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走出去”到“跑出去”

第三节　鼓励中国民营企业投资欧盟：从“走出去”到“跑出去”

一、政府层面

（一）重点培育与梯度发展相结合，实现多层次发展

政府要适当扶持能够代表中国形象投资欧盟的中国民营企业。有选择地重点扶持目前已经实行跨国经营并有较好业绩的若干大型企业集团，壮大其实力，使其发展成为中国的大型跨国公司。从战略上考虑，可选择具备足够技术实力、生产实力、资金实力的大型企业集团，给予它们政策和其他方面的支持。以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为龙头，利用国内市场与欧盟市场的差异，促进其由国内产品经济型向欧盟市场经济型转变，使之具备国际化经营的能力和实力。

另外，政府在适当扶持投资欧盟企业的过程中，应当注重重点培育与梯度发展相结合。政府部门要走出对跨国企业认识上的误区，不能认为只有全球500强公司才算是跨国企业，事实上在全世界有6万家中小型跨国企业，政府部门要做的就是从已经实施跨国经营的民营企业中培育跨国企业，只有从小做起，才能做大做强。中国民营企业投资欧盟的成功经验也表明，具有资金、技术、人才及国际营销优势的工业企业，已经基本具备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实力和条件。一些有较大发展潜力的中小民营企业在投资欧盟过程中不断获得和创造比较优势，从中小企业逐步发展成为跨国企业。

（二）鼓励集群化创新，完善专门人才培养机制

为了提升民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要着力加强民营跨国企业的产业配套安排。各级政府要强化民营企业投资欧盟的政策引导，鼓励产业的集群式转移。要充分利用税收、用汇、进出口信贷和保险等杠杆，鼓励、支持和引导更多的中小型跨国经营企业跟随龙头企业，加大企业投资欧盟的资金配套转移力度，促进更多的民营企业在新的投资环境和条件下，更大幅度地提升自身的生产能力与核心竞争力。要通过集群化投资安排，吸引更多的人力资本进入民营跨国企业发展的框架中，达到有效克服国际投资和管理人才短缺的目的、更好地利用现行正规教育资源，培养出更多的能够较好适应投资欧盟和管理方面的专门人才。此外，还要学会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借助国际资源来培养民营企业自身的高级专门人才，着力促进本土跨国企业投资欧盟经营活动的持续、健康和快速发展。

（三）扶持建立法律、财务等中介服务机构

随着跨国经营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层次的不断深入，民营企业在投资欧盟过程中也不断面临着国外机构、竞争企业的压力，以及诸如反倾销、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等非关税贸易壁垒。在当前民营企业的对外投资过程中，这些压力正呈现出扩大的趋势。而企业在应对这类挑战时，往往缺乏足够的法律和其他方面的应对知识，加上目前国内相应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构严重缺乏，企业只能寻求海外相关机构的帮助。然而，海外机构一方面服务收费水平高，另一方面同中国在文化上存在一定差异，中外双方信任程度有限，往往很难真正为企业服务。因此，政府需要积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服务机构。

另外，企业在跨国并购、海外投资等经营环节中，对于财务、会计方面资源和信息的需要也甚为迫切，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只能依赖海外的财务会计服务机构。因此，需要政府不断鼓励和扶持法律、财务等中介服务机构的发展。

（四）以企业为主体和以市场为导向，改革境外投资管理体制

自2009年5月1日起，《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付诸实施，该办法仅保留了我国商务部对少数重大境外投资的核准权限，同时境外投资的核准程序也大大简化，这无疑对民营企业投资欧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在目前跨国投资经营活动中，企业仍然需要政府采取多方面的、进一步改革政策，以完善境外投资管理体制。当前，应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及政府提供服务和“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加快境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并尽可能地促进境外资源的开发和国内成熟产业的国际转移。切实做好外汇管制等各项政策执行和对策协调工作，选择基础较好的地区作为境外企业和机构审批手续改革试点，政府审批制转变为自动登记备案制，让民营企业的跨国经营程序更加便捷、高效。

二、企业层面

（一）产业导向：产业“宽度”与“深度”

从目前民营企业投资欧盟的情况来看，投资方面多集中于传统行业，且多半是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产业。而这些产业由于处于价值链“微笑曲线”的低端，其产业附加值和利润率都极其有限，因此民营企业在投资欧盟的过程中，需要考虑行业多样化，寻找位于“微笑曲线”两端的新型行业，尤其是在能源和资源相关行业，要着力实现产业“宽度”的延伸。与“宽度”相比，民营企业在发展壮大过程中，产业的“深度”则更是远远不够。所谓“深度”是指一个产业从研发、设计、生产（加工）、销售到服务的整个流程。从“深度”上看，民营企业在投资欧盟的过程中，多数涉及生产（加工）和销售环节，最多有些涉及服务环节。然而同一个产业在不同环节也存在一条“微笑曲线”，生产（加工）和销售环节位于曲线的低端，相比位于曲线高端的研发和服务，目前民营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中，需要将价值链的分工更多地向价值链最上游和最下游转移，实现产业“深度”的发展，并最终达到产业“宽度”和“深度”的有机结合。

（二）区位导向：“小市场小技术”与“大市场大技术”

从中国吸收欧盟投资和中国企业到欧盟投资的对比情况来看，目前我国还处于邓宁投资阶段理论的第二个阶段，即吸收境外投资的数量要远远高于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数量。而在境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中，目前也多集中在OECD以外的国家和地区，这势必不利于完全发挥企业的自身能力和竞争优势。因此，政府需要引导民营企业在国际化成长中，注意“小市场小技术”与“大市场大技术”的有机结合。对于一些已经具备了多年国际经营经验和掌握了所在行业领先技术的本土跨国企业，应更加重视区位的多元化导向，也就是不仅要注重OECD以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可以尝试进入欧盟等相对发达国家，依据自身的多元化优势和对领先技术的掌握，积极竞争市场份额，实现“大市场大技术”的发展。而对于许多成长性的跨国企业而言，在刚刚走上国际化的道路时，则先选择进入一些小市场，发挥在小技术上的比较优势，积累更多的国际化经验，为最终进入“大市场大技术”做好必要准备。因此，在实践中，不同发展水平的本土跨国企业，应当进行不同的区位选择，最终实现“小市场小技术”与“大市场大技术”的有机结合。

（三）模式导向：模式选择与国际产业链

民营企业在进入欧盟市场时，大部分选择了产品出口这一形式，从而导致民营企业的国际化模式过于单一。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经验和规模、实力不足导致的。因此，在企业的成长过程中，应当考虑不同的模式组合。对于一些实力和经验不足的民营企业，可以通过灵活选择多种国际化模式来达到投资欧盟的目标。例如，可以采取大企业依托模式，也可以采取小企业合成模式等。而对于一些具有丰富国际经营经验的民营跨国企业，则可以考虑通过在欧盟设立工业园区，实行“集群化”发展战略，甚至可以设立离岸公司进行资本运营。当然，在整个模式选择的过程中，政府应适当给予在国际产业链上的引导。目前，很多民营企业投资欧盟是为了拓展国际市场，或者设立生产基地以提升本土化生产和经销能力，但这种横向一体化战略并不能很好地达到生产要素的国际化配置，企业应加强在垂直一体化方面的努力。也就是说，民营企业要根据本身在研发、生产、销售等环节的基础和需要，做好核心产业环节的战略取舍，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新的起点上实现生产要素的全球化配置和资源重组，实现具体模式选择与国际产业链的有机结合。

（四）危机导向：把握机遇与规避危机

目前，中国民营企业大多还是采取家族式管理，家族式管理在民营企业创办初期发挥了一定作用，适应了当时市场不完全、信息不充分、法制不健全、职业经理缺失的大环境。不过，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和经营环境的日趋复杂，尤其是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家族式的管理模式暴露出了决策随意性大、非规模管理和人才难以引进和留住等问题。因此，在投资欧盟的过程中，尤其是处于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企业需要及时关注机遇与危机的内源性关系。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更加注重生产技术的提高，以便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到来时，可以发挥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立足于不败之地。同时，民营企业投资欧盟，也要十分注重“知己知彼”，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更要对国际惯例、东道国投资环境、东道国相关法律等进行充分研究做好未雨绸缪。

参考文献

[1]Andersson，S.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Different Industrial Context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04，19（6）：851-875.

[2]Johanson，J.and Vahlne，J.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Firm：A Model of Knowledge Development and Increasing Foreign Market Commitmen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77，8（1）：23-32.

[3]Johanson，J. and Vahlne，J.E. The Mechanism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1990，7（4）：12-23.

[4]Forsgren，M. The Concept of Learning in the Uppsala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Model：A Critical Review.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02，11：257-278.

[5]Liu Xiaming，Xiao Wen and Huang Xianhai.Bound Entrepreneurship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Indigenous Chinese Private-owned Firm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08，3：488-508.

[6]陈凌，曹正汉.制度与能力：中国民营企业20年成长的解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7]程惠芳，杨婵，潘信路.经济国际化与政府服务创新和服务支出的相关性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8（2）.

[8]李媛，等.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二元选择模型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08（7）.

[9]刘明前，等，跨国直接投资方式及其比较探析[J].当代经济，2009（2）.

[10]刘迎秋，徐志祥.中国民营企业竞争力报告——“走出去”与竞争力指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11]史晋川，金祥荣，赵伟，罗卫东.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12]肖文，等.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影响因素及模式选择[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13]肖文，陈益君，林高榜.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的绩效分析[J].浙江学刊，2009（2）.

[14]肖文，林高榜. FDI流入与服务业市场结构变迁[J].国际贸易问题，2009（2）.

[15]张亚珍.基于欧盟板块经济特征的中欧贸易摩擦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9（4）.

[16]赵伟，等.民营企业国际化：理论分析与典型案例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17]赵伟.民营企业国际化：现状评价与路径建议[J].国际经济合作，2005（8）.

[18]赵伟.中国企业“走出去”——政府政策取向与典型案例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