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布尔迪厄的文化实践等级论

消费：布尔迪厄的文化实践等级论

法国学者的文化社会学为这一阶段的传播社会学发展注入了关键的活力。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布尔迪厄[他起初与让—克洛德·帕斯隆（Jean-Claude Passeron）合作，后来独自开展研究]综合了韦伯的合法性理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涂尔干、列维—斯特劳斯的想象理论，且有所创新，影响最为突出。布尔迪厄是列维—斯特劳斯和雷蒙·阿隆的学生，他率先将人类学视角与工业社会批判相结合，也就是说，把涂尔干的法国结构主义和韦伯的德国社会学相结合，并且揉入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实际上，布尔迪厄的成果是社会批判理论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它揭示了学校里的社会复制机制：最善表达的学生（就学业而言）从小就可以通过父母的藏书接触并熟悉文字，其在学业上更有可能比其他孩子成功。教育体制要求学生掌握的编码在家庭和朋友圈子里早就在以“隐形教育”的形式传递（这一表述出自巴兹尔·贝恩斯坦，此人对布尔迪厄有很大影响），如此一来，获得“隐形教育”的孩子就与无法掌握社会编码的大众文化“继承人”有了区别[见《继承人》（Les Héritiers），1964]。布尔迪厄还将上述推理延伸到整个文化领域，因为学校只是文化领域中的一粒棋子。他认为，文化（取高雅文化之意）是一整套结构化的想象，是共同的象征，其合法性为大家所承认，但对文化编码和文化运行的掌握却没有均匀地分配给每一个人。文化，至少那些被认可的文化，既是获取某类知识和快感的途径，也是一整套关于观点和作品的秩序，它是由少数人强加给多数人的，看上去却是那么自然而然，像指路明灯一样光芒四射。布尔迪厄运用了量化社会学（更确切地说，是人口社会学）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对艺术的爱》（L’Amour de l’art），布尔迪厄与达贝尔（Darbel）合著，1966]。他研究发现，光顾博物馆和图书馆的次数首先取决于个人继承的文化和供应的增长，对那些本来与博物馆和文化活动保持距离的公众来说，免费开放也不一定对他们构成诱惑：因为他们缺乏适当的诠释能力，他们缺少艺术、美学和教育的基础，而只有具备这些基础，才能欣赏公认的杰出作品；反过来，能欣赏杰出作品又可以使欣赏者显得杰出。与之相应，统计数据印证了普通老百姓或中间阶层看的主要是大众媒体提供的内容（这些内容谈不上杰出）或是中等的艺术（正在走向合法化），如摄影[《均等艺术——论摄影的社会使用》（Un Art moyen. Essai sur les usages sociaux de la photographie），布尔迪厄等合著，1965]。

在1979年出版的《区隔》（La Distinction）一书中，布尔迪厄对文化实践做了更定性的分析。他把继承而得的关于品位的“惯习”（habi-tus）分为三种（有素养的、中等的、大众的）。区隔的中心原则就是要与内容保持距离，要注重形式，因为形式最非直觉，掌握形式所需的时间最长。有素养的社会阶层定义哪些文化是经典，同时他们又让自己可以随时抽身逃离以避免贬值：历史地看，诗歌、音乐和小说变得越来越曲高和寡，有素养者的目的就是将最大多数关在门外。中等文化的阶层有“良好的文化意愿”，他们努力跟随前者，但是步履笨拙，总是慢一拍：他们越努力就越暴露自己的低劣——没受过主导品位的“教育”、“品位差”。至于大众这个阶层，他们不得不屈从于命运的安排，由于自身条件有限——收入少、闲暇少，也没有象征的能力，只好受困于纯粹消费的状态。他们的审美降格为“必需之物”，形式不重要，功能和内容才是关键，而且要始终与别人一致，让自己与其新属阶级站在一起，让他们以为大家处境相同。

布尔迪厄的理论揭示出布尔乔亚知识分子用象征建立起来的秩序的暴力，是对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无产阶级本真文化（authentique culture）、反文化以及均有文化等说法的回应。文化实践无自主可言，一切文化实践都受社会阶级或阶层归属的影响，没有哪个团体或个人绝对外在于这个秩序。大众文化、农民文化或无产阶级文化并不存在，即便存在，反映的首先也是阶级遭受的统治。反文化是受过教育的青年对年长者的反叛，是摩登版的封圣文化，它成功之后同样会变成封圣艺术和文化教条。构建“均有文化”的尝试确实存在，但它们是偶然的，且难以摆脱与生俱来的布尔乔亚污点。均有文化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同一作品、同一传播工具的使用因阶级的道德和品位不同而不同：面对一幅皱纹密布、写满沧桑的女性的手的照片，知识分子往往志在审美，而工人大多关注这双手背后的故事。接收理论就应该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它找出了“惯习”的表达：“每个接收者都参与生产自己看到和欣赏的信息，为之贡献了构成他自己的个人经验或集体经验的一切。”[《说之所言》（Ce que parler veut dire），法雅出版社1982年版]

布尔迪厄上述理论的贡献在于把文化实践和社会地位结合起来。像拉扎斯菲尔德所做的那样，他拒绝技术决定论，而是以社会群体为中心。社会决定传播关系的编码，而不是反之，社会既是共同的象征，团体的特定暴力，也包含着暴力承受者对暴力合法性的认同。布尔迪厄从马克思主义的预设出发——这一点与阿多尔诺相同，不同的是，他拒绝膜拜启蒙，也不搞高高在上的精英主义。他的结构主义剥去了圣化文化的神秘外衣，认为文化和传媒这两个紧挨着的领域都是社会统治的表现，即“语言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富有者统治资本最贫乏、最被剥夺的人。他从一开始就避免了实证主义和文化工业的比方，甩掉了这两块危险的巨石，他认为行动者的视角是他们的世界的一部分，因此也是传播现象。最被剥夺的人最被奴役，不是因为他们消费最无趣的产品，而是因为他们消费的产品被标准制订者判定为最无趣、最低级。在当代文学中，科幻小说对人类根本问题最开放，但它一直是被统治的文学类别，因为它不符合好品位对形式的要求，好品位不愿将实质置于形式之上，反对一切参照性质的挪用（appropriation référentielle）。^[1]听斯特劳斯的圆舞曲或者听安德烈·里厄（AndréRieu）按时令口味改造过的古典音乐在20世纪不算好品位，因为“要求更高”的“真”乐迷认为这是特别大众的文化。大众媒体的内容并不一定比杰出作品更重复（布尔迪厄以格里高利素歌为例），重复的东西也不一定没意思。不能把公众比作流水线上的工人。阿多尔诺理论所言并不符合事实，公众与消费的关系不是以某种特性为本质的，而是永远处在构建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