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年代中国小型报浅议

20世纪30年代中国小型报浅议^[54]

一、小型报的兴旺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小型报曾经风行一时。像上海的《立报》、《救亡日报》,南京的《朝报》、《南京人报》,北京的《实报》,以及在香港出版、面向内地的《生活日报》^[55]等,它们在社会上的影响不下于一些大报。小型报这个称呼,也是在30年代时兴起来的。据曹聚仁回忆：“(上海）望平街上,一直有人从篇幅的大小来分别报馆的级别,对开的算是大报,可以参加报业公会。至于四开的,算作小报”,“《立报》首先参加了上海报业公会,乃称之为小型报”^[56]。

人们之所以采用小型报这个称呼,无非是要将它与通常所说的小报区分开来。当时有些小报格调低下,声誉不佳,被许多人(包括林语堂、成舍我）称为“蚊子报”。然而,我国小报却有较长的历史,清朝后期就有了,例如李伯元创办的《指南报》、《游戏报》、《繁华报》等。从20世纪20年代起,小报有较大的发展,拥有不少读者。1933年,有人收集了250种小报(包括小型报）,其中上海63种,南京26种,北京44种,天津27种^[57]。实际数字当然不止这些。小报数量众多,良莠不齐。戈公振曾经给予公正的评价,他在《中国报学史》中写道：“其优点乃在能记大报所不记,能言大报所不言,以流利与滑稽之笔,写可奇可喜之事,当然使读者易获兴趣。惟往往道听途说,描写逾分,即不免诲淫诲盗之讥。若夫攻讦阴私,以尖刻为能,风斯下矣。”^[58]小型报当然不愿与风气日下的小报为伍,它们要树立另一种风格。

其实,小型报也是早已有了的,20年代成舍我在南京办的《民生报》便是一例。还有比这更早的。不过,小型报兴旺发达、大有与大报分庭抗礼之势,却是出现在30年代。这个现象,具有明显的时代性。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发生急剧的变化,人民大众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奋起抗日救亡。在这种形势下,产生几个为小型报的发展起着开辟道路作用的重要因素：其一是时事政治新闻成为全国人民最关心的内容,报纸必须将它放在主要地位,否则会失去读者,失去人心；其二是读者群扩大,不仅文化水平高的人要看报,文化落后的“下层民众”也要从报上了解天下大事；其三是在报纸工作人员中,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成为最活跃的、起骨干作用的力量。小型报充分利用了这些有利因素。以工作人员情况为例,《生活日报》有邹韬奋、金仲华、柳湜等通力合作；《立报》有萨空了、严谔声、谢六逸、恽逸群等主持编辑和管理工作；《实报》曾由李达、陈豹隐、沈志远、张友渔等轮流写社论。这些人为办好小型报作出了贡献。

同小型报相比较,传统的小报、大报在某些方面都有局限性。小报以刊载文艺作品和社会新闻为主,很少刊载(甚至不刊载）时事政治新闻,显然不合时宜,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大报,可以大量刊载时事政治新闻,但篇幅多、内容杂、定价高,对于大众读者来说不如看小型报方便、实惠。更何况对于办报者来说,在资金、设备、纸张、人员乃至注册登记等方面,办小型报比办大报容易得多。《立报》创刊之前,有人对成舍我说：“上海能不能办小型报？如办大报,在申(报）、新(闻报）两大报高压之下,没有百万以上资本,恐怕是不容易和他们斗争的。”成舍我回答说：“像我们这种职业报人的经济力量,在上海,只有办小型报,或能打开一条成功的途径。”^[59]结果集资10万元,便办起了《立报》。

时势造就了小型报；小型报也只有适应形势、宣传抗日,才能发展。《生活日报》在创刊词中宣布：“本报的两大目的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这也是从民众的立场,反映全国民众在现阶段内最迫切的要求。”它创刊初期,发行量就超过两万份,成为华南销数量最大的报纸之一。《立报》在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役中,印数激增,为了争取时间,报头不再套红,发行量达到20万份的空前记录。它连续发表了50多篇曹聚仁在第一线采写的“本报战地特讯”,反映了悲壮的战斗局面,成为人们争相阅读的作品。《实报》在“九一八”后,由于报道抗日消息,发起捐款活动,销数从两三万份增至四五万份。“西安事变”时,又发行到东北、西北和南方,销数达14万份。

二、小型报的长处与短处

小型报的特点是什么？有几种概括的说法：“大报小型化”,“小报大办”,“报纸杂志化”。

这些说法都是有道理的。小型报除了开张小以外,在版面安排、内容选择、机构设置、工作方法等方面,都类似大报。就是在向大报靠拢这一点上,小型报同小报有区别。小报的内容和作用,大体上相当于大报的副张。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是把小报与附刊相提并论的,他写道：“与大报副张颉颃者有小报,以其篇幅小故名。”小报只是与大报副张抗衡,而小型报的竞争对手却是大报本身。所以,有人认为“小型报乃大报的缩影”,它要“小中见大”,“以少许胜多许”^[60]。至于小型报采用杂志的某些做法,这在《生活日报》、《救亡日报》上最为明显。这两报对于国内国际形势、战局、战时文艺工作等,发表了不少综合评述性的文章,材料较为系统,分析较为细致。其他小型报也经常刊载时事综述,还将消息、通讯、文章和图片配套使用。这些都类似杂志。

小型报也发扬了小报的优点,主要是重视社会新闻,文字简短,笔调生动,能以“你无我有,你有我精”的办法同大报竞争。《立报》出版的第一年,自己采写的新闻报道中,属于“独有而最先报告的”事件共计27项^[61],其中包括创刊当天发表的“顾竹轩案”。顾竹轩是上海帮会头目之一,一般的报纸都不敢碰,只有《立报》在其发案到结案的一年多时间里,陆续作了报道。

同小报一样,小型报由于其篇幅小,定价也就低廉。在1935年,《申报》每份售大洋四分五厘,而《立报》仅为铜元四枚。以大洋每分合铜元三枚计算,买一份大报的钱,可以用来买三份小型报,还有多余。小型报当然也比杂志便宜。还由于其篇幅小,携带方便,阅读方便,“五分钟能知天下事”。所以,有人写文章说“《立报》是立着看的”,等候公共汽车时可以看,在电车上站着也可以看^[62]。

大报的丰富性、小报的灵活性、杂志的系统性,都是小型报汲取的营养成分。在综合运用大报、小报、杂志三者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小型报建立了自己的优势,形成了自己的长处——这种优势和长处,也可以说是它的特点。同时,它也有自己的短处,主是要容量小,不能多登长文章,新闻报道容易浅尝辄止,栏目也不能过多。对于小型报来说,千字以上就属长文,《生活日报》有一篇题为《从张垣到大同》的通讯,七千多字,连载五天,读者阅读很不方便。此外,小型报的广告少,也影响收入。

值得指出的是,“大报小型化”、“小报大办”、“报纸杂志化”以及“小型报乃大报的缩影”等,都只是形象的说法,不能作为对小型报特点的科学概括。因为,小型报是报刊中的一个品种,不是大报、小报、杂志三者的简单凑合,也不是大报一“缩”就成为小型报。它身上有大报、小报、杂志三者的影子,但它毕竟只能是它自身,是不同于三者的另一事物。从本文已做的分析看,可以这样说：小型报是篇幅小、内容精、版面活、定价低的大众化政治报纸。

三、“大众化”的办报方针

所谓大众化报纸,在西方国家,从19世纪30年代起就有了。那是一种以社会上广大民众为读者对象的、以社会新闻为主要内容的、售价低廉的小报。1935年,邹韬奋在美国时,考察了各种报纸,他认为赫斯特(Hearst）报系的报纸就是“小报化”的日报。他说：“赫斯特的报,往往迎合低级趣味的社会心理,把男女的秘闻,强盗的行径,穷形尽相的描述与夸大,同时便在这种引人注意的技术里散布他的反动的毒素。”这时,中国小型报也正在蓬勃发展之中,对比之下,邹韬奋认为：“我国近来小型报类颇有进步,有好些已经跳出了诲淫诲盗的老套。”^[63]

诚然,30年代的中国小型报也是以“大众化”为自己的办报方针的。《立报》提出过“报纸大众化”的口号,《生活日报》也提出过“内容应该力求大众化”和“文字要力求大众化”的目标。但是,它们的“大众化”方针,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有着中国人自己的理解和具体的内容。

首先,它显示了中国报纸读者范围的扩大。用当时的话说,就是从“上层”走向“下层”。萨空了主编《立报》副刊《小茶馆》的第一天发表《向“下”走的告白》一文,提出“本栏的目的,绝对的希望,把它贡献给‘上层社会的人们’心目中所谓的‘下层民众’”,“就是希望黄包车夫也可以走进来坐坐”。这同《立报》要让“占最大多数的劳苦大众”了解报纸的愿望,是一致的。邹韬奋更明确地表示,他主编的《生活日报》“是以最大多数老百姓为背景”的,“希望四万万五千万同胞都把《生活日报》看成大家的公物”^[64]。这种向“下”走的趋向,为小型报的发展找到了社会基础。

其次,它表明了报纸对读者的重视。小型报有强烈的读者观念,努力使报纸成为人民大众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立报》提出,要使全国国民“能读、必读、爱读,使他们觉得读报就像吃饭一样需要”^[65]。《生活日报》表示,它的“言论要完全作人民的喉舌,新闻要完全作人民的耳目”^[66]。小型报重视读者的需求,以此作为自己工作的依据。而30年代的中国人民大众最迫切的需求是,团结御侮,民族解放。小型报抓住了这个共同愿望,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因此成为走在时代前列的报纸。

再次,它体现了中国报刊的服务精神。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以《生活》周刊为代表的服务精神,曾经受到普遍称赞,对中国报刊工作影响极大。小型报继承和发扬了这个传统,以多种方式为人民大众服务。例如,认真处理读者来信,办好读者信箱专栏,聘请律师和医药顾问为读者解决疑难,发行上方便读者(拨个电话就可订阅）等。有的还开展了募捐活动,支援抗日部队。这种服务精神,使小型报和读者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

人们还可以从更多的方面看到,中国的小型报不同于西方的“小报化”日报；中国小型报的“大众化”办报方针,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积极的、有益的、有效的方针。

四、精编——小型报的生命

同大报、杂志相比,小型报是以精取胜的。它在狭小的篇幅里,尽可能多容纳一些东西,满足读者多方面的需求。如巴金所说：“在一张小小的报纸里面,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一天里我们所应该知道的一切,没有多余的巨大篇幅来耗费我们的时间和精力。”^[67]这就是实行精编的效果。没有精编,就不可能有小型报。

精编,当然有数量上的要求,多了不行,太长也不行,因此精编包含了简编的意思。但更重要的是质量上的要求,即内容精炼、形式精美,因此精编又不等同于简编。应该说,精编是数量和质量的统一。在这方面,邹韬奋、茅盾都发表过独到的见解。

邹韬奋说,编辑《生活日报》特别要注意的是：“选材精审,文字简洁。”^[68]这是经验之谈,它概括了精编的要求和过程。茅盾说得更具体：精编是“把新闻经过提炼,重新创造”,因此小型报的编辑部应该成为一部“提炼机”,把大报的精华提炼出来,而不应成为一部“压榨机”,把大量新闻压榨成“目录似的短条子”。他又说：“小型报应该做到人家冗长的地方它可以缩紧,而人家长不来的地方它偏偏可以较长,较详,好比电影里的特写似的。”^[69]

精编的重点是新闻报道。当时,通讯社多,发的消息也多,重复和相互矛盾的现象很严重。大报全盘照登,使读者眼花缭乱,莫衷一是。针对这种情况,邹韬奋提出“编法研究化”的主张,要“使读者在短短时间内看了一遍便能得到很丰富而扼要的内容和很明确的了解”^[70]。为了达到这种要求,有些要综合改编,有些要重写,有些还要配发资料文章或图片。小型报精编,收效显著。张友渔回忆《实报》的情况时写道：“任何重要消息,《实报》都有,但编得短小精悍,消息重要而所占篇幅不大。我国和外国通讯社的重要消息,它都采用,但经过重新编写,保留各通讯社消息各自的特点,集中编成一条,使读者对重要新闻的全貌和不同的报道能够一目了然。消息既多而不重复,细心人还能从中看到消息之外的消息。”^[71]

精编涉及到报纸工作的各个方面,从社论、文章到副刊,从版面、标题到广告,都要着眼于精。以副刊为例,《立报》有三个副刊——《言林》、《花果山》、《小茶馆》,每个只有两千多字,真是在巴掌大的地盘上做文章。但这三个副刊都编得很精彩,各具特色。著名作家林语堂、郁达夫、茅盾、巴金、老舍、王统照等,都为《言林》写过稿,而它的主编则是由当时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谢六逸教授兼任。这些名家写的短文章(一般为五六百字）,很能吸引读者,使得小副刊起大影响。再以广告为例,小型报限于篇幅,不能像大报那样从第一版起就登大幅广告。《救亡日报》不登广告,其他小型报是有控制地刊登广告。《生活日报》从创刊之日起,“就把广告的地位划定,勿使广告割裂了新闻,而结果却能使新闻和广告俱保持着美观”^[72]。该报还宣布：“凡是骗人害人的广告,一概拒绝不登。换句话说,本报对于所登载的广告,也和言论、新闻一样,是要向读者负责的。”^[73]一般小型报,都是把广告登在中缝和边角的地位上,大小加以限制。

实行精编,对报纸编辑来说,无疑地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们需要有敏锐的思想,广博的知识,扎实的文字功底,更需要有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他们既要查对资料、润色文字,又要赶上发稿时间,常常处于紧张状态之中,没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心是做不好这项工作的。而许多从事过这项工作的人,都对它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甚至津津乐道。

(原载《新闻大学》第14期,1987年夏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