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资本与文化实践,从消费到接收

从消费到接收

文化实践统计具有启发性，但它们只能在通常所说的社会形态学范畴内，有限地解释光顾和购买行为。这类统计给社会团体和研究对象定义了稳定的属性，其力量和弱点亦皆在于此——往往一面把文化实践活动本质化，一面把象征性物品的类型也本质化了。仿佛通过研究媒体中的人口社会变量（性别、年龄、宗教信仰、社会归属、地区、受教育程度、收入），就可以描述媒体内容（文学“类别”、内容丰富或不丰富）和文化实践行为（“大众的”、“有文化的”等）。但文化实践行为多种多样，非简单分类所能概括。将不同类别图书的读者用图表显示，就会看出“品位”的分界并不遵守文学类别的分界。有人爱看警匪故事、间谍小说，也爱看历史作品（这类读者主要是年长男性），有人爱看言情小说、警匪故事，也爱看纪实与感悟类作品（这类读者以女性为主）。对相对同质的公众来说，类别本身就是矛盾的选择：有人（居家闲适女性是典型）将艺术图书与高雅文学划作一类，也有人（有文学造诣的工程师）认为它和科技图书是一类。

图书在社会各界流通，超越了预设的品位分界。历史学家指出，由莎士比亚戏剧改编而成的通俗剧一度受到文盲的追捧[发生在19世纪的美国，劳伦斯·莱文（Lawrence Levine）对此做过研究，1988]。17世纪至19世纪中期出版的Troyes蓝色图书馆系列是面向最广泛大众读者的文学作品集，罗杰·夏蒂埃指出，这些书纸张低劣，印刷粗糙，价格低廉，内容大多出自其他粗制滥造的出版物。换句话说，书里的文字本不是“大众的”文学，而是来自各种文学类别。这些例子表明，社会团体不是他们使用的产品的伪迹，文学作品（“大众”也好，“非大众”也罢）丰富与否，也不能依照单一的标准划分。

从定性的角度分析，社会学关于文化合法性的判断是前后矛盾的，定量研究方法的不足也很明显。关于艺术和阅读的社会学分析一直认为公众与作品一一对应，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研究已经表明事实并非如此。皮埃尔—米歇尔·门格（Pierre-Michel Menger）著名的研究[《投机的耳朵——当代音乐的消费与感知》（L’oreille spéculative， Consommation et perception de la musique contemporaine），1986]介绍了素养颇高的音乐听众对梅西安（Messiaen）或布雷（Boulez）作品的诠释，从中可以看出，许多人去音乐厅听这些作品的演奏会，并没有享受到乐趣或快感，他们只是觉得“有文化消费的义务”。这样的消费其实是相当被动的，而且让人产生挫折感，因为它与古典音乐迷标榜的品位截然不同。被问及音乐偏好的时候，有一个人居然回答：“音乐应该好记，我听的音乐最好记得住，以后自己还能哼唱。”而实际上，这个高深莫测的当代音乐作品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反旋律和解构！公众和作品的社会等级越高，审美趣味就越精致，美学鉴赏力就越强，就能达到近乎专业的水准，这种说法完全不能成立。这其实是文化对象定义的恶性循环（文化资本最雄厚之人会挑选最好的作品，挑选最好的作品又表明他们是最有文化的人），其中的逻辑关系看似有理，其实并不成立，结果却以讹传讹。我们看到，受过教育的消费者开口说话，因其学校教育而获得的形式可能更好，但这很可能是个面具，掩盖了他们实际上并不具备审美经验的事实。文化资本，即品位的社会化和个体内化，能有力地决定消费，但是不能决定接收。接收也不能概括业余爱好者的文化实践活动（如古典音乐迷、戏剧迷），他们往往来自受过教育的公众，但是实践行为有别于大众，大众长期面对的那些文化形式对大众有强加的力量，用埃玛纽埃尔·佩德勒的韦伯式用词，就是“使大众皈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