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人的族称_蒙元以来云南契丹后裔

契丹人的族称_蒙元以来云南契丹后裔

虽然我们已经从史籍文献中和滇西契丹后裔中的诸多谱牒、宗祠、墓碑中，查证他们确是北方随蒙古军戍边的古契丹后裔，但由于历史的变迁，他们中的部分于明清时代已融合于本地各民族，在族称上，已改变本民族的自称，甚至不敢承认是契丹人。如着籍于施甸、昌宁、永德等县的契丹后裔，自称是“蒲人”“本人”。其他民族则称他们为“蒲满”“倮倮”等。所谓“蒋蒲满，李倮倮，真本人，阿家多”。又谓“张家白子（白族），李倮倮，蒋本人”。本地民族把蒋氏说成是“蒲满”或“本人”，证实蒲满和本人原是一个族系。但根据笔者考察资料得知：滇西南大片地区，自称为“本人”或“本族”者，有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勐仑一带的彝族、基诺族，红河州金平县的莽人（属布朗族），有昌宁、施甸、永德、沧源等各县的布朗族、佤族，有居施甸、昌宁坝区的契丹后裔。

据考证，“本人”称谓有两种来源：一种是成吉思汗以诏书授受演变而来。当时，窝阔台汗灭金之后，返回云中（今大同）听政。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载云：

中贵（受宠宦官）苦木思不花奏拨户一万，以为采炼金银、栽种葡萄等户，公（耶律楚材）言：“太祖有旨，山后（指山西两路新军）百姓与本朝人（指蒙古人）无异，兵赋所出，缓急得用。不若将河南残民（指灭金战俘）贷而不诛，可充此役，且以实山后之地。”上曰：“卿言是也。”

山后百姓，当然包括女真人、契丹人组成的山西两路新军及其屯田眷属在内。温琪宏在《元代山西两路新军是女真人组成的骑兵军团》文章中诠释云：(www.guayunfan.com)因其投奔成吉思汗比来自中亚色目人（回回）早十年，却被划为“汉人”实在不公，元朝建立后，“本朝人”的称呼，混淆了按民族被征服先后划分为政治和法律地位极不平等的“四等人”界限。因此，从山后出发南征的山西两路新军及其屯田军户改称“本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符合当年成吉思汗圣旨中“本朝人”原有含义，可避免被划入“汉人”范畴之内，继续享受与蒙古人同等待遇。元代法律规定只有蒙古人或色目人才有资格任“达鲁花赤”，因此职掌印、握实权。契丹人、女真人落籍云南，因年代久远，“本人”原有含义被当地群众误解为族群。

一种认为是“本人”意即“本地人”，“本族”即本地民族，这是多民族的共同自称。这种自称只有本民族才能识别，其他民族很容易混淆为共同民族。其实非然，真正称为“本族”或“本人”者，应是孟高棉语族的布朗、佤、德昂支各族。契丹人并非本地民族，本族和本人的出现是由于明代推行民族歧视、压迫和“改土设流”政策的结果，迫使他们对外宣称“本人”，以免遭受明王朝“灭绝土舍”的厄运，而跟当地“本人”共用同一称呼。

笔者认为：“本人”称谓是由于成吉思汗以诏书授受演变而来，自蒙古军统一全中国后，许多曾随蒙古军征战大西南的契丹军、女真军即戍守滇西南和滇南，久之，即与当地民族杂居或融合，元朝为区别于其他民族，始终把他们视为“本朝之人”，简称为“本人”，在政治待遇上不加歧视也。至于滇南或滇西南的彝、基诺、佤、布朗等民族也称“本人”，因为这些地区，主要在蒙元时，曾数度与征战东南亚诸国戍守或遗留下来的官兵融合，而元王朝始终把他们作为“本朝人”对待，沿至明清，则称为“本人”了。因而“本人”只是统称，而不是族称。

另外，关于“蒲人”问题，在一些契丹谱牒中亦有记载。如施甸大楼子族谱便有“吾始祖原籍系司蒲人也。”［22］他们为何隐去契丹成分？估计是他们为了在明王朝统治下，继续担任当地蒲人土官，如土府、土州、长官司等职。在顺宁府（今凤庆）、广邑州，凤溪长官司、施甸长官司等地都由契丹后裔任职。但《明史》等却把他们认做蒲人。如《明史》卷315《云南土司传》云：“今干孙（即阿苏鲁之孙）阿都鲁同蒲酋莽塞等诣京贡方物，乞于广邑置州，使阿都鲁掌州事。”《土官底簿》中称：“阿曰贡，云南顺宁蒲人。”“阿张，蒲人氏。”“阿能更，水眼寨蒲人。”道光《永昌府志》云：“通判，明，阿凤，蒲人。”可见明清史和地方史中，早把契丹后裔归属于“蒲人”族属中，并得到明清朝廷的器重。再者修志者和撰写族谱者以讹传讹，没有认真查核祖先“司蒲”“蒲人”到底是本地土著还是北方民族。在他们诸多族谱、墓志或宗祠中虽出现“司蒲氏”，但同时大量记载着他们的祖先是来源于辽东原籍，耶律姓，辽太祖阿保机、辽皇之裔，并遗留着阿尔泰语和契丹小字。他们世世代代将族谱续修下去，并不承认自己是“蒲人”。而“本人”，则是随蒙古军征战川滇后，戍边于滇西南的真正契丹血统或女真血统后裔。

综合上述契丹名称、族称来源和史籍资料，足以说明云南契丹后裔族源来自祖国的北方。据《施甸长官司族谱》卷首插有一幅《青牛白马图》，附有明代写的一首七言四段赞词，全面地说清其族源。如“辽之先祖始炎帝，审吉契丹大皇辽”，“姓奉堂前名作姓，耶律始祖阿保机”。其义为他们原是耶律姓，后又以阿保机之名作姓。［23］

在我们考察中，还发现滇西南契丹后裔至今还保留部分珍贵的阿尔泰语和21个契丹小字，更是进一步证明他们的族源是来自北方契丹的有力佐证。［24］

注释：

［1］《昭明文选》卷35李善注。

［2］［4］《尔雅注·释地》。《尔雅注》早佚。“五狄”注的佚文今见《周礼正义》。其中，“箄于”二字亦讹作“单于”。

［3］《契丹国志·初兴本末》。

［5］《演繁露》卷13。

［6］《北史》卷98《宇文莫槐传》。

［7］《晋书》卷123《慕容垂载记》。

［8］《新唐书·宗室世系表》，懿祖光皇帝三子：长曰起头，次曰太祖，三曰乞豆。

［9］［15］陈述：《契丹政治史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页、第31页。

［10］《魏书》无以上七字、兹据《北史》补入。

［11］近来发现鲜卑世代石室即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的嘎仙洞，洞壁刻文与《魏书》所记符合。明确了鲜卑早期活动的地区。

［12］“异族同类”疑是采用《魏书》“异种同类”的误字。

［13］由多桑《蒙古史》卷1转引。

［14］瓦·札尔金德：《契丹及其族属》，见《民族史译文集》。

［16］《金史》卷2《太祖纪》。

［17］张正明：《契丹史略》，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页。

［18］《东胡民族考》，日本《史学杂志》卷23。

［19］张博泉：《“契丹”“辽”名称探源》，载《黑龙江民族丛刊》1999年4月，第60﹣61页。

［20］［23］［24］蒋文智（契丹后裔）、蒋蔚复（契丹后裔）、毅松（达斡尔族）、孟志东（达斡尔族）、杨毓骧调查，孟志东、杨毓骧、蒋蔚复整理《云南契丹后裔调查报告》，1992年保山铅印本，第7﹣9页。

［21］此二副对联由云南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蒋家骅（芒市猛板契丹土司后裔）1993年5月提供。

［22］见施甸大楼子宗谱《宫音乐安郡阿莽蒋姓门中历代先祖考妣老幼灵魂之香位》手抄本，据阿苏鲁后代子孙蒋必高告诉笔者，此族谱是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由他祖父蒋国福聘请热水塘村清末贡生杨焕章［字绍堂，又名陈继先，生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殁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为笔者祖父］、私塾先生杨汝智，根据史料、族谱，并查访上下莽王寨、姚关、万兴、镇康等地契丹后裔，然后整理出来，刻有石碑和木牌位两块，石碑于1989年被火烧毁，木牌位尚存大楼子蒋必华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