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彻夜草三章

“周公彻夜草三章”——《东北抗日联军政治_组织_行为备忘录》考

东北地区的革命家兼诗人李范五老人1985年写了一篇《忆周保中同志》的长诗，诗的结尾一章写道：“决战明朝渡大江，周公彻夜草三章。迷云拭足高跟稳，高位慎行费思量。”[247]诗中“周公彻夜草三章”就是指抗联将领周保中67年前抗联反攻东北前夕起草的政治、组织、行为三个备忘录而说的。这一历史文件，现收录在《汇集》甲65第303页。下面就关于《备忘录》写作的目的和意义做一些考证。

1945年下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线捷报频传，日本处于极端孤立的境遇。8月6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一枚原子弹。8月8日，苏联政府根据《雅尔塔协定》宣布废止《苏日中立条约》，“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此时身在异国的东北抗联教导旅的指战员们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着反攻东北的战前准备。

抗联教导旅是1942年8月1日正式宣告成立的。它由抗联南北野营为基础，由来自中、朝、苏三国的反法西斯战士共同组成的军事组织。初建时编制有4个教导师和两个直属教导连，军官亦由三国人员担任。教导旅成立后，列入苏军系列，命名为“苏联远红旗军独立步兵第88旅”，平时三国人士也简称之为“国际旅”。[248]教导旅成立前夕，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阿帕纳辛克大将在伯力召见周保中、李兆麟（时名张寿篯），并以远东军司令部名义委任周保中为中国特别旅旅长、李兆麟为政治委员（后改为政治副旅长），金日成、王效明、许亨植、柴世营为各教导营营长，安吉、金策、季青、姜信泰为各教导营政治委员。[249]同时指出：中国旅的成立，在于培养东北各省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军事干部，“一旦满洲大变转，处于新环境时，中国特别旅应起重大作用，成为远东红军与中国红军之连锁”，使东北人民从日本侵略者的压迫上解放出来。他要求教导旅要加紧训练，完成各个时期规定的战斗任务，希望成为将来六个军的军架子，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导旅的建立是为反攻东北而成立的。

早在1945年1月，周保中、李兆麟根据当时的形势制定了行动计划：一、现在东北活动的各小部队，按指定地点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并执行战术侦察任务、配合苏军作战；二、派出伞降分队到敌后指定地区执行战术侦察任务并准备配合苏军作战；三、抗联主力部队随苏军进展。[250]这个行动计划被苏联远东军司令部所采纳，成为苏军对日作战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6月2日，抗联领导人周保中向苏联远东军请求向东北抗联活动地区派遣小部队，同时还制定了抗联在反攻行动中的五条方针：第一，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路线下在满洲进行活动；第二，将现在的国际旅变为东北抗日联军并重新编制，在这种意义上，满洲仍为中国的一部分；第三，恢复东北抗日救国总会，与全民抗日统一战线；第四，因恢复东北党组织，故应具体指挥各地方组织与运动；第五，还提出了政治性原则，或中共中央在满洲开展在满洲的地下活动相结合或直接联络。[251]周保中说：“我们主张过长期抗战，我们直到现在还准备作长期抗战的斗争。但是在一定条件下，我们也迫望反攻，迫望完全驱除日寇，在中国领土不许存在一名日寇。”[252]7月间，一批同志陆续派出执行任务，周保中白天接见出征战士处理军务，晚上抽出时间起草了《东北抗日联军政治、组织、行为备忘录》。这三个《备忘录》全文油印成卡，要求每个抗联指战员随身携带，放在军衣左上边的口袋中，以备随时查阅。[253]《备忘录》全部用韵文写成，言简意赅，易于记诵，便于携带，具有很高的文化品位。

政治备忘录(www.guayunfan.com)中国人民坚苦抗战 民族解放胜利来临

苏联红军吊民伐罪 东北河山复见光明

共产党员坚贞稳定 对我中华祖国竭诚

统一建国党派不分 是非曲直但求其真

勿忘爱护人民同胞 处处力求廉洁公正

耻与国贼专暴为任 占地位只尊重人民

争取全民民主自由 极力避免阋墙内争

同胞久苦水深火热 合求公平合理民生

国家完全独立自由 主张民族一律平等

赞助国际和平友好 首先巩固中苏联盟

过去孤军长期奋斗 而今还须继续求进

海亦可枯石亦可烂 志趣宗旨绝勿变更[254]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朱德作了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当时苏联同志很快将译自英文通讯的俄文稿（摘要）送到周保中手中，广大指战员得知后心情十分激动，周保中立即亲自将这两份珍贵的文件译成中文，作为抗联全体干部、战士政治教育的基本教材。七大会议上确立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255]如何把中央的政治路线变成自己的行动，这是摆在东北党委员会和抗联教导旅面前的新任务。周保中正是把“和平建国”的思想融汇在《政治备忘录》中。

周保中《政治备忘录》手迹

“中国人民坚苦抗战，”中“坚”应“艰”。“耻与国贼专暴为任”中的“任”应为“伍”，毛笔字的手迹，也可看出是草体的“伍”，这应该是《汇集》编者在抄录时误认所致。“占地位只尊重人民”中的“只”规范的写法应为“置”。这种笔误是草拟稿子时习惯的简化用字。

“苏联红军吊民伐罪” 中“吊民伐罪”出自《孟子·滕文公下》：“诛其罪，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吊”是慰问；“伐”是讨伐。《宋书·索虏传》：“吊民伐罪，流泽王都。”“吊民伐罪”的意思是安慰被压迫百姓，讨伐有罪的统治者。也就是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备忘录》用历史典故说明苏联红军和抗联是正义之师，是必然胜利的。

“极力避免阋墙内争”中的“阋墙”指兄弟之间不和，比喻内部矛盾、有不和、内讧。“阋墙”一词出自《诗经·小雅·棠棣》：“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是指兄弟们虽然在家里争吵，但能一致抵御外人的欺侮。比喻内部虽有分歧，但能团结起来对付外来的侵略。

周保中在《政治备忘录》所反映的思想和毛泽东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中所反映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他说：“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已经到来了，全国人民应该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256]周保中在反攻前在《政治备忘录》中强调抗联战士要坚定立场，团结同志，严防敌特的破坏和暗算，以此规范大家的行动。要有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巩固中苏关系。这是政治备忘录所具备的严密性。

1940年冬，为保存力量坚持抗日，东北抗日联军分批进入苏联境内整训，并于1942年更名为野营教导旅。图为旅长周保中（前排左4）、副旅长李兆麟（前排左2）、王一知（前左3）、金日成（前右2）等于1943年在哈巴罗夫斯克的合影。

组织备忘录

要遵守系统规定 要保持密切连络

要到处学习进步 要利用一切经验

要虑念周到 要有正确决心

要行动紧张 要敢作敢为

要靠近群众 要尊重人材

要重同志互助 要与友党合作

要有坚定主义 要有手段方法

要团结内部 要纪律森严

要熟知事物 要到处检点

要正常工作 要准备应变[257]

“要保持密切连络”中“连”字应为“联”、“要尊重人材”的“材”应为“才”。 要密切联系群众，对有各种技能的人才要尊重，不能不懂装懂。

“要与友党合作”这里主要是指要与苏联共产党、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合作、也包括国内同国民党和民主党派的合作。在发展同各国的关系中，首先要搞好同苏联的关系。在反攻东北，要同苏联红军并肩战斗，解放东北，光复家乡，完成抗日战争的历史使命。

《组织备忘录》要求大家要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合作，遵守纪律，注意组织观念，不要独断独行。现在环境变了，在分散、单独行动下，要特别遵守纪律，同时还要强调联系的重要性。要密切联系群众，强调组织的严密性，周保中考虑到反攻阶段每位指战员的地位会有迅速变化与提升，所以正如李范五老人所说：“高位慎行费思量”。《组织备忘录》充满了辩证法，防止走入极端，满篇都以“要”字开头，很具有可操作性。

行为备忘录

小心酒肉钱财引诱你 小心美丽色沉迷你

小心甜言蜜语欺骗你 小心华衣华屋拘住你

小心日寇遗毒沾染你 小心走狗叛徒暗算你

小心法西斯式杀害你 小心偷安懒惰杀害你[258]

《行为备忘录》提醒抗联指战员要规范自己的行为，谨言慎行，不能被金钱所迷惑，防止被糖衣炮弹所打中。有很多人在战争年代抛头颅、洒热血，但却过不了美女的诱惑，沉迷于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里。人们在战争年代要钻山沟，现在环境发生了变化，条件好了，吃好的穿好的，生活目地达到，但农民的狭隘意识却暴露出来，小富即安。历史的经验证明，对于革命者来说，失败固然是考验，但胜利也是考验，甚至是更为严峻的考验。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的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防范这种情况。”[259]抗联领导人周保中考虑到反攻东北之后指战员们环境和地位的变化，也在《行为备忘录》中发出了同样的忠告。“小心美丽色沉迷你”，笔者认为是“小心美丽姿色沉迷你”。因为《行为备忘录》全篇都为九言句式，不可能只有这一行是8个字。这是抄录时漏掉的，应补上。他连续用8个“小心”来提醒大家，谨慎行事，严防敌人用“酒肉钱财”、“美丽姿色”、“甜言蜜语”、“华衣华房”等糖衣裹着的炮弹所打中。这些语重心长的忠告和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发表的讲话可谓异曲同工，却又比毛泽东早了3年零9个月。同毛泽东讲话在全党起到重要警示作用一样，《行为备忘录》对抗联指战员反攻东北也确实起到规范行为的作用，许多抗联老同志对此均能认同。但也正如后来出了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重大的贪腐案一样，抗联返回东北后也发生过杨清海腐化叛变的个别事件。

杨清海是1940年冬承担抗联部队转移到苏联境内的，教导旅成立后担任排长职务。苏联对日宣战后，他被派遣随苏军返回依兰，以中尉军衔担任苏军驻依兰城防副司令之职。此时，潜伏在依兰的国民党特务和土匪便在暗中策反共产党干部以瓦解抗联主持建立的民主政权。于是，他们决定以骄傲自满、贪财好色的杨清海为突破口，在妓女拉拢下，杨清海终于挟持独立公开叛变。

《行为备忘录》的最后四句着重告诫经过长期抗战保存下来的抗联骨干要防止敌人的暗害。和平年代，没有炮声枪声，但公开和暗藏的敌人还是要用鸦片毒害或暗杀等多种手段企图消灭硕果仅存的抗联领导人。“小心法西斯式杀害你”，“式”字应为“忒”，手迹原字即是“忒”，《汇集》编者在抄录时因字形相近致误。“法西斯忒。”（也写作“法西斯蒂”、“法西斯特”），是俄文ΦАШЦСΤ的译音，原意是“法西斯主义者”或“法西斯匪徒”。这里是指坚持反动立场的日伪残余分子及国民党特务，他们猖狂地对抗联领导人进行暗杀活动。事实上，抗联的领导周保中、李兆麟、金日成都曾被敌伪残余和国民党特务计划暗杀过，只是大多数阴谋计划都没有得逞而已。但不幸的是1946年3月9日，抗联的另一位主要领导人周保中的亲密战友李兆麟将军还是被国民党特务投毒杀害。这真是令人痛心的事。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预防某些共产党人在糖弹面前打财仗呢？以往的经验证明：一是事先警示，警钟长鸣，密切关注；二是事后要严惩，对于刘青山、张子善、杨清海这样的罪犯，不论其资格有多老，权力有多大，都要严惩不贷，以儆效尤。笔者认为，周保中草拟的《行为备忘录》，这是留给后人最重要的启示。

总之，这三个《备忘录》对于规范抗联战士的行为，保证在反攻作战中自觉听从指挥，遵守纪律，全军上下步调一致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些要求是符合实际的，具有预见性，在以后的斗争中起到很大的规范、警示作用。在今天和平年代,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但三个《备忘录》仍然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注释】

[1]《团满省委巡视南满的工作报告——关于南满政治经济状况、革命形势及今后的意见、办法等》（1931年11月17日），《汇集》甲9，第257—258页。

[2]何能：《东北地下党、团的活动情况》，《中共满洲省委时期回忆录选编》，第２册，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编印（内部版），第30页。

[3]《团满省委巡视南满的工作报告——关于南满政治经济状况、革命形势及今后的意见、办法等》（1931年11月17日），《汇集》甲9，第258页。

[4]何能：《对东北地下党、团的活动情况》，《中共满洲省委时期回忆录选编》，第3册，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编（内部版），第31页。

[5]王以哲（1896—1937），1933—193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67军军长。被暗杀。

[6]《盛京时报》，1931年10月14日。

[7]何能：《对东北地下党、团的活动情况》，《中共满洲省委时期回忆录选编》第3册，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编（内部版），第31页。

[8]《团满洲省委给中韩青年的信》（1931年10月10日），《汇集》甲9，第225—226页。

[9]《朝鲜排华惨案调查报告》，《东方杂志》，第28卷，第21号。

[10]《万宝山华鲜冲突事件、惨剧突发经过》，《国闻周报》，第8卷，第27期。

[11]谭译、王驹：《万宝山事件始末》，《辽宁社会科学成果选集》（历史学分册）1982年内部出版，第137页。

[12]《朝鲜排华惨案调查报告》，《东方杂志》，第28卷，第21号。

[13]《团满洲省委给中韩青年的信》（1931年10月10日），《汇集》甲9，第226—227页。

[14]《团满洲省委给中韩青年的信》（1931年10月10日），《汇集》甲9，第227—228页。

[15]《团满洲省委给中韩青年的信》（1931年10月10日），《汇集》甲9，第228页。

[1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1），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46页。

[1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1），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46页。

[18]原文引自1981年5月2日佟冬关于《万宝山事件研究》文稿写给谭译的信，原件现由笔者收存。

[19]《团满洲省委通知第九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挑拨中韩群众互相仇视的具体要求》（1931年10月），《汇集》甲9，第243—244页。

[20]《奉天全省警务处训令第777号》（1928年6月27日），辽宁省档案馆《革命要题档案》，案卷号580。

[21]《团满洲省委通知第九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挑拨中韩群众互相仇视的具体要求》（1931年10月），《汇集》甲9，第244—247页。

[22]《团满洲省委发传达中央关于满洲事变决议的报告》（1931年12月），《汇集》甲9，第290页。

[23]曹文奇主编：《兴京抗日烽火》，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2页。

[24]胡乔木（1912—1992），江苏省盐城县人。1930年加入共青团，193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任北平市委委员、宣传部长，左翼文化部同盟书记和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1941年起任毛泽东同志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新中国成立后，任新华社社长，新闻总署署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毛泽东同志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中共八届、十一届中央委员。

[25]冯乃革（1911—1983），又名冯基平，辽宁法库人。1931年奉中共北平市委派遣赴辽西义勇军耿继周部任秘书长，1932年春又赴辽阳创建第二十四路义勇军。全国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等职。

[26]《张××关于沈阳、辽阳之间农民、妇女、军人、少先队及义勇军状况的报告》（1932年11月），《汇集》甲11，第411页。

[27]熊飞，河北定县人。东北军爱国将领。九一八事变时任沈阳市公安局督察长兼警察总队长，事变后受黄显声的指令，率先将公安总队开赴锦州。由于他在镇压凌印清、张学成两股汉奸队伍的作战中有功，张学良盛赞他“又正义、又公平”，赐名“正平”，所以他以后改称熊正平。

[28]张浩（1897—1942），原名李复生、林育英，化名林仲丹，湖北省黄冈人。1922年２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至1935年先后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中国海员总工会中共党团书记、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红色工会国际代表。1936年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后来还从事一些军政工作和党的工作。

[29]《振鹏自满归来的报告——在狱中与仲丹有关立三路线的斗争问题》（1932年1月6日），《汇集》甲9，第387页。

[30]《振鹏自满归来的报告——在狱中与仲丹有关立三路线的斗争问题》（1932年1月6日），《汇集》甲9，第390—391页。

[31]林育南于1931年1月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2月牺牲于上海龙华。

[32]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工会历史文献》（２），工人出版社1958年版，第505—528页。

[33]罗登贤（1905—1933），原名罗举，化名光生在、达平、何永生，广东南海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至1933年先后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局中共党团书记、中共中央驻满洲特派员，后任满洲省委书记。1932—1933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局书记。被国民党杀害。

[34]1932年6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召集河北、河南、陕西、山东、满洲省委代表参加会议，要求北方各省的党组织，武装起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红军。会后，省委和一些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坚持援助义勇军和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力量的正确主张和实际工作，都被斥为“机会主义”。“北方会议”给北方各省党的工作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35]《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奉天特委遭受破坏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32年10月12日），《汇集》甲11，第147—148页。

[36]李鸿文、张本政主编：《东北大事记》下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772页。

[37]冯仲云：《纪念罗登贤同志——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始者》，《群众》，第４卷，第10期。

[38]《中共满满洲省委关于奉天特委遭受破坏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32年10月12日），《汇集》甲11，第148页。

[39]冯仲云：《东北抗日联军的创造者——罗登贤同志》，《群众》，第10卷，第10期。

[40]《满洲人民革命军乃超同志关于游击队被敌人袭击的报告》 （1933年12月2日），《汇集》甲17，第121页。

[41]金伯阳（1907—1933），原名金永绪，曾用名金永溪、金赞文、白杨、北阳等。辽宁省旅顺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至1932年任中共满洲省委职工部部长，为满洲省委候补委员、委员。1932年至1933年参加了满洲游击斗争。在战斗中光荣牺牲，时年27岁。

[42]《中共奉天特委给中央的报告——关于辽阳义勇军情况及兵变失败总结》（1932年12月20日），《汇集》甲34，第95页。

[43]李秉刚：《辽宁人民抗日斗争简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页。

[44]李秉刚：《辽宁人民抗日斗争简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页。

[45]《张寿篯独立活动经过》（1942年9月10日），《汇集》甲64，第303页。

[46]《张寿篯独立活动经过》（1942年9月10日），《汇集》甲64，第303页。

[47]《中共奉天特委给中央的报告——关于辽阳义勇军情况及兵变失败总结》（1932年12月20日），《汇集》甲34，第95—96页。

[48]《张××关于沈阳、辽阳之间农民、妇女、军人、少先队及义勇军状况的报告》 （1932年11月2日），《汇集》甲11，第411页。

[49]《中共奉天特委给中央的报告——关于辽阳义勇军情况及兵变失败总结》（1932年12月20日），《汇集》甲34，第96页。

[50]《中共奉天特委给中央的报告——关于辽阳义勇军情况及兵变失败总结》（1932年12月20日），《汇集》甲34，第96—97页。

[51]《张××关于沈阳、辽阳之间农民、妇女、军人、少先队及义勇军状况的报告》 （1932年11月2日），《汇集》甲11，第411页。

[52]《中共奉天特委给中央的报告——关于辽阳义勇军情况及兵变失败总结》（1932年12月20日），《汇集》甲34，第97页。

[53]《张××关于沈阳、辽阳之间农民、妇女、军人、少先队及义勇军状况的报告》（1932年11月），《汇集》甲11，第414页。

[54]《中共奉天特委给中央的报告——关于辽阳义勇军情况及兵变失败总结》（1932年12月20日），《汇集》甲34，第97页。

[55]《中共奉天特委给中央的报告——关于辽阳义勇军情况及兵变失败总结》（1932年12月20日），《汇集》甲34，第97—98页。

[56]《张寿篯独立活动经过》（1942年9月10日），《汇集》甲64，第303页。

[57]《中共奉天特委给中央的报告——关于辽阳义勇军情况及兵变失败总结》（1932年12月20日），《汇集》甲34，第98页。

[58]舒群：《早年的影——忆天飞念抗联烈士》，《哈尔滨日报》，1980年9月23日。

[59]萧军（1907—1988），辽宁锦县人，原名刘鸿霖、曾用名刘均、刘军，笔名三郎、田军等。萧红（1911—1942），黑龙江呼兰人，原名张廼文（女），笔名悄吟、田娣等。他们二人当时都是哈尔滨青年作家，并结为夫妻。

[60]董兴泉、曹国辉：《舒群》，《辽宁党史人物传》，第2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9页。

[61]萧军：《八月的乡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62]自卫军，即吉东省抗日自卫军，1932年1月成立于哈尔滨，李杜（原东北爱国军官）任总司令。该军在日本侵略者的武力“讨伐”下溃败，1933年春大部退入苏联境内，后转道返回新疆。

[63]萧军：《八月的乡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113页。

[64]《老傅关于海龙、盘石党、团、军情形的报告》（1934年1月18日），《汇集》17，第332—333页。

[65]《老傅关于海龙、盘石党、团、军情形的报告》（1934年1月18日），《汇集》17，第318页。

[66]《老傅关于海龙、盘石党、团、军情形的报告》（1934年1月18日），《汇集》17，第330页。

[67]萧军：《八月的乡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3—87页。

[68]《老傅关于海龙、盘石党、团、军情形的报告》（1934年1月18日），《汇集》第322页。

[69]鲁迅：《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萧军：《八月的乡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２页。

[70]乔木：《八月的乡村》，《时事新报·每周文学》，第23期，1936年2月25日。

[71]鲁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二心集》）（1931年4月），《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2页。

[72]《韩光关于南满抗日游击运动的报告》（1934年4月23日），《汇集》甲18，第349—350页。

[73]《韩光关于南满抗日游击运动的报告》（1934年4月23日），《汇集》甲18，第352页。

[74]金日成（1912—1994），又名金成柱，诞生于朝鲜平壤万景台。1919年三一运动之后曾流亡到中国东北继续从事革命活动。金日成在少年时代便跟随父母来到中国东北，曾在吉林毓文中学读书，致力于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为目标的革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金日成率领一批朝鲜共产主义者和中国人民一起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斗争。

[75]杨靖宇（1905—1940），原名马尚德，字骥生。河南省确山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到东北从事党的工作，曾任中共抚顺特支书记，化名张贯一。1932年4月调中共满洲省委任代理军委书记。1934年后历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

[76]李红光（1910—1935），原名李弘海，朝鲜京畿道龙任郡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任中共伊通特支组织委员、中共盘石中心县委委员。1932—1935年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教导队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参谋长、第一师师长兼政委。1935年牺牲。

[77]《南满人民革命军关于司令部最近活动情形报告——这是××最近由司令部回来，他亲手写的》（1934年11月13日），《汇集》甲44，第203页。

[78]《南满人民革命军关于司令部最近活动情形报告——这是××最近由司令部回来，他亲手写的》（1934年11月13日），《汇集》甲44，第203页。

[79]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组通字（84）322号文件。转引自戴茂林、邓守静著：《八年抗战中的东北救亡总会》，东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80]《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1936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

[81]周恩来：《用东北群众的力量来推动东北军的团结》，《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页。

[82]1936年初，为加强对关内东北抗日救亡工作的领导，中共北方局决定在原来“中国共产党东北特别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东特委”，直接在北方局的领导下在东北流亡同胞中开展工作。书记苏梅，组织部长赵濯华，群众运动部长张希尧，成员有陈大章、于毅夫、汪之力等。1937年10月，中共中央撤销“东特委”。

[83]张君平：《东北党务特别工作委员会》，现有辽宁省委党校（未刊稿）。

[84]《东北救亡总会卢延赓等六人给刘澜波的信——关于向中共转达三点原则意见问题》，《汇集》甲22，第325页。

[85]《东北救亡总会卢延赓等六人给刘澜波的信》（1937年），《汇集》甲22，第325页。

[86]黄丽敏著：《血肉长城第一人——黄显声将军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

[87]戴茂林、邓守静著：《八年抗战中的东北救亡总会》，东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46页。

[88]蓝渤（刘澜波）：《一年来关内东北人民的救亡运动》，《反攻》，第1卷，第4期。

[89]《东北救亡总会卢延赓等六人给刘澜波的信》（1937年），《汇集》甲22，第326页。

[9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5页。

[91]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91页。

[92]陈立夫（1900—2001），名祖燕，号立夫。浙江吴兴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党部组织部部长。1935年底至1936年，蒋介石指定他负责秘密同共产党进行联系和谈判。后来还在中华民国担任一些党政职务。

[93]复兴社和CC团是国民党内的两个法西斯组织，是蒋介石用以维护统治的反革命工具。复兴社的主要骨干是贺衷寒、戴笠等，CC团的首领是陈果夫、陈立夫。但是，这两个组织中有许多小资产阶级分子是被迫或者被骗加入的。这里所说的复兴社中的一部分人，主要是指当时国民党军队中的一部分中下级军官；所说的CC团中的一部分人，主要也是指当时其中非当权的一部分。

[94]陈果夫（1892—1951），浙江吴兴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江苏省政府主席。

[95]周恩来：《国难转机在此一举——致陈果夫、陈立夫》（1936年9月1日），《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101页。

[9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05页。

[97]王连捷：《无名英雄阎宝航》，团结出版社2008年版，第172页。

[98]《东北救亡总会卢延赓等六人给刘澜波的信》（1937年），《汇集》甲22，第326页。

[99]《东北救亡总会卢延赓等六人给刘澜波的信》（1937年），《汇集》甲22，第326页。

[10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7—396页。

[101]季米特洛夫（1882—1949），化名，格尔穆特。1948年起任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1914—1935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35年起为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1934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1934年起为主席团委员。1929—193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西欧局主席。1934—1935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委员和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委员。1935—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1943—1944年任联共（布）中央国际新闻部部长，1946年起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102]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6年8月15日于莫斯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15，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41页。

[103]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11月12日。

[104]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12月9日。

[105]于毅夫：《周恩来同志与东北救亡总会》，《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8页。

[106]王连捷：《无名英雄阎宝航》，团结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页。

[107]徐寿轩：《两周训练纪实》，《反攻》，第1卷，第1期（1938年2月1日）。

[108]阎宝航：《七年来东北同胞奋斗》，《反攻》，第3卷，第5期（1938年10月1日）。

[109]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8年1月11日。

[110]《阎宝航自传》，复印件现存作者手中。

[111]于毅夫：《在陈诚将军的招待会上》，《反攻》，第5卷第6期、6卷1期合刊（1939年1月1日）。

[112]赵尚志（1908—1942），辽宁省朝阳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任中共满洲省委军事委员会书记。1933年被开除出党，1935年恢复党籍。1934—1935年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1936—1937年任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职务。被俘后牺牲。

[113]《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1—372页。

[114]《赵尚志关于请求军事指导和帮助等问题致苏联远东军司令及联共军党委的信》 （1937年11月26日），《汇集》甲50，第113页。

[115]《赵尚志关于请求军事指导和帮助等问题致苏联远东军司令及联共军党委的信》 （1937年11月26日），《汇集》甲50，第115—116页。

[116]《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2页。

[117]戈尔布诺夫：《我们在伪满洲国的游击队》（该篇文章发表在俄罗斯《独立报》1月20日），《参考消息》2006年1月25日第9版转载。

[118]《伏罗希洛夫和贝利亚关于给予中国满洲游击队运动援助的命令》（1939年4月15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7—48页。

[119]彭施鲁：《东北抗日联军往事》，2006年内部出版，第121—122页。

[120]《赵尚志关于请求军事指导和帮助等问题致苏联远东军司令及联共军党委的信》 （1937年11月26日），《汇集》甲50，第114页。

[121]《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6页。

[122]《张兰生在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七次常委会上的报告——彻底拥护和执行中央策略路线坚持反对“珠汤中心县委、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之反党的“左”倾关门主义路线》（1938年5月1日），《汇集》甲24，第1—3页。

[123]《张寿篯同志给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信》（1938年2月9日），《汇集》甲51，第150—152页。

[124]《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七次常委会根据张兰生报告通过的决议——彻底拥护、执行中共中央策略路线，坚决反对“珠江中心县委、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之“左”倾关门主义路线》（1938年5月1日），《汇集》甲24，第67—69页。

[125]《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257页。

[126]《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关于省委所犯错误及转变路线等问题》 （1938年5月10日），《汇集》甲24，第84页。

[127]《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3页。

[128]《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七次常委会根据张兰生报告通过的决议——彻底拥护、执行中央策略路线，坚决反对“珠汤中心县委、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之“左”倾关门主义反党路线》（1938年5月1日），《汇集》甲24，第70—71页。

[129]《张兰生在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七次常委会上的报告——彻底拥护和执行中央策略路线，坚决反对“珠汤中心县委、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之反党的“左”倾关门主义路线》 （1938年5月1日），《汇集》甲24，第24页。

[130]《张兰生在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七次常委会上的报告——彻底拥护和执行中央策略路线 坚决反对“珠汤中心县委、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之反党的“左”倾关门主义路线》 （1938年5月1日），《汇集》甲24，第14页。

[131]《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七次党委会根据张兰生报告通过的决议——彻底拥护、执行中央策略路线，坚决反对“珠汤中心县委、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之“左”倾关门主义反党路线》（1938年5月1日），《汇集》甲24，第71—73页。

[132]谢文东，时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军长。1939年叛变，后任勃利县伪协和会会长，1945年东北光复后投靠蒋介石。任国民党第十五集团军上将总司令。1946年12月被人民政府处决。

[133]第八军，即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1936年9月，由依兰县土龙山区农民暴动组织起来的“民众救国军”改编而成。军长谢文东。1938年谢文东投降日军，该军于1939年3月全部瓦解。

[134]第九军，即东北抗日联军第九军。1937年1月由“李华堂支队”改编而成。军长李华堂。1939年李华堂投降日军后，该军瓦解。但主力第二师仍在共产党员郭铁坚率领下坚持斗争。

[135]《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页。

[136]李延禄（1895—1985），吉林延吉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抗日救国军总部参谋长、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军长、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兼政委。

[137]《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给吉东省委并转第五军党委的信——陈述两省委对几个问题的分歧意见》（1937年8月20日），《汇集》甲23，第189页。

[138]张兰生（1909—1940），又称老包，原名包巨魁，满族，时任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40年7月牺牲。

[139]李熙山，即许亨植（1909—1942），原名许克。朝鲜人。时任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参谋长兼十二支队政委等职，1942年8月3日在庆城青峰岭突围战斗中牺牲，时年33岁。

[140]《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七次常委会根据张兰生报告通过的决议——彻底拥护、执行中共中央策略路线，坚决反对“珠汤中心县委、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之“左”倾关门主义反党路线》（1938年5月1日），《汇集》甲24，第75—76页。

[141]《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给周保中的信——关于组织及路线等问题》（1937年5月2日），《汇集》甲23，第107—108页。

[142]自卫团，指日本侵略军为推行“以华治华”制度，在中国东北农村建立的一种反动武装组织。

[143]《中共北满临时执委扩大会议对赵尚志同志批评的决议》 （1937年7月12日），《汇集》甲23，第131页。

[144]《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七次常委会根据张兰生报告通过的决议——彻底拥护、执行中央策略路线，坚决反对“珠汤中心县委、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之“左”倾关门主义反党路线》（1938年5月1日），《汇集》甲24，第76—77页。

[145]《张寿篯的申明书——对所犯错误的自我检讨》（1938年5月11日），《汇集》甲24，第416页。

[146]《张寿篯给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意见书》（1938年2月29日），《汇集》甲23，第307页。

[147]《中共北满临时省执委扩大会对赵尚志同志批评的决议》 （1937年7月12日） 《汇集》甲23，第131—132页。

[148]《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七次常委会根据张兰生报告通过的决议——彻底拥护、执行中共中央策略路线，坚决反对“珠汤中心县委、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之“左”倾关门主义反党路线》 （1938年5月1日），《汇集》甲24，第79页。

[149]《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七次常委会根据张兰生报告通过的决议——彻底拥护、执行中共中央策略路线，坚决反对“珠汤中心县委、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之“左”倾关门主义反党路线》 （1938年5月1日），《汇集》甲24，第73页。

[150]《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七次常委会根据张兰生报告通过的决议——彻底拥护、执行中共中央策略路线，坚决反对“珠汤中心县委、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之“左”倾关门主义反党路线》 （1938年5月1日），《汇集》甲24，第73—74页。

[151]米夫，П.А.原名福乐图斯，М.А.（1901—1939），1928—1935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1935—1936年任季米特洛夫的政治助理。1937年任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所所长。遭非法镇压，逝世后恢复名誉。

[152]《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部抄发李杜将军给联军各负责同志的信》（1938年10月1日），《汇集》甲53，第6l—62页。

[153]参见史纪辛：《李杜入党问题考》，《党的文献》，2004年第3期。

[154]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6页。

[155]《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部抄发李杜将军给联军各负责同志的信》（1938年10月1日），《汇集》甲53，第62页。

[156]《近年来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新华日报》，1938年9月11日。

[157]《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部抄发李杜将军给联军各负责同志的信》（1938年10月1日），《汇集》甲53，第62—63页。

[15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60页。

[159]于毅夫：《周恩来同志与东北救亡总会》，《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4页。

[160]《李杜诗自注》，《李杜将军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0页。

[161]赵一曼（1905—1936），女，原名李坤泰，曾用名李一超，四川省宜宾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去苏联学习，1928年冬回国后，在江西、上海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九一八事变后被派往东北工作，先后任中共满洲省委妇委委员、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团政委。1936年8月被杀害。

[162]《向之关于东北抗日游击队过去与现状的略述》（1940年11月27日），《汇集》甲59，第331—332页。

[163]《王效明给王新林的信——报告与王鹏的谈话记录》（1941年3月10日），《汇集》甲61，第97—98页。

[164]《周保中致王新林的信——关于派遣部队回满洲问题及亲往B野营会见柴世荣、季青等》（1941年4月27日），《汇集》甲61，第170页。

[165]杨松（1907—1942），又名吴平，化名吴兆镒、瓦西里耶夫、华西里，湖北省大悟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1933年在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弗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局工作，并负责编辑《太平洋工人》杂志。1933—1934年在红色工会国际东方殖民地部工作。1934—1935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驻满洲代表、中共吉东临时特委书记。1935—1938年为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1938—1943年在中国做党的工作和教学工作。

[166]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抗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39年1月26日，《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页。

[167]《中共满洲省委全宗汇集》，第48卷，第1352号。

[168]《王效明给王新林的信——报告与王鹏的谈话纪录》 （1941年3月10日），《汇集》甲61，第98—101页。

[169]《王效明给王新林的信——报告与王鹏的谈话纪录》（1941年3月10日），《汇集》甲61，第101页。

[170]彭施鲁：《东北抗日联军往事》（2005年12月），内部刊物。时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第二师第四团政委兼四军留守处主任。

[171]《周保中、张寿篯关于党组织改组与集中领导问题的报告》 （1942年4月20日），《汇集》甲63，第327页。

[172]季青，又名李大丕、李山。1934年依兰县土龙山农民暴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时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部秘书。

[173]《周保中给季青、安吉、崔贤、金润浩、柴世荣的信——复六月十二日来信》（1941年6月21日），《汇集》甲61，第273页。

[174]《周保中致王新林——关于派遣部队回满洲问题及前往B野营会见些世荣、季青等》（1941年4月27日），《汇集》甲61，第170页。

[175]《周保中、张寿篯关于党组织改组与集中领导问题的报告》 （1942年4月20日），《汇集》甲63，第332页。

[176]玛依努尔·哈斯木著：《回忆阿合买提江》，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90页。

[177]《新疆日报》，1959年8月29日。

[178]周东郊：《盛世才在新疆的特务统治》，《文史资料选辑》，第4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版，第261页。

[179]玛依努尔·哈斯木著：《回忆阿合买提江》，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82页。

[180]《东北抗日救国总会、吉东、北满总会及东北抗日联军第二、三路军给新华日报馆主笔的信——关于刊登并代转呈致中央政府及各军将领的公开信事》（1940年3月24日），《汇集》甲22，第331页。

[181]李鸿文、张本政主编：《东北大事记》下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969页。

[182]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日记》，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27页。

[183]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日记》，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4页。

[184]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日记》，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6页。

[185]周保中（1902—1964），原名奚李元，字绍璜。云南大理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赴苏联学习，1931年回国经中央派遣到中共满洲省委工作。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第二路军总指挥。

[186]冯仲云（1908—1968），江苏武进人。东北抗日联军著名将领。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曾任全满反日总会党团干事，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珠河县委宣传部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宣传部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政委。

[187]《东北抗日救国总会、吉东、北满总会及东北抗日联军第二、三路军给新华日报馆主笔的信——关于刊登并代转呈致中央政府及各军将领的公开信事》（1940年3月24日），《汇集》甲22，第332—333页。

[188]《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6页。

[189]《周保中日记》，1939年8月1日。

[190]《东北抗日救国总会、吉东、北满总会及东北抗日联军第二、三路军给新华日报馆主笔的信——关于刊登并代转呈致中央政府及各军将领的公开信事》（1940年3月24日），《汇集》甲22，第333—334页。

[191]《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1936年7月16日），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5页。

[192]《东北抗日救国总会、吉东、北满总会及东北抗日联军第二、三路军给新华日报馆主笔的信——关于刊登并代转呈致中央政府及各军将领的公开信事》（1940年3月24日），《汇集》甲22，第334—335页。

[193]毛泽东：《反对投降活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1页。

[194]《东北抗日救国总会、吉东、北满总会及东北抗日联军第二、三路军给新华日报馆主笔的信——关于刊登并代转呈致中央政府及各军将领的公开信事》（1940年3月24日），《汇集》甲22，第335—336页。

[195]集团部落，指日本侵略者将东北农村的小村庄和散居各户驱赶到指定的地点，归并成的大屯。大屯周围有深沟、土墙或铁丝网，并筑有炮楼监视。日、伪动辄以抗日反满、资助抗联等罪名，捕杀屯内居民。

[196]《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9页。

[197]《东北抗日救国总会、吉东、北满总会及东北抗日联军第二、三路军给新华日报馆主笔的信——关于刊登并代转呈致中央政府及各军将领的公开信事》（1940年3月24日），《汇集》甲22，第337—341页。

[198]《东北抗日救国总会、吉东、北满总会及东北抗日联军第二、三路军给新华日报馆主笔的信——关于刊登并代转呈致中央政府及各军将领的公开信事》（1940年3月24日），《汇集》甲22，第342页。

[199]《新华日报》，1938年9月18日。

[200]访问王家祯等记录，现存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资料室（未刊稿）。

[201]和田奉树：《金日成と满洲抗日战争》，和凡社1992年版，第303—304页。

[202]《周保中致王新林的信——关于野营游击队的工作及领导原则问题的意见》（1941年9月15日），《汇集》甲61，第337—338页。

[203]《中共满洲省委全宗汇集》，第46卷，第1267号。

[204]马细谱、杨燕杰、葛志强等译：《季米托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121页。

[205]《中共北满、吉东党组织关于政治问题讨论案》（1941年5月26日），《汇集》甲27，第139页。

[206]季青：《回忆周保中》，现存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资料室（未刊稿）。

[207]《周保中致王新林的信——关于野营游击队的工作及领导原则问题的意见》（1941年9月15日），《汇集》甲61，第338—340页。

[208]《周保中致王新林的信——关于护送金策回国、确保与金日成联络等问题》（1941年7月1日），《汇集》甲61，第296页。

[209]《中共满洲省委全宗汇集》，第46卷，第1279号。

[210]1942年8月野营纳入远东军系列，成立抗联教导旅。

[211]《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6页。

[212]《周保中致王新林的信——关于野营游击队的工作及领导原则问题的意见》（1941年9月15日），《汇集》甲61，第340—343页。

[213]李在修：《松山风雪情》，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页。

[214]《为辛亥革命三十三周年而作——周保中在抗联教导旅中共党组织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代表谈话会上的报告纲要》（1944年10月9日），《汇集》甲65，第12页。

[215]《为辛亥革命三十三周年而作——周保中在抗联教导旅中共党组织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代表谈话会上的报告纲要》（1944年10月9日），《汇集》甲65，第19页。

[216]当时题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出版《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改为《整顿党的作风》。

[21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17页。

[218]《张寿篯独立活动经过（履历自传）》（1942年9月10日），《汇集》甲64，第301页。

[219]《〈李兆麟传〉作者详说烈士生辰》，《哈尔滨日报》，2004年8月12日。

[220]刘枫、李颂鸾著：《李兆麟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221]李兆麟之女张卓亚回忆母亲金伯文（未刊稿）。

[222]《张寿篯独立活动经过（履历自传）》（1942年9月10日），《汇集》甲64，第301—302页。

[223]《张寿篯的申明书——对所犯错误的自我检讨》（1938年5月11日），《汇集》甲24，第416页。

[224]赵俊清：《赵尚志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页。

[225]《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9月29日），《汇集》甲3，第342页。

[226]现存中央档案馆：《内战时期在山西牺牲的省级以上干部登记表》写道：任国桢曾在北平积极反对“六三战线”。

[227]《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 （1930年6月11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85—99页。

[228]冯基平（1911—1983），又名冯乃革，辽宁法库人。1931年奉中共北平市委派遣赴辽西义勇军耿继周部任秘书，1932年春赴辽阳创建义勇军。

[229]《张寿篯独立活动经过（履历自传）》（1942年9月10日），《汇集》甲64，第302—303页。

[230]《张寿篯独立活动经过（履历自传）》（1942年9月10日），《汇集》甲64，第303—304页。

[231]《辽沈晚报》，2001年6月28日。

[232]《张寿篯独立活动经过（履历自传）》（1942年9月10日），《汇集》甲64，第305—306页。

[233]《纪念民族革命英雄李兆麟（张寿篯）将军》，兆麟纪念委员会1946年，第21页。

[234]《纪念民族革命英雄李兆麟（张寿篯）将军》，兆麟纪念委员会1946年，第24页。

[235]《中央给满洲省委指示信》（1934年2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135页。

[236]《张寿篯的申明书——对所犯的错误的自我检讨》（1938年5月11日），《汇集》甲24，第416页。

[237]李鸿文、张政本主编：《东北大事记》下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859页。

[238]王德泰（1908—1936），原籍山东，出生后不久即随家迁到东北延吉县茶条沟居住。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吉县反帝同盟组织部长，1932年秋党派他到山林队义勇军中进行争取工作。

[239]《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5页。

[240]戴鸿宾（1910—1968），曾用名高新生。辽宁抚顺人。时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代理军长。1940年9月离队脱党。1945年10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吉林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241]《张寿篯独立活动经过（履历自传）》（1942年9月10日），《汇集》甲64，第307—308页。

[242]《张寿篯的申明书——对所犯错误的自我检讨》（1938年5月11日），《汇集》甲24，第417—418页。

[243]《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2页。

[244]《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页。

[245]吉林省档案院、中共吉林省党史研究室编：《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上），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7页。

[246]《张寿篯独立活动经过（履历自传）》（1942年9月10日），《汇集》甲64，第308页。

[247]《李范五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420页。

[248]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日记》，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页。

[249]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日记》，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1—662页。

[250]《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8页。

[251]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日记》，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1—812页。

[252]周保中：《伟大的中国抗战五周年纪念》（1942年7月7目），《周保中文选》，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7页。

[253]王一知： 《“八一五”前后的东北抗日联军》，《辽沈决战》（上），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1页。

[254]《东北抗日联军政治、组织、行为备忘录》（1945年7月），《汇集》甲65，第303—304页。

[25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页。

[25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9页。

[257]《东北抗日联军政治、组织、行为备忘录》（1945年7月），《汇集》甲65，第304页。

[258]《东北抗日联军政治、组织、行为备忘录》（1945年7月），《汇集》甲65，第304—305页。

[259]《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