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党制度之“特色”：一种理论分析

中国政党制度之“特色”：一种理论分析

天津市委统战部、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课题组

在政党政治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的背景下，政党制度也在各国的政治制度架构中占据重要地位。在西方国家，政党制度被视为代议民主制的三大支柱之一，特别是多党制度，获得诸多学者和政治家的推崇，甚至成为当今主流政治学评价一国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然而，当代中国的政党制度并不是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构建的，从基本理念到具体运行过程，都体现出自身的特殊性。中国政党制度的这种特殊性，来源于中国政治实践，是现代政治基本规律，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和政党理论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事实证明，这种政党制度是符合中国政治发展需要的，并且能够推动中国政治继续发展。

关注中国政党制度的特殊性，随着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不断总结中国政党制度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并加以理论提升，以此来推动中国政治的进一步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重要任务，也可以看作是当代中国的成功经验。政党制度已经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得到肯定，^[1]如何更好地建设和发展这一制度形式自然受到广泛关注。事实上，对中国政党制度特殊性的关注和研究一直是理论界的重要课题，正是这些努力使得关于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关注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与中国政党和政党制度相关的许多变化已经出现或正在发生，这些变化可能会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本研究的出发点，就是在关注这些变化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其作一些理论上的总结和提升。这些研究可能是某方面的，也可能仅仅是一家之言，但鉴于中国政党制度已经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研究也暂且将其称为“特色”理论，主要包括对中国政党的理解、政治制度的理解、政党制度架构和社会生态方面的特色，以及对政治发展的贡献等方面。

一、当代中国政党的“特色”

研究中国的政党制度，首先需要关注的就是中国的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对照世界其他国家的主要政党，特别是一些所谓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就可以发现，当代中国的政党具有显著的“特色”，而且，这种“特色”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政治发展中得到了加强。

1.中国共产党：先进分子的“精英”团体

从政党发展的历史看，英美等国家早期出现的是具有政党性质的“精英”组织，服务于当时影响还不是很广泛的选举工作。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精英组织还算不上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进入19世纪以后，特别是随着社会党的兴起，包括传统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政党全面转向“群众”型。这是与现代选举政治密切相关的，各政党为了在选举中获得胜利，就需要获得更多选民的支持，所以，其政党成员不可避免地增加了。虽然不同类型的政党对其成员或多或少有相应的要求，但从服务于选举这一首要目标出发，政党的先进性和精英性就不得不让步了，这也导致现代西方国家的政党普遍呈现出“全民性”。

与上述情况不一样，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其先进性，而且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及改革开放不断取得伟大成果，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先进性在不断加强，其“精英”团体的特征也在不断强化。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一开始就强调共产党的这种先进性，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要由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这样才能富有革命性和战斗力，才能完成其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日起，就强调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强调其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先进性。正是凭借这种严格的先进性要求，中国共产党才如此富有战斗力、凝聚力和创造性，不断探索中国革命的路径，并最终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取得政权后的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着这种先进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成员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先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所组成的社会结构为多种社会阶层结构所代替，工人阶级发生了分化，变化成一个范围广泛、内涵丰富的概念。而且分化产生的社会阶层在社会经济发展等各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力量。面对这种状况，中国共产党开始考虑如何才能继续保持其先进分子团体的特性，即如果中国共产党仅仅是由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那么，这个社会中将有不少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具有先进性质的社会成员无法进入党员队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问题。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同时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党的十六大通过的《党章》也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表述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与此相一致，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也逐步扩大到社会各个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如2006年全国共发展新的社会阶层党员10773名，其中发展私营企业主党员1554名。

理论的创新和实践的发展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在新的历史时期得以保持和更加突出。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可以不断吸收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加入到其中；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都可以被吸纳进党员队伍。正是凭借着这种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将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凝聚成一个整体，并由这个优秀分子所组成的整体来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由优秀分子组成的、居于领导地位的“精英”团体，这是她与西方国家选举型政党的显著区别。这一特征是中国共产党时代精神的体现，也是其不断发展的力量源泉，更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保证。

2.民主党派：不以谋取政权为目的的政党

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是指代表特定的阶级或阶层，为实现这个阶级或阶层的政治主张和利益、意志，而采取共同的行动以期取得或参与政权的政治组织。政党与其他政治团体和社会组织的显著区别是，政党存在首要目标是取得或参与政权，不管是议会体制内的政党，还是体制外的革命性政党，都将掌握政权作为其首要任务，不管是单独掌权，还是联合执政。正是这种显著特征使得我们在理解现代政党时很自然地将对政权的“兴趣”作为重要因素加以考虑：执政党，正掌握政权；在野党、反对党则正积蓄力量等待在下次选举中掌握政权；即使是那些小党，也对政权有着浓厚的兴趣，为了获得掌握政权的机会而不断扩大自己的力量，或者寻求与大党联合。

反观中国的各民主党派，它们的法定地位是参政党，这一定位将各民主党派与政权的关系固定化、法定化：它们不需要像西方国家的小党一样，为了寻求进入政权的机会而不断努力，因为它们本身已经参与到政权中来了；它们又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执政党，甚至不是西方多党制国家联合执政的政党，因为它们的参政是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为前提的，中国共产党才是法定的执政党；它们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在野党、反对党，这既体现在它们已经参与政权这方面，也体现在它们不可能通过努力寻求执政机会。这种既被纳入政权中又永远不可能成为执政党的特殊地位，与现代意义上任何政党与政权的关系都不一样，我们称之为不以谋取政权为目的的政党。

各民主党派虽然不以谋取政权为目的，但并不是说它们的存在毫无意义。事实上，民主党派在当今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重要作用。各民主党派成员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群体，代表着他们所联系的各部分群众的具体利益与要求。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发展中，他们和共产党通力合作，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进步性。

二、中国政党制度的创造性

政党制度，是指由法律规定或在政治生活所现实形成的，通过政党行使国家权力或参与政治生活的一种政治制度。中国的政党制度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党制和多党制，也有别于一些国家实行的一党制，其显著特征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按照西方的“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的划分标准，很难对当代中国的政党制度进行归类。若按照“竞争性、垄断性、合作性”的政党关系结构把我国政党制度归类为“合作性政党制度”、“非竞争性政党制度”，又只是看到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一面，而忽视了“和而不同”、忽视了政党之间客观存在的主体差别。事实上，我们没有必要非得用既有的标准来对我国的政党制度进行归类，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我国政党制度可称为“中国式”的政党制度。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中国政党制度本身就包含着许多创造性的设计，这些创造显然构成了中国政党制度的“特色”之一。

1.中国政党制度基本理念的特殊性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基本功能就是在非竞争性政党政治的框架内解决好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与民主党派的参政问题。这一基本框架决定了中国各政党之间的基本关系状态是协商而不是竞争，但又不是简单的服从关系，特别是从政党长期发展的角度看，非竞争状态还要能促进执政党和参政党的发展。也就是说，这一政党制度既可以发挥使各政党不至于“在无谓的内部斗争中消耗掉”的作用，又需要发挥使政党不至于缺乏竞争压力和发展动力而“委靡”的功能。

在现代竞争性政党体制下，其基本的理念是“竞争”。这种竞争不仅体现在选举过程中，更体现在政治过程的各个环节。从积极的角度看，这种构造能够激发政党的潜力、约束政党的行为、监督政党的权力、体现公平精神等。但在现代政治中，这种竞争往往演变为政党之间的“内耗”和“无谓斗争”：政党之间的竞争不是为某项公共政策，不是为了选民的实际利益，而是出于“斗气”，甚至是“赶你下台”的简单目标，而其行为方式往往是滑稽、可笑甚至危害整个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比如各国选战中屡屡爆出的“××新闻”、“××事件”、“××门”，最典型的莫过于克林顿总统连任期间政府的国会预算问题，仅仅出于与民主党“作对”的考虑，共和党控制的国会竟然导致政府“关门”几个星期。

而非竞争性政党体制，如一党制的基本理念是“控制”。在只有一个合法政党的条件下，单独执政可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包括对其他政治力量的控制，防止竞争性力量的出现。这种政党体制对于政治稳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它压制了其他政治力量的政治参与，必然导致社会不同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代表和表达、社会矛盾无法释放等问题。同时，对处于执政地位的唯一合法政党来说，由于缺乏外在的压力和制约，可能导致自身的创造力逐步枯竭，失去继续进步的动力而“委靡”，并在缺乏监督和制约的条件下而产生“腐败”，最终的结果是失去政权。这种现象在各国政治发展中并不少见，如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以及一些处于类似地位的政党，如日本的自民党、印度的国大党、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等。

中国的政党制度从一开始就从基本理念上解决了上述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和各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而不是通过选举竞争来获得，从而避免了政党竞争导致的不稳定、内耗和无谓斗争等问题；各民主党派都有相应的社会基础，联系一部分群众，充当利益代言人和矛盾减压阀的作用，避免了一党制下的“反抗”和不同意见问题；民主党派还发挥着监督和制约作用，而不是完全的“服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执政党增添了一个潜在的竞争者以施加压力，激发执政的全部能量和创造性，并促使规范行政、依法行政。

2.中国政党制度在解决政党关系方面的创造性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是体制内政党，没有在朝在野之分，不存在政党之间的相互竞争，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参政党无一例外地必须在宪法与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因此，各民主党派都是受宪法保障的独立的政党组织，它们都有呈现自身特色的政治纲领、独立的组织体系和自主决定各自党内事务的权利。民主党派的这种独立性和自主性，也是保障其有效地发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作用的重要前提。

从执政方式来看，两党制和多党制国家的执政党通常主导和独占国家权力，并为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谋取最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其他政党作为在野党或反对党，由于不能直接参与政府管理国家事务，往往对执政党采取对立的态度和做法，使执政党的执政效果受到很大的牵制和影响。在一党制国家，主要是执政党一党长期独揽国家一切权力。在我国，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宪法明确赋予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既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监督，又接受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社会各方面的民主监督，有利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民主党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友党，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两党制、多党制和议会制是其民主的主要实现形式，通过选举的方式实现政党轮流执政，以维护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有时为了选票也会适当考虑普通民众的意愿，但这种选举实际上是一种金钱政治，是少数有钱人的游戏。而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结合，党在作出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前以及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进行充分协商酝酿。因此，我国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也是一种重要的民主实现形式。

3.中国政党制度在处理党政关系方面的创造性

在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体制下，政党充当着分权体制背后的“一体化向心力量”。立法、行政、司法等政府权力系统之间制衡关系的存在，三权之间在总体上的平衡关系在多数国家的正常政治状态下，基本没有被打破，也即总体上“集”“分”是平衡的，其主要功劳要归属于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它们是一种可以把国家权力的各个分支沟通起来的“一体化向心力量”^[2]。因为，主要政党在可以一一控制三大国家机关的实际活动的基础上，使三方之间的联系得以贯通。由于主要政党的“穿针引线”，三大国家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之间通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政党的这种作用实际是西方国家处理党政关系的重要方式。

在当代中国的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处理党政关系的方式类似于这种“一体化向心力量”，但又高于这种状况。具体来讲，中国共产党居于领导地位，对全部国家生活实现着直接或间接的领导，并对经济、政法、文教等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全面的统筹，其具体的政治影响，甚至可以深入到社会成员的各个劳动单位。通过这种方式，不同政府部门、不同国家权力机构、各层次政府、不同社会团体，都在执政党这里悄悄地汇合了起来，既遵循了现代政治的基本规律，如权力分设、分层管理等，又解决了政治生活的“统一”问题。

三、中国政党制度的架构“特色”

特定的政党制度必然要有相应的制度安排，即架构问题，否则，就只能停留在理想层面。当代中国的政党制度在实践中体现出自身的架构特色，这些特色来源于现代政党政治的基本规律，但又明显具有中国“特色”，是与中国政党制度相适应的。把握中国政党制度的基本架构，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多党合作制的基本前提。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国家也是多党，但是，中国的其他党，是在承认共产党领导这个前提下面，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我们全国人民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和崇高理想，即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并在最后实现共产主义，所以我们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并经受了时间的检验。各个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更不是反对党，而是参政党，是和共产党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友党。

从历史上看，由于中国共产党诞生早于其他民主党派，也早于人大、政府、司法机关、军队等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这种历史地位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地位，不可能因为民主党派的发展、国家机构的出现和发挥作用而改变。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历史地位已经经受了各种考验，现实中需要考虑的是在这种基本模式下如何发挥各方面积极作用的问题。

第二，协商和监督是多党合作制的主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具体体现这种合作关系的是政治协商制度。通过这种制度化的形式，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共商国是，共同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就重要的人事安排征求民主党派的意见。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监督，“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3]

第三，宪法和法律是各党活动的基本准则。各政党包括执政党都必须尊重宪法的权威。各民主党派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享有宪法所保障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并自主地管理内部事务、独立地开展活动。

此外，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还涉及中国共产党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关系、政党与社会的关系等。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实行政治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本身，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和完善起来的，这是一种历史形成的权威。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这个中介，党将自身的主张转变为法律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决定，再由国务院具体执行、承办。在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都设有“政法委员会”，统一领导和协调具有众多司法功能的机关的工作。

四、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特色”

运用生态学的观点来研究政治现象是当代政治学科的重要理论和方法。生态分析方法被引入政治领域，主要用来解释社会环境同人们(包括各种政治组织)的政治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从生态学角度研究我国政党制度与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政党是特定生态环境的产物。不同的社会生态环境，会产生不同性质和类型的政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生态变量流转变迁，给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带来了极大的现实冲击和变革要求。能否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生态环境，以求得系统平衡，是中国政党制度在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所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课题。从宏观的方面来看，社会变革要求中国政党制度提高利益整合能力，增强灵活性和包容性。首先，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分化所形成的社会利益群体多元化、利益需求多样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矛盾明显化的态势，要求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拓宽利益表达渠道，提升利益整合能力；其次，大量人民内部矛盾的存在增加了社会非稳定因素，影响着现代化的顺利推进，要求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不断增强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此外，社会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复杂化趋势日趋明显，要求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增强政治意识形态的灵活性，给予非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以积极、正确的引导，从而形成共同的政治认同。

具体来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社会生态环境的互动可以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三个视角切入予以分析。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经济改革，从制度上改变了过去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代之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的转换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除了自身的调整之外，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政治力量的支持。转型期社会对于秩序和参与的需要，决定了在现代化进程中既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党以维持稳定和凝聚力，又需要多党的存在以同化和吸收新生的政治群体、维持高水平的参与。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权力的适度集中与政治结构分化、扩大政治参与是同时面临的任务，能否正确处理好这些问题将直接影响到社会政治的稳定和改革的成效。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二元社会结构也逐渐发生分化，各阶级内部分化为若干更细小的阶层，具有相同利益的阶层形成了以共同利益为指向的利益群体。新的阶层和新的社会群体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利益上又存在着差别与矛盾。我国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中部分成员由于特殊的出身、经历和工作方式等，就逐步成为新的阶层、新的社会群体利益的代表者。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同阶层及其利益差别的存在，是我国民主党派存在并参加政治生活的又一社会基础。

文化生态环境是指一个机构或一项制度赖以存在的社会意识、文化心态和观念形态的总和，它是社会成员在社会化过程中长期积淀而形成的一种较为稳定的价值取向。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新时期较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助于政党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例如，爱国主义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一种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标志的稳定的思想情感，它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维系我国政党制度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带。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协调”、“兼容并包”、“和为贵”等思想反映了人们对协调统一、合作共事的美好追求，中共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团结合作关系，也与这种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不谋而合。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我国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建设、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都上了一个大台阶。同时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进步。人们思想道德水平的不断提高，有助于坚定人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从而保证我国政党制度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共产党员和各民主党派成员的知识水平、文化水平都有很大提高，共产党员具有较高的政治敏感性和较强的分析识别能力，民主党派成员增强了参与意识、主体意识，从而提高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能力，推动我国政党制度向前发展。

五、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对政治发展的贡献

（一）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对世界政治发展的贡献

首先，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对世界政党制度的进一步丰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既不属于传统的一党制，也不同于多党制，它是在吸收了现代政党的现有模式下结合中国的国情开创的新体制，无疑丰富了世界现代政党制度的类型。

其次，它创造了新的政党政治组织模式。从世界各国的政治实践看，政党政治的基本组织模式是执政——在野（反对），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则是执政——参政的模式组织。执政——在野（反对）的政党政治组织模式的游戏规则是“一方所得的同时另一方所失”，即只有在选举中获得胜利的政党才可以“上台”，无法获得选举胜利的政党只能沦为在野党（反对党）。执政——参政的政党政治组织模式则是一种“双赢”的选择：只要认同现行政治制度和执政党的领导地位，不处于执政地位的政党也都可以以参政党的形式参与国家政权，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对执政党来说，这样消除了潜在的竞争对手甚至是反对力量；对参政党来说，这样可以在国家政权中获得相当的政治地位。执政——参政的政党政治组织模式，是政党政治与民主相结合的有益探索，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创新性发展，即协商性民主。不同的政治力量在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这个平台上通过协商的形式来解决政治发展中的各种问题。

第三，它开创了新型政党监督机制。西方在野党制度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监督执政党政权运作，然后有机会掌权。我国各民主党派对执政党进行监督是防止执政党专断，听取社会各个阶层不同意见，帮助共产党更好地执政，提高执政能力。这一监督是通过提建议和批评进行监督，是合作性的。我国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就是制度设计中的“合作”机制，体制内政党组织已不再是通常意义上冲突利益的代言人，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关系基础是现代化过程中的通力合作与政策协调。

（二）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贡献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健康发展，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发展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1）这一制度有利于减少政治成本，合理配置政治资源。

一些较早实行政党政治的西方国家从政党的形成到政党制度的确立都曾经历过相当长的时间，而我国仅在半个世纪内产生政党，形成了行之有效的政党制度，称得上是个奇迹。如果考虑到我国在民主革命中党派林立的政治状况，这一政党制度的形成对于减少政治成本，有效配置政治资源的意义就更为突出。

（2）有助于整合和消解派别政治。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有助于形成政治共识，能够容纳众多党派参与国家事务和政权。因而能整合与消解派别政治，使各阶级各阶层围绕共同目标群策群力，促进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

（3）它强化了统一战线方针政策。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确立和成功实践，不仅验证和肯定了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重要性和可行性，而且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统一战线方针政策，使之从抽象走向具体，从理论走向实践。

（4）它有助于有效地组织国家政权，使中共的政治领导核心地位具有深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

共和国成立之初，在多党合作理念的指导下，新政协担负了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责任，当时的政协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通过的《共同纲领》起到临时宪法的作用，它形成的各种决议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由它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核心地位得以确立并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具有广泛而深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

（5）它能够极大地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对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很大优势。它既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又通过多党合作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整合了各方面的积极性。

（6）多党合作制度也有利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

要实现社会政治稳定，一种方式是专制的强力统治，用暴力控制来平息各种不稳定因素；另一种方式是民主，让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各种利益主体在自由博弈的基础上实现平衡。中国社会政治从晚清之后就进入一个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期，旧的专制政治的死亡和民主政治的成长都需要一个过程，这样一个转型期必须是一个政治秩序保持稳定的时期，没有政治稳定，就无法保证这个量变到质变过程的实现。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一方面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保证了建立物质技术基础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多党合作和其他民主形式带来的有序政治参与，既保证了共产党的领导，也满足了逐步发展民主的需要。

执笔：朱光磊、朱勇、王平、郭道久、梁维

【注释】

[1]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2]参见陈其人著：《美国两党制剖析》，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6页。

[3]《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