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后工业时代的来临
“后工业化社会”是美国社会学家D.贝尔(Daniel Bell)对于当代美国社会的一个定性用语。按照他的看法,美国已经历了所谓“与自然较量”、“与经济加工制作后的自然较量”的“前工业化”和“工业化”两个阶段,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进入了一个所谓以“服务”———“人的服务,职业和技术服务”———为基本属性的“后工业化”阶段。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曼德尔(Ernest Mandel)则指出,这个社会出现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一种“无所不包的工业化状况”———机械化、标准化、过分的专业化、劳动的集约化,这一切都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1]
进入所谓的“后工业化”、“后现代”社会以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迅速扩大着人们的视野,越来越多的未知变成已知,人类的知识总量以一种无法估量的速度增长。“到了90年代,后现代主义以一种多元边缘的后现代特征渗入当代文化肌体,返化为错综复杂的当代后文化形态。”[2]王岳川指出,后现代性的显著标志是“反乌托邦、反历史决定论、反体系性、反本质主义、反意义确定性,而倡导多元主义、世俗化、历史偶然性、非体系性、语言游戏、意义不确定性”。
在美国马克思主义者杰姆逊看来,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具有三个主要特征: 1.表现为空前的文化扩张。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纯文学与俗文学的界限基本消失。2.表现为语言和表达的扭曲。说话的主体并非支配把握着语言,相反,语言作为一个独立体系,确定了人言说先在语言结构。3.表现为其理论作为一种后哲学,不再宣布发现真理是自己的天职和使命。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同现代主义相区别,成为当代多国化的资本主义的逻辑和活力偏离中心在文化上的一个投影。其主要特征为深度模式削平、历史意识消失、主体性丧失、距离感消失等。[3]后现代性这一“资本主义的新形”,形成了传统的以阶级为核心的政治领域向各式各样的“身份认同的政治转化,反映了这种时代变化的文化风格———无深度、无中心,自我指涉,游戏性,多元主义,无视雅俗界限”,“文化上从中心话语走向群体共识破裂,传媒则从喉舌功能走向当下肉身沉醉”[4]。
法国思想家让·布希亚德(Jean Baudrillard)将思考的焦点放在后现代信息传播的主渠道———电视的研究上,他认为:人类目前正处于一个新的类像时代,计算机信息处理、媒体和自动控制系统,以及按照类型符码和模型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已经取代了生产的地位而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任何商品化消费(包括文化艺术),都成为消费者社会心理的实现和标志其社会地位、文化品位、区别生活水准高下的文化符号。在后现代大众传媒时期,媒体重新界定着传播的形式和内容,并打破了表层和深层意义二元对立的深度模式。传媒以一种“真实的内爆”使出现于屏幕的内容等同于在场的真实,这种“超真实”使人不经意地停留在画面的切换上。垃圾信息的无休止狂轰,各种意图意象的纷至沓来,人们在购买消费、工作选举、填写意见或参加社会活动中,受到传媒不断的鼓动和教唆,大众由此而逐渐滋生一种对立厌恶情绪。于是,冷漠的大众变成了忧郁沉默的一群,一切意义、信息和教唆均内爆于其中,就好像被黑洞吞噬了一样———社会也因缺乏反馈而消隐,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文化形式之间,以及媒体的符号制造术与真实本身之间的各种界限均已经“内爆”。镜头代替了任何批判理论模式,因为符号已不再指涉外在的真实世界,而仅仅指涉符号本身的真实性和产生符号体系本身的真实性,符号世界的虚空由此而变得强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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