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大学，办好大学出版社

依靠大学，办好大学出版社^[1]

近日参加新闻出版总署和教育部举办的第七期大学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岗位培训班，很有收获，特别是大学出版社的同仁聚在一起，课程有针对性，交流有共同性，可谓实事求是。通过一段时间的集中学习，结合长期以来关于如何办好大学出版社的思考，收获颇丰。大学出版社复姓大学，理应，也必须依靠大学才能办好。

一、大学出版社的地位

在党的十六大上，江泽民同志在谈到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时指出：发展先进文化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在谈到新闻出版等媒体事业的任务时又说：“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对于中国文化事业来说，党给我们明确了方向，布置了任务，下达了号令。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光荣的任务，同时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需要各个新闻出版部门的密切配合，同心协力才能完成。

为了完成这样一个伟大而艰巨的任务，大学出版社具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肯定为我国出版业的“重要方面军”。（《志存高远，继往开来》，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5）大学出版社作为一个整体无论从经营规模、出书品种、销售码洋在出版界都占有不小的比例；而且由于高等教育在社会生活中日渐上升的地位，从作者资源、编辑资源和读者资源等方面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党的十六大上，再次强调了科教兴国是我们基本的国策。贯彻科教兴国国策，提高全民族的知识水平和科学素养，科学普及是一项重要的工作，高校的作者有科学知识，有教学经验和写作能力，是这项工作中的主力军。大学出版社与这个作者群有着自然的联系，可以也可能更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贯彻科教兴国国策，改革和发展高等教育，加强教育创新是一项关键的工作，大学出版社就在大学内，宣传教育改革理念，介绍改革动态，推广创新教材不只是近水楼台，而且是得天独厚。

大学需要出版社也是办学者的体会。交通大学的译书院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大学出版社了。19世纪末，出版界的先哲张元济先生在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的前身）创立了译书院，大学在当时的特殊地位迫切要有一个专门机构来从事翻译和出版教材，以满足学校教学和科研的需要。译书院为南洋公学翻译国外教材，编辑古代经典和出版教师写的讲义，对于学校的学科建设有很大的作用。张元济先生本人深感学术出版的重要而调职商务印书馆。

世界上许多大学有出版社，尤其是一些著名的大学，这些大学出版社担负着为学校的教学和科研服务的责任。我在美国与加拿大工作多年的体会是，教授们乐意将自己的科研成果拿到大学出版社去出版，一来总结科研成果，二来也是课题研究的汇报；教授们将用了两三遍的讲稿写成教科书出版，一来可以提高讲义的质量，二来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和在学术界的地位，三来方便了学生。现在很有一批大学出版社在国际上富有声望。牛津、MIT是不用说了；美国的密西根大学在管理方面、德州A＆M的机械、休斯敦医学中心的医学都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这些大学出版社也就成为这些领域的权威出版社。出版社靠大学立世成名，大学靠出版社扩大价值。

在2002年3月颁发的《高等学校出版社管理办法》的第六条中，在阐明了高校出版社的主要任务和重要任务后，说“高等院校出版社要立足本校，面向全国，主动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文化教育进步，积极出版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需要的出版物，为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提供更多的精神产品”。只有认清了高校出版社的地位和历史使命，才会感到自己的责任，才能为落实十六大和两会提出的任务更好工作。为了繁荣我国的文化事业和发展文化产业，我们应该充分利用高校优势，发扬高校优势，建设好高校出版社。

二、依托大学，开发出版资源

曾为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认为：大学之大乃“大师”之大，大学特别是一流的大学，更是大师汇集。任过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先生认为：大学之大是求是的“研究”之为大。纵览无论哈佛、牛津、剑桥、康奈尔这些综合性或者文科见长的学校，还是麻省、斯坦福、加州贝克莱这样以理工为特色的学校，或者国内的北大、清华、复旦、交大都是名人荟萃、大师辈出之地。这些名人和他们带头的学术梯队在科学研究和教育探新中的成就为我们大学出版社提供重要的作者资源和出版资源。当然，他们中会有不少人因为种种原因，将自己的成果拿到校外出版社去发表，但是只要我们积极工作，积极争取，可能性还是存在的，而且不小。因为我们有着地利与人和的优势。出版社要积极与教授沟通，介绍大学出版社在编辑、基金申请、报奖等方面的优势，极力争取。记得一位生物学教授谈起他的《医学信号处理》一书，说已有某出版社向他约稿，但是他怕到北京去，来回时间花费太多。说如果学校出版社出版质量有保障，他很乐意放在交大出版。为了密切出版社与学院的联系，我们对每个学院指定了联系编辑，要求他们经常与学院联系，积极为学院的教授服务，争取更多的著作放在校出版社出版。

不仅是大师人物可以成为出版社的作者，而且大学里的很多人员可以成为出版社的作者，我们必须充分用好这个资源。《中国图书商报》总编辑程三国将出版分为三种：大众出版、教育出版和专业出版。在这三种出版中，教育出版和专业出版的作者和读者中很多来自高等院校，尤其是教育出版，高校的教师和科研人员是重要的作者资源，由于科学进步的速度越来越快，现在在计算机和管理等领域，一大批研究生已经成为重要的编译人员，几乎可以说他们的作品（译作）已经占这个领域出版物的一半以上。如果我们能够在教授中获得信任，同时对于这些年轻的作者给予写作上的指导和稿酬上的优惠，大学出版社的这种作者资源的优势必将充分地得到应用。

依托大学，开发出版资源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利用学校的品牌。品牌是商品的一个重要因素，有了品牌就会有市场的认可。作为交大出版社，一定要充分利用好交通大学这个得天独厚的资源。这种利用可以是多方面的，可以是学校的名气，也可以是学校内的机构。例如，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设在上海交通大学，我们借天时而出四、六级考试的辅导书。中欧工商管理学院是上海交通大学与欧共体合作办的学校，它的MBA教学在全球都有名气，尽管他们的教材都从欧洲进口，我们无法出版他们的MBA教材，但是我们可以出版世界各地的案例。MBA的教学是案例教学，我们与中欧合作出版《中欧管理译丛》，至今已经有30多种，占有了一定的市场。今后我们应该进一步发掘学校资源，扩大出版社的优势。

在大学出版社的建设中，我们一定要依靠大学，充分发挥大学出版资源上的优势，出版更多的优秀作品。

三、服务大学，用好出版资源

要用好大学的作者资源，重要的是要树立服务的思想。在现代的营销策略上，服务是重要的因素，对于大学里的作者资源来讲，提供优质的服务是能够用好这个资源的重要原因。

服务的前提是实力，如果不具有实力，再好的服务也成了空话。美国的Dell电脑是目前销售最好的电脑，尽管它的质量一般，但是价格合理，特别是售后服务好，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做到隔日的在场服务。出版社要提供服务，首先要有实力。因此，提升自我是重要的前提。

当前，大多数学校在考核论文是将其分成三等，什么世界级刊物Nature，Science的论文，《中国科学》上的论文，SCI，EI检索源论文，重点学术刊物上的论文，等等。采用这样的划分实际也是一种无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方法能客观地不分学科地来评价一篇论文呢？相应地，将教材分成三等，将学术专著分成三等也是无可奈何的。这些分法对于大学出版社来讲，不由分说地被列入了第三等。于是，学校要求将教材、专著拿到“名牌”出版社去出版。这也是常理，无可非议。对待事实应该像对待被动过的奶酪一样，对于一些不可能改变的局面，应该积极地去想一下在已有的局面下应该如何对策。大约在五年前，《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同样地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学报的同志正视这个问题，积极地把自身做强做大。他们一方面注意稿件内容，宁可减少发稿论文数量，也要保证论文的质量，果断地将论文的录用率从原先的60%以上，逐步下降到50%左右。加强了对论文的编辑，做到每期都有专人负责，切实提高质量；一方面积极与EI驻中国的单位联系，争取将学报成为EI的检索源期刊。在优越的质量面前，EI同意了，并且已使目前有了较高的检索率。我校能够在EI检索方面名列国内前三名，学报功不可没。由于学报发表周期短，联系又方便。大家开始将优秀论文朝学报投稿了。由于充分认识到要使得别人相信你，你必须自身有基础。学习了这样的经验，我们在2002年推出了《上海交通大学学术文库》计划，争取到校长基金100万元投入学校学术专著出版基金。全校的教师都可以申请，申请到学术出版基金可以到各出版社出版，但是不能用《上海交通大学学术文库》的品牌。校长同意将文库的图书作为学校礼品和校长室的布置，以扩大这些图书的影响。而且出版社还与新加坡World Scientific出版公司谈妥，对于选题对路的图书可以列入他们的系列图书。出版社的这些实际措施在校内已经产生吸引力，已经有一批优秀专著在申请出版基金和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学术文库》丛书。

同时，每次中央或上海市有出版基金的申请，我们会及时地通过校园网和校报向老师们报道，准备好申报材料为老师们提供方便，积极推荐，等等。在申报奖项的时候，争取名额、组织好专家写意见，加强审读减少编辑错误，等等。让老师们感到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是真正为他们着想。

加强服务，联络感情的同时不但吸引了大学的作者资源和稿源，也使得出版社的各方面力量得到了加强。

四、面向大学，发挥出版资源

学校是一个大市场，这在世界各地一再地得到证明。高等学校的师生文化层次高、读书要求强、工作需要多，使之成为重要的书刊消费者。Pearson　Thomson　Learning这些出版社等能够在世界出版界占有领先的位置，主要还是高等院校在支撑着他们的码洋。

全国有几百万的高校学生，据统计去年有400万人次参加了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几十万人参加研究生的入学考试。这个数字告诉我们，无论对于教学用书还是考试用书，高等院校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怎样在这个市场上占有份额，是大学出版社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大学出版社姓大学，但是在发行上未必会有自然的发行联系，特别是一些教育出版社强劲的攻势，对于大学出版社犹如黄雀在后，需要我们积极地工作。

做好学校的发行工作，重要的是抓住教师。在学校985计划和211二期计划中，教材建设都是重要的内容，其中相当一批教材用量少，外面出版社不感兴趣，而出于学校的课程建设，我们觉得应该收下来给予出版。对于这些教材，我们只有一个规定：使用。我们强调，不管具体数量是多少，老师必须使用自己的教材，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做好学校的发行工作，一方面也是强调教材要面向教学和学生，保证质量。第二是宣传。著作的教师是行内之人，同行和学生往往是其著作的直接读者群，向这一群体进行推销会有较好的效果。出版社去年出版了一本《SCI检索指南》，列出2000年SCI检索的所有期刊，采用精包装、高定价，对于学校论文投向很有指导意义，但是这本书只有图书馆和科研的人员需要，该书的作者是学校科研处副处长，我们请她协助推荐可能的用户，她介绍了许多高校的科研单位。结果半年内售出两千本，已经收回成本。

服务也是面向学校发行的重要手段。出版社下设书店，学校的教材科也由我们代管，因此可利用书店和教材科为学校服务。从去年开始，工程硕士采用联合招生，复习教材是清华出版的，于是书店与清华大学出版社联系，争取到做江浙沪的代理的资格。然后书店又与各研究生院联系，我们代他们购买和发放复习书。我们在研究生院复习班招生的地方设摊卖书，保证教材供应，这样与研究生院搞好了关系，可以利用研究生院在其他项目招生的时候，进行推销，给教材的推广创造了便利。教材科面向全校师生服务，利用这个窗口及时提供新编教材的信息、方便供书，做好本校的教材供应工作是宣传本社图书的一个有效手段。

利用上海交通大学的品牌，出版社组织了一百多所高等职业学院编写高等职业教育的教材。针对目前高等职业教育教材的不足，出版社与编委会一起组织教师研究职业教育，从课程建设到专业设置，从理论教育到实习培训，广泛地进行探讨，从高职教育第一线的教师中组织编写人员，强调在编写中突出应用性，为要求实习的课程编写实训教材，这样使得我们的教材立住了脚。

五、大学出版社任重道远

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学出版社任重道远。小康社会人民对于文化的需求会有根本性的变化，在生活上的温饱解决之后，精神上的温饱会日益凸显。人们比以往更需要学习，学习为了提高竞争的能力，学习为了丰富自己的知识，学习为了提升自己的素养，学习为了塑造自己新的形象。人们对于书刊在知识性、可读性、多元性和娱乐性等方面会产生新的要求。在进入WTO以后，许多行业都出现重新“洗牌”的态势。大学出版社要发展，大学出版社要乘势而上，必须要依靠大学，充分地扬长避短，努力提高自身素质。任重道远，大学出版社就一定能够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更大的力量。

【注释】

[1]本文原载2003年6月《大学出版工作探索》，作者韩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