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人与布朗族的融合_蒙元以来云南契丹后裔

契丹人与布朗族的融合_蒙元以来云南契丹后裔

蒲人，原是我国滇西南古老民族部落，是布朗族、佤族、德昂族的祖先。早在汉武帝时（公元前100余年），史籍便有“百濮”之名，即蒲人最古老的先民的称谓。“百濮”系统主要包括今操孟高棉语诸族，当时散居于永昌郡，其东北部与出自氐羌系统的叟、昆明族居住区交错。在未设置永昌郡前，滇西有一个部落称之为“苞满”，“略斯榆，举苞满，结轨还辕”。［2］汉武帝初年，开西南夷，最西南部到达“斯榆”。斯榆乃是“言髓”或“叟”的长音，读为“辒”或“叟”，即辒（叟）族，与昆明族共杂居“桐师”（今保山）、楪榆（今大理），后其地设辒唐、楪榆等县，然地名与“斯榆”有关，“苞满”地与“斯榆”相近，亦在辒、昆明地区。据《华阳国志·南中志》云：“孝武时，通博南山（今永平县境），度兰沧水溪，置辒唐、不韦二县。”苞满显然是后来设置在辒唐、不韦二县内，即今云龙和保山境内，此二县本为滇西辒，昆明部落群的哀牢居住过，而“苞满”就是与哀牢人杂居一起。［3］

图18﹣1　施甸的布朗族

《史记·司马相如传·索引》曰：“苞满，服虔云：夷种也。”远近仍称布朗族为“蒲曼”，而蒲曼即“苞满”。直到明清时代，在今云龙、保山仍有布朗族与彝族杂居。但在西汉初年的“苞满”，只是“百濮”中的一个部落，在东汉设置永昌郡时，称他们为“闽濮”。而“百越”系统的“鸠”“僚”，当为傣族先民。(www.guayunfan.com)蒙元时期的契丹人，《元史》列传中都记述他们是契丹后裔，而令人难解的是自明以来，《明史》却把任职于顺宁、永昌、凤溪、施甸等地的契丹土官，都改作“蒲人”，称为“熟蒲”，把本地土著“苞满”（蒲曼）称为“生蒲”。致使历史学家对明清时期的契丹人无从查证。笔者是根据契丹的谱牒、宗祠、墓志，契丹父老的讲述，结合《明史》、天启《滇志》及地方志中描述的“熟蒲”，确认其实属契丹后裔。这部分熟蒲，是明代“改土设流”时采用惨无人道的办法“灭绝土舍”，迫使契丹后裔逃往深山，融合于“蒲人”，自称为“本人”。

据《明史·云南土司传》云：施甸长官司阿干，干孙阿都鲁为广邑州知州，广邑州莽塞为同知。他们本是元王朝委任的契丹千户，后被明王朝留用为土官，并管辖今施甸、昌宁、凤庆一带“生蒲”（或称“野蒲”），而明王朝却把这部分契丹土官称为“熟蒲”，或由生蒲化为熟蒲的那部分人。

值得庆幸的是笔者于1980年2月前往施甸、昌宁考证“蒲人”（“本人”）的族属时，意外地在施甸和昌宁交界的深山，卡斯凹乡（今卡斯镇）中寨的森林中发现一座契丹古墓，在其墓志铭中刻有《阿公碑文原序》，详细记载着他们来自辽东，祖先是耶律阿保机，到明初，实行“改土设流”，至雍正二年（1724年）“中国灭绝土舍，从此更改李、赵二姓，遵汉之风。当是时，地方扰攘、粮草不完，拨夫未清。又至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招安土舍。……”［4］这便是契丹土官和百姓逃往山区与当地“蒲人”融合的铁证。这部分契丹人经数百年相处，无论在语言、习俗、宗教信仰，物质生活等方面，都融合于土著“蒲人”社会中，除昌宁卡斯镇契丹人尚保留极少的本民族词语外，在施甸木老元、摆榔两乡的“蒲人”（“本人”）所操孟高棉语中，还遗存着约30%的北方阿尔泰语系词语，在少数契丹古墓中还刻着契丹小字。他们的神话传说，与坝区的契丹人传说基本相同。

这里特别指出的是在蒙元时，大部分苞满（濮满）人已逐渐迁入西双版纳、澜沧一带，那里的濮满人，克木人（属布朗族）其习俗、宗教、语言等方面，与施甸“蒲人”相距甚远。新中国成立后，濮满已归属布朗族。而施甸、昌宁的“蒲人”（“本人”），直到1980年2月，笔者受云南省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的委托对“蒲人”进行识别时，征求这部分人的意愿，于1985年经上级批准，正式归属于布朗族。同时，笔者在《施甸蒲满人（布朗族）社会文化调查》一文中，首先公布“现居施甸的‘蒲人’（本人），是本地的土著民族和元朝南征的辽皇耶律阿保机的后裔两部分人融合而成”。［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