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人与彝族的融合_蒙元以来云南契丹后裔

契丹人与彝族的融合_蒙元以来云南契丹后裔

彝族是我国西南各省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属氐羌族系。在汉晋时期，昆明族的各个部落，逐渐分化和重组，南北朝以后，其中大部分称“乌蛮”。乌蛮分布很广，主要在滇东北、滇西等，延至南诏大理政权时期的“乌蛮”指的是近代各方言区彝族的祖先。但在一些乌蛮中，也有一些“白蛮”氏族和“徙莫祗蛮”相杂其内，但乌蛮和白蛮仍然各有其地域又交错杂居。至大理政权时，西部乌蛮退至永昌，而北部乌蛮是一个近亲部落群，分布于今川南、黔西、滇东北相接地带。而东部的乌蛮，南诏占领东部爨区以后，以拓东城（今昆明）、通海城、石城（今曲靖）为中心，对原来“东爨乌蛮”各部落进行统治。当时东方原爨区在南诏后期已有三十七部，直到蒙古征服大理时，“凡收府八、郡四、部三十有七”。［17］

自南诏、大理国以来，乌蛮分布面很广，且各部之间虽有区域差别，但都是同一民族。当时，乌蛮中的“罗罗”，已分布于永昌、腾冲，西南部土司区则为“金齿百夷”聚居区。

元代时，庆甸（今凤庆）居民以蒲满（布朗族）为主，但也有“落落”（罗罗），其首领左青罗，元为顺宁县同知，知府则由“蒲满”（指契丹土官）贵族充任。［18］元后，落籍于大理、鹤庆、保山、施甸、昌宁、龙陵、腾冲、永德的契丹人，长期与彝族杂居，同时又受“改土设流”的影响，有的逐步融合于彝族各部落当中。

例如聚居于鹤庆辛屯镇的契丹后裔，传到明、清时先姓绞，与六合彝族乡夸萼山一带的“白依人”（属彝族葛泼支）融合，后被朝廷赐姓蒋，虽然已融合于彝族，但已操汉语，穿汉服，尊汉族习俗，［19］有关习俗、精神物质文化等方面，都与附近汉族相同。(www.guayunfan.com)图18﹣5　施甸摆朗大寨的彝族

此外，散居于昌宁、施甸、龙陵和永德山区的少数契丹人，亦于明以后逐渐融合于彝族的香堂支。据笔者考察，居于昌宁卡斯镇大田坝的香堂人，实际是古代“蒲蛮”的土著民族，明时已融合了契丹人。据云南大学历史系《云南古代民族史》云：

在昌宁境内的香堂族（自称本人），是蒲人后裔，是广邑州（契丹后裔阿都鲁任广邑州知州）的土著民族，蒲人在元史记载中被视为“朴蛮”，明称“蒲人”，但仍称为“蒲蛮”。后来，有一部分蒲人与汉、彝其他民族融合，故已失去本民族的风俗习惯。

笔者又考察了该乡新谷村《阿勤父碑》，碑文载云，现住新谷大队，李姓，系阿勤之女，阿昌燃之子一代改为李姓，原来阿姓是“蒲人”之贵族（实为契丹后裔），乃阿勤之九世孙李华传，阿姓改为李、赵、蒋三姓，他们之间都认为是“同宗共祖”，严禁通婚。这里香堂人的宗教信仰，其祖先崇拜则是“丁郎刻木”，仍是贡奉刻木的男女祖先。［20］

居龙陵县勐糯镇的大寨村、丛岗村，木城乡的乌木寨村、花椒梁子村、老满坡村、鱼塘丫口村，天宁乡的坡头等地香堂人，原有语言、文字和服饰，今已失传，因受汉文化影响，已从汉俗。据老人口碑传说，祖先来自河南、江西，后进入缅甸，其中少数契丹人于明代先后融合于该地香堂人中。［21］

居施甸县摆榔乡摆榔大寨的香堂人，与蒲人共居一乡。曾有香堂老人告知笔者，他们是在明代从昆明迁到云南驿，再迁保山、昌宁，于清康熙三年（1664年），再迁入姚关，初来有十八户人家，遂定居摆榔村，有安、罗、李、彭四姓，语言与楚雄彝语同。清代时，每年要纳粮交税给保山官府，其生活习俗、婚丧和宗教信仰等都与“本人”相同，其中有少数契丹李姓于明清时已融入本地香堂人。［22］

图18﹣6　芒市景颇族

图18﹣7　金平南科莽人

另居保山市隆阳区的契丹后裔，部分已融入满族，多与汉、白等民族杂居，主要分布于瓦房乡的瓦房、车家窝铺、党东、梅兰山，汶上乡的水源，城关办事处及瓦马、杨柳、蒲缥、丙麻等各乡镇，多为蒋姓。而满族则是关、严、傅姓。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保山全市共有满族1728人，云南全省共有12187人，已使用汉语、汉文，习汉俗，着汉服，节日与汉族同过，婚姻一夫一妻制，实行木棺土葬。据笔者考证，保山市隆阳区的满族，实际已与契丹人融合为一个族体，在满族内部，有部分是姓关、傅等，而有部分是姓莽、蒋，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契丹后裔。此外，与定居于芒市的景颇族、金平的莽人（属布朗族）都有融合。

综上所述，契丹人进入云南七百年来，的确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融合于上述几个民族当中。至于散居于西双版纳的契丹人，是否融合于自称“本人”的基诺族，已无史料可寻，尚待考证。总之，当代居于坝区的契丹人，主要是与汉族相互通婚，但还未成为一个族体，只是随着时光流逝，契丹人必然向各民族融合的趋向上发展。

注释：

［1］《通典》卷187。

［2］《史记·司马相如传·集解》。

［3］［14］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5］［13］［16］［22］笔者自1980年以来历次对滇西“本人”、香堂人、德昂族等的考察。

［6］《蛮书》卷6“拓东城”条。

［7］《保山市志·社会》，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724﹣725页。

［8］光绪《永昌府志》卷7《群蛮志·种人·崩龙族》。

［9］江应樑：《百夷传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2页。

［10］倪蜕：《滇小记》。

［11］参见《元文类》卷41，收入《经世大典·征伐·缅》。

［12］方慧：《崩龙族与蒲人的渊源关系及蒲人早期社会经济情况》，载《研究集刊》1985年12月。

［15］方慧：《论明代濮人内部的不同发展情况》，载《史学论丛》第3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7］《元史·地理志》。

［18］《土官底簿》。

［19］《鹤庆县志·民族·汉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9﹣740页。

［20］段嘉兴：《昌宁县民族志》（油印本）。

［21］罗嘉坤：《龙陵少数民族情况简述》，《保山民族研究》1987年第1期（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