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

“纽约客”（New Yorker），既是一份久负盛名的纽约文学杂志的汉译，也是台湾小说家白先勇先生的一本短篇小说集的名称。

且先容我八卦一下“New Yorker”的译名。新英格兰的地理名称是当时的英国殖民者留下的历史印记，所以约克郡的名称前加上“新”字，就成为今天纽约的地名。同样，在广东话中，新西兰也被译为“纽西兰”。广东话中的“尔”读成“以”，为免拗口，早先广东移民就没有在“约克”后面加上“尔”。同样道理，“纽约客”也不像是广东译音，因为“客”在广东话中读为“哈”。况且，作为杂志，“纽约客”应该指的是“老纽约（人）”，而不是指到纽约来的客人吧。不过白先勇先生的小说集的名字却非常适合客居纽约的身份——华人在美入籍只是取得法律上的合法居住权，文化上却当然还是认同中华传统。

刚来纽约的第一个星期，刚巧赶上著名旅美台湾作家来纽约大学出席电影《孤恋花》的观摩及座谈会，会议由国内留美学者张旭东主持。《孤恋花》根据白先勇的小说集《台北人》中的一篇同名短篇小说改编，讲述战争中几位女子的漂泊与乡愁，以及无尽的思念背后的不可自控的人生。我们看的电影版本是由袁咏仪和李心洁等人主演的。白先勇先生的小说大多围绕着几个城市来写：台北、上海、香港，以及纽约。有意思的是，白先生在纽约其实只住过两个暑假，却自此对纽约念念不忘，甚至将最后的小说集也命名为《纽约客》。在问起是纽约的什么特质吸引了他时，白先生没有正面作答：我在加州圣芭芭拉住了40年，也没写过关于那儿的一篇小说，但纽约的确有她特殊的魔力。

20多年前读白先勇的小说集时，只依稀记得《芝加哥之死》，讲述一位文学博士在芝加哥梦想破灭，跳湖自杀的故事。《孤恋花》写的则是一群20世纪40年代漂泊到台北的大陆女子，她们来自不同地方，却都带着浓浓的乡愁，生活在记忆之中，不可自拔。白先勇在《孤恋花》中突出地表现了他那宿命的荒凉感与暴力美学观。《孤恋花》的悲剧来自战争、来自空间的分割、来自漫长的杳无音信的等待，也来自因无法获得男女之间的真爱而发生的同性间的无奈之举。

看罢电影，学者张旭东试图将电影的主题引入政治话语，即内战背景之下的个人情感故事。除了政治话语，小说中的“阿六”与“五宝”两位女性之间的爱恋也很容易引起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的兴趣，甚或可以联系上白先勇先生本人的性取向等。但是，白先勇先生的创作显然无意赶学界的时髦，他所想要表现的，只是人性，只是“要把人类心灵中无言的痛楚变成文字”，所以，内战、台湾与内地只不过是他用来演绎普遍人性的特殊背景而已。而在观影现场，仅从观众角度来欣赏电影的演绎，仍能深深地感受到艺术作品的丰富内涵。干枯的理论不过是意图从丰满的文本躯体中蛮横生硬地划出原本完全不可分的有机体。白先勇的《纽约客》同样突出了客居海外的华人的那种浓郁的思乡、怀旧之情，同样借助风尘女子表现那种生活反差、碰撞的主题。

《孤恋花》讲的是过去，《纽约客》叙述的也是上一代人的故事。思乡情是文化传统，更是由于空间分割、沟通不畅所造成的。现实生活中，它常常又直接由海内外生活的强烈落差造成的失落（disorientation）而引发。我还记得当年一起读研究生的一位同学，放下国内大学的教职和医院医生的职位，携家赴美，从洗盘子开始，坚持读完博士。刚到美国时，他写信给我，感叹彼此生活水准相差之大，甚至在美国随便一个洗手间都会提供厕纸这件事都让他感叹不已！至于通讯，不用说20世纪四五十年代，即便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我在美国南方小镇的教会大学访问期间，由于互联网还刚刚起步，电子邮件尚未普及，我顾虑着昂贵的长途电话费用，与家人之间的主要通讯工具还仍然是信件。当时正读幼儿园的小孩总会拿着信封欣喜若狂地向阿姨炫耀：“看！我爸爸从美国来信了。”在北卡罗来纳的Laurinburg住了大半年，我才发现附近有三家中国人，其中两家来自台湾。而大学里面的亚洲学生，大多来自日本和韩国，鲜有来自中国的。而现在，至少在哥伦比亚大学，华人学生就有2 000多名，校园里随处可以听到普通话；其次是韩语，日语反而少了很多。有学生开玩笑说，在工程系听课仿佛回到了清华大学，讲台上站着的是“外教”，坐着听课的都是华人。有一次郭德纲来哥伦比亚大学做相声讲座，Schapiro中心的Davis 讲学厅上下两层座无虚席，甚至连楼梯上都坐满了华人学生，足可见华人学生在这里的数量之盛。当时看电影《孤恋花》时感受之深，部分也是因为现场满是二三十岁的年轻的华人面孔，不再是美国人所说的“blue hair”（上了年纪染成蓝色头发显年轻）。

通讯的发展缩短了物理距离。如今，实时音、视频的3G、4G技术、VOIP低廉的通话成本，令家庭成员之间再不必饱受思念之苦了。更何况新的一代独生子女长大，独来独往“宅”惯了，只要有iPhone、有W iFi、有网络信号，天涯海角又有什么区别呢？新的一代显然对离群索居习以为常，反而对集体生活、对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感到不自然。这种虚拟生活方式真是超越了时空，看来技术与经济的发达足以克服、治愈白先勇笔下的思念之苦楚。可是，科技进步带来的，到底是人类的进化，还是某种意义上的退化？谁也无法回答得清。无法释怀的思念、乡愁难道不也是人类心灵之间的美好呼应吗？白先勇笔下的谪仙不过是“发配”到新大陆，无论如何沉沦，仍然还保持着一种传统而古典的美好。而在本土文化越来越远去的今天，新一代移民又能拿什么去抵抗被异乡文化同化的危险？在政治话语与意识形态的隔膜在逐渐消失、通讯技术与经济水平在不断提高、地理距离与生活水准在不断拉近的今时今日，当中国独生子女留学生们如同他们的前辈那样远赴他乡就学时，维系着他们与家人、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纽带会是什么呢？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指出：拥有同一语言只是种族统一体的一个次要因素，真正的种族统一体是由社会联系构成的，也就是“民族统一体”。而民族统一体又是在宗教、文化、共同防御等关键因素基础上形成的。索绪尔所指的民族统一体在19世纪、20世纪最大的体现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国家的形成。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端于西方的新的思想意识是发展一个超越民族、打破地理疆域的更加一体化的国际共同体。冷战之后，全球化从概念走向整合实践。最体现民族统一体的共同防御也从以国家为单位扩展到区域、甚至洲际或跨洲际组合。由欧共体到欧盟，代表了最新的政治形态。宗教与文化也越来越超越以国家为界限的孤立性、排他性。同时，西方新的意识形态强调全球性与多元性、多样性共存。这便是新移民所面临的共同体与个体之间的既相互吸引又相互独立的矛盾。

“纽约客”就是最好的佐证。世界范围内，像纽约这样拥有如此丰富的种族、文化、语言多样性的大都市屈指可数。纽约的街区与欧洲城市不同，它不是自然人群形成的，而是以网格（grid）为单位设计出来的。铺开纽约市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各街道纵横交错，形成一个一个的“井”字，每一口井又被更大的井所吞没。一方面，每一个街区都有自己的社群，但街区之间的dead end很少，于是整体又呈网络型。这是相互联系的一面。另一面，尽管国籍相同，语言相同，但实际社区的每条大道、每条街，都还努力地在越来越紧密的联系背景下顽固地维护着各自的传统，犹太、拉丁、东欧、东南亚、南亚、西亚、东亚、中国、韩国、日本，等等，均有着不同的细分——而这，又是它各自独立的一面。正如在中国城、在纽约地铁里，到处可以见到汉语的《世界日报》和《星岛日报》一样。工作语言与生活语言可能完全是两种。所以，在纽约，生活在两种以上世界（live between worlds）的市民非常普遍，如同纽约地铁车站里来去匆匆的过客。或许纽约本来就是一个移动的家，它的主人已经不是索绪尔意义上的民族统一体，真正本土的主人早已被赶到保护带内。纽约象征着一个主体缺场的客体。所以，New Yorker是纽约客，我们都是纽约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