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韵学大家杨荫杭

音韵学大家杨荫杭

杨荫杭，字补塘，1878年出生于无锡书香门弟，自小就受到祖父和父亲的严格教育，1895年考入北洋大学堂，1899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他在日本时受到孙中山、黄兴等人的革命影响，于1900年春，和一批留日学生成立了励志会，从事反清活动。同年，与励志会会员杨廷栋、雷奋等人创办期刊《译书汇编》月刊。这是留学生创办最早的杂志，大量销往上海、苏州等地。它译载了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穆勒的《自由原论》和《代议政府》等资产阶级启蒙著作，介绍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编译发行了《波兰衰亡战史》等，出版了《明治历史》、《日本维新活动历史》、《最近俄罗斯政治史》、《美国独立史》以及《近世政治史》、《近世外交史》等资产阶级革命与资本主义发展等方面的译书。这些书藉对于启发中国青年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提醒人们警惕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了一定作用。1901年，杨荫杭利用暑假回无锡探亲的机会，在无锡鼓动一批进步青年组织励志学会，入会者有40余人，公推裘廷梁为会长，秦鼎臣、俞仲还为副会长。他们在埃实学堂以讲授新知识为名，宣传反清革命。

1902年，杨荫杭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后在上海《时事新报》担任编辑，同时在中国公学、澄衷学校、务本女校教课并经常在《大陆月刊》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革命。他还到无锡与留日同学蔡文森等人组织理化研究会，聘请另一位日本教师教授自然科学。他让他的两个妹妹参加研究会学习，这对当时的封建礼教无异是一种挑战。此外，他不拜祖宗、不敬鬼神，因而被封建士绅视为大逆不道。经过杨荫杭在家乡无锡的两次活动，播下了反清革命的火种。后来，一些励志学会会员和理化研究会会员加入了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的无锡光复活动。杨荫杭的革命活动受到了清廷的注意，准备将他缉捕入狱。他不得不在1906年再度出国，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法律。这时，他对西方的民主法治有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幻想。他幻想用西方的民主法治来改良腐朽透顶的封建制度，挽救贫穷落后的中国。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时，努力学习，卒业时所作的硕士论文《日本商法》，受到了导师的赞赏，被收入这所大学的法学丛书。

杨荫杭抱着“以法治国”的幻想于辛亥革命前夕回到了祖国，经清末状元张謇的推荐，在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教书。不久他就辞职南归，在上海中报馆担任编辑并从事律师事务，发起并创立了“上海律师公会”。

辛亥革命成功后，杨荫杭再经张謇推荐，就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兼司法筹备处处长之职。在任职期间他秉公执法，不阿不谀。当时，有一个权势显赫的军阀到了上海，一些官员和士绅联名在报纸上刊登欢迎词，他们事先并未征得杨荫杭的同意，就将他的名字列入其中。他见报后很生气，立即在报上发表声明指出他并没有对这个军阀有欢迎之意。当时有人笑他不识时务。他说:“名与器不可以假人。”

杨荫杭担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不久，北洋政府有“本省人不能担任本省官职”的规定。因而，他被调到浙江省任高等审判厅长之职。到浙江后，他不畏权贵、不徇私情、严于执法。当时浙江有一个恶霸，自恃与该省督军有裙带关系，在乡里鱼肉百姓，无恶不作，甚至行凶杀人。被害人家属上诉，地方法院审理后呈报省厅，杨荫杭提笔判处这一恶霸死刑，浙江省省长屈映光出面说情，要求杨荫杭予以减刑。杨回答:“杀人偿命，不能宽有。”屈映光以势相压，杨声称司法独立，不予理睬。屈映光便向当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告状，幸亏当时任袁世凯机要秘书的张一簏与杨荫杭是同窗好友，从中说项，袁世凯才亲笔批了“此是好人”，并于1915年将杨荫杭调到北京了事。不久，袁世凯倒台，黎元洪执政，杨荫杭被任命为京师高等检察厅长。在任职高等检察厅长时，认识到所谓宪法不过是一纸空文，但他仍然刚正不阿。后来，有人揭发总长许世英贪污受贿，杨荫杭派人查实后，下令将许扣押。一时间，此事在北京掀起轩然大波，政府要人纷纷向杨说情，要求特许保释。杨认为，任何人犯法均需追究，绝不能像封建时代那样“刑不上大夫”。北洋政府出面干预，他仍坚定立场，毫不让步，从而被北洋政府停职审查。

杨荫杭愤而离京南下，回到家乡无锡，因忧愤交加，重病一场。病愈后，他被上海申报社聘任为副编辑长，并重操律师旧业。他曾愤激地说，如今世界上只有两种职业可做，一是医生，二是律师。他做律师时专门为人鸣不平，申诉冤情，面对那些违法犯罪分子，则无论其职位多高，权势多大，酬金多厚，一律不予受理。1929年，一家银行保险库内巨款失窃，明明是银行经理监守自盗，却诬告两位管库职工所为。杨荫杭知道后十分气愤，义务为这两位职工出庭辩护。有一个驻外领事私贩鸦片，案情败露，他想请杨荫杭为他辩护，派秘书再三上门要求，并许以重金相酬，杨坚决不予受理。

旧政府的司法部门与所有官府一样，黑暗腐败，贪污受贿成风。有一个法官在开庭时总要带着一把装满了酒的茶壶，喝酒审案。杨荫杭十分气愤，他同另一位有正义感的律师陆棣成，联名向司法总长写了一个呈文，要求撤换这个酒醉糊涂的法官。后来，上海地方法院调来一个院长，经了解，这人曾在美国因为伪造支票而被判过徒刑。于是杨荫杭更加看透旧政府的腐朽;所谓法律，不过是统治阶级用以捆绑人民群众的绳索而已。他那“以法治国”的幻想也就彻底破灭了。于是，他在处理律师事务之暇，除继续为报刊撰写一些文章外，乃寄情于研究音韵学、古钱币以及印度、缅甸等邻国的文字。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荫杭不再做律师，改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诗经》。上海沦陷期间，杨荫杭除教书外，潜心研究音韵学。他认为《诗经》一书，可算是古代的一部音韵谱，有着很美的节奏。于是，他将《诗经》逐字逐句地加注音韵。接着，他又将屈原的《离骚》加注音韵，后来还将两本音韵注文合成一书，题名《诗骚体韵》。这本著作当时被人们称之为“绝学”，可惜，在他生前未能出版，在他逝世后手稿又被散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