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亥俄州立大学时期_卡尔・罗杰斯传记

俄亥俄州立大学时期_卡尔·罗杰斯传记

(1940年—1944年)

罗杰斯一家搬进了在哥伦布市维什莫路上租的房子。大卫对父母说，那是个“脏兮兮的小房子”，并说搬离罗切斯特毁了他的生活。卡尔和海伦同意第一点，但认为第二项指控是荒谬的，而大卫很快适应了哥伦布市。关于居住条件，海伦回忆道:“我们知道我们想自己建个家，而且是尽快就建好。对我来说那段经历可好的——选址，计划，在房子建起的过程中管这管那。”他们那块有很多黑核桃树的大地皮，在哥伦布市城外的乡间地区，坐落于比奇伍尔德镇的拉萨蒂克桥路上。他们见了自己认为很漂亮的房子:一楼正面是石头门脸，二层正面刷了灰泥，石板屋顶，还有一个红砖壁炉，一共花了一万四千美元。“那是一件很可爱的作品。我是学艺术的，配颜色、选地毯、做窗帘等等，都做得津津有味。我们在1941年1月搬进去。搬家主要靠我，因为卡尔和大卫都患了重感冒，病得不轻。全是纳塔莉和我两个人搬的。”

虽然罗杰斯一家住在城外，孩子们还是可以上大学的实验学校。这样卡尔或海伦每天可以开车接送大卫和纳塔丽上学放学。卡尔通常可以在早上去办公室之前开车送他们上学。如果是傍晚离开大学，他可以开车去接他们，或者他们走到他办公室，在父亲做咨询、开会、上课、或做案头工作时，自己看书、做功课。

新来的教授(www.guayunfan.com)按照合同罗杰斯年薪5100美元，教三学季的课。他想在这第一个全职的大学教书工作好好干的欲望，进一步激发了他对工作天然的喜好。因此，除了在1940年的四个学季都满负荷教课之外，他还在学校与大学的心理诊所督导咨询专业的学生，为地方、州、全国性的组织作了18个讲演或讲座，发表了几篇论文，为凯洛格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纽约公立学校等当顾问，加入了几个大学里或专业上的委员会，为17位学生提供长程咨询，访谈总数过百，另为45位学生就个人或就业问题做了一、两次的短期咨询。第一年之后他直接咨询的人数有所下降，但还是接不少的个案，总是同时有一到三个个案。然而，随着咨询个案的减少，由他指导的研究生和博士生人数迅速增加。

尽管罗杰斯觉得他在教本科的题为“心理卫生”的标准课程中相当成功，但最使他满意的是研究生的讨论课，以及对在实习中的咨询专业学生的督导。在做了很多练习、学了很多理论之后，咨询专业的学生极其想了解实际的心理治疗过程。而罗杰斯本人对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兴趣也与日俱增。由于他的务实倾向，以及在当时对理论几乎毫无兴趣，他的课程着重讲述在心理治疗谈话中使用的各种方法。这在当时非同寻常，那时绝大多数的心理咨询课程都很强调心理学理论与诊断，而不是治疗以及治疗方法。

在1940年冬季，他教了一门名为“心理治疗方法”的讨论课，内容是他在《对问题儿童的临床治疗》一书的最后一章里介绍的各种直接治疗方法。当时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学生托马斯·戈顿回忆到，一个新教授是如何“来到系里，人们很快就传开了，说他是个年轻的临床心理学家，治疗问题儿童与少年很有经验。他的第一门课吸引了俄亥俄州立大学心理系几乎每一位研究生，以及很多其他系的学生。就连很多高年级研究生都报了名。”

之后，在当年的秋季，罗杰斯设立了临床治疗高级班的实习课。“每位学生至少有一个长程咨询个案，很多访谈都录了音。两小时的课堂时间用于全面地分析一个特定个案的治疗程序，以及可能改进的方法。”接受点评的学生必须将咨询录音逐字记录，复印后发给全班同学，大家好一边跟着录音阅读，一边发表评论，讨论个案。后来罗杰斯曾写道:“后来听说，我1940年设立的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实习课，在高等教育中是个先例——弗洛伊德或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能使督导下的心理治疗经验成为学术训练的一部分。我不肯定这个说法是否准确。不过，我确实知道，在开这门实习课时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我只是觉得，如果学生要学心理治疗，他们就应该实际做治疗，并且有机会分析和讨论他们所做的，我只是觉得这很重要。”

当年的学生之一威廉姆·希尼记得，“卡尔的课极其受欢迎。海罗德·伯格想把那课排到晚上、星期六早上以及其他所有不方便的时间，可还是有太多的学生要上。比如，我记得，诊所开两次，一次在星期三下午，另一次在星期六早上。实习生通常都在星期三下午去，因为没人愿意在星期六早上8点去。可是，当罗杰斯在星期六上午主持诊所的工作，我们都愉快地在八点之前到达，整整一上午，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工作。然后，我们自愿地一道吃午饭，下午回来与他一道讨论个案。这超出了课程的要求，但大家都这么做，因为情形很是令人振奋。”

罗杰斯也感到很振奋。在《问题儿童的临床治疗》一书中他描述了心理治疗的主要方法以及各家之利弊。但他没有说哪种最好，尽管他对“表达”与“关系”方法的偏好显而易见。但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学生不满足于仅仅了解各学派利弊。他们要教授把他们教成好的治疗师，这意味着他必须有自己的“什么是好的治疗方法”的观点。在学生的催促与询问之下，罗杰斯开始以自己的语言描述有效的心理治疗。在对学生描述的过程中，他写了一篇题为《心理治疗过程》的文章，1940年9月发表在《咨询心理学》杂志上。

然而，在他看来，他所描述的心理治疗过程并没有什么新意。那年他在美国矫正精神医学协会年会上听了一个题为《心理治疗共性》的发言，各位发言的学者，包括弗兰德里克·艾伦、苏尔·罗森维格、约瑟夫·查斯尔，尤其是古德温·华生，提出并反思了很多罗杰斯本人感觉到的业内常见的理念。因此他向学生提出的，似乎只是所有现代心理治疗师都已习以为常的东西。所有的内容对他来说都太明显了，肯定没有争议。不错，学生们认为他的想法很新，但他假设，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全部的经验都来自课堂，还没有接触过从业的临床人士。

所幸，他很快有机会检验这些假设。12月，他被邀请为明尼苏达大学的心理学优等生协会讲演。著名的心理学家厄尼斯特·希勒加德9月份给这个协会作了演讲，著名的心理治疗师夏洛特·布勒明年2月也将给他们讲演。协会负责人是希尔多·萨宾，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博士候选人，他住在明尼苏达，在写作博士论文的同时与埃德蒙·威廉姆森和约翰·达利共事。在罗杰斯的关于心理治疗过程的文章发表不久，他给罗杰斯去信，说:“目前关于心理治疗的讨论，大多集中在临床心理学家在心理治疗中的角色。你似乎把这个问题想透了。我们希望你能给我们讲讲这个议题，或与之相关的议题。”

当时，明尼苏达大学的心理咨询系是由埃德蒙·威廉姆森建立与领导的，他的咨询方法显然很有指导性。他坚信心理测验的作用，也认为训练有素的咨询师有能力主动地引导学生做出满意的个人与职业选择。这种观点代表了明尼苏达大学的理念与做法，而明尼苏达大学在当时被誉为是学生人事工作的最优秀的机构之一。正是在这样一群听众面前，罗杰斯宣读了他的题为《心理治疗的新概念》的论文。

“如果我们认为最近的心理治疗方法是在陈旧过时的方法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他对听众说:“那我们就能更深入地理解当前的理念，并以更建设性的方式评价它们。”接下来他简短地描述并批评了最传统的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方法，诸如规定，阻止，规劝，建议，劝告，和理性地解释。在所有批评的方法中，他对劝告最不留情。他以一个给予劝告的咨询师的咨询录音片段来证实自己的观点。

我要做的是劝他不要上商学预科，让他改报不分专业的通科。首先我指出专业商学院的竞争标准。这对他没有任何影响。他仍然坚持说他的平均D的成绩今年会上升到C。我知道他不喜欢有数学内容的课，给他看商科教学大纲里列的课程:统计、金融、现金与银行业务、理论经济学、保险会计，等等。(我默默地对教这些科的朋友抱歉)我告诉那学生，这些课都“很理论，很抽象”，想想看，“十分枯燥。”相反的，通科的课程很实际，也有意思;也不要求预先修过经济学或数学。我描述了一些引论课程的一些有趣的特征。最后他同意再想想。我列出下列行动方案:(一)向通科的咨询师进一步了解信息(我替他预约了);(二)与家人商量这个问题;(三)到注册部办理转科手续。

当时罗杰斯不知道，这段访谈中的咨询师，不是别人，正是协会负责人萨宾。“那很扫人面子，”罗杰斯后来回忆到:“他有些不高兴，我不怪他。后来他对我挺体谅的，并以自己的方式成为一个不错的心理学家。”但萨宾对此事有不同的记忆。当时他以为罗杰斯知道那是他，认为罗杰斯不提他名字是由于“圆滑老道”。无论如何，批评了旧方法之后——他的听众中很多人仍使用这些方法——罗杰斯进而描述那些“新做法”或“新的心理治疗方法”，将其归功于被泰福特、埃伦、和罗宾森修改的兰克的心理治疗方法，归功于尤其是凯伦·霍尼的新弗洛伊德分析法，以及游戏治疗领域和最近兴起的团体治疗。

“这种新治疗方法的目标，”他说:“不在于解决某个特定的问题，而是帮助个体成长，使他能够更好地对付当前的问题，以及今后出现的问题。它更多的是靠个体趋向成长、健康和适应的动力。第二，这种新治疗方法对情感因素，以及有关情形的感觉方面的强调，胜过对理智方面的注重。第三，这种新方法注重当下的情形，而不是个体的过去。最后，这种新方法强调，治疗中的关系本身是一种成长式的体验。”

罗杰斯后来说:“我完全没预料到我的讲演会引起这样大的争议。有批评，有赞扬，有攻击，还有人望着我茫然不解。”萨宾回忆说，事实上，“听众对卡尔的讲演没好气儿”，虽然“威廉姆森对卡尔讲演的回应是客气而有节制的，但他确实引述了一些评估研究的结果来显示，测验与指导性的咨询是有效的。”不论如何，罗杰斯说:“在我快要离开明尼纳普勒斯时，我的确开始意识到，也许我真的说了什么出自我自己的新东西，也许我真的不是在概括治疗师普遍的观点。”由于这个原因，他认为:“要确定当事人中心疗法具体是哪天建立的，似乎是个荒唐的想法。然而我觉得有可能确定那个日子，那就是1940年12月11日。”

研究罗杰斯的学者布赖恩·桑恩怀疑罗杰斯对他在明尼苏达大学受到的反响是否真像他说的那样没有准备。“事情好像是，罗杰斯前往指导性治疗的最前沿的堡垒，而他的文章一开场就是对‘主队’理论与实践的猛烈攻击。很难相信他没有在任何层面上意识到他的行为是革命性的。他后来的发展显示了他很懂政治，非常知道什么是有效的策略……我一点也不怀疑他在1940年12月去明尼苏达时，知道自己手提箱里有一枚定时炸弹。”

不论是天真地步入狮笼，还是有意引发反响，在明尼苏达的经历使罗杰斯坚定地认识到，他的理念值得进一步发展。如他所回忆，结果“之后不久，我决定就我的观点写一本书，这个观点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人，得到他人的滋养，但仍然是我自己的观点。”

《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

之后不久，罗杰斯开始撰写《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实践的新概念》，但由于他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其他工作，著述进展极缓。然后，在连续满负荷教学六学季之后，他得以在之后的两个学季里不教课，于是在1941年的暑假与秋季，全力以赴撰写他的第二本巨著。书很快写好了，但出版了《问题儿童的临床治疗》一书的霍顿·米夫林出版社对他的新著并不满意。他们看不出哪些大学课程可以使用这本书。出版社就此询问罗杰斯，他只能说出两门课——他自己的课，以及一位熟人在另一所大学教的一门课。出版社认为他应该写适用于已经有的课程的书。他们无法想象能够销售到收支平衡所需的两千册。直到罗杰斯威胁说他准备撤回手稿交付另一家出版社，他们才犹豫地同意出版。

尽管罗杰斯对出书很是坚决，但他对此举能否成功并无把握。在写作的过程中他把手稿给一些他的研究生看，问他们是否认为值得发表，是否有人愿意读。威廉姆·希尼记得罗杰斯“关于他的书，非常谦虚。对我们来说，仅仅是他问这些问题，就近乎不可思议。我简直把那书看成是《圣经》的《新约》似的。”还有，儿童关系心理治疗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弗勒德里克·艾伦对罗杰斯有很大影响，当听说艾伦也在写一本关于心理治疗的书时，罗杰斯感到很泄气。与那本出自德高望重的前辈的著作相比，他担心人们不会注意他的书了。结果是，艾伦的书影响甚微，而罗杰斯的书销量超过十万册，这在精装专业书籍中极其罕见。[1]

在前言里，罗杰斯将他的书从行业以及个人的发展两方面，置于历史语境之中:“在20世纪20年代，对个人适应理解的重点在分析与诊断。这在社会工作中表现为个案历史方法的流行，而在心理学界是心理测验的蓬勃发展。在技术指导中记录与测验的比重都有所增加;在精神病学界，长长的单词组成的诊断标签变成了论述详细的诊断公式。我们对个体的了解，史无前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行业，以及其他类似行业，开始比较关注能够促进适应的过程。这方面的平衡无疑已经从诊断转向治疗，从了解个体转向关注什么样的过程可能有助于治疗。”

当事人

这本书里有很多在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领域的创新与贡献。其中之一表面上可能显得无足轻重:罗杰斯用了“当事人”一词。在他工作的最初12年里，他对如何称呼接受治疗者没有疑问。在罗切斯特，接受治疗的不是儿童就是家长。“罗杰斯博士，有位家长在等着见你，”接待员可能这样说。“对不起，今天下午预约了两个孩子，”咨询师或许如是解释。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学生”加入“孩子”和“家长”的行列，成为在诊所以及在关于咨询的论述中使用的合理称呼。但是，一旦他开始概括治疗过程，他需要一个更宽泛的词，一个可以包罗各种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方式的术语来描述接受帮助者。他选择了“当事人”，他在1940年的文章中初次使用该词。在咨询领域，这并非罗杰斯首创。比如，杰西·泰福特在罗杰斯非常喜欢的《心理治疗的动力学》一书中偶尔使用。欧突·兰克“早在三十年代中期”就使用了此词。珀西维尔·赛门兹在他1939年的著作《亲子关系心理学》一书中有一章题为《咨询师与当事人关系》。然而，这个称呼在咨询行业流行起来，是在《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一书出版之后。

他选择这个术语的重要性，并不在于解决了一个语言表述上的问题——找到了一个可以涵盖所有接受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者的说法;而是在于对咨询关系一种新的诠释，在新的咨询关系中“病人”这个旧概念已不再适用。由于精神病学产生于医学行业，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分析师自然将他们的服务对象视为病人。然而，这个词在很大程度上设定了两人的角色。病人通常被认为“有病”。他指望医生治愈他，对他做点儿什么，对他的健康负主要责任。这里的假设是，医生，由于她接受的培训，比病人更了解病人的问题在哪里，并能提出必要的治疗方法。罗杰斯对这种咨询与治疗方法不满已久。他常称之为“咨询师中心的治疗”，在这种治疗中，治疗师做测验，问问题，直接地或巧妙地提出诊断和建议，以及当事人需要遵循的做法。他难以控制自己善于讥讽的习惯，如此描述这种方法:“我们觉得这些咨询师在诸如如何研究历史、如何与父母相处、如何解决与种族歧视有关的问题以及什么是合理的生活哲学等广泛的问题上，蛮有把握地大做决定。从其他记录中我们了解到这些咨询师决定他人的心理调适能力、职业选择问题、儿童管教问题，以及，事实上一个处于困惑中的人愿意面对的所有的恼人的问题。显然，以这种态度对待咨询的人，必须得有相当程度的超自然智慧。而当目标缩小很多，目的仅在于帮助解放个体，使之可以以自己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咨询师所必需的态度就还原到人类的维度上了。”在罗切斯特的经验使他坚信，咨询师中心的治疗方法使当事人更加依赖，更加不能解决出现的新问题，而同时还在当事人内心激起对治疗不利的阻抗。他相信，不论在咨询过程内外，个体越能在引导自己生活进程方面承担责任，治疗越有效，效果也越持久。正如泰福特所说，如果每一次咨询是生活的缩影，那么当当事人在咨询中学会设置和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也能在生活的所有其他时候学会那样做。在这个语境中，“当事人”这个称呼隐含了控制点。一个人向既有知识又有技能的专家咨询，但控制点仍在当事人内心，后者自己做决定。如果将当事人称之为病人，他就很可能表现得像个病人。新术语同时还正面回答了“寻求心理服务者是否心理不健康、不健全、有病”这个问题。在心理治疗早期一个普遍的偏见是，寻求心理服务的人，最糟的是疯子，最好的也有缺陷，缺乏正常的适应力，比较劣等。比如，如果知道某人曾经或正在看精神科医生，很多雇主就不会雇用此人。但在为成百上千的人提供咨询服务之后，罗杰斯越来越感到过去对病人与正常人之间的区别没有意义。虽然他早年的工作使他惯于以智力水平(普通，迟钝，优秀，等等)和人格(神经质，有精神症，正常，等等)来标示人们，但是早年的这些心理测验工作也使他懂得，适应与不适应只是在测验分数的正态分布曲线或连续变化体上任意指定的名词，表示所有人都或多或少适应不良。很多专业人士和普通人当时认为(现在仍认为)心理治疗的对象是有心理疾病的人设置的，而心理咨询的对象是有暂时问题的基本正常的人。罗杰斯发现，许多学生在在咨询之初呈现的职业选择方面的问题或不良学习习惯，往往是更深层的心理冲突的表征，在为大量的学生咨询之后，他不再接受上述肤浅的标签和区别。他要前来接受心理服务的当事人——不论是心理咨询还是心理治疗——就像接受法律咨询或向会计师或建筑师咨询一样。罗杰斯总是与他的当事人面对面地坐着，表示同样的平等观念。因此，“当事人”这个词，表达了对咨访关系的基本态度——这个态度给当事人相当的尊严，表示咨询师与当事人是平等的合作关系，以当事人的看法为准，共同实现当事人的目标。在描述这个方法时，罗杰斯引入了两个术语:“当事人中心”与“非指导性”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或许是由于他更多地使用后者，而且在《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一书中专门有一章比较“指导性与非指导性方法”，从1942年起，“非指导性心理咨询”与“非指导性心理治疗”就与卡尔·罗杰斯的名字相联系了。

非指导性方法

但是，这个非指导性心理治疗，真是罗杰斯一个人的贡献吗?罗杰斯在他1939年的书中以弗莱德里克·艾伦1935年的说法来描述非指导性咨询师对当事人的态度:

我们准备以实际看到的样子来接受人们，不论他们是情愿，抵触，还是心怀疑虑，并提供一个环境，在其中除了帮助他们在与我们的关系中确定自己准备做什么之外，其他什么也不会强加给他们，在这里他们能感到关注的，是作为人、而不是作为问题的他们，如果他们决定继续来这里，那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意愿，而不是由于我们的决定。他们成为参与者——从一开始就不仅是接受帮助者。我们与家长和儿童的关系，从来就是基于我们对当事人的完整性与能力的尊重，尽管这些能力有时受到局限，并且往往被挫败感与失败而遮蔽。在与他们的关系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尽量不预先假设他们应该怎么做，应该如何对待他们生活中的各种关系。我们衷心希望与我们的关系能为他们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在其中家长和儿童双方都能更清楚地了解和接纳自己，以及他们凭自己所有的能力能做什么，在当时当下，更负责任地面对现实，这个现实是他自己的，任何他人，无论多么有能力，都不能替他假定。

罗杰斯的很多思想与实践都来自前人的工作，尤其是关系疗法，他很难区分哪些是他自己的东西，哪些不是。要评估他的独特贡献，我们不能停留于类似上述的粗略概述，而是需要仔细审视几乎整整一代心理学家与咨询师称之为“那个方法”的非指导性咨询。

对罗杰斯来说，非指导性咨询是一个有清晰结构的过程，这个过程有三个往往是互相重叠的主要阶段:(1)释放;(2)领悟;(3)基于领悟的积极行动。他对强尼与其母亲的咨询的描述，以高度概括的方式展示了这三个阶段:

在与强尼的接触中，咨询师使他感到能够自由地表达他对父母、对其他长者以及他环境中的其他事物、对诊所和咨询师的反应。他可以以任何方式表达他的愤怒:尖刻的话语、射击玩具士兵、批评诊所设备，以及其他任何能够使他自由表达感受的方式。唯一的限度是会造成不良人际后果的破坏性行为。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恨咨询师，可以损害代表他自己的玩具娃娃，但他不能直接攻击咨询师的身体。强尼表达的所有都得到了理解与澄清。治疗师表达了理解，但他并不批评，也不表扬，咨询师并不满足那孩子的需要。如果强尼觉得没有得到爱，咨询师也许会认识到这一点(“你觉得根本没人在乎你”)，但他并不试图替代家长。渐渐地，强尼开始以某种方式看待他自己，比如感到自己是一个得不到关爱的小男孩儿，因此仇视他的父母，与他们作对。他开始转向关注他的人，他发现自己比较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了。他开始看到，要改变自己的处境，他可以做一些有限的事情。也许他可以把这些说出来。也许他可以提出帮妈妈做家务，给她一个惊喜。一个微小的，却极其重要的变化，发生了。在那母亲的访谈中，她经历了类似的过程。有生以来第一次，她发现自己可以谈论从来没有对自己承认的隐秘的想法。她不知道咨询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但她极其生动地体验到自己不再觉得有必要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辩护。渐渐地，她可以承认她是多么喜欢她的大孩子，不喜欢强尼。突然，她意识到，她可以面对这个想法，即，这是强尼喜欢用做坏事的方式与她作对的原因之一。由于她对事情有了新的理解，她的语调改变了，在家里与孩子相处，她的管教方式中略含虐待的成分消失了，当强尼提出帮助洗碗时，她完全诚心诚意地表示感谢，并表示她对孩子的爱意。由于不再觉得需要“一贯正确”，她放弃了某些管教他的刻板做法，使他们的关系建立于一个更现实而自在的基础之上——双方都可能使对方烦恼，但同时又有真正的关爱。她的情况与强尼的一样，释放情感引出对自己的理解，由此再引向实现更令自己满意的目标的行从——更真实，更成熟的亲子关系。

在第一阶段，“释放”，当事人卸掉自己的问题与担心。这个过程已开始有宣泄功能，在心理上，情绪上，甚至生理上解放当事人使之可以表达积压已久的感受。如果治疗师处理得当，释放情感可以使咨询有迅速的进展。正确地处理包括两种方法——“简单接纳”和“回馈感觉”。简单接纳可以是“我明白了”，“对”，“嗯”，或者其他任何言语或非言语的表达，使当事人知道咨询师听到了他说的，在很有心地听，理解，并接纳。这使他继续暴露自己，探讨他正在讨论的问题。反馈感觉对治疗师来说是比较难学的一种技能。这种技能要求治疗师很专注于当事人所说的话，并重述其内容，尤其是其中的感觉成分。比如，一个学生请罗杰斯解决他的问题——是否告诉他父母亲他学业滑坡。

学生:噢，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骂我。我想会的，因为他们从前就是那样做的。他们会说:“都怪你。你没毅力，对学习没兴趣。”那是我以前经历的。我算是告诉他们我在这方面有所进步。我——我第一学期还行。唉，也不是太行，可我现在更糟了。(沉默)

罗杰斯:你觉得他们不会同情你，并且会为你的失败而责骂你。

学生:唔，我——我肯定我爸会骂我。我妈也许不会。他没有——他没经历过这种事，他根本不知道“没雄心”是什么感觉，他这么说的。(沉默)

罗杰斯:你觉得他永远也不能理解你?

学生:不能。我认为他不能——不可能理解我，因为我跟他合不来。一点儿都合不来!

罗杰斯:你非常不喜欢他?

学生:对。有一阵我特别烦他，我现在已经从那种状态里出来了，现在我不烦他，但我——我有点儿耻辱。我觉得那种感觉比其他什么感觉都强烈，觉得有他这个父亲很耻辱。

回馈感觉向当事人表示，无论他有什么样的感觉和行为，无论这些感觉和行为是如何烦人或按一般社会标准不可接受，他还是得到了咨询师的理解，并作为一个有价值的人得到接纳。这种接纳使得麦克，一个少年男孩，在一大群中学咨询师面前，对罗杰斯，第一次说出他对继父的反应:

罗杰斯:不过，呃，挺难的一个点是，你与继父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好。

麦克:嗯。就这么说吧:我讨厌他，他也讨厌我，就那么回事。

罗杰斯:你真是讨厌他，而你也认为他讨厌你。

麦克:唔(思索)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讨厌我，但有一点我知道，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他。

罗杰斯:嗯。你说不准他的感觉，因为只有他自己知道，但你是怎么看他的。

麦克:他知道我对他怎么感觉。

罗杰斯:你不喜欢他。

麦克:一点也不……这样已经有8年了。

罗杰斯:所以，8年来，你一直与一个你没法尊重、还挺讨厌的人生活在一起。

麦克:哦，我尊重他……

罗杰斯:(同时)哦，我误会了。

麦克:……我用不着尊重他，但我尊重他。但我不喜欢他。我讨厌他。我受不了他。

罗杰斯:在有些方面你尊重他，但那不会改变你非常讨厌他、不喜欢他这个事实。

麦克:是这么回事。我尊重所有勇敢而有勇气的人，他是那样的人。足够令我尊重——我不喜欢他。

罗杰斯常将“澄清”感觉与“反馈感觉”并用。前面两例显示了这一点，当那学生说:“唉，我，我肯定我爸会骂我的。我妈也许不会”，以及麦克说:“哦，我尊重他，但我不喜欢他”。在这两例中，在回应咨询师的反馈时，当事人都比较明显地修正了他们之前表达的感觉。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更明晰、并且更生动地看到了自己的感觉是什么。那仿佛是面对一个治疗师举着的心理镜子，使他们看到自己。他们之前可能也理解自己的感觉，但那镜子帮助他们看得更清楚，而且是在得到接纳的条件下。

在下面这段简短而感人的交流中，这个方法的效力显而易见。交流的一方是埃米斯特(E)，另一方是弗吉尼亚·艾克斯兰(T)，后者是前者的教师治疗师，也是罗杰斯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学生之一。埃米斯特6岁，由于在他幼年时期的一些事件而缺乏安全感，而且由于心理原因无法吃东西，需要打点滴摄取营养，连喝水都会吐。上学第一天，埃米斯特与他的老师看着其他孩子欢快地在被称之为“泡泡机”饮水器旁喝水，显然他们都觉得饮水器很奇妙。

E:看起来挺好玩儿的。

T:你觉得在那儿喝水一定也挺好玩儿的。

E:(点头表示同意)不过我不行。

T:你觉得你没法喝。

E:看起来挺好玩儿的。

T:你觉得你没法喝，可是你还是想喝。

E:我想试试。

T:你想试试。

E:以前我在医院的时候在那样的东西里喝水来着。我现在不喝了。

T:你记得那有多好玩儿。(E咧嘴笑着向饮水器走去)

E:可能喝不下去。

T:你觉得可能喝不下去，但你还是想试试。(E点头。他搬动把手，水冲出很高，他向后弹跳)

E:好多水呀。

T:你觉得水好多呀。

E:该把我淹了。(他喝了一口，看了老师一眼，笑得合不拢嘴。)喝下去了!

T:是啊，喝下去了。(他又喝一口。)

E:喝下去了。(他显得好开心)

在这段对话中对罗杰斯来说重要的是这位教师表现了“接纳、不争辩、非指导性的态度，对他的受挫于恐惧的想法，以及他的充满勇气的想法同样地接纳。没有训练的员工很容易劝人——‘我肯定你能喝一口’——要么是表示支持——‘我会帮助你，那就容易多了’——要么是施加压力——‘你想当大孩子，像其他孩子那样，不是吗。’要让那孩子知道，他被作为他实际的样子来接纳，而不是要成为他不是的那样才能得到接纳，做到这一点需要克制以及助益理念。”

当事人往往表示，这个方法对他们很有用。一位少女有次告诉罗杰斯:“你像个平衡轮。几乎像是我在对自己说话，但有人倾听，并且试图思索我说的话。你所做的是让人说话，你的回馈使说话的人前进，而不是原地打转。我可以对你发泄，对你说话使我自己的头脑清醒起来。”

回馈与澄清感觉不仅帮助当事人更客观地看到他自己，而且还能帮助他按照实际的样子来接纳自己，这给他的成长建立了一个更坚实的基础。隐含在这个过程中的是当事人的成长的态度。当事人可能感觉:“唔，我在这儿说这些我自己的坏话，显示我是这么一个倒霉、困惑的、甚至受人鄙视的人，然而在场的另一个人却在倾听，尽量理解我说的话，似乎一点儿也不震惊，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但让我觉得我倒也不坏，没有不正常，没丧失理智。唔，那也许真是那样的吧。也许我并不是个坏人、不健康的人。也许我的价值比我以为的大。也许我不该总是看不起自己，或相信别人说的那些关于我的负面的东西。也许如果我关注这些，我会对自己更了解，学会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

于是，通过她的接纳态度以及反馈与澄清感觉的技能，治疗师使当事人能够自然地进入治疗的第二阶段，“领悟”阶段。当当事人比较容易接纳他自己，比较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感受以及有关自己的事实时，很快，他开始能将分隔的感受与事实联系起来。罗杰斯写到:“看到新的因果关系，对行为症状的意义有新的理解，理解自己的行为模式——这样的学习构成领悟。”比如，“一位研究生动感情地说:‘我是给惯坏了的，可我想成为正常人。我不许别人那么说我，但他们说的是真的。’一位丈夫说:‘现在我知道为什么我妻子生病的时候我对她态度不好，尽管我不愿意那么感觉。那是因为我和她结婚时，我妈妈说我从此背上了一个病秧子老婆。’”“一位母亲渐渐认识到，在她与儿子的不良关系中她自己的责任。如她的咨询师所说:‘她说的内容之一是他需要注意，但他的方法给他带来负面的注意。我们讨论了一会儿之后她说，也许对他最好的方法是给他一些与纠正错误不相干的关爱与关注’。”

领悟是如何建立的?治疗师用什么方法促进领悟?罗杰斯写到:“使得当事人领悟的主要方法，要求咨询师有极强的自控，而不是剧烈的行动。主要的方法是鼓励表达想法与感觉。直到领悟性理解自发地出现。咨询师进步的重要一步，是认识到领悟是一种可以实现的经验，而不是可以被人强加的经验。”

在当事人不断对自己的感觉与行为模式有所领悟的过程中，他逐渐开始进入治疗的第三个主要阶段，“由于领悟而积极行动”阶段。一个胆怯的小男孩儿从饮水器喝水。一个从前对妻子恼火的男人给病中的妻子送花。一位母亲改变了管教儿子的方法。这些行为也许微不足道，但其象征意义却甚为巨大，它们是这些人在终生心理成长过程中主动迈出的第一步。罗杰斯写到:“在实际的咨询实践中，这些积极的第一步几乎总是与领悟相伴随的。”

到此，治疗即将结束。当事人在治疗之外采取的积极行动带来进一步的领悟，进而引出进一步的独立行动。到一定时候，他开始认真地想，是不是该结束这种访谈了。通过反馈与澄清这些感觉，治疗师让当事人自己解决对结束咨询的复杂心情。当事人在准备好时结束咨访关系。不过，罗杰斯强调:“我们并不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咨询来解决，也不认为这个假设是应有的目标。满意的生活，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是有一个核心的目标，基本的自信，使人在不断受到问题困扰的状态中有满意的东西。”罗杰斯是这样描述如何结束为一位少女的咨询的:“她还没有对自己的行为有充分的领悟，不过这也不是咨询的目标。她所实现的可以称之为‘部分领悟’，足够使她面对当前的问题，她必然会继续成长。”

这就是非指导性咨询。“释放”，“宣泄”，“接纳”，“反馈与澄清感觉”，“领悟”——所有这些术语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心理学家以及很多普通人的语言。但是，如果罗杰斯有任何创新，他的东西是什么?正如他自己所指出，释放或宣泄是早已使用的治疗工具——比如，在希腊戏剧中，在天主教教会里的忏悔中，后来在心理分析中，再后来在他从中学到很多东西的游戏治疗中。接纳这个概念，认出、反馈与澄清感觉，以及控制自己不去指导当事人如何生活，这些都不是他的首创。所有这些概念与做法，兰克学派使用，其他不同学派也使用。还有领悟，在精神病学界、心理分析以及心理学界普遍使用，尽管在不同领域其意义各异。如果罗杰斯并不是由于提出崭新概念而在咨询与心理治疗领域崭露头角，那是因为什么呢?

我认为他的贡献不在于任何一个单独的特定概念或做法，而在于他对心理治疗的全新的和系统化的思想方法。可以说，他采用了心理治疗中许多较新的感念和做法，将它们组织成一个比任何前人与同时代人的理论都更新的系统。为了说明他的方法的革命性，我们可以将罗杰斯与他的兰克学派的老师们相比较。下面是杰西·泰福特与一个名叫海伦的孩子的第三次访谈录音的片段。

海伦画了一个拿着雨伞的女士，她大笑着说:“那是你!”

“海伦，上星期你生我气了吗?”“没有。”

“你不是有一点儿生气吗?我也经历过你的处境——我不许你把蜡笔拿回家。”

“我没生气。我喜欢到这儿来画画。”

在同一次访谈中，后来海伦重申:“我喜欢来这儿，”而泰福特回应道:“是的，我知道你喜欢，但有的时候你会有不同的感觉。”或者，当泰福特描述社工对名叫杰基的男孩的第四次访谈时说:

他走向蒸汽管，那是他以前没有注意到的，显得非常好奇而害怕。他无法去摸那曾经烫了他的管子。在大大努力了一番之后他终于摸了，却发现管子是冷的。

“你星期二决定待在家里，是不是，杰克?”

“是的。”没再多说。“这里很热。”

还是关于杰基:

他飞跑到屋外去看扫帚是否在那儿。等回来时他的故事已经变成:“我们把扫帚从她那儿夺走了因为她要追我们。她想追我们，可是我们追了她。”

“有一天你会那样对我的。我明白了我得小心。”

显然泰福特博士试图帮助这些孩子表达他们的感觉，并且表示愤怒、回避以及最终希望结束咨访关系的感觉都是可接受的。然而，她也在回应孩子可能有但尚未用言语表达的感觉，或是那些她认为孩子将会有的感觉。在罗杰斯看来，回应没有表达的感觉，虽然可能对当事人有帮助，但是相当危险的做法，很可能在咨询中转移当事人的注意——或是是由于治疗师无法知道当事人的感觉而猜不准，或者就算治疗师准确地回馈了没有表达的感觉，当事人往往还是会变得抵触，因为他在感情上还做不到认识那些感觉。治疗师试图以认识、回馈感觉的方式来促进治疗的进展，但事实上往往将当事人推到抵触的境地。罗杰斯说，这样的治疗师应该避免“当事人压抑了的、尚不能表达的感觉。”在罗杰斯之前从未有人如此极端。如果治疗师完全控制自己，不提问、不评论、不以深入挖掘为目而回馈感觉，不以所有这些方式引进新信息以使当事人看到他之前没有看到的感觉，心理治疗如何能有进展?这个问题并不困扰罗杰斯。当事人能够认识他更深的感觉时，他会认识到的。挖掘更容易造成抵触。给予完全的接纳，加上准确地回馈感觉，治疗本身就会有进展。以越来越有理有据的语气，他常常提醒读者，“在这种情况下，领悟与自我理解自发地产生出来。如果没有直接观察领悟这样产生，很难相信人能够如此有效地认识他们自己以及自己的行为模式。”

那么，解释呢?解释不能促进领悟吗?治疗师花了数年时间研究人格。难道她就把所有这些知识都扔掉，而仅仅是回馈当事人的感觉吗?必须承认，连弗洛伊德都认识到，解释，如果使之不当，会造成抵触而不是领悟，但他还是主张解释，只要时机得当，并以病人易于接受的方式提出。这里，罗杰斯的立场也很极端，主张咨询师完全不做任何解释。他写到:“如果咨询师能够做到不解释当事人的行为，也不引入基于咨询师判断而不是基于当事人所表达的感受的因素，咨询就会有效。”罗杰斯认为，哪怕解释是准确的，也得到当事人的接受，还是不如允许当事人自己实现那些理解有价值。他提出一个例外。“如果解释完全基于当事人所说的内容，而且解释仅仅是澄清对当事人已有的自我认识，这样的做法会有效。”在罗杰斯对一位名叫巴巴拉的少女的访谈中有这样一个例子。她在解释:

“在这一切之前，我认为应该控制自己，完全控制自己的头脑与感觉。”咨询师在讨论中说，她逐渐学到的是，根本没有“完全控制头脑和感觉”这回事，她很难认识到，她想要关到门外去的其实是自己的一部分。她说:“你知道那句格言:‘做你自己。’以前听到这句话，我不能理解。我觉得我不想是我自己，我也不知道这对我自己意味着什么。我想我以那种方式生活太久了，都不知道怎么做自己了。”

这位咨询师的解释没有给咨询注入任何新观念或看法。实际上，那根本不是解释，而是对巴巴拉之前表达的若干个想法的反馈于澄清。因此，罗杰斯的立场仍然极端:不解释，除非当事人自己已经领悟了。

在鼓励释放与促进领悟两方面，罗杰斯的当事人中心疗法比之前任何作者倡导与阐述过的方法都更具非指导性。那么治疗的第三阶段——基于领悟的积极行动又如何呢?治疗师肯定要比较主动了——建议可选择的做法，指出某些做法可能的后果，提问澄清以帮助当事人想清楚他们的处境与选择。治疗师肯定要比仅仅接纳、反馈和澄清要做的多一些。并非如此，罗杰斯还是坚持他的前卫立场。他写到:“社交行为的基础是真实的社交愿望。成熟的行为基于希望成长的愿望。亲近行为只能来自亲近的感觉。我们不能逼人与人打交道，或逼人成熟，或逼人亲近。然而，我们可以帮助父母与孩子更清楚地认识他们自己，更深入地探索他们自己的目标，在选择他们的方向以及与他们目标向符合的行为等方面做出更清晰而有意识的选择。”

但是，哪怕一个人知道自己内心最深的意愿，那是否就说明他会付诸行动呢?知道什么是对的，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不一定说明人们会将此付诸行动，是不是?罗杰斯说:会的。如果领悟是真的领悟，而不是治疗师强加的，那么，基于领悟的积极行动就几乎不可避免。这些行动不一定是完全成熟的行动，但却是对当事人意义重大第一地步。然而，这一切都假设我们是按理智行事的，我们仅仅知道以成熟的方式行事对我们有好处而那样做。连罗杰斯也承认，有神经症的人往往抓住自己的症状不放，而且“由于他不开心，感觉受到他人或环境的威胁，他很难清晰而客观地找到其他的可能提供较少即刻快感、但较多长远满足的行为方式。就像哈莫雷特，他发现他的处境‘它迷惑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宁愿忍受目前的折磨，不敢向我们所不知道的痛苦飞去’。”

为什么当事人放弃神经症以及从神经症那里得到已久的安全感与满足?为何纵身跳入未知?还是由于领悟。“当神经症患者清晰地看到自己能在当前的满足与成人行为所带来的满足之间选择，他往往选择后者。”为什么?这里罗杰斯借用了一个兰克学派的概念，简略提到一种“创造性意志”，这种意志对局势的作用的方式，就像“一个孩子放弃对冰激凌的即刻享受而攒起零花钱卖昂贵的溜冰鞋的选择。他选择给他更大满足的做法，虽然那份满足是推迟了的。”因此，只要能比较清晰地认识他自己以及他的处境，当事人就会做出他自己的积极选择。(10年之后，罗杰斯会用“实现倾向”这个概念来解释人趋向成长与变化的动机)

一章接一章，罗杰斯的心理治疗体系在《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中逐渐清晰起来。尽管内心充满矛盾，当事人还是要成长，想成熟，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并解决之。如果接纳与澄清他最初的感受，接下来就有对感觉更充分而深刻的表达。接纳与澄清那些感觉，领悟就会自发地发生。接纳这些领悟，当事人就会在他的生活中采取基于领悟的积极行动。如果当事人接纳与澄清积极行动在他自己眼里的意义，到一定时候，当他感到足够的自我接纳、自我理解以及对自己继续面对自己的问题的能力的信任，他会结束咨访关系。

罗杰斯写到:“在临床上我们知道，这个过程有时相对很浅，仅仅只是重新看待一个眼前的问题，而有时是如此深入，涉及整个的人格重塑。不论是一个在宿舍里不开心女孩，能够通过三次访谈看到自己的幼稚与依赖，而采取步骤使自己迈向成熟，还是一个濒于精神症发作边缘的男青年，通过三十次访谈化解他想父亲死去的愿望与对母亲的乱伦冲动，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采取行动而且重新建立整个人格，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过程。不论深浅，其实都是一样的。”

以这个论断，《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既含蓄又明确地对助人行业做出了另一个不寻常的贡献。它模糊了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之间的界限。在罗杰斯之前，“咨询”被认为适用于较轻微的适应问题和生涯指导，而比较根深蒂固的心理问题需要“心理治疗”。《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提出，不仅同一个称呼“当事人”，而且同样的非指导性的帮助方法适用于适应连续变化范围里的所有问题。因此，受过训练可以提供咨询的人，可以为各种当事人服务，从学业问题到职业问题，到社会适应问题，到心理健康问题。这个在当时非常激进的观点，在专业人士，以及政府立法机关和保险公司之间一直广受争议。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心理治疗师，心理分析师，精神科护士，社会工作者，心理健康咨询师，社区咨询师，学校咨询师，神职咨询师，音乐与艺术治疗师，以及其他助人行业人士，一直在激烈地为扩展与保护自己获得证书、执照、认证，成为有规范或无规范的从业者而奋斗。尽管这场争论远未停息，罗杰斯在1942年提出应该将咨询行业与其他心理服务行业同等对待，在这场争论中重新划分了战线。从那时起，正如书名《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所示，罗杰斯将二者作为可相互替换的术语使用(这正是我在本书中的做法)。

第一项研究

这一切都简单得难以置信，却影响深远。数年来，罗杰斯总是说，心理治疗不是一门凭直觉的艺术，而是可以描述与测量的科学事业。至此，他已用术语与例子将其描述，而他使用的术语与例子非常具体，任何咨询访谈都可以用他的非指导性模式加以评估。事实上，他和他的学生们已经开始那样做了。在明确命名的《指导性与非指导性方法》一章中，罗杰斯呈现了他们收集的研究这两类治疗师的第一组数据。在一个表里他列出了指导性与非指导性这两组咨询师常用的技术。典型的指导性咨询师的技术是:提非常特定的问题，解释，讨论，给予信息，指出谈话话题，提出当事人要做的活动，等等。而非指导性咨询师最常用的技术是:认识当事人的感觉或看法，认识或解释对当事人的一般举止、特定行为或之前的话语所显露的感觉或想法。罗杰斯指出，尽管有时一组咨询师使用另一组的典型做法，“根本的区别在于注重什么，指导性组强调那些控制咨询访谈、使当事人向咨询师选择的目标前进的方法，而非指导性组强调那些使得当事人有意识地移向自己的感觉与想法、结果提高领悟与自我理解的做法。”

在一个显然使很多治疗师明显不自在的句子里，他说，一个小型研究显示，“指导性咨询师平均比非指导性咨询师多使用将近五倍的语言。”他还指出，他们的研究显示，“绝大多数咨询师比自己以为的更具指导性。”

这最初的研究虽然没有证明两种咨询之间的相对有效性，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显示了应该关注心理治疗中使用的特定方法。治疗师的特定行为使“接纳”与“非指导性”一类的模糊概念有了具体的含义。咨询师的回应可以与之后的当事人回应相联系。罗杰斯写道，根据一位名叫威廉姆·希尼的学生的研究，治疗师的提问、给予信息和忠告、劝告与指出什么，既不能鼓励释放也没有引向领悟。而简单地接纳、认识与澄清感觉对释放与领悟二者都有促进。通过对来自4位咨询师、6位当事人一共13次咨询中将近一万个咨询师和当事人的回应进行分类，希尼展示了当事人的领悟是如何相当有规律地出现在咨询师的接纳之后。

这些早期研究成果，虽然很初级，但还是给《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提供了另一层可信度。这位作者愿意将自己的假设进行检验。在那个时代，人们对心理治疗的经验性定量研究闻所未闻，罗杰斯与他的学生的早期研究是这个领域里的重大创新。因此，杰门·利塔将罗杰斯名为“心理治疗过程研究之父。我的意思是说，将咨询录音、逐字记录、然后进行大量研究的，罗杰斯是第一人。在那之前，咨询过程是个黑箱。如果有任何研究，那都是关于咨询效果的。”罗杰斯首创心理治疗过程研究，并在之后的若干年里将过程以及效果研究都提升到一个新水平。

于是，罗杰斯提出了一种新的心理治疗模式，其新，并不新在概念与技术，而在于将已有理念与实践重组为一个清晰、连贯、前卫的思想与实践体系。他用大量的篇幅列举自己的临床实例，进行有力的论辩，并呈现了初现雏形的经验性研究，以此支持了自己的新模式。然而，我怀疑，如果不是由于另一项创新，《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是否会受到它实际得到的那么大的关注。这项创新就是“赫伯特·布莱恩个案”。

给心理治疗录音——赫伯特·布莱恩个案

在1940年，根本没有实际心理治疗的完整录音记录。杰西·泰福特在1933年的著作对罗杰斯的影响很大，她书中列举了两个完整的儿童心理治疗个案，但那是根据治疗师与观察者的记录，因此很不完整，并会受到治疗师与观察者在选择信息时有意无意的偏见。1929年，额尔·兹恩成为第一个真正对心理治疗录音的人，使用Dictaphone公司制造的蜡盘。后来，作为耶鲁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教授，他对一些病人的精神分析进行了录音，并于1935年完成了一项伟业，将一位病人完整的心理分析过程录音，全程大约452小时之多。虽然这些录音都作了逐字记录，但从未发表，也未流传。这套录音鲜为人知。从1930年起，海罗德·拉斯维尔也尝试对精神分析录音，珀西维尔·塞们也在1938年左右对心理咨询过程录音，但这些录音或是没有发表，或是只发表了片断。显然，罗杰斯1939年在撰写《对问题儿童的临床治疗》时全然不知这些先驱的工作，他写道:“对同一个儿童的深入心理治疗的逐字记录，包括儿童与治疗师双方的语句的完整记录，将是一个新的、有价值的贡献。”

在罗切斯特时，他想过自己来做这个新贡献。在1938，罗切斯特儿童指导中心的工作人员弗吉尼亚·路易斯在诊所里做咨询，罗杰斯与其他同事在隔壁房间架设起借来的录音设备——一台老式的轴心录音机，将麦克风藏在咨询师桌上的台灯里。录了第一次访谈之后，他们兴致勃勃地围坐在录音机旁去听他们认为将是心理治疗历史中的里程碑。而实际听到的，是对街上车辆的呼啸、车流与其他噪音的忠实记录，于是罗杰斯暂时放弃了那个念头。

1940年，罗杰斯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一个研究生伯纳德·科夫纳提醒罗杰斯他在《问题儿童》一书里说过的话，并告诉他自己是个无线电爱好者，有些电子方面的技能。科夫纳到商店看了需要的设备的价格，但罗杰斯一开始并没有再接碴儿。“后来，有一天我在家时罗杰斯来电话，说系里的经费还剩下150美元，必须当天用掉，既然我了解需要购买的设备，他想去看看。”当天他们买了录音设备，以及够用一面的录音盘和唱针。多亏了罗杰斯的同时法兰克·罗宾森，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有了观察室，用来观察高年级本科生如何帮助一年级新生改善学习技能、或因个人或社会适应问题提供咨询。在观察室可以听到学生的说话声音，但在此之前没有过录音。学校在三个咨询室里设置了麦克风，将电线拉到一个秘密录音室。科夫纳从他父亲的店里拿来足够的旧帘子和旧地毯，为录音室隔音，然后设置起整套设备。准备就绪。78转的录音盘装在两个机器上，这样当一个机器需要换盘时，另一个可以开始录音，一个字也不会漏掉。大约每三分钟需要转换一次盘。同时还要不断清除唱针从录音盘上刻下来的渣子。

几个月里，八百多盘、或五十多小时的咨询，用这种方式录了下来，然后又悉心地逐字记录。最初他们把麦克风隐藏起来，既没有告知当事人也没有请求他们的准许，担心当事人不会允许他们录音，并假设如果当事人知道在录音，那会影响咨询的进行。(这是在大学里为保护接受研究的人类被试而成立“机构审查委员会”出现之前很久)。很快他们意识到这种做法的伦理问题，于是请当事人同意录音以及对录音内容的发表，并将当事人名字改掉。他们很高兴地发现，绝大多数当事人轻易地准许录音，而且咨询过程也没有什么变化，哪怕当麦克风在咨询室里显而易见。

录音与逐字记录有几个作用。首先，他们发现这些材料对罗杰斯的实习课里的研究生做个案研究极其有用。其次，录音与逐字记录使罗杰斯与他的学生可以比从前详细得多地研究心理治疗的某些概念。比如，罗杰斯对传统心理分析提出异议，他写道:“事实上，对我们录音的研究使我们建立起有关治疗中的阻抗的新概念。我们认为，对治疗时的阻抗完全是由于当事人受到太多的询问，或是咨询师过快地提出解释，治疗中的这些做法，既不可取，也无建设性。”他和他的学生可以在听录音时看到阻抗最初是如何出现的，咨询师说的什么助长了阻抗，咨询师接下来的回应是加剧还是减轻了阻抗。比如，一个男孩儿在谈论她的母亲:

男孩儿:她是个社会工作者，对了，她一天到晚说她的服务对象，把人都烦死了。

咨询师:你觉得她也许注意他们比注意你还多?

男孩儿:唔，我……呃……多少有点儿。哦，我也不知道……我不在乎。

如果没有准确的录音，咨询师不大可能报告这样一段对话。第三，这些录音为心理治疗的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包括很多接受罗杰斯指导的博士论文。最后，逐字录音与记录可以用在文章于书籍里，作为实际进行的心理治疗的具体例证。在这最后一点上，罗杰斯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最后170页来自那800多盘录音，“赫伯特·布莱恩个案”，对一位男青年的完整的八次访谈，构成有史以来第一个得到完整录音、记录、并发表的整个心理治疗过程。心理理疗领域在此之前从未有机会逐字逐句、包括“呃呵”和停顿、自始至终关注一段咨询的全过程，从当事人说的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再见。此前从未有一位治疗师愿意并能够将自己置于整个行业如此详细的审查之下，把自己作为一个靶子，让人赞扬、嘲弄、或追赶。心理学行业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有用、能为众多有关心理治疗的科学研究提供原始数据的工具。

在个案逐字记录中，罗杰斯在每个咨询师回应之前写下字母C和一个数字。这样，咨询师的第一个回应的前缀是C1，而他的最后一句(“好的，也祝你好运”)是C614。同样，他将字母S，传统上研究中称之为被试(subject)的，以及一个数字置于当事人的每个回应之前。以这种方式，罗杰斯在对咨询进行过程进行评论时，可以准确地指认两人的原话。

只有读了几次咨询记录——包括逐字记录以及罗杰斯的批注之后，人们才能充分体会到这种材料对读者的累积影响。罗杰斯对第一次咨询的一些评注显示了“赫伯特·布莱恩个案”的一点味道。

C1。通过这种泛泛的开场问题，咨询师使当事人可以以他愿意的方式谈论他的问题。注意到，S1，S2，和S3都是在回答这个问题。

C4。这是个中度的指导性提问，将当事人先置于一个特定的讨论议题。如果咨询师能认识到当事人表达的内容，会更好些，比如说:“你注意到这些症状的一些真正的改变?”

C7。咨询师的这个回应对咨询的进展显然有帮助。咨询师一定已经认识清楚，这些是心理问题，不是生理问题。常见的做法是以某种方式质疑它的可靠性。而这种做法会造成当事人的自卫，使他想证明他的痛苦是真的。咨询师认识到他在描述真实的痛苦，这有助于布莱恩先生感到自己得到了真心的理解，也使他有可能前进，讲述他不痛苦时的体验(S8)。

C11，C12。完全非指导性回应的好例子，咨询师仅仅认识当事人表达的感受，使对话很轻松，而且使当事人能够继续表达他的想法。

C26。这里咨询师为什么打岔?这似乎是个没必要的指导性问题，打断了对方正在进行的感觉。这引出当事人的以沉默告终的简短回应(S28)，这时咨询师又以一个指导性问题打破沉默。这接下来引出的是重复已经描述过的症状(S29)，只有在这之后，咨询师才表达了一个新的对当事人感受的认识。咨询师的笨拙做法会推迟咨询的进程，这是这方面的一个小例子。

C40。这个指导式问题与当事人的感受一致，在咨询中快速进行的回合中，我们不能指望完美。不过，简单地说，咨询师更好的回应应该是:“你喜欢写作，但这个阻滞使你没法写，”模棱两可的冲动，往往很难抓住，也很难摆到桌面上来。

C43，S43，C44。对想法有效的认识使感觉重新流动起来，围绕着没有得到C18和19很好认识的同一个议题。录音显示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如果当事人表达对自己重要的某些想法，而咨询师没有理解或理解得不够，当事人很可能之后再次表达同样的想法。而充分的认识往往使当事人有更深入的表达。

C46。这里咨询师比较令人满意地尝试描述当事人可能期待从咨询里得到的帮助是什么样的。

S46，S47。是否由于咨询师说的话好像是即将结束咨询，因此布莱恩先生能够暴露这个非常重要的感受?要么仅仅是由于已经暴露了它的表层症状，现在他可以认识到这些症状在某种意义上是他自己想要的?无论如何，在这次访谈中，他从三个层次上表述了他的问题。起初他将这些问题描述为痛苦、苦恼、和适应不良。然后(S35)他将这些问题描述为他内在的冲突。现在，他认识到，这些问题是他可以抓住不放的，尽管他想改变。这实际上是领悟的开端，是比以前清晰的自我理解。

C48。所幸，咨询师认识到并明确表述了当事人表达的显然是模棱两可的感受。这使当事人可以以这第一次咨询中最有意义的方式进一步表达他的感受。这些表达清晰地显示，当事人的探索从肤浅的层面深入下去。

C53。这里咨询师或许又受到表示同意或反对的诱惑。他明智地既不同意也不反对，而是仅仅澄清当事人表达的想法。

C57。这是咨询师在这个小时里的第二次失误。咨询师偏离了表示认识感觉。与其说诸如“你觉得别人应该主动开头”，他问了个深入到当事人所出情形的直接的问题。如果布莱恩先生知道为什么他的“负面”在主导，他就不需要什么帮助了。咨询师引出的是一个困惑而有些提出的回应(S57)，接下来又问一个直接的问题，目的在于让当事人联系到一个特定的情形，跳舞(C58)。当事人回应了一点儿，然后显然缩进一个冗长的哲理演说(S59)，内容与他自己的问题毫不相关，而且是非常的泛泛之谈……这显示咨询师的失误是如何使咨询建设性的进程轻易出轨，而咨询师在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种失误。

C79。这段对话的前半部，在定义当事人对咨询访谈进展方向的责任方面很有帮助。再后半部里，咨询师回到之前推迟咨询进程的同一个指导式问题(C57)，而且不明智地就那个问题给当事人“家庭作业”。这似乎是此次咨询中的第三个失误。

S79，S80，S81，S82。当事人决心要一口气回答咨询师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这表现了领悟。在某种意义上这几乎肯定是企图延长访谈。咨询师不得不叫停(C85)。

“赫伯特·布莱恩个案”是对《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合适的概括。对赫伯特·布莱恩的八次访谈使之前的各章变得戏剧性地生动起来，等于是所有阅读次书的咨询师和心理学家都经历了一段“带督导的实习”。哪有治疗师能够在读了这些访谈以及罗杰斯的批注后仍无动于衷的?间接地，每位读者都成为赫伯特·布莱恩的咨询师，心想:“我此刻该如何回应?”事实上罗杰斯倡导的正是这个做法——阅读时将咨询师的回应盖起来，在读下去之前先想出自己的回应。通过评论赫伯特·布莱恩的匿名咨询师，罗杰斯是在评论所有咨询师，经常或不常做受到罗杰斯赞扬或批评的做法。

因此罗杰斯成为全国咨询师与心理治疗师的良心。在他的非指导性方法中，治疗师的每一句话或每一个反应都可以以一套标准来评判。尽管在他的方法里，没有什么可以说是他的发明，然而，罗杰斯的观念之前卫，写作之清晰，例证之具体——尤其是赫伯特·布莱恩个案——使他几乎在一夜之间，因心理治疗“实践中的新概念”而名声大噪。甚至在个人层面上他也成立了非指导性咨询师的象征，因为大多数读者很快意识到，赫伯特·布莱恩的咨询师，就是罗杰斯本人。在最后一次、第八次访谈中，有下列互动:

S598。你在这方面是个先行者，是吧?这主要是你自己的方法吗?

C599。噢，我不知道。不管怎么说，这方法似乎有效。

S599。我不了解最新的精神分析技术。

C600。唔，却是有很多其他的方法。我想很多不同的人都在朝同样的理念而努力。

S600。唔，也许有一天我可以送你一本我的小说。

C601。(笑)好啊。我会很高兴地接受。唔，现在，你在对付个问题上已经很自信了。今后是否在联系，我就让你决定吧。

实施新方法

对过罗杰斯作为咨询师的录音记录的人，尤其是听过他的录音或看过他的电影的人，往往说，他似乎很深地理解和接纳了当事人，并在他反馈与澄清当事人的感受时，非常真诚而创造性地将他的理解与接纳传达给对方。不幸的是，不是所有咨询师都有如此程度的接纳、理解与技能。结果，许多咨询师在试图使用貌似简单的反馈感受方法时，无意中所作的是当事人中心方法的拙劣而怪诞的替代品。有些运动就是由于最早的赶时髦者而受到指责的。人们一定听说过下列故事的不同版本:

有一次我去一个罗杰斯学派的咨询师那里接受咨询。我开始谈我的问题，他所做的只是重复我所说的每一句话，一字不差。我分不清到底谁有毛病，是他还是我。我说:“我知道。那时我刚告诉你的。”于是他说:“你知道。那时你刚告诉我的。”这样一阵子之后，我真的火了。于是他告诉我我生气了……

显然，非指导性方法很好取笑。罗杰斯当年的博士生之一阿瑟·孔斯回忆道:“我们变得如此非指导，如果当时你问我:‘几点钟了?’我恐怕会回答:‘你想知道几点钟了。’”对这个方法最著名的笑话，也是罗杰斯的批评者的钟爱，始于1940年代后期，是这样的:

一个当事人来到罗杰斯在34层楼上的诊所，他说:“罗杰斯大夫，最近我感到非常抑郁。”“噢，你最近感到非常抑郁?”

“是的，我还很认真地想自杀。”

“你觉得你可能自杀?”

“是的，事实上，我正往窗口走呢。”

“呃哼。你想窗口走去。”

“是的。我正在开窗，罗杰斯大夫。”

“我明白了。你在开窗。”

“我准备跳了。”

“呃哼。你准备跳了。”

“我这就……(他跳下去)”

“你跳了。”

下面啪嗒一声巨响。罗杰斯大夫走到诊室的窗口，朝下看去，并说:“啪哒!”

当然，罗杰斯从来没有当事人这样自杀过。他从经验中学到，有效地认识到当事人的自伤念头，会有效地减轻他们自我实施自我伤害的欲望。他也相信，对躯体暴力的绝对限制应该是自心理治疗的一个方面。多年后，当一位采访者提到那反复流传的故事，他说:“我知道这个故事。我的回答，现在是，永远都是，我绝对不会让他跳窗户的。”

不过，《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中有一段话，可能助长了这个故事的流传。那是他引用“杰西·泰福特的一个故事，故事中一个小女孩向窗外越伸越远，试探情形的极限。泰福特不太愿意给这个活动设置限度，因为那活动并没有直接限制他人的权利。

当她直截了当地说责任完全在那孩子，如果她要再多伸出去她可能摔下去，那孩子变得小心起来。”

就算没有这一段话，那个故事无疑还是会被编出、被流传。因为，像所有的讽刺故事一样，那个故事将现实推向不可思议的极端，而这里的现实是罗杰斯对非指导性治疗的技术的强调。技术是重点。就像自由联想是经典精神分析的主要技术，反馈感受对罗杰斯来说是主要技术，是整个过程的关键，在非指导性治疗中成长的源泉。因此，当罗杰斯的研究生在实习中聚在一起听录音，罗杰斯在每一段当事人的话之后提起唱针，问学生他们将如何回应。然后他说他自己的回应，不是作为标准答案，而是他自己的观点。由此他们花人多时间改善这个技术。阿瑟·孔斯说:“我们都认为那是能够帮助人的方法，所以我们练习那个方法。”同样，他负责的最早的研究几乎完全着眼于咨询师的技术。由于如此的强调，不难想象，咨询师会认为咨询仅仅就是反馈感觉。一个人如果能学会这个简单技术，他/她就能成为咨询师，至少看起来是如此。的确，罗杰斯也写到，咨询师“与当事人建立起基于温暖、关注和积极响应的联系”，“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敏感”，并且“十分尊重儿童的自主性”，但这些态度方面的成分，在人过分注重技术的时候，很容易被忽略。而那技术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容易。人们还是需要听罗杰斯为当事人咨询的录音带才能了解下列微妙而深刻的差异，一个是通过反馈感受来表达真诚接纳与诚心要理解对方的欲望，另一个是显得有口无心、有距离或过分回应的对感受的反馈。罗杰斯的评论几乎总是试探性的，表示:“我理解你了吗?我理解的是否正是你感觉的那样，不多不少?你觉得我在陪伴你吗?”他在回馈感觉是也很有想象力，下面的故事显示了这一点。他对一个紧张的年轻学生在第一次咨询中使之放松下来，同时又表达了理解与接纳:

罗杰斯:并且你感觉，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在社交场合时你不自在?

学生:是的，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当我与人打交道。

罗杰斯:你不在乎当隐士?

学生:(笑)不在乎，不过我不想当隐士。

罗杰斯:我理解。

或是对一位少年的第一次访谈，面对一大群观众:

麦克:唔，我对前景不是很悲观，但也不是最乐观的。

罗杰斯:大约15瓦，或大致这么多?是吧?

麦克:唔，也许75瓦。

罗杰斯:(惊讶地)哦，75瓦。[2]

或是对一位女性的访谈，在其中她说对母亲越来越依赖:

女士:我接受她为我做的，我觉得那理所应当，那时我更加依赖她，真的。

罗杰斯:你站在她的一双脚上。

他以多种方式向当事人表达自己的诚意与人性——有时甚至明显地违反他自己关于什么是好的咨询的原则，如下面这段对赫伯特·布莱恩的咨询中:

S337:我以前认为，也许有一个重要的事件被我压抑在潜意识里，我需要在心理治疗中把它从潜意识里找出来。但我现在认为——不管事情的起因如何，这些是说到底是在当前的情形中起作用，而且到底是当前的运作能力才是——有真正的意义。

C337:我忍不住要说——你说得真对。呃哼。我觉得是这样。

最初的影响

《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出版后毁誉不一。一方面作者的名气大增。很多人用“罗杰斯式的”这个术语来描述一个心理治愈心理咨询疗的全新取向。他在几个有名望的专业组织中被选上职位，越来越多的研究生从其他教授名下或从其他学校转到他名下学习，他被邀请到出去演讲或开讲座。但另一方面，心理学界的绝大多数权威，对他的新作不理不睬。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的主要学术期刊一篇述评也没登。罗杰斯常听到的对非指导性方法的往往出自一人的两种评价是:“根本不可能用这种方法做心理治疗，再说我们已经这样做了。”前半句反映了很多人都有的信念，认为非指导性咨询是一种表面咨询，太肤浅了，不能促进真正有意义的、长远的适应。后半句反映一种防御姿态，因为当时很多咨询师感到自己指导性很强，而罗杰斯将指导性与专制性、过时的、对人没有帮助等紧密地联系起来。正如一本教科书里描述的那样:“渐渐地，心理学家开始意识到，仅仅是劝告家长与儿童，根本没有什么效果。在罗杰斯介绍了当事人中心咨询的概念和技术，并显示其有效性，指导性的劝告，在心理治疗界的一些人眼里，成了极力避免的东西。”

事后证明，这本书获得的反响在罗杰斯的专业生涯中很典型。被他著作感动的，往往是个人，而不是系统或权威。几年内，成百上千的学生将从全国用来，听他的课，讲他的理念带回去。但心理学系，医学院，以及专业杂志对他的贡献不是置之不理就是尽力贬低。阿瑟·孔斯是罗杰斯最早的研究生之一，后来成为著名的心理学家与教育家，他回忆起当时对业内氛围的一些惊讶感觉。

很难相信罗杰斯与他的观念在早年受到的排斥的程度，当时他每走一步都受到这种排斥的纠缠。他在主张一种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方法，这种方法和苹果派一样有美国特征，充满希望和民主理想信念。他也是美国心理学的产物，在美国心理学极其强调科学的时代，他如此全心全意地主张对心理治疗实践的应用研究方法的必要性，在40年代和50年代，他与他的学生所作的心理治疗研究之多，前所未有。尽管如此，成千上万的美国心理学家在当时对心理分析着迷不已，那是个欧洲产物，有悖于美国正统心理学的很多理念，基于模糊得不能再模糊的概念，而且几乎绝对不肯接受严谨的研究。看到这些观点今天得到接受的程度，很难想象当时人本主义学者简直需要为自己的专业生涯苦苦挣扎。

正如罗杰斯所解释，在当时“有人可能认为，这个发现［当事人对自己的成长负责］，由于能调动至今为极少启用了的能量，它应该会受到青睐。然而，在专业团体中，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当事人中心疗法的其他方面都没有受到如此强烈的攻击。对很多专业人士来说，想象这个自己一直对之施用专业技能的当事人，对他自己的心理自我的了解，远远超出咨询师可能达到的程度，竟然拥有建设性的长处，而这长处使治疗师的建设性对动力显得微不足道的，这些想法都抖着实使他们困扰。”

然而，无论现行心理学界、精神分析界以及精神病学界如何地处，罗杰斯的咨询方法很快流行起来。瓦顿伯斯，卡明斯，狄伦在有关心理治疗历史的论述时指出:“对大众来说，在1940年，心理治疗仍是鲜为人知的临床活动。就算有人知道，心理治疗在世人眼里是精神分析的同名词。美国公众在1940年到1959年间开始了解(并使用)心理治疗。”若干经济与环境影响促进了“从1940到1959年期间增长的对心理健康与心理疾病的认识”，以及心理治疗的发展。这些因素包括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引起的对心理健康需求的认识，退役军人服务部对咨询师与心理治疗师的需求，医疗保险成为员工福利成分，以及全国心理卫生研究所的成立。“这一切都增加了心理治疗方面的培训机会，使大众能够得到并愿意使用心理治疗。”他们写到:因此，“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可以理解，罗杰斯所建构的当事人中心疗法在大学的咨询中心成为主流。它的非病理学取向，适合大学生的智力水平及其相对正常的问题。其基本理念是，个体拥有促进健康与成长的自我实现倾向。心理治疗师帮助当事人消除情感障碍或成长阻滞，促进成熟、自愈以及对新经验的同化。”

除了大学咨询中心以外，罗杰斯的非指导性咨询，帮助了在不同环境里的专业、半专业以及辅助性的咨询人员，如学校咨询师、神职咨询师、心理卫生咨询师以及很多领域里的心理治疗师等等，改善他们的工作。在此之前，“咨询”有很多意思。虽然这种情况还会继续下去，但《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一书使这个词在不同场合和应用范围内有了同一个特定的意思。因此，今天绝大多数咨询引论教科书将40年代初期兴起的专业咨询运动归功于罗杰斯。格莱丁描述到:“40年代的三大事件从根本上影响了咨询实践:卡尔·罗杰斯的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政府参与咨询领域。”卡普茨与葛拉斯说:“毫无疑问，卡尔·罗杰斯，他的理念，以及他的门徒们，从里到外影响了咨询行业。”

研究生教学

门徒们——罗杰斯当年和现在都极不喜欢这个称呼——当时才刚刚入门。罗杰斯的书出版后，他的那帮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研究生地位大增，但却失去了他大多数同事的青睐。坎博斯回忆到，“罗杰斯在学校的地位，经常是在心理系以外倍受钦佩，很多人要向他请教，对他非常尊敬，但他往往在心理系内，受到忽视和冷落，再不然就是卑鄙的攻击。当时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那些学生，对改善他的处境还帮倒忙。我记得我们到处去宣讲他的‘圣经’。每次提到‘圣经’，我们的眼睛都向天空翻几下，我们觉得那挺好玩儿的。可其他老师们并不觉得好笑。显然碰上这样的学生够他倒霉的。”

罗杰斯本人对他的学生可不这样看。在学校里，与学生打交道是最令他振奋的——不论是在课堂上，诊所里，还是在非正式谈话和聚会中。其中几位后来成为他和海伦终生的朋友。威廉姆·斯奈德记得学生们是如何“被这个如此热情、善解人意、平易近人、又有许多不错的新鲜想法可说的人所深深吸引。我们大都把他当成一位兄长，有点儿像个父亲形象。我觉得我当时的导师，与朝气蓬勃、充满活力、才智过人的卡尔相比，是个保守的老朽，就向学校提出换导师，转到卡尔名下。我们大约二十五位都提出这样的请求，这显然对改善他与同事的关系于事无补。事实就是，卡尔的办公室又小又闷，而且一开始需要穿过另一位教师的办公室才能进去。”(他坚决要求办公室有独立入口，后来终于得到了。)

他的教学方式很“非指导性”，或“学生中心”，与他的非指导性心理治疗方法很一致。“他相信诸如让学生给自己打分一类的做法，如果你还在乎分数的话”，斯奈德说。正如查理斯·克伦神父所回忆起的那样，“他似乎使他周围的环境中充满了一种对研究生的真心尊重，把他们作为成熟的成年人，是与他平等的。他从来不以权威自居，不摆架子;但他也从来不失尊严，不失体面。他总显出一种默默的尊严。而不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在课堂上，当他需要强调自己的教授身份时，在我看来，他总是直截了当，不推诿责任。他对自己有这样的清晰认识，而他这个自我形象从来都不带一点儿对研究生的屈尊或轻蔑。”

比如，有一次，克伦和其他几个天主教神父在好几个问题上与卡尔辩论。由于他们知道，海伦参与一个叫做“计划生育”的非营利组织，卡尔也支持这个组织，避孕是他们争论激烈的话题之一。克伦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的:

我和我认识的其他几位研究生决定请卡尔吃饭，和他讨论一些我们认为他自己自相矛盾、也与我们不一致的一些观点。那天晚上，讨论在进行了一段时间后变得相当激烈，我们公开提出很多东西，我当时和后来都觉得，那是我们这些研究生对卡尔信任的表现。能像卡尔那样真诚、平和地面对那些粗鲁无礼的话的教授，我当时从未见过，至今也没见过几位。我记得事后我想过，他对这事可能会有真心的不满，甚至可能在再次见面时以某种方式对我们表现出来，或在我们在校期间，把它显现在我们的分数里。我觉得这件事最了不起的就是，当卡尔离开时，他显得对当晚的一些都很满意，除了实际发生的争论本身的效果外，他一点也没有感到被冒犯，甚至没有一点恼怒;他只是真的很感谢，不是作为正教授，而是仅仅作为朋友，对主人招待的晚餐，对共进晚餐的有意思的人们，以及当晚大家共度的时光。并且，很令我对他尊重和钦佩的是，在我们之后的见面中，他从来都没有表示过我们对他粗暴了，不礼貌了，或以任何不好的方式对待他了，哪怕是轻微的暗示也没有过。他似乎真的理解，在对待我们的不满、困难甚至情感方面，我们对他有真诚坦白的信任;对我本人，我相信对其他人也是一样，他从来没有对我们那晚的一些做法表示过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负面反应，而那些做法，我事后想来，对一位被应邀赴宴的贵客，有可能是有些粗暴无理。

私人生活

罗杰斯一家经常——大卫记得几乎是每个星期——邀请一些研究生到家里来，参加非正式的专业讨论，或是纯社交活动。大卫和娜塔莉都有与汤姆·戈顿、唐·格拉蒙、尼克·霍宾斯以及其他学生打乒乓球的愉快记忆，而大卫后来觉得，他自己与自己的学生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受到他父亲与学生的良好关系的影响。他还记得，“我父亲与学生的一些对话——他总允许我旁听——使我开始了解到他的观念，以及他自己的专业兴趣。正是在那里我才认识到，我父亲是位有良好价值观念的高度表里一致的人。他给别人的无条件积极关注显然也给了我与我妹妹。我相信我不是在幻想。我一直觉得无论做任何事、成为随便什么样的人，他都不会不理我、不爱我。那是他给我的珍贵的礼物。”

在家里，海伦一直都是卡尔的贤内助，帮助他建立一个温馨舒适、适合交流的环境。海伦有一次这样描写她自己:“我简直就是个家庭妇女，并且一直觉得，我能够管好家务、并且在家里营造一个使朋友们喜欢来做客的环境，这对卡尔的成功与出名起了很大作用。”娜塔丽同意这段描述，并且说:“正是海伦的精神支持以及对丈夫能力的极其信任，给予卡尔在专业上敢于标新立异的勇气。”她又说:然而，“这个模式对我的婚姻起了些破坏性的作用。我囫囵吞枣地接受了那个模式，没有质疑它是否适合我。”

母女俩代表了不同的两代人。对于自己的传统女性角色，海伦很少感到受压制或不满。罗杰斯夫妇的朋友们都说她是个性格独立、强势而有力的人。卡尔的学生伯纳德·斯坦泽她的第一印象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女性，个子比她先生高，也比她先生开朗。让人觉得她是个很有魄力的女性。”一生中她一直从事美术创作，参与“节育运动”，以此追求自己的独立兴趣。她“与我爸几乎从来没谈论过性的问题，虽然在这方面他给过我不少的书。”作为一个天生善解人意的人，海伦对他们的很多朋友既是母亲又是咨询师——她做得如此之好，以致卡尔有时对人说:“噢，天哪，她比我还强!”在她晚年，当我在给海伦的信封上写“海伦·罗杰斯女士”(这是在用Ms．的方式称呼女士这种做法流行起来之前)，她立即友好地纠正我说:“顺便说一句，我很自豪是卡尔·罗杰斯的夫人，就像我的新址上所显示的那样，我也愿意你称我海伦，同时我还是喜欢给我的邮件以上述方式称呼我——省得觉得像离了婚似的。”当时她70岁。(两年后她订阅了“女士杂志”［Ms．Magazine］)

住在哥伦布市期间，娜塔丽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实验学校上学，那个学校思想进步，是著名的“八年研究”中的学校之一。跳了两级之后，在12岁她上9年级时写的一篇长达35页的论文《小学中的进步与传统教育》是一份对课堂教育观察与分析的杰作。下面是文中典型的一段: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问题，需要在在那个领域有经验的人士的指导。也许约翰是独子，没有别人玩儿，因此他变得依赖父母。或者苏希是家里的老小，被管得太多，结果什么也不肯为别人做。这些仅仅是幼儿园和小学可以帮助改变的问题一些例子。

这很像她父亲的写作风格，所以我问他是否帮了忙，但父女二人都记得她是自己独立完成的。她的老师把这篇论文送给校长，并在封面上加了个条子:“年少的娜塔丽指出了很多成人——甚至包括学教育的人——经常忽视了的问题。这恐怕比我们很多观察者对观察内容的描述还要好。我想你会同意我:娜塔丽在对她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学到了很丰富的知识。我认为，就自我引导式学习内在的无限机会而言，这是个极好的个案。”

罗杰斯从来没有将他有关自我引导式学习的观念直接归功于他的家庭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实验学校的收获;毕竟，他曾向威廉姆·赫德·基尔派德里克学习进步教育，并在搬到哥伦布市之前在他的宗教教育工作中将其付诸实践。尽管如此，与参加进步教育运动的学校之一打交道的亲身经历，就算没有深化也至少强化了他对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的理解。娜塔丽回忆到，由于罗杰斯一家没有参与任何宗教组织，“没有经典可循，我花了很多时间思考对我自己来说有意义的东西——宗教与哲学。我完全得自己想明白。”她觉得父母不仅是容忍而且是鼓励她独立。“我没觉得自己被限制在家里。13岁时，我参加了一个在西弗吉尼亚州帮助矿工的孩子的工作夏令营，该夏令营是道德文化协会与美国朋友服务委员会赞助的。夏令营的主要工作是修建租房，给孩子提供食品，等等。”娜塔丽明白夏令营的工作。然而，当她给家里写信，“说想把一个穷困矿工家的小女孩带回家，领养她，她的家长表示非常同情，但坚决地解释说那行不通，不可能。”不过之后她还是再度两次作为咨询员参加那个夏令营。

其中一次，在她是一年级与12年级之间的那个暑假，给她父亲写了封信，称呼他“亲爱的爸”，在其中她是用很大篇幅描述她如何为一位一年半以前在矿难中失去父亲的沉默寡言的女孩咨询。她在信中表达了极强的洞察力，她很有创造性地帮助那女孩从封闭中走出来、重新与人打交道。在信的最后她加了一段附注:“等我回家，你一定要多教我些我分析和咨询的知识。与诺曼谈话之后我才知道这是多么有意思，而你从来没有告诉我你懂的东西。”

三天以后他回了信，其中写道:“亲爱的娜塔:你关于狄克西的信恐怕是使我最开心的事情之一。我确实觉得，全家人也都觉得，你适合当心理学家、教师或社会工作者。看起来你对她的帮助非常大，她听起来是个不错的孩子。”他在信尾签名:“深爱你的爸爸。”

回家以后她开始阅读有关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著作，像很多读这类文献的人一样，她感到仿佛是对她说的一样。她记得有这样的反应:“咳，我正是这么想的，”并且为她父亲也那么想而感到惊讶。之后，仍在高中时，她参观了弗吉尼亚·艾克斯兰的课堂，对她给孩子们咨询的方式印象深刻，并决定她可能也当游戏治疗师。

大卫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实验学校也有很大发展。虽然母亲与姑姑麦格常说他父亲从前是多么好的学生，大卫在到俄亥俄之前对学习并不感兴趣。他总是能少做就少做，不过由于天资他成绩一直不错。在实验学校，老师不打分，不考勤，在最初的三个月里他要试试学校的限度是否有边。然后，有一天，如他回忆，在做一项活动时他忽然感到:“这太有意思了!”那成了一个转折点。“我觉得我太感谢这个学校了。这个学校的确使我开始对学习感兴趣——城市规划，当建筑师是如何有趣，诗歌，英文文学，写作。”

在11年级中的“就业周”期间，他对医学产生了兴趣，在一段时间里跟着他女朋友当医生的父亲跑前跑后，那女朋友后来成为他的妻子。后来他还说他叔叔医学博士沃尔特·罗杰斯对他的职业选择也很有影响。校长看到他的天赋，鼓励他更加努力，告诉他，上大学以后他就不可能又玩又当好学生了。1942年高中毕业后，大卫准备证明校长说得不对。可是，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实验学校(由于他父亲的职位学费全免)一年半后，他觉得自己没有明确方向。他决定申请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医学院，并被两家录取。在当时，虽然大卫觉得他父亲善解人意，他没有与父母商量，自己选择去康奈尔大学，因为他比较喜欢学校介绍材料里的照片。后来他发现康纳尔大学医学院在纽约城，并不是像他在看照片时以为的那样，在美丽的希南戈峡谷的伊萨卡。

罗杰斯一家在俄亥俄的4年间，研究生们对每一位家庭成员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都印象深刻。汤姆·戈顿记得，“对我来说，卡尔·罗杰斯与海伦·罗杰斯担当了第二对关爱父母的角色，并提供了婚姻关系与为人父母应该如何的榜样。”查尔斯·卡兰从卡尔与海伦身上看到“对自己的孩子以及其他人的真诚的开明与自然表现。”它记得有一次有人问罗杰斯是否用非指导咨询方法对待他的孩子们，他有些激烈地回答:“得了吧，不，我不是我孩子的咨询师，我是他们的父亲。”在卡兰看来，这句话体现了罗杰斯于他子女的关系。“我们有时觉得，心理学家的孩子就像牧师的孩子一样，背着一种独特的包袱，必须得做公认好孩子或成功孩子，承担那种角色。但在偶尔造访罗杰斯家时我一点儿也没看到这种现象。相反，他与孩子的关系很平常，但很丰富，自然而然地互相尊重，就像任何一位善解人意的父亲与子女的关系。有些心理学家为了表现理解孩子，做得太过火时变得语气僵硬，这在他家，一丝一毫也没有。”

说到大卫与娜塔莉，卡兰还记得:“我很佩服他们。作为一个成年人，我很高兴地看到他受到他聪明伶俐、充满活力的孩子们对他敞开心扉。他们俩都是很不错的正常孩子——这里我指的是‘正常’一词所能代表的最好的意思，两个孩子完全不同，但都很出色，不同寻常。虽然他在子女眼里不是英雄，但他们对他极为尊敬。”另一位研究生记得一件事，对他来说，那显示了卡尔和海伦与孩子们的关系。作为督导下的实习工作的一部分，威廉姆·希尼给实验学校的几位智力超常的学生作心理测验，并向他们解释测验结果。即将高中毕业的大卫·罗杰斯是接受悉尼测验的学生之一。那孩子的分数高得惊人，在给大卫解释测验结果时，悉尼告诉大卫，测验结果显示智力水平很高，在就业方面，他能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大卫回家把这事告诉了父母，并问他们是否这么认为。在悉尼看来，这说明罗杰斯夫妇在育儿方面是如何放松。很多家长会不断地提醒孩子，他们是如何聪明，应该如何好好利用自己的能力。罗杰斯夫妇轻松地相信，不需要父母的推动，大卫和娜塔莉到时候就会看到自己的能力，找到自己的兴趣。

这后来证实很正确。1948年，年仅22岁的大卫以最优异的成绩拿到医学博士学位。娜塔莉在不满16岁时进入位于密苏里的斯蒂文斯学院。两人后来在专业上都成绩卓著。

1941年7月1日，在沃午德，沃尔特·罗杰斯与朱丽亚·罗杰斯庆祝了他们的金婚，二百多客人前来表达他们最衷心的祝愿。所有的子女与孙辈的合影令人感动:莱斯利，贝特斯与罗杰斯建筑公司负责人，与他的妻子鲁斯莉以及他们的四个孩子;玛格丽特，教师，未婚，与父母住在一起;拉斯的妻子简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鲁斯死于1933);卡尔、海伦、大卫、娜塔丽;沃尔特，在帕萨迪纳当妇产科医生，与他的妻子艾利斯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还有约翰，也是贝特斯与罗杰斯建筑公司的管理人员，与他的妻子茹斯以及他们的女儿。虽然他们在感情上与父母仍不是很亲近，罗杰斯夫妇与父母的关系比较自在一些了，当他在专业上地位渐稳、对自己的独立逐渐自信的过程中，他与父母的关系比以前稳定了。1944年1月3日，他父亲在明尼苏达州的罗切斯特去世。

专业活动

所幸，在哥伦布市，大卫与娜塔莉能够发展自己的兴趣，因为他们父亲在专业上不断上升的地位意味着更多的责任，这在时间上与家庭生活相竞争。甚至在《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一书出版之前，罗杰斯在许多专业团体里已经很著名。这本书的出版进一步提升了他已经不断增长的名望。他继续保持在美国精神矫正医学协会的工作，在1942年担当了这个全国协会的副主席。他也积极参与了新近成立的美国应用心理学协会的工作，这个协会是从美国心理学会中分裂出来的，由于后者的专制结构及其对临床与应用心理学的忽视。罗杰斯在那个协会中地位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他在40年代初期专业地位的增长。在1940年，他是临床分会执委会的成员。到1941年，他成为临床分会的主席，俄亥俄州分会执委会成员，以及全国专业培训委员会成员，并成为该协会专业杂志《咨询心理学杂志》的助理编辑之一。到1942年，他继续担当临床分会主席的职位，同时成为全国董事会的董事，以及《应用心理学》丛书的助理编辑。到1943年，他当选为下届全国协会主席，任期为1944—1945年。

后来他写道:“同时，罗伯特·叶凯兹认为，如果作为总协会的美国心理协会能够改变结构，变得比较民主，也许所有心理学分支还会重新走到一起。”作为调查与计划心理学小组委员会的成员，罗杰斯与许多名声显赫的心理学家，如罗伯特叶凯兹、艾默斯特·希尔加蒂、埃德温·伯伦——他们都曾担任美国心理协会主席一道，将很多精力投入到重新统一心理学界的努力之中。

罗杰斯在专业杂志上发表的众多研究论文与文章，显然对他地位的提升起了很大作用。在一篇文章里他写到:“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我们有将近一百次访谈的录音与逐字大字记录。”接下来他描述了访谈录音，这个宝贵的新工具。在另一篇题为《在心理咨询关系中促进领悟》的文章中，他写到:“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进行的心理咨询以及对心理咨询的研究中，我们逐渐积累起越来越多的关与心理治疗的这个方面的资料。”他有办法使人们对他与他的学生所做的工作感到兴奋，使自己以及自己供职的大学受到注意，但一点也不显得傲慢;因为他谈论他们学到的东西的语气总是不完全确定的，谈论他们研究的新问题时总是面向未来的，并且总是邀请其他同行参与他们这些重要的工作。在1940年到1945年之间，他总共发表了20篇研究论文与文章。

此外，罗杰斯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教学，很快也进一步提高了他的名望，以及人们对非指导性心理治疗的兴趣。到1945年，他在写作中可以引用8篇关于非指导性方法的硕士或博士论文。这些学生本人，到1945年在自己毕业论文的基础上在专业杂志上发表了十几篇文章，都在文章中提到罗杰斯及其在哥伦布市的工作。这只是罗杰斯及其学生研究工作的开端——这些学生只是后来的众多学生中的最初几位。尽管如此，在一个从来没有就任何一个心理治疗方法进行认真、广泛、量化的科学研究的领域，这些开创性的工作极其引人注目。在他1945年4月发表在《教育研究评论》上的题为《心理咨询》的文章的引论部分，罗杰斯能够说:“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这些评论中，心理咨询过程研究的内容足以独立一章。”

像在罗切斯特时期一样，他参与不少委员会，并为哥伦布市的社区提供咨询，为很多团体讲演，比如家政研究所，俄亥俄儿童指导协会，州政府的福利大会，哥伦布市心理学会，不同学校的教师与家长，教会组织，以及其他很多团体。通过对1500名一到六年级的儿童的广泛了解，他调查了“哥伦布市公立学校里的心理健康问题”，以此得出结论，认为在哥伦布市的学校里至少有5000学生心理适应不良。他在全州范围内调查了青少年在战时的问题。他为几所学校当儿童指导方面的顾问，并帮助安排几位学生在教会、学校、或社区青少年组织中找到兼职或全职的咨询师职位。1942年5月，哥伦布公民报刊登了一组共有五篇的关于俄亥俄州立大学心理诊所的系列文章，罗杰斯在整个系列中都很突出。在这些文章中，当他指导家长们时，语气可一点儿也不是“非指导性”的。

罗杰斯博士说:“如果孩子问为什么拉警报、停电，告诉他们真相。完完全全地现实地对待这一切。平静不带情绪地说:‘为什么，的确——有一天，德国飞机有可能来哥伦布。但那不是很大的可能性。并且，的确，有很小的可能性，我们的房子会被炸。’”

在训练儿童这件事上，如果临床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博士在哪一方面特别表现出共情心，那就是:“让你的孩子有机会成为独立、负责的人——有机会长大。管理零花钱是最好的学习负责的方法。”罗杰斯博士声称:“不过，完全让你的孩子管理那钱。不要指导拿钱该怎么花。如果他想一天花光那二十五美分，或者其他数额，然后整个一周都没钱，让他去!让他面对后果。孩子长大一些以后，让他们自己准备他们的聚会，选择自己的衣服。他们时不时把事情搞砸了怎么办!他们会从自己的错误接受很多有价值的教训。孩子必须学会为成长而冒险，”罗杰斯博士说:“哪怕他在这过程中碰得鼻青脸肿。只有这样她才能获得成长的满足。”

战时工作

罗杰斯的学术地位，在全国范围以及当地和俄亥俄全州不断上升，由于一系列事件，他逐渐深入地参与到全国范围的战时以及后来的和平时期的工作里去。1942年11月的《心理学公告》里描述了这种参与的开端:

多年来，兰西斯·里克特博士领导下的美国农业经济部的计划调查科，有一组访谈人员，深入采访农民，了解农村地区对农业计划各个方面的反应。由于战争爆发，这种调查工作广泛地扩展到城镇以及乡村的人群，访谈的内容扩大到在战时有全国意义的各种话题。

这种迅速的扩展意味着增加员工人数，以及对以新的访谈方法培训新员工的需求。这个部门注意到卡尔·罗杰斯博士及其学生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建立的治疗性访谈中的“非指导性”方法，以及他们在培训中使用的录音技术。“非指导性”方法训练访谈者使用某些方法使对方释放情绪化的想法，而对这种想法的表达不加以指导或影响，这对于调查这类想法及其背后的理由与有关因素，似乎尤为合适。里克特博士安排他手下的一些访谈人员在哥伦布市接受集中培训。总共42名访访谈员被派到俄亥俄州立大学去受训，每一组在那里待一周。据调查工作的负责人称，由罗杰斯博士与查理斯·肯奈尔博士主持的。这个培训计划大大改善了访谈员的现场工作质量。

1943年，罗杰斯从前的研究生、在美国空军心理部任职的少校的尼古拉斯·霍布斯，请罗杰斯进行一项新的调查，后来称之为《战场归来后的适应:对战场归来的轰炸机射手及其使用灵活射击培训计划情况的调查》。为这项调查，罗杰斯及其助手采访了一百位完成既定战斗任务后从海外归来的轰炸机射手。其中许多人参与了空袭，这些战斗往往伤亡惨重，比如在罗马尼亚的普罗斯提油田上空的轰炸，有时一次袭击当中有高达四分之一的飞机被击落。归国后他们对在美国的军营生活很不适应。除了不同程度上的战场疲劳——我们今天也许称之为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些军人还觉得自己的技能与知识没有用武之地。他们经历着真正的战场，出生入死之时只能靠真本事。可是，现在，他们却必须坐在教室里，听没上过战场的年轻中尉讲射击课，不得不在指挥下排着方队来回走步，每天早上刮胡子，擦皮鞋，以及其他所有军营生活的内容。不久他们就开始不满，很快就使教官在纪律管束方面大感头痛。罗杰斯认真倾听他们，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感受，挫折感，恐惧与焦虑。基于他的调查结果，罗杰斯提出18项建议，帮助他们适应新情况，并使他们的能力得到有效利用，使他们感到自己为战争在继续做着自己的贡献。

政府再次对罗杰斯的工作感到满意。调查所在军事基地的负责军官在分发罗杰斯这份长达90页的“有限出版”文献的附函里说:“我们认为，所附的关于战场归来轰炸机射手的适应及其在培训班的这个的研究，是对理解射手的战场经历以及如何在射击训练中最大限度利用这些经验方面的重大贡献。所有关注这个问题的人士都非常感谢罗杰斯博士及其助手的努力。”

这封信里的内容并非冠冕堂皇，因为罗杰斯的很多建议都得到了实施。

随着战争的进行，越来越多的男人和女人入伍，面对适应军队生活的问题。同时，越来越多的战士从海外归来，带回来适应平民生活或国内军营生活方面的问题。正如罗杰斯所描述:“入伍新兵想家，感到孤独;一位女兵因为婚约被毁而伤心不已;一位军人担心妻子的行为但自己离家甚远;回来的军人，往往对平民生活愤恨不已，又迷茫地找不到自己的目标与意象;而那些伤残者，尽管有良好的医疗服务，他们还是深深地感到不知如何面对世界;还有那些心理上有神经症的人，他们内心的冲突和心理上的不稳定性往往使他们找到某些平民倾吐心声。”

政府再次向罗杰斯求助。他接受了为期一年劳军联合组织主任的职务，但要到1944年秋天才上任，因为他当时正在芝加哥大学当客座教授，这对一个新教授来说是很高的荣誉。罗杰斯再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如此解释他在劳军联合组织的责任:“我的任务是在咨询方法方面培训那里的专业工作人员(大约三千人)，以使他们能更好地处理前来求助的服务对象的适应问题。我们还考虑如何有效地利用社区资源进一步帮助适应不良的军人。劳军联合组织开始认识到需要调整设在有很多伤残军人、有心理障碍的军人和战场归来军人的地点的俱乐部，使之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我的职责之一是使劳军联合组织适应这些特殊人群的需要。”

这个短期职务意味着搬回纽约城，因为劳军联合组织总部坐落在那里。卡尔与海伦在23街与第七大道处租了间公寓，享受这个20年前当他读研究生时他们一道生活过的城市。这个职位外带的一个好处是，当时大卫正在设在纽约的康奈尔医学院读书。不过，卡尔的工作没有给他多少在纽约的时间。

他为劳军联合组织设立的培训志愿者的基本模式之一是一个8到12小时的简短的课程(今天我们该称之为研讨会)。通常，在一个12小时的课上，前6小时用于讲课与讨论。主题包括:“适应问题与动机”，“咨询的基本原则”，“在非正式接触中应用基本原则”，“如何在与个体打交道时利用资源”，“地方上与劳军服务组织人士打交道方面的问题”。在这段基本是讲课的阶段之后，通常是大约4小时的联系与演示。播放或有人朗读当事人在咨询中说的话，学员写下自己可能给的回应，根据他们刚学到的当事人中心原则讨论各种不同的回应。然后，在学员中请志愿者扮演军人与工作人员，几对咨访人员在大家面前表演，之后是就工作人员的回应进行集体讨论。最后两小时用于提问，学员表达担心的问题，指出弱点，以及特定一组学员关心的问题。

罗杰斯在全国各地不断教授这门课。到1945年中，包括简短的半天和一天的研讨会在内，他一共培训了655名工作人员，再加上更短的演示和讲演，一共培训了四千五百到五千劳军联合组织的志愿者。如此的重复使他受不了了。罗杰斯是个前瞻者，总在尝试新想法，新方法，或新的应用。但在1944到1945年期间，一周又一周，一组学员有一组学员，他不得不鼓起干劲儿反复不断地在同样的环境中重复同样的理念，每一次都试图表现得像是第一次教授是那么有热情，听到并回答同样的问题。虽然在整个一年里都很成功，由于太多的重复和快节奏，他开始讨厌自己的工作了，盼着在劳军联合组织的任期早点儿到头。甚至每次课后学员表演的娱乐小品也往往是重复的，一次又一次，他看着他们开心地表演劳军联合组织的志愿者一板一眼地重复军人的一字一句，而那军人声称要自杀，走到窗口，最后跳下去!

至少，有两个研讨会值得记忆。当罗杰斯去加州的圣地亚哥时，海伦陪他游览了附近的拉霍亚。当时她们觉得那是个不错的退休养老的地方。(虽然罗杰斯从来没有真正退休，20年后他们确实搬到了拉霍亚。)还有一次，一个强化研讨会预先安排在南方某城市市中心的一间酒店，但当罗杰斯到达时，他发现了一个预想不到的问题。酒店在接受当初的预订时不知道学员里有黑人。当时美国南方种族隔离是合法的，给“有色人种”开房间或提供餐饮服务违反他们的规定。当罗杰斯明确表示，黑人与白人并肩为国家而战、而牺牲，如果酒店不许很人与白人一道住房间、饮食，那就不在他们那儿开会，酒店让步了。

像往常一样，罗杰斯轻而易举地将他的经历与领悟付诸文字。作为工作的一个方面，他写了一系列短文或意见书，这些文章分发到劳军联合组织的各个分支，并应用于他的培训课程。在《劳军联合组织员工的咨询观》一文中，他概括了为什么当事人中心方法尤其适合为军人咨询。首先，这个方法管用，有效。第二，这个方法相对容易地教授，甚至可以教给半专业或非专业人士。第三，与那些深入到当事人生活或潜意识头脑的方法相比，这个方法的使用很安全。并且，“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这个方法的哲学基础完全符合民主生活的最高境界。这个观点基于这样的假设:个体有价值与尊严，有能力选择，能够以自发、独立、自我引导的方式生活。”

他还写了几篇关于为归来战士服务的面对更广泛读者的文章，不仅发表在专业杂志上(《退伍军人的心理适应》，在《心理学公告》上)，而且在一些流行杂志上，如《全国家长教师杂志》(《当军人回到家里》)和《家政杂志》(《家庭咨询中的战时议题》)。

离开劳军联合组织之后不久，罗杰斯与他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研究生约翰·沃伦合著了另一本书，题为《为归来军人咨询》这本小书，第二年在麦克格鲁－西尔出版，其实是《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一个简写版，专门应用于归来战士。由于其特定的时间与焦点，这本书的销售时间较短，读者群较窄;但它一直是罗杰斯的咨询观的简明概括，并标志了他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生涯的结束。

前往芝加哥

当罗杰斯前往纽约到劳军联合组织赴任，罗杰斯夫妇正式向哥伦布市告别。邀请罗杰斯到芝加哥大学任课客座教授的，是在芝加哥大学身兼数职的拉尔夫·泰勒，他对罗杰斯的工作非常欣赏。在那个暑假快结束时，他邀请罗杰斯正式迁到芝加哥大学，并在那里建立咨询中心。由于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心理系里罗杰斯显然非常孤立(心理诊所需要增加秘书辅助服务时他简直要乞求才能得到)，他意识到这项调动将给他较多自由。更重要的是，新成立的咨询中心将成为他极力想开始的心理治疗过程研究所需数据的理想来源。

罗杰斯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系主任哈罗德·伯格，在显然是并无诚意地挽留罗杰斯时对他说:“哎，卡尔，你推广的那个非指导性玩意儿长不了;但是如果你不走，你总是有个家可以回。”无论是这种无心的支持还是罗杰斯当时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5448美元的年薪，都再也无法挽留他。然而，由于他已经同意在劳军联合组织工作一年，搬到芝加哥的事只能推迟。他们把房子卖了，家具找地方存放，然后搬到纽约。由于卡尔必须去纽约上任，海伦留下来负责打包与搬家。一切就绪后，她独自开车去纽约。

起初，离开哥伦布市去芝加哥，这个念头对海伦来说很不是滋味，难以接受。最难的是离开他们的新家，那是他们计划住一辈子的，而且她在其中倾注了很多心血。结果三年后就要卖掉它。这如海伦后来写道:“去芝加哥大学的邀请对我来说很难接受。我知道那对卡尔来说意味着多得多的自由，他可以探索新领域，建立适合改善与应用他的对咨询理念不断发展的理论与信念的咨询中心。我知道搬去是对的。我也知道那意味着离开我在乡间的美丽家园，在肮脏拥挤的芝加哥城南找块立锥之地。好在孩子们都离家上大学去了。因此我们决定，住公寓在大城市对我们来说是最明智的。从1945年起，在战争结束时，住房变得非常难找。不过我们总是很走运，找到了一个宽敞的大公寓，风景也很好，可以看到密西根湖，走路就可以到咨询中心。这使我能够接受住在芝加哥了。”

所幸他们可以利用整个夏天搬家，从纽约和哥伦布搬到芝加哥。海伦再一次承担了大部分搬家工作，当时卡尔正好做了个手术，两个月之后才恢复。1926年在梅奥诊所做的手术似乎造成了一些损伤，在溃疡处有新的结缔组织生成。在哥伦布的长老会医疗中心的这次手术很成功，因为他之后再也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到八月他已经痊愈，准备好迎接他生活的新的一章，其结果将是极其丰富的创新，使他享誉世界。

【注释】

[1]本书中提到的所有销售量数字，都不包括外语译本，其销量甚为可观，比如，《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在1971年已经翻译成葡萄牙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和日语。到1979年，罗杰斯著作的外文译本共有60多种。

[2]此处罗杰斯用灯泡瓦数来形容咨询对象对未来的乐观程度。——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