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成果到了走出去的时候

中国科技成果到了走出去的时候^[1]

近年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走出去”工作异军突起，获得了业界人士广泛关注。2011年，上海交大出版社输出版权53种，较2010年翻了一番，接近扭转版权贸易逆差。难能可贵的是，上海交大出版社一半以上品种是输出到欧美的大型科技出版集团，探索出了一套科技出版走出去的有效路径。

2009年，上海交大出版社向爱思唯尔（Elsevier）出版集团输出“江泽民学术著作系列”英文版，2012年输出《钱学森文集（1938～1956海外学术文献）》国际版，分别在法兰克福书展和伦敦书展举办盛大的首发式，引起了强烈反响。从2009年开始，上海交大出版社开始与施普林格（Springer）出版集团签署协议，联合出版中国工程技术领域领军级学者的英文版学术著作，迄今已输出近20种版权，形成了规模效应。2011年，上海交大出版社策划启动“光物理研究前沿系列”，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院士担纲总主编，在中文版撰写阶段，就将全部8种专著英文版权输出给德国的德古意特（De Gruyter）出版社。2012年，上海交大出版社还将向德古意特输出“材料科学研究前沿系列”第一批4种学术专著英文版。2012年北京图书博览会上，上海交大出版社将和爱思唯尔签署“大飞机出版工程”5种学术专著版权输出协议。

我们都知道，以前一般科技图书的输出局限在中医、养生等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领域，主流科技领域鲜有建树。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科技图书的版权输出则扩展到了理科、工科的主流领域。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认为，中国科技成果到了走出去的时候，中国科技图书的版权输出迎来了最好的机遇。就此，记者采访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韩建民先生、国际合作部主任李广良先生。

读书报：你们认为“中国科技成果到了走出去的时候”，这样说的理由何在？

答：中国科技成果走出去的主客观条件不断走向成熟，这一点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体会越来越深。

首先，中国不断涌现出世界一流的科研成果，具备了走出去的水平。同时中国学者国际化背景越来越强，其英文写作水平也不断提高。从论文来看，2009年中国发表SCI论文12．75万篇，仅次于美国；从质量上看，中国SCI论文被引用次数也快速增长，2000～2010年中国SCI论文共被引用423万次。施普林格出版集团首席执行官德克·汉克（Derk Haank）曾公布：在其数据库中，有10%的内容直接是或包含中国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我国不少学者也有用英文著书立说的动力，愿意以学术专著的形式总结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全球同行分享自己的研究心得，同时，也可以在国际科学界确立学术地位。

其次，国际知名科技出版商也敏锐察觉到了这一重要变化，纷纷来到中国寻求科技出版的优质内容资源。如爱思唯尔出版集团，其科技部中国区承诺将“把中国最需要的科技信息引进来，让中国最优秀的科研成果走出去”为“首要战略任务”。

中国学术必须走出去，走不出去的学术难以成为世界一流的学术。中国学者必须与全球同行同场竞技，赢了这样的比赛才更凸显你的实力。中医、养生当然也很好，但是人家跟你不是一套玩法，没法和你比，就好比厨子不能自夸比瓦匠会烧菜。市场早已模糊了国界，学术自然不可自设藩篱。

读书报：能否举一些具体的例子？

答：以今年我社最重要的项目——“大飞机出版工程”版权输出爱思唯尔为例。中国没有自己的商用大飞机，一直是很多中国人心中的痛。一个很流行的段子说，中国人要出口几亿件衬衫才能买回来一架波音747。当然，我国大飞机研制水平与国际上还有一些差距，但是中国学者在若干领域还是做出了比国际同行更好的成果。今年4月我社到爱思唯尔牛津办公室访问时，拿出“大飞机出版工程”一套5种精品学术专著选题表，立即引起了爱思唯尔工程图书编辑部门从出版总监到出版人、策划编辑的极大兴趣。此后，这5种图书经过了爱思唯尔组织的严格的同行评议，获得了积极的评估和反馈。可见，该系列著作的水平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认可，这是推动爱思唯尔下决心引进版权的最重要的因素。

读书报：“大飞机出版工程”版权输出背后，有没有一套“学术出版国际化”的机制？

答：“大飞机出版工程”版权输出，与我们同爱思唯尔建立的长期合作密不可分。“江泽民学术著作系列”英文版、《钱学森文集》国际版两套非常重要图书的版权输出，使双方建立了战友式的信赖，形成了深入交流的机制。双方在高层互访中决定：瞄准高成长性的学科和专业，共同策划出版一批反映中国学术界最前沿成果的英文版学术专著。

根据双方协议，每年我们都派出编辑到爱思唯尔牛津办公室培训学习，和爱思唯尔很多部门的负责人都结下了深厚友谊。另外，对爱思唯尔要发展哪些板块，要收缩哪些板块，我们非常清楚。航空科技是双方深化合作的极佳的契合点。从我社来看，我们一直着力打造“大飞机出版工程”，这套书被列为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国家出版基金优秀项目，获得了政府出版奖（提名奖）、上海图书奖一等奖；从爱思唯尔来看，他们也非常希望集中推出一批航空科技领域的高端图书，提升在这一细分领域的市场份额。为此，我们准备了详尽的选题表，既包含学术方面的论述，又包含市场反应的准确预期。今年4月，双方在牛津会谈，顺利达成了版权输出意向。

读书报：中国科技成果走出去，可以采取哪些不同的形式？

答：从单本著作的输出，到丛书和项目的输出，再到合作出版，是中国科技成果走出去的三种形式，也可以看做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丛书和项目的输出，较单本著作的输出相比，可以形成规模效应，扩大版权输出的影响力和能见度。合作出版是指双方共同策划选题、共同组稿，出版后双方分别在海内外发行。合作出版要求中外双方在发展战略、选题方向、运作方式等方面具备很强的默契。在合作出版过程中，要在选题上做到中国原创、世界共享。要注重普适性，选择当今世界读者最关心的主题，同时要注重独特性，给出当代中国对这些重大问题的郑重回应。

读书报：这样一种合作组稿、出版的形式，是否会造成海外出版社越过国内出版社，直接向国内一流学者约稿？

答：目前已经有不少海外出版社直接向中国作者约稿了，这是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威立中国的官网、施普林格北京代表处的新浪微博，都醒目地登着富有诱惑力的组稿启示，投稿流程也详尽细致：“不仅可以使您的工作在全球范围内被最广泛的学术读者群所了解，而且无需支付任何出版费用。”

您谈到的已成为事实，而且随着我国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这种情况必将越来越普遍。从提升中国科技成果走出去的水平和规模来看，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对国内出版社来讲，这却是“大变局”，是一个根本性的挑战。迄今为止，我国出版社的竞争，充其量只是国内竞争；但早晚有一天，我们不得不卷入与中外出版社同场竞技的时代。

读书报：国内出版社如何应对这种国际化的竞争？

答：要应对国际化竞争，我们认为有几点措施可以考虑：首先，我国出版社要充分利用国际合作的宝贵机会，认真学习国际一流出版商先进的经营理念和运作方式，不断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这可以从战略制定、选题策划、市场营销等方面入手。

其次，我们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分得应得的那杯羹。比如地缘优势，作为大学出版社，我们与大学特别是本校的教授，有着天然的亲切感，我们可以每个礼拜都和他们喝喝茶、聊聊天，这种先天的优势，哪个海外出版社不欣羡？

另外，说到底，出版社之间的竞争，拼的都是“服务”。比如，对作者进行英文科技文献写作技巧的培训和辅导，根据书稿质量主动承担不同程度的英文润色和编辑加工工作，使表述更为地道、也更容易为国际读者所阅读和接受，等等。服务的外延很广，更重要的还包括：不断提升出版社的声誉，扩大出版社的学术影响力。

读书报：就是说，国内出版社需要和海外出版社抢夺科技书稿和优秀作者资源，那未来国内的科技图书出版是否会带有更多的国际化色彩？

答：我们对此充满期待，也早已开始探索。如我社被评为“上海市优秀输出版图书”的《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技术及其工业应用》，就是由中国的马登哲教授、范秀敏教授与德国的Jürgen Gausemeier教授、Michael Grafe教授共同编著的；“大飞机出版工程”输出图书之一《风扇压气机气动弹性力学》的作者何力教授工作单位为牛津大学工程学系，等等。

我社2010年就制定了平台国际化战略，致力于建设成为中国科技成果走向世界的桥头堡。同时，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我们也要为母体大学做出独特的贡献。中国学者必须要被国际学术共同体深度接收，世界性的影响是他们应得的。

读书报：近年来国家加强了对科技专著走出去的支持力度，从你们体会来看，新闻出版总署、科技部等这方面工作进行得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

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出版总署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科技部的“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等，都提出要鼓励英文版优秀科技专著的出版，对我们是很大的激励，也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不过，我国科研政策对英文版科技专著出版重视不够，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优秀学者著书立说的动力。大多数科研机构的科研政策，在奖励制度、职称评审、科研评价等方面，对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有较大的支持力度，而撰写英文版学术专著虽然需要学者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但是尚未纳入大部分科研机构的评价体系，客观上形成了重论文、轻专著的情况。当然，这种情况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原因，如科研论文一般更具有前沿性、创新性，而且经过了严格的同行评议流程，其质量也较有保证，而国内出版的学术专著则难免良莠不齐，难以确保学术水平。不过，为确保英文版科技专著的水平和质量，我们可尝试提出一些解决办法，比如，可以根据声誉和影响力等指标，筛选出一些国际知名出版社，鼓励我国科研工作者在这些出版社与国内出版社联合出版科技专著。如果在国家层面难以很快推行，建议一些有条件的科研机构可以先行先试。

科学家有祖国，但是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可以说，中国科技出版走出去迎来了崭新的发展机遇，确实大有可为。我国有条件的综合性和科技类出版社应当抓住机遇，顺势而为，开创版权输出和国际合作出版的新局面，为增强我国科技成果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做出更大贡献。

【注释】

[1]本文原载2012年8月29日《中华读书报》，作者王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