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洪秀全是什么教派

西学传入中国，不仅仅是传教士介绍的科学技术，也不仅仅是英国舰队展示出的坚船利炮，与之相伴随的还有中国人知之甚少的耶稣上帝和制度文化。这两方面在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很快就有了响应者，这就是洪秀全和洪仁玕。

洪秀全像

洪秀全(1814—1864年)，广东花县人，农民出身，自幼读书，长期担任塾师。作为一个屡试不第的书生，他在广州应试时，偶尔得到中国基督教徒梁发编撰的传教书《劝世良言》，发现了一个新的天地。于是，洪秀全以《劝世良言》为蓝本，采纳基督教的一些概念和说法，更多的是靠自己揣摩理解，与冯云山等人一道创立了拜上帝教，发动了太平天国起义。他的思想，主要表现在《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奉天讨胡檄》等诗文中。他以基督教教义为依托，吸收儒家传统思想中的均平、大同等观念，混杂民间文化信仰内容，又采纳秘密会社的某些戒律规则，作为推翻清朝的思想武器。

洪秀全心目中的基督教，与西方的本来教义有着很大的不同。他并不清楚西方人所说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当时称“圣神风”)的内涵，而是用本土的一些概念来解释。《尚书》和《诗经》中出现的“上帝”一词，被洪秀全用来比附基督教的“God”。甚至道教中的神仙天宫“三十三天”，也被说成是上帝的居所。例如，洪秀全等人的诗歌中经常出现的“正果”“方寸”“本心”“凡尘”等，都不是基督教的概念，而是中国佛教或道教的概念。根据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的记载，“拜上帝会”的宗教仪式掺入了不少中国民间宗教的做法(《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如信徒入会时要点明灯两盏，供清茶三杯，有学者认为实际上是点香烛、供牲畜的变形。这种对基督教的修正，是洪秀全的得意之笔，使基督教本土化了，上帝也变成了土生土长的中国神。“从来中国所称为华夏者，谓上帝之声名(耶火华)在此也;又号为天朝者，为神国之京都于兹也。”(《干王洪宝制》，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至于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在起义过程中炮制出来的天父、耶稣附体显灵等，更接近于巫术扶乩。正因为如此，当时到过南京的外国人认为洪秀全的“上帝”是冒牌货。这种评价，恰恰反映了洪秀全思想的本土性和民间性。

洪秀全用以发动农民的思想武器，是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天国。这个天国的外壳是基督教的，实质却是来自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原道醒世训》中关于天国的描述，几乎是照抄《礼记·礼运篇》;基本没有实施的《天朝田亩制度》，也充满了大同思想的表述。在起义之初，太平天国有一些反孔的举措，但这种反孔，在一定意义上是洪秀全对当初应试受挫折的发泄，目的在于使孔子的权威服从上帝的权威，而不是从思想上完全抛弃儒学，也没有同专制主义的纲纪伦理、君权神授等观念决裂。例如，在洪秀全的天国里，依然承认孔丘是好人，观音也是好人，甚至观音还成为洪秀全的妹妹。只不过是让他们在天堂享福，不许他们下凡来分割自己的权威而已。到定都天京(南京)后，洪秀全就完全接受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模式。

与洪秀全不同，太平天国后期的领导人洪仁玕(1822—1864年)，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才。他在香港居住数年，对西方近代知识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后来到天京主持太平天国晚期政务，被洪秀全封为干王，担任军师，总理朝政，位高权重，相当于前期的东王杨秀清。洪仁玕的主要思想反映在《资政新篇》中。

《资政新篇》是一个具有近代化色彩的施政纲领。对于天国的政治制度，洪仁玕主张“设法”和“用人”并重。“用人不当，适足以坏法;设法不当，适足以害人。”根据天国内讧的教训，他强调政令的统一和信息的畅通，提出建立新闻体系。“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而达于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暗柜也。”具体措施可以设立新闻馆“以收民心公议”，设立书信馆“以为四方耳目之便，不致上下梗塞，君民不通”。在社会管理上，他提出建立社会福利体系，如举办医院、育婴堂、跛盲聋哑院、鳏寡孤独院等;革除不良陋习，如禁庙宇寺观，禁演戏斋醮，禁烟酒鸦片，禁阴阳巫术，戒不务正业，戒长甲缠足，戒骄奢诸习等。在经济政策上，他主张制造火车轮船，开矿设厂，发展工艺技术，实行专利制度，建立银行，举办市镇公司，革新工商税制等。总体上看，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具有比较系统的近代思想。在当时，无论是清朝政府还是太平天国，对近代化的认识几乎没有人能够达到他那样的高度。但是，“曲高和寡”，《资政新篇》在太平天国几乎未能实施，近于空文。

洪秀全的拜上帝教，以民间化、通俗化的方式唤起了大量民众，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最终却因为其天国理想的乌托邦性质而回归专制，理想破灭。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恰恰相反，以资本主义化的发展方向给天国设计了一个美好蓝图，但却严重脱离了农民起义的实际要求，缺乏实现该蓝图的阶级力量和社会基础。《资政新篇》未能实施，不仅仅是太平天国后期严峻的局势所致，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中国尚未能形成发展资本主义的环境和氛围。洪秀全在来自西方的基督教外壳中包含本土的民间平等思想，洪仁玕在本土化的“天国”中提出了西方式的政治设想，两者都反映了中西思想在对撞初期的幼稚性和不成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