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一部具有人文深度的影片
一个普通教师的死在都市枯干的心灵中掀不起波澜,但在那个村庄,那个叫三合屯的小村里却是沉重的。村里的人是从这个只有一个教师的小学里走出,到外面的广阔天地才开始大有作为的。他们一步一步地把老师从城里领回家,就像当初他把他们领上学文化之路一样。于是,在世纪末,在“躲避崇高”、“消解传统道德”、“时尚与消费”的话语与主题充斥的当下,《我的父亲母亲》又用了这个充满煽情魅力的仪式(民俗也好,伪民俗也罢)表达了对“崇高”的致意,在银幕上扬起人文精神守望的旗帜。长长的抬着骆老师回村的队伍,书写着一个曾经是传统文化的叛逆之子的艺术家对传统人伦的皈依(与其说是皈依,或不如说是坚守),在以不以言利为耻而以之为荣,不计付出只问享受的当下,表达对民族传统道德价值的敬意,一种壮烈与沉重的抵抗张扬于银幕之上。
影片在形式上的“破”又一次使其具有了人文深度的意义,延续着1999年中国电影的主题“我的精神家园在哪里”。影片并不打算告诉我们过去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而是告诉观众这些人是怎么活过来的,他们是怎样安顿自己的身心的。在影片中,现实生活被处理成黑白画面,笼罩着阴冷的光,弥漫着凄凄的意味。这就是平淡近乎庸俗的日常生活,伴随着诸般无奈、焦灼、痛苦,是生老病死,是悲欢离合,是生命被无常、天意、命运羁押,折磨的流水年长,但生命终究要有安身立命之所。在影片中,是我的父亲母亲曾经的那段青春岁月,是绚丽的彩色世界,是青春的色彩,是爱情的彩色,是生命在无诗意的世界中诗意地栖居,是生命的抵抗,对现实的超越。影片中,村里最美的姑娘招弟对爱情的追求,由生到死,生死相依,在不停地“跑”中延续了张艺谋影片中的“赞美生命、赞美生命力”的母题。从《红高粱》中的“我奶奶”,《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一个都不能少》中的“魏敏芝”到《我的父亲母亲》中的“母亲”,每一个生命都是大写意,大手笔。在《我的父亲母亲》中,是一个红色的精灵在白桦林中不断地穿行,追逐远行的心上人;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妇人循着小学堂里的书声,沿着跑了四十年的村里小路健步如飞。影片创造了一个无诗意世界中的诗意形象,用人性中纯净、纯美的一丝光亮来点亮生命的意义。
《我的父亲母亲》是一部充满着东方情趣的艺术影片,不似影片《泰坦尼克号》以华美的场面,耀眼的明星,在死亡的背景上书写一个爱情童话,而是以东方式的含蓄、意趣表述一种理想的生存方式。那就是穿着新红袄的妞妞偷偷地看新来的青年男老师,是满怀心意地把盛着用心做的好东西的大青花碗放在老师拿得着的石案边;是在老师送往迎归路上等了几天终于打了个招呼然后幸福地一路扭啊扭啊地回了家;是绕远跑去前井挑水躲在学堂边听“我”父亲讲课一听就是四十年;是梁上的“红”在岁月磨洗中已成白色而在心中依然是一抹红。这些恬美的、绵延悠远的场面和浓郁的、热烈的情感形成的雅致的散文诗的意境,也许是中国电影对以类型化模式、高科技、大制作为特征的好莱坞电影的抵抗之路。正如张艺谋所说,“好莱坞无疑拥有金钱与技术,我们在50年之内是赶不上的,能在某些方面10年之内跟香港打平就不错了。中国面向国际市场的就是像我和陈凯歌的这一类艺术电影。”在这样的语境中,《我的父亲母亲》作为一部饱含东方蕴藉,抒发东方旨趣并切入民族的生存状况,表达一个民族对生命和生存的理想的电影,在拯救国产电影的使命中便具有一重文化抵抗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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