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平等观念,太平天国的乌托邦

第二节　太平天国的乌托邦

在近代中国，最早试图用“平等”作为价值去改变现存秩序的，是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如果说在明代耶稣会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中，某种“平等”观念激发了儒家异端的话，晚清时代基督教的“平等”观念则给儒家社会的叛逆提供了灵感。因为洪秀全从基督教那里借来一个天父上帝，它是一切价值的源泉：

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何也？自人肉身论，各有父母姓氏。似有此疆彼界之分；而百姓同出一姓，一姓同出一祖，其源亦未始不同……从何以生？从何以出？皆禀上帝一元之气以生以出，所谓“一本散为万殊，万殊总为一本”。……此圣人所以天下一家，时廑民吾胞之怀，而不忍一日忘天下。^[16]

这使我们想起洛克《政府论》的论证策略，强调人类作为上帝的创造物所处的“自然状态”，本是一种平等状态。洪秀全同时还利用了中国本土的传统资源，既包含儒家民胞物与的人伦情怀，又运用了传统哲学的“理一分殊”说。不过，洪秀全平等论毕竟与古代平等观不同，不仅是因为他使用了基督教的创世说，用一种外在超越的方式使“平等”获得了终极关怀上的根据，而且是因为他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抽象的领域。正如恩格斯说的那样，古代基督教曾经是社会不平等的某种形式的辩护：“基督教认为一切人只有在一点上是平等的——同是生于原始罪恶中的那种平等——这是与它曾经作为奴隶和被压迫者的宗教之性质完全适合的。”^[17]佛道和儒家都主要停留在存在论层面论证“平等”。而洪秀全则要利用“平等”来改变世界的现存秩序，提出了其社会行动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要建立以平均分配田地为基础的绝对平等的社会。即实行按人口平均分配田地，好坏各半、全国统筹、丰荒相通。其最终目标是“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

太平天国的“平等”乌托邦在双重意义上失败了：在理论上，借助神学的方式来论证平等之价值，不能被中国士绅所接纳；在实践上，不仅《天朝田亩制度》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而且其领导层的特权和腐败，制造了包括神权政治在内的新的不平等。太平天国借助外来宗教的形式，应该是包裹在基督教外衣下的平等观念不能迅速被中国人接受的原因之一。譬如曾国藩《讨粤匪檄》所谓太平军引起“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相当部分即指“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惟天可以称父”这种人伦的平等观念。而这恰恰正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种神学平等观念的实践尝试。而冯友兰先生在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的自序中也说：

中国所要向西方学习的是西方的长处，并不是西方的缺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学习的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那正是西方的缺点。西方的近代化正是在和这个缺点的斗争中而生长出来的。中国所需要的是西方的近代化，并不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如果统一了中国，那就要使中国倒退几个世纪，这是我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评价。这个评价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贬低了，其自然的结果就是把它的对立面曾国藩抬高了。曾国藩是不是把中国推向前进是可以讨论的，但他确实阻止了中国的倒退，这就是一个大贡献。^[18]

冯友兰先生的假设有多少历史的真实性，是可以讨论的。在他的问题后面，文化保守主义排斥基督教的倾向也是明显的。不过这不应该成为我们根本否定太平天国时期“平等”观念本身之意义的理由。特别是我们注意到平等观念本身是近代一系列革命的结果，革命的价值歧义与此历史现象的客观结果的复杂关系，都决定我们应该将一种理论的内在价值与其当下的实践效果做必要的分离。事实上，对于太平天国在观念世界引起的变化，另一类人物却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在谈到其三民主义的平等内核的时候孙中山先生说：

吾人今欲改造新国家，当实行三民主义。何谓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之主义是也。民族主义即世界人类各民族平等，一种族不能为他种族所压制。……民权主义即人人平等，同为一族，绝不能以少数人压制多数人。人人有天赋之人权，不能一君主而奴隶臣民也。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不能以富等［者］压制贫者是也。但民生主义在前数十年，已有人行之者，其人为何？即洪秀全是。洪秀全建设太平兵［天］国，所行制度，当时所谓工人为国家管理，货物为国家所有，即完全经济革命主义，亦即俄国之今日均产主义。^[19]

在太平天国那里失败了经济平等的诉求，又在孙中山这样的后继者那里复活了。考虑到孙中山本人是基督徒，对于洪秀全从洋上帝那里获取的平等观念，应该是不陌生的。对于中国现代平等主义者而言，他们通常都会将自己的思想谱系上溯至洪秀全。孙中山先生是一个代表，毛泽东是另一个代表，他们都不会赞成冯友兰先生的论断。

当然，冯友兰先生又说曾国藩的过失在于开创并推行了以政带工的近代化方针，而不是西方的以商带工的现代化道路，结果又延迟了中国的近代化。这在另一个角度说明，即使不是神权政治的外衣，就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现代平等观念之产生所需要的社会条件来说，曾国藩的时代也并不具备。马克思说过：“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的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20]因此，从根本上说，19世纪中叶，时代还没有提供“平等”观念的现实基础，“交换价值的交换”尚未得到必要的发展。这恐怕是西来的“平等”观念尚为中国人所严厉拒斥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