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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外国人在中国的办报活动

时间:2022-10-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这一阶段外国人在中国从事报刊活动的主要特点是带有宗教色彩,外文报公开宣传殖民政策,以侵略者的态度议论中国的各种现象。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在华的办报活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19世纪末,外国人在华办报的数字已经接近200种。外国人报刊事业的主流是传教士创办的教会报纸。

第三节 19世纪外国人在中国的办报活动

最早的用中文出版的近代报刊和最先在中国用外文出版的近代报刊都是外国人首先创办的。1815到1842年是近代外国人在中国办报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外国人在中国从事报刊活动的主要特点是带有宗教色彩,外文报公开宣传殖民政策,以侵略者的态度议论中国的各种现象。后来这些报刊尽量做到中国化,出现了由宗教性报刊向非宗教性报刊发展的趋势。清朝当时实行闭关政策,外国人不能在中国活动,报刊传播范围很小,中文报刊出版中心在马来半岛,外文报刊出版中心在香港、澳门和广州。

一、外国人在中国办的主要中文报刊

世界上第一批中文近代报刊是英国基督教传教士创办的,最先出现于东南亚一些华人聚居地区。

世界上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是《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它是1815年8月5日在马六甲由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主编的一种宗教月刊。该刊的内容主要是宣传宗教和伦理道德,同时也介绍一些天文学等科学知识,后来增辟专栏,介绍世界各国概况,涉及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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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世俗每月统计传》

第一个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是中国最早的近代报刊创办人之一。他毕业于神学院,1807年,他被伦敦布道会派来中国从事传教和商业活动。他于1807年5月乘美国货船从纽约启程,于9月4日抵达澳门。因受到当时天主教徒的敌视,澳门政府限他迅速离境。马礼逊到了广州,以美国商人的身份定居下来。他刻苦学习汉语, 3年后已能阅读中文书籍,并能讲流利的中国官话和广州话。后来,伦敦布道会派米怜来协助工作。他们觉得在广州或澳门建立对华宣传和出版机构是不可能的,只能在海外华人聚居地选择一个地方。米伶根据他考察的经验,向马礼逊建议将这个基地设在马六甲。1815年4月17日,米怜等从广州出发航行到马六甲。经过3个月的工作,他们建立了印刷所。1815年8月5日,第一个近代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月刊每期5页,约2000字,初印500册,后来增加到2000册,在南洋一带华人聚居区免费赠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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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由米怜担任主编。他很注意研究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人的性格与习惯,改进自己的宣传方法,采用“孔孟加耶稣”的对华宣传模式。中国人信奉孔孟之道,他们就在刊物的文章中大量引用孔孟的言论;中国读者习惯阅读章回小说,他们就在连载的结尾用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语句。考虑到当时读者的实际情况,大部分文章篇幅短小,通俗易懂。当时阅读刊物的中国人大多数是流落海外的劳工或商人,文化普遍不高,如果是艰涩难懂的文章,肯定不会受到这些读者的欢迎。考虑到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该刊文体多样,不同层次的读者可从刊物中找到自己喜欢的文章。《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出版了6年,于1821年停刊。

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在华的办报活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在香港、上海、天津、北京等地投资创办了一批营业性的中文日报。这些日报以中国读者为主要对象,标榜“替中国人说话”,实际上是维护外国资本家的利益的。到19世纪末,外国人在华办报的数字已经接近200种。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外国传教士创办的。由外国传教士出面创办的中文报刊主要包括《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中西闻见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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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遐迩贯珍》

鸦片战争后,外国人的报刊在中国迅速发展。外国人报刊事业的主流是传教士创办的教会报纸。

中国境内第一份中文报纸是1833年创刊于广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1827年,德籍传教士郭士立(1803~1851)受荷兰布道会的派遣到东南亚传教,1831年从东南亚地区来到中国。他于1833年8月1日在广州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这是在中国本土创办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内容包括宗教,伦理道德和科学文化。

《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和《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内容和形式上有很多相同之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着重宣传的科学知识,已不再只是介绍天文知识,而是为中国社会所需要而又能反映西方近代科学成就的实用知识。在该报新闻业务近代化方面具有了近代报刊的一些基本特征。它有专门的言论栏目。它的言论不再只是用来阐述教义,而是用来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如中外贸易等。该报重视新闻,设有新闻专栏,其新闻主要是政治新闻,也有编译的国际新闻,也有国内新闻。该报在写作上注意通俗短小,吸引读者的兴趣,而且栏目比较稳定,每期都有目录,方便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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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不断深入,在华外报的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教会和传教士们把出版报刊作为传教布道的一个重要手段,在中国创办了大批教会报刊。到19世纪末,在华传教士多达2300多人,他们创办的教会报刊多达76家。出版地点由南洋、广州、澳门转入了香港、上海甚至北京。同时报刊数量急剧增加,教会报刊、外文报刊和中文商业报刊形成了庞大的网络。

创刊于1853年9月3日的《遐迩贯珍》由马礼逊教育会主办,刊有言论、新闻、知识性文章和文艺作品,也登载行情和航运消息。它最重要的特色在于重视新闻,并对新闻报道进行了重要改革。以前的中文报刊的新闻都只有几条,而《遐迩贯珍》每期的新闻少则10到20条,多则40余条。以前的中文报刊大多刊载国际新闻,而《遐迩贯珍》则以国内新闻为主,其内容包括过去很少涉及的军事活动、中外交涉、文化情报、时人行踪、市政建设等方面。在新闻文体和新闻写作方面,该刊也进行了改革。过去,中文报刊的新闻报道往往与文学、历史、评论混淆,而《遐迩贯珍》的新闻都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鸦片战争前,中文报刊几乎全为传教士所办。战后情况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外商办报十分活跃,中文商业报刊发展非常迅速。创刊于1861年11月的《上海新报》是上海第一家中文商业报纸,起初为周刊,1862年改为周三刊,1872年7月改为日报。该报由英商字林洋行主办。《上海新报》把各种商业信息的传播放在首要地位。为了满足人们了解太平天国运动的最新动态的需要,该报还刊登了许多有关太平天国的新闻报道。《上海新报》在创刊后的十年中是上海唯一的中文报纸。1872年,由于《申报》的出版,《上海新报》在竞争中失败,于同年12月31日停办。

中国古代报纸的形式都是书本式的,无标题,无栏目,无插图。外报的兴起,把近代报纸的形式传入中国。1828年创刊的《天下新闻》开始突破中国古代报纸的书本式,采用铅字单张印刷。《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首创在新闻后加编者按,《遐迩贯珍》首次使用新闻图片,并且首次开辟广告专版。1858年创刊的《中外新报》打破了书本式的形式,开始采用单张报纸式。

二、《万国公报》

在教会报刊中历史最长的是《万国公报》,它是1868年9月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并主编的中文周刊,原名《中国教会新报》,1874年9月改名《万国公报》(Globe Magazine)。《万国公报》1883年7月因经费困难停刊。1889年2月复刊时改为月刊,由英美在华基督教组织广学会接办,并成为其机关报。

这个刊物初期以教徒为主要读者对象,以宣传宗教为主。改名《万国公报》后,增加介绍西学等内容。1889年复刊后,除继续宣传基督教义外,更注重刊登时论及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与自然科学等译著,成为一本综合性的时事政治刊物。

《万国公报》在中国产生了非常广泛的社会政治影响,在维新运动期间一直是全国重要的报刊。它报道各地新闻,还介绍西方政治模式和西方科技知识。《万国公报》虽然是一个教会报刊,但是有关教会的新闻和阐明教义的内容却不多,它大量刊载的是评论中国时局的政论和介绍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与其他知识性的文章,因此它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的时事刊物。《万国公报》热衷于介绍“西学”。在它的每期的扉页上都附印着一行文字:“本刊是为推广与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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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公报》

《万国公报》是外国传教士所办中文报刊中影响最大的一家,当时知名的外国传教士都参与编辑和撰稿。传教士韦廉臣通过对中国人的观察得出结论:中国人的最大特征就是注重学问以及所树立的荣誉。他认为,要使在中国的事业顺利进行,要想影响整个中国,就要从士大夫入手,就要利用出版物,要以知识的力量改造中国士大夫的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传教士将《万国公报》的销售对象定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当权人物。《万国公报》的宣传事实上对中国士大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康有为等资产阶级维新派为宣传变法理论创办的第一份报纸,就沿用《万国公报》之名。维新派的报纸沿用《万国公报》的名字4个月之后,为避免同名引起混乱,才改名为《中外纪闻》。

1887年,教会出版机关同文书会(1894年改称广学会)在上海成立。1889年,停刊6年的《万国公报》复刊,成为广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在传播西学的过程中,还涉及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它是国内刊物上最早提到马克思和《资本论》名字的报纸。《万国公报》1889年复刊时销量仅1000份,1894年增至4000份,在1898年维新运动的高潮时销量增加到3.8万份, 1903年发行量达5.4万份,为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刊。它于1907年停刊。从创刊到停刊,《万国公报》出版了近40年。

三、外国人在中国办的主要外文报刊

在华的外文报刊首先出现在澳门。1822年9月22日创刊的葡萄牙文的周报《蜜蜂华报》是在中国出版的最早的外文报纸。《蜜蜂华报》由葡萄牙执政党领导成员、澳门教会领导人安东尼奥任主编,除出正刊外,还出增刊数种。1824年,葡萄牙原执政党被推翻,安东尼奥逃到广州,后来去了印度加尔各答,《蜜蜂华报》也随之停刊。这份报刊出版时间不长,影响也不大,但是因为它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家外文报刊,所以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吏、商人、传教士等纷纷来华,外侨的人数逐年上升,外国人在中国创办了一大批供外国侨民阅读的外文报刊,办报地点由澳门、广州扩展到香港、上海、青岛、天津、北京、吉林、济南、大连、烟台、福州、厦门、汉口等地,语言也增加到英、日、葡、德、法、俄等多种,报刊总数达120种以上。1872年路透社成为第一个在中国设立分社的外国通讯社。

在华的外文报刊中影响最大的是英文报刊。《广州记录报》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份英文报纸,于1827年11月创刊,由英国鸦片商马地臣(1796~1878)主办。该报声称为商业性质的报纸,其实该报有强烈的政治性,它公开鼓吹侵华政策,为鸦片贸易辩护。

另一种早期英文报纸是1835年5月在广州创刊的《中国丛报》。主持《中国丛报》的是美国第一个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该报的宗旨是提供有关中国及其邻国可靠并且有价值的情报。它发表了大量的有关中国的政府机构、政治制度、法律条例、军队武备、中外关系、商业贸易、山林矿藏、河流海港、农业畜产、语言文字、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情况材料。它保存的材料非常丰富,今天中外学者在研究中国鸦片战争前后的历史的时候还经常去查阅它。

《德臣报》1845年2月在香港创刊,是香港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英文报纸。德臣起初辅助肖德锐管理并编辑报纸,从1858年开始成为发行人,人们就以他的姓氏作为该报的中文名称。该报初为周刊,1886年2月1日起改为日报,1974年8月17日停刊,持续出版的时间长达129年。

《北华捷报》是上海第一家报刊,1850年8月3日创刊。1864年7月1日改名为《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并由周刊改为日报,属英商字林洋行所有。它的对象是在华外国人,重视新闻,开设中外新闻和本埠新闻专栏,也重视发表言论。19世纪后半叶,上海继香港之后成为中国最大的报刊中心。在这里出版的《字林西报》是一份有重大影响的外文报刊。

《字林西报》主要反映在华英国资本家的观点,与英国官方有密切的联系,英国驻上海领事馆曾指定它作为该馆及商务公署各项公告的发布机关。该报得到这些机构的资助,拥有比较强大的编辑和采访队伍,曾获得独享路透社电讯的特权。它在中国内地的许多地方都聘有通讯员,为它搜集新闻材料。《字林西报》发行中外,读者比较多,是在大陆出版的历史最长的英文日报,直到1951年3月31日才停刊。它是旧中国出版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最有影响的外文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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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丛谈》

《六合丛谈》是上海的第一家中文报刊,于1857年1月26日创刊。属综合性刊物,主要内容包括宗教宣传、天文地理和其他科学知识、商业行情信息以及中外时事新闻报道。

宁波也是中国最早出现外报的城市之一。1854年《中外新报》创刊,内容分宗教、科学、文学、新闻等类,出至1861年停刊。当时,上海虽然已有外报,但还没有中文报刊。就中文报刊的出现而言,宁波早于上海。1870年,由外国传教士主办的《宁波日报》创刊,但是不久即停刊。

在福州最早出现的是《福州信使报》,1858年10月12日创刊,由英国人主办。继而出版的有《福州广告报》、《福州捷报》、《福州每日回声报》等英文报刊,其他中文报刊还有《中国读者》、《闻见录》等。

厦门虽然也是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第一批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但外国人的办报活动到70年代才出现。厦门第一份近代报纸是1872年创刊的英文《厦门航运报道》。1886年,《厦门新报》创刊,为当地出版的第一家中文月刊,使用闽南方言,内容以新闻为主。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放的通商口岸,以汉口和天津两地的报业最为发达。1866年1月6日,英文商业报纸《汉口时报》创刊,供在汉口的外国侨民阅读,这是当地出版的第一份近代报刊。

19世纪外国人办的英文报刊与中文报刊大不相同。在中文报刊上,到处都在说科学,讲博爱,宣讲天下是一家。可是在英文报刊上,读者看到的却是偷运鸦片,传递情报,窥测形势,研究战略。它们宣扬中国社会黑暗落后,中国官吏昏庸腐败,中国人愚昧自大。这是因为中文报刊是办给中国人看的,而英文报刊是办给他们自己看的,这种区别充分体现了“内外有别”、对中国人极度蔑视的观点。

鸦片战争前,外国人在华的办报活动是政治性很强的宣传和情报活动。从鸦片战争后到甲午战争前,外国人在中国创办了约180种外文报刊。这一时期的外报在宣称办报目的时,往往说是“为公众通信息、广见闻”,标榜其宗旨是为了中国,是“有益于中华之举”。事实上,外国人在华报刊是列强侵略中国的舆论工具。不过,外报在充当列强侵略工具的同时,客观上也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它们为被封建统治长期禁锢的中国读者,打开了一扇中国人看世界的窗口。在新闻业方面,外报的出现起到了示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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