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非暴力的限度：为印度母亲刺杀国父
我们最后一个案例是甘地的最后一次绝食。这次绝食虽然挽救印度首都德里大量穆斯林的生命，但也引发了极端印度教徒的仇恨，导致了刺杀甘地的悲剧。非暴力之父死于暴力，虽说是伟大的牺牲，但也说明了绝食存在的一些现实困难。对此，我们介绍如下。
（一）刺杀甘地：一个时代的终结
1948年1月30日傍晚，在比尔达公馆（Birla House），成功结束德里绝食不久后的甘地，在两个侄孙女雅芭（Ahba）和曼努（Manu）的搀扶下，正赶往祈祷会场地。路上，突然间一个人从人群中挤出来，他向甘地鞠躬示意。由于祈祷会已经晚到了十多分钟，曼努正试图阻止这个人。这个人粗暴地推开了曼努，从胸中掏出一支手枪，向着甘地的胸部连开三枪。一刹那，鲜血染红了甘地白色土布上衣，甘地仍伸手试图触摸刺杀者的额头，为其祈祷，口中念念有词“罗摩、罗摩”(127)。就这样，甘地倒在血泊之中。一代圣雄烟消云散，印度国父最终以“殉道者”的身份，终结了他传奇的一生。新生的印度联邦，也结束了强调“非暴力”、“坚持真”的甘地时代，迈向了鼓励科技发展、强调富国强兵、开展计划经济建设的“尼赫鲁时代”。
（二）主义之争：刺杀者的自白
刺杀者没有也不可能逃离现场。他当场就被保安逮住。他叫戈德斯，来自具有强烈印度教军事传统的玛哈拉斯塔省（Maharashtra）。他是婆罗门出身，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个积极的政治行动者。他曾是主张印度教复兴主义的印度大斋会（Hindu Mahasabha）及其分支“民族志愿服务者集团”（Rashtriya Swayam Sevak Sangh）的成员，后来因为不满该党的主张不够激进、极端，而与这两个组织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128)。他负责《前锋》（Agrani）杂志，鼓吹印度教主义和教派复仇。
在当年11月的审判中，他表现淡定，并没有丝毫为自己辩护的意思，甚至还试图为其所属的印度大斋会、“民族志愿服务者集团”及其他人开脱罪责。他承认自己刺杀甘地，愿意承担罪罚。但是，他也表明，自己既不逃窜，又不自杀，甘愿接受审判的意图，在于向世人表达自己的思想。(129)
这种思想就在于表明自己刺杀甘地，并非来自任何私仇或私利，而是为了自己的祖国——伟大的印度母亲，刺杀甘地——这个伟大的国父。两人之间的冲突和悲剧的产生，绝非私人恩怨，乃是源于双方的“主义之争”。
在其漫长的当庭答辩文中（后被编撰为《我为何刺杀甘地》一书），他清晰、详尽地表明了这种“主义之争”何以演化成为一出政治悲剧，其要旨为：
1.甘地政治是完全失败的
在戈德斯看来，甘地的失败是全方位的。他以一个资深的政治行动家和宣传家的身份，号称对甘地政治进行X光射线透视（Gandhi’s Politics X-rayed），得出了三个主要的结论：
第一，甘地的非暴力抗争运动不是导致印度独立的原因；
第二，甘地的非暴力路线及其对穆斯林联盟的不断退让，导致了印度的分裂；
第三，甘地的神学政治、非暴力政治导致了分治后的印度在加强国防、抵御巴基斯坦威胁、保护印度教徒利益时，蹑手蹑脚、犹豫徘徊，成为独立后的印度现代政治发展的阻碍。
在他看来，自1915年以来，三十二年的经验表明，在甘地的领导下，印度政治犯了“一个又一个的错误、失败和灾难”(130)。
就独立运动而言，其成功主要在于革命派（及其恐怖主义分子）的暴力抗争、温和派的宪政建设努力，以及二战后的英国实力衰弱、工党执政等新局面的共同作用的结果。(131)就主观努力而言，前面两派的努力，却都是甘地所激烈反对的。而甘地自己一直主张的土布运动、非暴力和真的教义，却都完全失败了。声称甘地是印度国父，在他看来，事实上，就是一种“非真”。(132)
他认为甘地对印穆关系上的所作所为罪恶深重。戈德斯指出，“甘地恰恰证明了自己是‘巴基斯坦之父’。”(133)他的长篇大论，从甘地涉足印度本土政治（1915年）开始，一一回顾三十二年来甘地的印穆团结努力的每一个细节。大到基拉法运动、阿富汗入侵、圆桌会议和关于分治谈判等事件，小到国歌、国旗、国语等政治象征之争，戈德斯都没有疏漏(134)，其要旨在于说明，甘地在印穆两教冲突中，一味地妥协、退让，为求争取两教脆弱的、毫无现实基础的团结，而不断地牺牲印度教徒（及由其主要构成的印度）的利益，最终无力抗拒来自穆盟的独立要求和英殖民统治者的“分而治之”政策，导致巴基斯坦的成立和印度的分裂，造成了三分之一领土分裂，一亿一千多万人流离失所、两百万人丧生的悲惨境况。(135)
进一步来说，即便在分治和独立后的印度，在戈德斯看来，仍受到甘地式政治的羁绊。比如，他认为，恰是由于甘地对印穆关系和解的坚持，才使得印度联邦无法对巴基斯坦侵犯印度教徒采取有力措施(136)。同样，由于甘地的存在，也使海德拉巴（Hyderabad）土邦问题无法得到有效处理(137)。即便如此，甘地却仍急于向巴基斯坦及国内的穆斯林示好，甚至采取绝食手段，迫使政府就范。这一点，使得甘地成为印度政治发展的障碍。对于印度教中心主义的戈德斯来说，只能除之而后快了。(138)
2.非暴力和印穆团结的荒诞性
人们对历史的不同解读，常常源自意识形态式根本观念的差异。戈德斯丝毫不掩盖这一点，他说：
“我从不掩饰这样的一个事实，我支持所有反对甘地翁（Gandhiji，表示尊称）的思想流派和政治派系。我坚信，甘地翁所提倡的‘爱’的教义，只会导致印度教团体的逐渐衰弱，进而导致其无法有效地抵御其他教派（尤其是穆斯林）的侵略和袭击。”(139)
从教派主义和崇武主义出发，历史被重新解构：非暴力不是印度成功的钥匙，反而是造成印度分裂的罪魁祸首。非暴力不仅不能带来印度人梦想的“自治”，相反，却仍在干扰着印度联邦的世俗化和军事化，成为现代印度发展的桎梏。(140)
解构的目的在于建构，在于表明自己崇武主义的优越性，戈德斯充分表达了自己对暴力的崇美之心。
他从道德上质疑，何以用武力抵御侵略会是不正义的。相反，认为这是一种宗教和道德义务(141)。他指控甘地肆意歪曲印度教经典，主张经典中不乏通过战争、暴力制服邪恶力量的例子(142)。他认为，用武乃是人的天性，而诸如不满、仇恨和报复，更是消灭邪恶政权的必要途径(143)。不是懦弱无能的非暴力，而是武力抗争。“牺牲者的血液才是印度独立殿堂的基石”。(144)
站在一个印度教本位的立场，他显然无法理解甘地植根于非暴力思想的教派调和主义方法。
他总指责穆盟和穆斯林背叛独立运动、开展分裂运动、采取攻击印度教徒的行动，造成印度教徒的巨大损失，却只字不提穆斯林在印度的逐渐失势、不安全感及其要求独立背后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原因，更完全无视穆斯林在分治中所遭受类似的创伤和损失——在他眼里，这些似乎都是穆斯林咎由自取的结局。他把同情都献给了自己热爱的印度教徒，却不见对处于少数地位的穆斯林的一丝怜悯和关注。
在他的表述中，印度几乎等于印度教。他甚至说：
“……作为一个爱国者和人道主义者，我的首要义务在于服务印度教和印度教徒。因为，难道为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印度教徒争取独立和自由，就不正是在为人类争取独立和自由么?”(145)
他完全忘记了印度这块多宗教的土地上，还有占其人口四分之一的穆斯林，以及锡克教、耆那教、基督教等少数宗教团体的存在。其印度教本位主义倾向，跃然纸上。
正是这种极端、狭隘的宗教派系主义，加上暴力主义的路线，使他敏锐地看到了非暴力主义与印穆团结的紧密关系——非暴力的路线意味着无止境的教派妥协与和解。而这一点，显然触犯了他的印度教本位主义和暴力主义的根本信念。甘地越是以让步来争取教派和解，越是倾向于保护处于少数地位的穆斯林，就越激发他的仇恨和愤怒。这种情绪的激烈，其高潮自然就引向了刺杀行动。
3.刺杀：一种殉道行为
就刺杀而言，戈德斯承认自己为其负全部的法律责任，却否认自己在道德上具有任何的罪责。在他看来，自己的刺杀行动，是一种伟大的牺牲和殉道行动，是为了“印度母亲而刺杀国父”。
他表达了自己对甘地的尊敬，赞赏甘地伟大的爱国精神和毫无私利的个人情操。但是，他又指责甘地在自己的非暴力和印穆团结政策失败的情况下，出于自私（egoistic nature）、固执和不坦诚，不愿承认失败和错误，改弦更张，继续用错误的路线和政策祸害印度民众。甘地必须为其不公正、反民族、危险的对分裂主义的纵容而付出代价(146)。在当时的局面下，没有人能够推翻甘地的独裁，没有任何合法的手段能够阻止甘地对印度联邦的伤害，为此，戈德斯认为，自己只有采取刺杀手段，消灭甘地，才能使独立后的印度联邦免遭毁灭的危险，重获真正的繁荣。(147)
就这样，“主义之争”演化为血淋淋的刺杀悲剧，而这背后，却带着殉道和拯救的光环。
（三）德里绝食：最后一根稻草
即便有着深厚的“主义之争”，戈德斯也不至于疯狂到轻易采取刺杀这种同归于尽的方式。从戈德斯的自白中我们可以看到，此人以最高种姓的婆罗门出身，自视甚高，认为自己深受尊敬，天性平和，而非残暴(148)。在刺杀之前，他也尝试过用多种方式来表达对甘地式政治的反抗，比如通过自己主编的《前锋》鼓吹教派复仇，在甘地加尔各答绝食期间组织反甘地示威乃至冲击甘地住所(149)。而真正让他完全失去控制，一心要除去甘地而后快的，正是甘地于1948年1月在德里进行的支持穆斯林的绝食。
1.甘地的德里绝食
1947年加尔各答绝食之后，甘地随即来到首都德里，却发现这里已成为“血色都市”。癫狂的教派杀戮将新成立的印度联邦首都染成一片血色。甘地继续通过祈祷会、巡视和劝慰等方式，安抚民众，调和各派。但是，表面的和平背后仍然暗潮汹涌：许多清真寺被印度教徒难民占领，甚至有些被改造成为印度教庙会；穆斯林作为少数群体，在德里正面临被清洗的危险；而当任的印度联邦总督（原英国总督）蒙巴顿，也向甘地抱怨印度政府拒绝履约向巴基斯坦支付其因分治而应享有的0.55亿卢比，是“第一个不体面的行动”。(150)
1948年1月11日，许多既不愿前往巴基斯坦，又在德里完全没有安全保障的穆斯林毛拉（Maulanas）请求甘地安排他们前往英国，这深深震撼了甘地。甘地感到如果不果断地采取行动，不仅德里，整个印度，都可能会进一步沉沦。(151)
为此，1948年1月13日，甘地开始了最后一次绝食。这次绝食仍以恢复印穆两教团结作为根本目标。与此同时，甘地也因内政部长帕特尔不听自己的劝告不愿退回巴基斯坦的财产份额，而指责其已经敢向自己说不了。绝食第3日（1月15日），政府立即通过决议同意退还该款项(152)。但是，甘地仍没有停止绝食的意思。直至1月17日，在与国大党领袖毛拉·阿扎德（Maulana Azad）的讲话中，甘地才提出七个条件，包括：
第一，各派领袖承诺和保证穆斯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和信仰自由；
第二，允许穆斯林在克瓦贾·库特布丁陵（Khwaja Qutabund-Din Mazar）举行年度集会；
第三，保障穆斯林可以在德里自由安全行走；
第四，退还清真寺；
第五，不得侵占穆斯林地区；
第六，归还那些逃回来的穆斯林在德里的住所；
第七，允许穆斯林继续从事自己的职业等。(153)
18日，各派领袖，包括穆斯林、印度大斋会、民族志愿服务者集团、锡克教方面等近百名代表，共同签字并发誓愿意以自己的生命保障七个条件得到完全落实。至此，甘地才决定停止绝食。
这次绝食虽与加尔各答绝食目的一致，但是形势却更为紧迫。据布里克·克里什纳的回忆，当地的出租车司机告诉他，“如果甘地来得迟些，德里的穆斯林可能会被消灭殆尽”(154)。因为形势紧张，这次绝食也没有很多人来劝阻甘地。甘地的绝食也带来更大的反响。在绝食当中，曾有20多万人在和平保证书上签字(155)。巴基斯坦方面，真纳也表示关注，请求甘地停止绝食，以为两教和解继续努力。绝食期间，巴基斯坦还派遣专员扎希德·侯赛因（Zahid Hussein）到甘地住所看望甘地(156)。由于这次绝食表达出来的善意，巴基斯坦方面更向甘地愿意前往巴基斯坦的说法做出回应，主动邀请其于2月8日或9日前往巴基斯坦(157)。这在两国为教派仇杀报复、克米什尔争端而拔刀相向、势不两立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难能可贵。印巴两国也似乎看到了和平的一线曙光。
2.戈德斯对德里绝食的极度仇恨
但是绝食在戈德斯的视野中，却是完全不同的一番景象。
他认为甘地绝食是一种迷信政治，是一种欺骗、强迫和建立独裁的手段，是甘地迫使国大党和所有印度教徒服从其专断意志的拿手好戏。他甚至说：“甘地所有的绝食都是在强迫印度教徒。”(158)
早在甘地加尔各答绝食时，他就采取诸如反绝食示威、冲击甘地住所等各种手段进行破坏。他对甘地协同苏拉瓦底的做法深感义愤，在整个自白之中，他念念不忘苏拉瓦底在纳卡利尔对印度教徒的所作所为，视之为滔天罪行。对于甘地与这个“印度教的敌人”的联合极为愤慨。(159)
甘地在德里试图调和教派冲突的行动，更是挑战他的忍耐极限。他质疑甘地敢在诸如邦吉等地区的印度教神庙（Bhangi Colony）念可兰经，却不敢在清真寺念印度教经典的做法，认为他总是对穆斯林纵容，却毫不在乎印度教徒的感受。(160)
但是，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如果没有德里绝食的刺激，也许这次刺杀就可以避免了。德里绝食，是他对甘地忍耐的最后一根稻草。他说：
“即便巴基斯坦成立之后，如果这个甘地主义的政府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保护在巴基斯坦的印度教徒利益，那么我对这种欺骗民众的行为也许还能继续忍受。”(161)
然而，在他看来，这个“甘地主义的政府”并没有采取这类措施，反而劝告巴基斯坦的印度教徒继续在巴基斯坦奋斗。而甘地更进一步的行动，竟然是急于向巴基斯坦和穆斯林示好的德里绝食。(162)
他嘲讽这次绝食的目的——印穆团结，指出甘地的目的无非在于保护几个仅存的穆斯林。他挑衅道，甘地绝不敢因为类似的原因，向穆斯林绝食。(163)
对于德里绝食提出的七个条件，他认为，都是在“支持穆斯林而反对印度教徒”(164)。
其中最为愤慨的是，让印度教徒退出清真寺一事。因为这些印度教徒都是难民，甘地要求他们退出清真寺，却没有让政府提供其他的住所和便利，结果就导致了这些人流离失所、无处蔽身。他指控这种做法连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都没有。(165)
紧接着是要求印度联邦支付巴基斯坦因分治享有的财政份额（0.55亿卢比）的要求。他嘲笑联邦政府号称“人民的政府”，却在一人的绝食威胁下，惶惶然急忙服从；所谓的公意、公众舆论已经荡然无存。(166)
为此，他的结论就是：
“在此情况下，唯一有效将印度教徒从穆斯林压迫中拯救出来的方法，就是让甘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167)
可见甘地的这次绝食，并没有感化这些极端的印度教徒；相反，它却成为双方矛盾向高潮发展的导火索，最终导致绝食者被刺的悲剧产生。
（四）检讨：“坚持真”的效力限度
对刺杀者戈德斯的辩词，有人表示同情，也有人表示只不过是一种宗教狂热，不值一顾。比如金克木先生就认为“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政治谋杀事件，也不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的一时冲动的行为”，戈德斯的辩词“竟使法官和旁听群众为之动容”。(168)他对戈德斯表示同情，认为甘地和戈德斯分别代表印度文化的“一文一武”之道，两者却是不可偏废的。(169)
而甘地的传记作者罗伯特·派尼（Robert Payne）就表现出对戈德斯的完全不屑，他说：“纳苏兰·戈德斯的自我辩护完全不是辩词：它不过是对胜利的喧嚣，完全没有理性，只是在谈及古典神话时才似乎有点让人明白所以。”(170)他认为，当戈德斯引经据典，说克里斯纳（Krishna，毗湿努大神的一个化身）将会在印度教面临危机时，以第十个化身出现，拯救教众时，他就将自己视为克里斯纳了。(171)
对于戈德斯的辩词是否有其道理，当然随着解读者对暴力与非暴力的态度不同，而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戈德斯在其刺杀甘地的行动及其背后的主义之争中，却凸显了甘地式感化型政治存在的客观不足。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两个要点：
第一，甘地在建构印度民族主义国家中存在的内在不可克服的缺陷，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印穆关系调解的无力；
第二，绝食感化对于极端反对派而言所具备的极度强迫性，及其所导致的矛盾激化现象。
就此，我们分论如下：
1.“坚持真”的宗教性在民族建构上的无能
印穆团结问题的本质乃是现代印度民族国家建构的内在困难。作为几大文明古国硕果仅存的两个国家，印度与中国不同，在其历史上，分裂状态的时间远远多于统一的时间(172)。长期以来，纷繁复杂的各种宗教、种姓、民族和语言造成了南亚次大陆分崩离析、支离破碎的局面。直到英国人建立了殖民统治后，才逐渐建立稳定的、形式上统一的统治。但是，真正的印度民族主义的自觉，却是滥觞于1857年的印度革命。即便如此，由于自身内部复杂的分崩离析状况，以及英国人的“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政策的影响，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都难以有效地熔铸各种力量，使其形成统一的对外阵线。其中，问题最大、影响最深的就是两大教派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了。
印度穆斯林的出现，开始于莫卧尔王朝的征服。而大量的穆斯林来自于印度教低层种姓或者贱民，这也使得穆斯林在印度的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都处于弱势的地位。两教的习俗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其中屠杀牛只或在清真寺前载歌载舞，常成为两教爆发械斗的肇因(173)。所有这些原因，不仅使得印穆关系长期不睦，更是让处于少数地位的穆斯林担心英殖民者的退出会导致一个“印度教专制”时期的到来，使其对印度独立运动持犹豫、观望甚至是消极抵制的方式。
在此背景下，甘地提出了印穆团结的口号，视之为获取印度独立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但是，除了在1920—1922年的哈里法运动和分治后甘地的两次绝食之外，印穆团结——正如戈德斯所指的——只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局势并没有朝团结的方向发展，反而向分裂的方向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分治的产生及随之而来的惨绝人寰的血腥教派杀戮。
就此而言，不能不说，甘地的整个印穆团结的政策，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失败。
这种失败，自然有其背后复杂的客观困难存在，但是也与甘地自身的行动和理念有密切的关联。(174)
甘地仍然依照“坚持真”的指导思想来制定印穆团结的政策。就其要点而言，甘地强调的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心与心的联合”（unity of hearts）。“他不只要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表面的和平，对他而言，爱才是双方和平的真正基础”(175)。甘地也没有采用世俗的方法，刻意去回避教派主义。相反，由于相信政治与宗教密不可分。他不仅容许，甚至自己也经常用诸如“我们印度教徒”、“他们穆斯林”这样的教派话语、教派认同来进行双方的对话。甘地对教派团结的措施，也没有逃离宗教和解的窠臼。他主张的是宣传教派平等、教派宽容、改宗自由等教义，劝导各方忍让、尊重，以积极的态度示范印穆团结的可能，在极端时刻采取绝食等手段呼吁双方重建和平等。总之，他没有对教派冲突背后深刻的社会、经济乃至政治的因素进行分析，采取社会政治的方法来解决教派问题。而把希望寄托在个人的声望和个人的示范效应上，谋求教派之间的善意共存。而这一点，是印穆关系研究者对甘地最大的非议之处。(176)
甘地的这种方法导致了这样的局面：一方面，印穆两教冲突的根源没有被充分挖掘出来，教派冲突只是在非常浅薄的层面进行处理，导致了教派冲突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而甘地的方法，即便是最为强烈的绝食，也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最多只能控制教派冲突，使各方暂时和解，却无法真正解决内在的难题。(177)
另一方面，甘地在印度民族主义的建构上，无法超然教派主义（communal-ism）之上，真正建立世俗主义的民族想象。许多研究者都指出，由于甘地并不刻意回避自己的印度教身份，甚至多次采用印度教的经典、神话和用语，以自己的印度教徒身份来领导印度政治。这样“他所制造的形象造成了穆斯林对他的误解，他在印度建立‘罗摩净土’（Ram Rajya）的梦想，也被穆斯林误解为‘印度教的统治’”(178)。所以，甘地的民族主义掉入了教派主义的泥潭，他本人不仅不能成为整个印度的领袖，甚至对穆斯林而言，除了哈里法运动和两次绝食之外，更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把他看作友善的朋友（Well-Wisher）(179)。这样，从教派主义出发的甘地，无法通过民族独立的巨大号召力来吸纳穆斯林，使得整个独立运动成为印度教徒的独角戏。穆斯林并不共享这种民族独立的光荣，相反，却采取观望、等待甚至担忧民族独立的态度。这种形势长期得不到解决，在极端教派主义的煽动和英殖民者的蓄意利用下，走向分治、分裂，也变得逐渐现实和可行。其根本原因，不能不归结到一种民族建构上的失败。这当中，作为整个民族运动的最高领导人，甘地及其“坚持真”方法无疑难逃其咎。
2.绝食感化的强迫性
“坚持真”的教派调和方法，总是以兄弟之情（brotherhood）来看待教派冲突。在甘地看来，作为哥哥（多数派）的印度教徒，自然应该对弟弟（少数派）的穆斯林，多多让步，以换取对方相应的善意回报(180)。但是，这种计算，这种方法，即使用之个人也未必能次次得利，而用之于群体性的政治事务，则更容易无功而返。显然，许多印度教徒不能理解这一点。尤其是极端印度教复兴主义者，如戈德斯等，更是对此咬牙切齿，认为甘地是印度教的叛徒，或者“印度教的敌人”，认为甘地的整个印穆团结的努力，都不过是在向穆斯林退让，出卖印度教徒的利益。分治——这个给印度教徒带来深重灾难的事件，就是这种无限度妥协和出卖的结局。
然而，在分治的背景下，甘地更以家长式的身份进行绝食，迫使印度教徒退步，这无疑会招来极端教派的极度怨恨和仇视。而印度政府及其民众对甘地的妥协，更让他们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强迫感和无能感。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超越了容忍的限度，却只能以身试法，刺杀甘地。
为此，在这样的情况下，绝食不仅不能感化那些极端教派主义者，更会激化他们内心本有的不满，给他们造成更为强烈的强迫感，导致矛盾继续深化，最终出现刺杀的悲剧。在这里，“坚持真”也遭遇了自己的效力限度。
通过这几个案例的分析，我们讨论了甘地绝食的几次具体实践，侧重点在于揭示绝食中存在的内在张力。主要包括：践行“坚持真”理论的困难，绝食对利益攸关方造成的强迫性，以及非暴力抗争方法的效力限度。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内在的张力，只是说明“坚持真”绝食也有其自身存在和必须克服的困难，但绝非要推翻绝食感化有效性的结论。事实上，正如一切社会政治变革手段都有其局限性一样，绝食感化也存在自身的软肋，但这并不能推翻这种变革手段在恰当环境下所具备的独特的变革功能。正如1947年的加尔各答绝食一样，只要恰当采用、巧妙运用“坚持真”绝食，它照样能创造奇迹。
有效性与局限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不可偏废，任何强调一方、否认一方的做法都不合乎客观。但这两个方面，也恰恰说明了，“坚持真”（包括其绝食）在社会变革中，并不应是单纯的一个手段，它需要其他方法的辅助，才有可能发挥更大的功效。
【注释】
(1)滕德尔卡（D.G.Tendulkar，Mahatma：Lifeof 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New Delhi：Publi-cations Division，Minstry of Information and Broadcasting Government of India，1952，Vol.6）称1943年绝食为“史诗性绝食”，佩阿雷拉尔（Pyarelal，The Epic Fast，Ahmedabab：Mohanlal Ma-ganlal Bhatt，1932）则将这个称号给予1932年反对贱民分治选区绝食。见两人各自著作“Mahat-ma：in eight volumes”、“the Epic Fast”。
(2)如多尔顿（Dennis Dalton，Nonviolence in Action：Gandhi’s Power，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153）、萨卡尔（Sumit Sarkar，Modern India：1857-1947，Basingstoke：Macmillan，1983，p.438）、菲利普斯（C.H.Philips＆Mary Doreen Wainwright（ed.），the Partition of India：Politicies and Perspectives 1935-1947，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1970，p.239）、科沃德（Harold Coward，Indian Critiques of Gandhi，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3，p.15）、南达（B.R.Nanda，Gandhi and His Critics，Delhi＆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107）等都给这次绝食以高度的评价，而对这次绝食的反面评价则相对很少。
(3)参见Dennis Dalton，Nonviolencein Action：Gandhi’s Power，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139-140。
(4)Ibid.，p.139.
(5)当时印度总督蒙巴顿称自己在旁遮普的五万五千人仍无法维持秩序，而甘地一人在孟加拉却能平息教派暴力，称赞甘地这次绝食达到“个人力量的极限”（A Man Boundary Force）。见B.R.Nanda，Gandhi and His Critics，Delhi＆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107。
(6)对印穆两派不睦和印巴分治过程更为具体的描述，可参见［印度］拉吉莫汉·甘地：《我的祖父：圣雄甘地》，邓俊秉、周刚、周巨洪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九章。
(7)多尔顿对“直接行动”号召的介绍，参见Dennis Dalton，Nonviolence in Action：Gandhi’s Power，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144。
(8)更具体的1946—1947年的教派骚扰的人员伤亡和财物损失情况，可参见Sumit Sarkar，Modern In-dia，1885—1947，Macmillan，1983，pp.432-436。
(9)转引自http://en.wikipedia.org/wiki/Partition＿of＿india，2010年10月6日。
(10)参见Dennis Dalton，Nonviolencein Action：Gandhi’s Power，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141-143。
(11)参见Dennis Dalton，Nonviolencein Action：Gandhi’s Power，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145。
(12)Ibid.，p.149.
(13)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hatma Gandhi（98vols，CD form），New Delhi：Government of India，Ministry of Publications and Broadcasting，Publications Division，1958-1984，Vol.92，pp.44-45.
(14)Ibid.，p.73.
(15)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hatma Gandhi（98vols，CD form），New Delhi：Government of India，Ministry of Publications and Broadcasting，Publications Division，1958-1984，Vol.96，pp.207-208.
(16)Ibid.，p.220.
(17)甘地在给帕特尔的信中表明“我已经陷在这里，并且得冒极大的风险。”参见TheCollected Works of Mahatma Gandhi（98vols，CD form），New Delhi：Government of India，Ministry of Publications and Broadcasting，Publications Division，1958-1984，Vol.96，p.223。
(18)Ibid.，p.206.
(19)Pyarelal，MahatmaGandhi：The Last Phase（PartⅡ），Vol.10，Ahmedabad：Navajivan Publishing House，1958，pp.365-368.
(20)Ibid.，p.369.
(21)帕特尔形容此举“极致危险”，参见Pyarelal，Mahatma Gandhi：The Last Phase（PartⅡ），Vol.10，Ahmedabad：Navajivan Publishing House，1958，p.365。
(22)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hatma Gandhi（98vols，CD form），New Delhi：Government of India，Ministry of Publications and Broadcasting，Publications Division，1958-1984，Vol.96，pp.220-221.
(23)Ibid.，p.221.也可参见甘地秘书佩阿雷拉尔的记载Pyarelal，Mahatma Gandhi：The Last Phase（PartⅡ），Vol.10，Ahmedabad：Navajivan Publishing House，1958，p.367。
(24)Pyarelal，Mahatma Gandhi：The Last Phase（PartⅡ），Vol.10，Ahmedabad：Navajivan Publishing House，1958，pp.371，373，376-377.
(25)穆斯林传统节日，是伊斯兰教历10月1日，又称拉玛丹节，即伊斯兰教历9月为“斋月”，凡成年健康的穆斯林都应全月封斋，即每日从拂晓前至日落，禁止饮食和房事等。斋月结束次日为“开斋节”，每逢此节，世界各地穆斯林都以热情和虔敬的心情参加节日活动。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8548.htm，2010年10月6日。
(26)Pyarelal，MahatmaGandhi：The Last Phase（PartⅡ），Vol.10，Ahmedabad：Navajivan Publishing House，1958，p.373.
(27)Pyarelal，Mahatma Gandhi：The Last Phase（PartⅡ），Vol.10，Ahmedabad：Navajivan Publishing House，1958，pp.377，381.
(28)Ibid.，p.381.
(29)Ibid.，pp.373-374.
(30)Ibid.，p.376.
(31)Ibid.，pp.377-378.
(32)Dennis Dalton，Nonviolence in Action：Gandhi’s Power，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154.
(33)Pyarelal，Mahatma Gandhi：The Last Phase（PartⅡ），Vol.10，Ahmedabad：Navajivan Publishing House，1958，p.407.
(34)Ibid.，p.409.
(35)苏拉特·鲍斯是印度国民军领袖苏巴斯·鲍斯的哥哥，在弟弟去世后（1945年）不久，领导前进同盟。
(36)Pyarelal，MahatmaGandhi：The Last Phase（PartⅡ），Vol.10，Ahmedabad：Navajivan Publishing House，1958，p.416.
(37)Ibid.，p.418.这种绝食是完全的一种慢性自杀，顾名思义，其含义即不论各方如何努力，提供何种条件，绝食者也绝不会再停止绝食，直到最后死亡。在多次绝食中，甘地曾以这种绝食威胁各方，但是最后都没有采用。
(38)Pyarelal，MahatmaGandhi：The Last Phase（PartⅡ），Vol.10，Ahmedabad：Navajivan Publishing House，1958，p.423.伊斯瓦是印度教对神的一种尊称。
(39)Dennis Dalton，Nonviolence in Action：Gandhi’s Power，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158.
(40)http://en.wikipedia.org/wiki/History＿of＿the＿Republic＿of＿India，2010年10月6日。
(41)转引自Dinanath Gopal Tendulkar，Mahatma：Life of 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Bombay：S.N.，1951-1954，Vol.8，p.111。
(42)甘地认为自己的绝食基本上都是按照“坚持真”来运作的。唯一的例外是拉吉科特的绝食。参见M.K.Gandhi，Fasting in Satyagraha：Its Use and Abuse，Ahmedabad：Navajivan Publishing House，1965，p.59。
(43)根据该法，英人指派的省督只负责防务，以及在省务大臣提议有违防务或英国根本利益时予以否决的权力。具备的政治、行政方面的事务，他更多是“统而不治”，交由省议会及其大臣解决。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Government＿of＿India＿Act＿1935，2010年10月6日。
(44)Pyarelal，and Sushila Nayar，Mahatma Gandhi：Preparing for Swaraj，Ahmedabad：Navajivan Publishing House，1996，p.446.
(45)Ibid.，pp.448，465.
(46)Ibid.，p.470.
(47)英殖印度时期，英国对土邦的控制通过任命代管人实施的，故代管人在土邦拥有巨大的权力。
(48)Pyarelal，and Sushila Nayar，Mahatma Gandhi：Preparing for Swaraj，Ahmedabad：Navajivan Publishing House，1996，p.470.
(49)在传统上，印度北方的拉其普特王公可以抚养一大批养子，其名即为巴亚特斯（Bhayats），又可称为王公养子集团。
(50)Pyarelal，and Sushila Nayar，Mahatma Gandhi：Preparing for Swaraj，Ahmedabad：Navajivan Publishing House，1996，p.472.
(51)Garasia，印度的一种原始部落。
(52)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hatma Gandhi（98vols，CD form），New Delhi：Government of India，Ministry of Publications and Broadcasting，Publications Division，1958-1984，Vol.75，p.135.
(53)Ibid.，p.136.
(54)Ibid.，p.139.
(55)Ibid.，p.140.
(56)Pyarelal，and Sushila Nayar，Mahatma Gandhi：Preparing for Swaraj，Vol.7，Ahmedabad：Navajivan Publishing House，1996，pp.473-474.
(57)Ibid.，p.475.
(58)Ibid.，p.476.
(59)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hatma Gandhi（98vols，CD form），New Delhi：Government of India，Ministry of Publications and Broadcasting，Publications Division，1958-1984，Vol.75，p.298.
(60)Dinanath Gopal Tendulkar，Mahatma：Lifeof 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Bombay：S.N.，1951-1954，Vol.5，p.128.
(61)Ibid.，p.129.
(62)Ibid.，p.129.
(63)Ibid.，p.129.
(64)Ibid.，p.133.
(65)Ibid.，p.133.Atman一词的翻译参考了徐梵澄的《五十奥义书》的译法，参见《五十奥义书》，徐梵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页。
(66)Dinanath Gopal Tendulkar，Mahatma：Lifeof 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Bombay：S.N.，1951-1954，Vol.5，pp.136-137.
(67)Ibid.，pp.131-132.
(68)Pyarelal，and Sushila Nayar，Mahatma Gandhi：Preparing for Swaraj，Vol.7，Ahmedabad：Navajivan Publishing House，1996，p.478.
(69)Dinanath Gopal Tendulkar，Mahatma：Lifeof 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Bombay：S.N.，1951-1954，Vol.5，pp.128-129.
(70)关于甘地与国大党人的分歧，可见本书第三章“弱者的非暴力”部分。
(71)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hatma Gandhi（98vols，CD form），New Delhi：Government of India，Ministry of Publications and Broadcasting，Publications Division，1958-1984，Vol.75，p.131.
(72)希腊神话，英雄阿喀琉斯身体完美无缺，唯一的弱点仅在于脚后跟。后引申为致命的弱点、要害。
(73)［印度］拉吉莫汉·甘地：《我的祖父：圣雄甘地》，邓俊秉、周刚、周巨洪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82页、185页。
(74)Baratan Kumarappa，The Removal of Untouchability，Ahmedabad：Navajivan Publishing House，1954，p.9.
(75)［印度］拉吉莫汉·甘地：《我的祖父：圣雄甘地》，邓俊秉、周刚、周巨洪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84页。
(76)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hatma Gandhi（98vols，CD form），New Delhi：Government of India，Ministry of Publications and Broadcasting，Publications Division，1958-1984，Vol.22，p.273.
(77)Harold G.Coward，Indian Critiques of Gandhi，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3，p.44.印度种姓制度中，有四大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而贱民则于四大种姓之外，即无种姓身份的印度教徒（outcaste）。
(78)S.S.Gill，Gandhi：A Sublime Failure，New Delhi：Rupa＆Co.，2001，p.105.
(79)Harold G.Coward，Indian Critiques of Gandhi，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3，p.43.
(80)Harold G.Coward，Indian Critiques of Gandhi，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3，p.43.
(81)Harold G.Coward，Indian Critiques of Gandhi，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3，p.54；Zaheer Hasan，Gandhiand the Harijans，New Delhi：Shree Publishing House，1986，p.30.
(82)Harold G.Coward，Indian Critiques of Gandhi，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3，p.54.
(83)四大吠陀为印度教最主要经典，包括《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阿达婆吠陀》。
(84)［印度］拉吉莫汉·甘地：《我的祖父：圣雄甘地》，邓俊秉、周刚、周巨洪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89页。
(85)Zaheer Hasan，Gandhi and the Harijans，New Delhi：Shree Publishing House，1986，pp.37-41.
(86)Ibid.，p.38.
(87)http://en.wikipedia.org/wiki/B.＿R.＿Ambedkar，2010年10月6日。甘地与安倍卡的分歧可参见Harold G.Coward，Indian Critiques of Gandhi，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3，pp.53-55.
(88)Zaheer Hasan，Gandhi and the Harijans，New Delhi：Shree Publishing House，1986，p.53.
(89)［印度］拉吉莫汉·甘地：《我的祖父：圣雄甘地》，邓俊秉、周刚、周巨洪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94—196页。
(90)Harold G.Coward，Indian Critiques of Gandhi，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3，p.48.
(91)转引自Harold G.Coward，Indian Critiques of Gandhi，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3，p.48。
(92)Ibid.，p.49.
(93)Ibid.，p.49.
(94)如安倍卡先与其他少数团体达成了“少数群体公约”（Minorities Pact），国大党后与全印贱民协会签订的“拉贾—穆吉协议”（Rajah-Moonje Pact），都呼吁政府按照各自的主张确定贱民选区的方式和数额。参见Pyarelal，and Sushila Nayar，Mahatma Gandhi：Preparing for Swaraj，Vol.7，Ahmedabad：Navajivan Publishing House，1996，p.52，56。
(95)当年甘地因为试图发动新的文明不服从运动而被英殖民政府非法监禁，直至次年8月才被释放。
(96)Pyarelal，and Sushila Nayar，Mahatma Gandhi：Preparing for Swaraj，Vol.7，Ahmedabad：Navajivan Publishing House，1996，p.58.
(97)Ibid.，p.59.
(98)Ibid.，pp.60-61.
(99)Ibid.，p.61.
(100)M.C.拉贾（1883—1943）是可以与安倍卡媲美的贱民领袖，对分治选区问题，他与国大党私下达成“拉贾—穆吉协议”，两人因此分道扬镳。
(101)参见Pyarelal，and Sushila Nayar，Mahatma Gandhi：Preparing for Swaraj，Vol.7，Ahmedabad：Navajivan Publishing House，1996，p.63。
(102)Ibid.，p.64.
(103)Ibid.，pp.64-65.
(104)Pyarelal，The Epic Fast，Ahmedabad：Mohanlal Maganlal Bhatt，1932，pp.21-22.
(105)Pyarelal，and Sushila Nayar，Mahatma Gandhi：Preparing for Swaraj，Vol.7，Ahmedabad：Navajivan Publishing House，1996，pp.69-70.贱民被视为不可接触者，对其他教徒具有宗教仪式上的污染作用，故而在种姓教徒，尤其是诸如婆罗门、刹帝利这样高的种姓教徒看来，不能与之发生任何直接的身体接触；否则，必须沐浴、斋戒，以便纯洁自己。
(106)Pyarelal，The Epic Fast，Ahmedabad：Mohanlal Maganlal Bhatt，1932，p.22.合作选区的做法，可参考下文的“浦那协议”有关内容。
(107)Pyarelal，and Sushila Nayar，Mahatma Gandhi：Preparing for Swaraj，Vol.7，Ahmedabad：Navajivan Publishing House，1996，p.77.
(108)浦那协议更具体的内容，可参见Pyarelal，and Sushila Nayar，Mahatma Gandhi：Preparing for Swaraj，Vol.7，Ahmedabad：Navajivan Publishing House，1996，pp.79-80.
(109)参见Pyarelal，The Epic Fast，Ahmedabab：Mohanlal Maganlal Bhatt，1932，p.88；Louis Fischer，Gandhi：His Life and Message for the World，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1954，p.123；Harold Coward，Indian Critiques of Gandhi，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3，p.161。
(110)Luois Fischer，Gandhi：His Li fe and Message for the World，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1954，pp.123-124.
(111)Jayantanuja Bandyopadhyaya，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Gandhi，Bombay：Allied Publish-ers，1969，p.243.
(112)即使这次绝食的反对者，如吉尔（S.S.Gill，Gandhi：A Sublime Failure，New Delhi：Rupa.Co.，2001，p.194），也提出了这种观点。
(113)B.R.Nanda，Gandhi and His Critics，Delhi＆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22-23.
(114)Dinanath Gopal Tendulkar，Mahatma：Life of 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Bombay：S.N.，1951-1954，Vol.3，p.209.
(115)B.R.Ambedkar，What Gandhi and Congress Have Done to Untouchables，ChapterⅢ，from www.Ambedkar.org.
(116)从甘地的秘书佩阿雷拉尔、助手秀斯拉·娜亚尔（Sushila Nayar）的传记中看，两人对安倍卡的固执己见、乘机要求补偿的做法深感愤怒。可见当时安倍卡所处的不利位置。参见Pyarelal，The Epic Fast，Ahmedabad：Mohanlal Maganlal Bhatt，1932，p.59；Pyarelal，Sushila Nayar，Mahatma Gandhi：Preparing for Swaraj，Vol.7，Ahmedabad：Navajivan Publishing House，1996，pp.74-76。
(117)B.R.Ambedkar，What Gandhi and Congress Have Done to Untouchables，ChapterⅩ，from www.Ambedkar.org.
(118)Harold G.Coward，Indian Critiques of Gandhi，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3，pp.54-62.
(119)参见［印度］拉吉莫汉·甘地：《我的祖父：圣雄甘地》，邓俊秉、周刚、周巨洪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203页。
(120)B.R.Ambedkar，What Gandhi and Congress Have Done to Untouchables，ChapterⅩ，from www.Ambedkar.org.
(121)参见［印度］拉吉莫汉·甘地：《我的祖父：圣雄甘地》，邓俊秉、周刚、周巨洪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206页。
(122)同上书，第199页。
(123)Harold G.Coward，Indian Critiques of Gandhi，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3，p.63.
(124)拉吉莫汉·甘地一直强调圣雄甘地总是在三大目标（解放贱民、印穆团结和结束异族统治）间徘徊，试图将这三个具有一定冲突的目标，协调成为相互支撑的事业。参见［印度］拉吉莫汉·甘地：《我的祖父：圣雄甘地》，邓俊秉、周刚、周巨洪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84—185页。
(125)那种简单的绝食，只会将英殖民政府、安倍卡等作为绝食对象，显然只会激发更多矛盾，而没有社会动员之功能。
(126)科沃德（Harold Coward，Indian Critiques of Gandhi，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3，p.64）还通过对两人之间的分分合合详细回顾，得出结论——两人之间是一种互补、相互促进的关系。他也特别强调了甘地的推荐，是让安倍卡的意见得以实现的根本因素。两人在立宪中最终殊途同归。
(127)Rama，甘地所信奉的神。
(128)从他的自白“Why I Assassinated Mahatma Gandhi”中看，他仍参加印度大斋会的会议，但是对领导层的决议颇有意见。他也说明自己曾参加“民族志愿服务者集团”，但是很快离开该组织。但是有资料却怀疑这种说法的可靠性。见，10-6-2010：//www.miniwiki.org/wiki/index.php?wiki＝＿con-tent.en＿version.presenting.Nathuram＿Godse；Nathuram Vinayak Godse，and Gopal Vinayak Godse，Why I Assassinated Mahatma Gandhi?Delhi：Surya Bharti Parkashan，1993，pp.31-33，102.
(129)参见Nathuram Vinayak Godse，and Gopal Vinayak Godse，Why I Assassinated Mahatma Gandhi?Delhi：Surya Bharti Parkashan，1993，p.118。
(130)参见Nathuram Vinayak Godse，and Gopal Vinayak Godse，Why I Assassinated Mahatma Gandhi?Delhi：Surya Bharti Parkashan，1993，p.50.
(131)Ibid.，pp.88-89.
(132)Ibid.，p.87.
(133)Ibid.，p.111.
(134)Ibid.，pp.50-76.
(135)Ibid.，p.48.
(136)参见Nathuram Vinayak Godse，and Gopal Vinayak Godse，Why I Assassinated Mahatma Gandhi?Delhi：Surya Bharti Parkashan，1993，p.105.
(137)海德拉巴是英属印度的一个土邦。在印度分治为巴基斯坦和印度联邦之际，该邦土王拒绝加入任何一方，导致政治危机。后来，在内政部长帕特尔的主持下，印度联邦采取武力措施，将其并入联邦。
(138)Nathuram Vinayak Godse，and Gopal Vinayak Godse，Why I Assassinated Mahatma Gandhi?Delhi：Surya Bharti Parkashan，1993，p.113.
(139)Ibid.，p.19.
(140)Ibid.，p.39.
(141)Ibid.，p.39.
(142)Ibid.，p.40.
(143)Ibid.，p.94.
(144)Ibid.，p.80.
(145)Nathuram Vinayak Godse，and Gopal Vinayak Godse，Why I Assassinated Mahatma Gandhi?Delhi：Surya Bharti Parkashan，1993，p.26.
(146)Nathuram Vinayak Godse，and Gopal Vinayak Godse，Why I Assassinated Mahatma Gandhi?Delhi：Surya Bharti Parkashan，1993，p.115.
(147)Ibid.，pp.115-116.
(148)Ibid.，p.103.
(149)Ibid.，p.30.
(150)Pyarelal，MahatmaGandhi：The Last Phase（PartⅡ），Vol.10，Ahmedabad：Navajivan Publishing House，1958，p.700.
(151)Pyarelal，Mahatma Gandhi：The Last Phase（PartⅡ），Vol.10，Ahmedabad：Navajivan Publishing House，1958，p.701.
(152)Dinanath Gopal Tendulkar，Mahatma：Lifeof 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Bombay：S.N.，1951-1954，Vol.8，p.252.
(153)Ibid.，p.264.
(154)［印度］拉吉莫汉·甘地：《我的祖父：圣雄甘地》，邓俊秉、周刚、周巨洪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321页。
(155)同上书，第339页。
(156)［印度］拉吉莫汉·甘地：《我的祖父：圣雄甘地》，邓俊秉、周刚、周巨洪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339页。
(157)同上书，第341页。
(158)Nathuram Vinayak Godse，and Gopal Vinayak Godse，Why I Assassinated Mahatma Gandhi?Delhi：Surya Bharti Parkashan，1993，p.97.
(159)Ibid.，p.30，66.
(160)Ibid.，p.30.
(161)Ibid.，p.105.
(162)他曾说在甘地宣布进行德里绝食时，自己的感情已经完全失控了，认识到只有除掉甘地才能保存印度。参见Nathuram Vinayak Godse，and Gopal Vinayak Godse，Why I Assassinated Mahatma Gan-dhi?Delhi：Surya Bharti Parkashan，1993，p.98。类似指明德里绝食与刺杀关系的言论，还可参见该书第49页。
(163)Nathuram Vinayak Godse，and Gopal Vinayak Godse，Why I Assassinated Mahatma Gandhi?Delhi：Surya Bharti Parkashan，1993，p.97.
(164)Ibid.，p.107.
(165)Ibid.，pp.108-109.
(166)Nathuram Vinayak Godse，and Gopal Vinayak Godse，Why I Assassinated Mahatma Gandhi?Delhi：Surya Bharti Parkashan，1993，p.110.
(167)Ibid.，p.111.
(168)金克木：《甘地》，载金克木：《东方文化八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6、147页。
(169)同上书，第160、161页。
(170)Robert Payne，The Life and Death of Mahatma Gandhi，London，Sydney，Toronto：Bodley Head，1969，p.641.
(171)毗湿努是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传说多次以化身形式拯救印度和印度教。克里斯纳是毗湿努最为出名的一个化身，典出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
(172)在其历史上，只有诸如孔雀王朝时期（公元前3、4世纪时）、莫卧尔王朝（16至18世纪），才有一个较为完整的统一状态。
(173)印度教徒视牛（cow）为圣物，而穆斯林则以牛为主食；印度教徒逢节日、庆典喜欢载歌载舞，而穆斯林的清真寺则严格禁止喧嚣。两教经常由此发生纠纷。
(174)赛伦德拉·纳西·格西（Sailendra Nath Ghosh），列出了印穆和睦失败的七大要素，包括英殖民者“分而治之”、穆斯林分裂主义倾向、种姓制度、两教习俗差异、改宗的斗争、印度教的复兴宣传和甘地被误解等。见其书：Communal Harmony：Why Gandhi failed?Gandhi Marg，July-September，1997，New Delhi：Gandhi Peace Foundation，pp.154-157。
(175)Khan Mohammed Afaque，Gandhian Ap proach to Communalism，South Asia Books，1986，p.49.
(176)Khan Mohammed Afaque，Gandhian Ap proach to Communalism，South Asia Books，1986，p.97；Salral Jhing，Gandhi’s Approach to Hindu-Muslim Unity，Gandhi Marg，October-December，2004，New Delhi：Gandhi Peace Foundation，pp.315-316.
(177)Ibid.，p.49.
(178)如Sailendra Nath Ghosh，Communal Harmony：Why Gandhi failed and How His Dream Shall Come True?Gandhi Marg，July-September，1997，New Delhi：Gandhi Peace Foundation，p.157。
(179)Ibid.，p.153.
(180)Salral Jhing，Gandhi’s Approach to Hindu-Muslim Unity，Gandhi Marg，October-December，2004，New Delhi：Gandhi Peace Foundation，p.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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