们都不愿离开麦迪逊的朋友和自己的家。但从职业角度而言，我知道，放弃大学生活，我不会有任何遗憾。从现实的角度而言，西部行为科学研究所的学术环境比任何一所大学都要适合我。因此，我们最终决定搬家。”

这一时期，罗杰斯还收到其他邀请，例如杜克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教授职位。法森回忆道，“他选择了我们。我想，‘天哪，这是真的吗。’”但实际情况是，罗杰斯厌烦了大学生活，希望获得更多的自由。罗杰斯向朋友和同事解释，西部行为科学研究所将“免除他所有杂务，并给予他充分的研究自由。”研究所还允许他“将所有精力投入到‘正常’人际关系紧张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中”，以及研究“个人在成长和变化过程中的群体经验。”在新的研究环境中，罗杰斯展示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潜力，正如他此前在芝加哥心理咨询中心展示了当事人中心疗法在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中的作用一样。西部行为科学研究所创建了一种新的职业教育模式——“一种有助于促进创造性的跨学科学习的自由氛围。”罗杰斯认为，这种模式可以为大学职业教育“树立一个更好的榜样。”罗杰斯最后总结道，“不仅如此，研究所还大幅增加了我的薪水，为我配备了足够多的助理人员。这里的同事与我志同道合，研究环境也更加自由。”

罗杰斯要离开的消息让心理学系(当时罗杰斯仍负责指导系里的一个跨学科研讨会)和精神病学系的许多人暗自高兴。但学校其他许多教员和学生感到遗憾。校长弗雷德·哈维·哈林顿得知罗杰斯辞职后给他写了一封信真实地反映了这种感受，“虽然我理解你离开麦迪逊的决定，但我为此而感到难过。你的这一决定，实际上清楚地表明了，我们未能为你提供你应得的机会和研究环境。必须承认，责任在于我们，而不在你。我希望今后我们能提高自己的标准，留住像你这样的人才。”9年后，哈林顿回忆道，卡尔·罗杰斯“对学校非常重要。他是那些最有力地推动了60年代学术复兴的学者之一，他让威斯康星大学重新回到美国社会科学的领导行列。他是到我校任教的第一位世界知名的学者。我还记得他的到来让我们感到多么高兴。我们有了正确的方向，我们将取得非凡的成就。我们的确做到了，如果卡尔和其他一些人没有来，我们永远不可能取得后来取得的成绩。”

罗杰斯在离开麦迪逊之前，给他在心理学研究小组的同事写了信。信中写道，“我之所以在离开之前写这封信，是想告诉你们，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妻子，都不希望专门为我们举行告别聚会，或赠送我们礼物。我们已经经历了许多离别，每次都是痛苦的，我们不愿再次体验这种痛苦。因此，我郑重地请求你们，不要为我们做这类安排。”但罗杰斯告诉同事，在离开之前，他欢迎他们登门告别——在家里，他们可以进行个人交谈。许多访客向他借书，为此他无数次把已经打好包的书籍重新拆开。后来他实在烦厌这样做了，他告诉客人，除了他必须带走的几本书，他们可以拿走他们看中的任何书籍，剩下的图书他打算捐给慈善机构。

罗杰斯和海伦在纳什维尔，和大卫和科奇、娜塔莉和拉里、他们的6个孙子孙女，以及卡尔的姐姐玛格丽特一起度过了这一年的感恩节。感恩节之后，罗杰斯夫妇离开了威斯康星和他们生活了大半生的中西部地区，驱车来到加利福尼亚。从纽约到罗切斯特，从罗切斯特到俄亥俄，从俄亥俄到芝加哥，从芝加哥到威斯康星，罗杰斯此前每一次向西搬迁和工作变动，都相应地在专业上取得了新的进展。现在，下一个目标在哪里?1963年12月，就连罗杰斯也无法预测他还能取得多少新的成果。但是亚伯拉罕·马斯洛——他刚到西部行为科学研究所工作——隐约意识到罗杰斯这次变动的重要性，他在给罗杰斯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罗杰斯，我认为你做了正确的选择。我来到研究所后，和这里的一些同事详细地讨论了你的情况。我们都认为，对于你自己，对于研究所，甚至对于整个世界，你现在的决定都是最好不过了。恭喜你!你诚挚的，亚伯。

【注释】

[1]吉恩:简德林的简称。——译者注

[2]了不起的大人物指罗杰斯，这里是讽刺的语气。——译者注

[3]亚伯拉罕·马斯洛:美国心理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创始人。——译者注

[4]埃里克森曾在1927年接受安娜·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训练。——译者注

[5]约瑟夫·麦卡锡:美国政治家，美国共和党人，反共产主义者。

[6]《心理游戏》:英文名为《GamesPeoplePlay》，EricBerne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