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根基

三、天地广大，万象葱茏：中国之根基

在世纪坛博物馆的展览大厅里，我曾屏息凝神地伫立在一尊用红色陶土雕成的、造型简朴的人像面前。寥寥几个字的说明文使我了解，他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之一——“红山文化”的后裔。我凝视他的眼睛，我的心颤栗了：那是怎样一种纯朴而深情的目光！那是怎样一种心与心的交流、共振！跨越了一万年的岁月！他站在那里，坦然地面对世界，一无保留地献出自己无辜的身体和生命；他伸出双臂，好像要拥抱眼前的世界，以赤子的纯洁、催人泪下的天真，红色的陶土、深情的泥土，温暖着他青春的躯体和生命……我感到爱的生气流荡在他的眉宇之间、呼吸之间，我能从茫茫人海中，从一万年的岁月中，认出他：这是中国！这是中国人！这是伟大中国之诞生！

微风

从我的指缝间

流过，我轻柔地抚摸你

中国

这是学写诗之前，在一个温柔的春夜里，心头突然涌现出的诗句。皎洁的夜空中，繁星闪烁着，轻柔的微风把大地如摇篮一般摇荡，摇荡出千百种的柔情和思慕，那时一切都是可爱的：人，世界，国家，朋友和自己……那是大学时代，1982～1986年的中国，那时的人们在新华书店开门前排起长龙，等待购买最新出版的世界名著，人们想尽一切办法购得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尽管看后不知所云，但仍然摆在案头，以示荣耀。历史的脚步在不觉中迅速加快，人们突然发现不仅没有时间读书，更没时间弄懂“存在与虚无”是个何等样的问题，昔日不好好读书的同学们都开始在沿街叫卖牛仔裤并且大发横财，街头车流呼啸着，烟尘弥漫，树叶开始慢慢凋零了。最后一代理想主义者们一旦走出校门、坐在国家机关的办公椅里，那玫瑰色的梦幻就伴随每个机构里的勾心斗角而一一破灭。日子越过越好，气恼越积越深，此时重读《存在与虚无》，除了学得片言只语以备引起新起一代的惊羡外，心底一片幻灭，悠悠二十载，匆匆过去，西方“真经”越来越如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而日益消费化、西方化的中国社会此时已难以回头。四处灯红酒绿，牌局终夜不息，人欲蒸腾，熏风沉醉，天空、大地、河流浑浊不堪，沙尘遮天蔽日，人人龟缩在自我之中，在龟裂的大地缝隙间爬来爬去；人们由呐喊，而彷徨，而自嘲：“这就是生活的意义！”

生活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意义不在别处，就在“线装书的智慧”中，就在历久而不磨的中国古典文明的伟大精神之中！钱基博《国学文选类纂总叙》云：“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大哉斯言！中国之傲立于天地之间，必有确然不拔者在。此确然不拔者，非仅广土众民之谓，而在其自有一种傲然与天地相仿佛、超然挺拔乎有限时空之外之生命精神。必于此具深沉之信念，方可与言“中国”之名何所谓也。

中国之根基，广大深厚，不可倾摇。在世界各主要文明中，中国之独特性，首先在时间上，表现为拥有五千年一贯的、持久不敝的文明传统及其历史经验；其次，在空间上，其幅员之广袤辽阔，世罕其匹，故国人恒以“天下”自称，其思力所及，广大恢弘，气魄雄伟，故中国人的世界观一向以“可大可久”为美，与西方世界观“深入一点，不计其余”之狭小局促，判若霄壤；再次，中国人以“天下”称呼世间万物，深含“生态智慧”：万物皆在“天”（自然）之下，没有任何生物能代“天”自为，人在“天”的笼盖下、保护下，才能生存。

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中国居东亚大陆的北温带，气候适宜，物产丰富，山环水绕，地灵人杰，如此生态因素与人文因素的奇妙结合，造就了一个无比灿烂的古典文明。中国者，高山大海之间，泱泱天下之中，诗意葱茏之国度也。中国人的世界观，既非东方宗教主义，亦非西方科学主义，而是别成一系，尊天而爱人，敬神而远之，既不奢望天堂，也不贪恋人世，而是追求与自然共存、与万物和谐的生命境界。

在塑造中国智慧的诸子百家中，只有荀子一派有“人定胜天”、“制天命而用之”诸说，故此派思想最终流为法家之实用主义，韩愈判其为“大醇小疵”，确有见地。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墨子“天鬼”之说，流于宗教迷信，故与法家同归于消歇。惟儒家正宗与道家思想，尊奉自然，依偎天命，以德配天，确为中国文化之主流，世界智慧之翘楚。

中国人的生命智慧，创造出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文明传统。首先，中国文字在世界上独具一格，它单音独体，有形、音、意三种功能。这种从创制即沿用至今、已有几千年历史的文字，运用灵活而结构优美，她不屑于过多记载荒谬无稽的神话传说，也不愿过多记录人类自相残杀的“英雄史诗”，更不愿描写人类社会那些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如希腊悲剧），她只愿抒发人类与万物相依为命的感情，《诗》之温柔敦厚，《骚》之一往情深，唐诗宋词之清风明月，不仅塑造了中国人的诗意生活，更是当前至关重要的“生态智慧”的伟大源泉。

其次，中国人摸索出一套伟大而完整的、促成中华民族团结与统一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这种制度和文化，以“敬天保民”为宗旨，建立了一个生态与人文相协调的灿烂文明。由于大一统的政治稳定，中国在大多数历史时期有效避免了战争、动乱、分裂所造成的生态破坏与文明解体；“敬天保民”的政治哲学，有效地保护了自然和社会，使古典时代的人们享受着与万物和谐的文明生活。

唐虞时代的政教礼乐建制，经夏商周三朝损益增华，蔚然而为世界文明史中独一无二的“礼乐文明”。秦汉以后实行的郡县制度、选举制度，隋唐以后实行的科举考试制度等，奠定了中国数千年一贯的政治、社会、道德、精神秩序；郡县制将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力直接贯彻于地方，有效统一治理了全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则打破了一切贫富贵贱的阶级，凭才学而取士。用统一的方法、统一的标准、统一的文字、统一的教材，来为国家选拔人才。在这种科举考试制度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意识上自然的殊途同归，使庞大而复杂的中华民族的领导阶层，自然地走上一条共同的文化道路。中国古典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其精神核心是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与愿望，使之和谐共处，与一向主张分立、竞争的西方政治文化判然有别。

再次，在中国的学术思想中，自唐尧、虞舜、大禹、商汤、周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一以贯之的人道主义、民本主义、生命主义的思想学术传统，深入中国人心，五千年不可倾摇。尤其是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儒术之后，儒家一直成为中国两千年来的学术思想之中心。它不仅影响了汉族，并且影响了边疆乃至海外各民族，成为团结与发展中华民族，在精神上和文化上的极其伟大的力量。

以优美而独特的汉字为基础的、优美而独特的中国文化；保持政治稳定与统一、便于选拔优秀人才的古典行政制度；尤其是“绵亘在中国历史中，成为中国学术思想中心的儒家思想，它所表现的人道精神与民本观念”（陈致平：《中华通史》），这一切构成绵延五千年、独特而优美的中国文明传统。其中，保持政治稳定与统一、促进国家繁荣与民族团结、爱民尊贤、敬天保民、爱护自然、以才学取士、使社会各阶层保持流动性与和谐性等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为中华民族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文明经验。而这一切的道德基础和思想核心，是以儒家教化为代表的、深厚的人道主义、民本主义、生命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所揭示的博大精深的生命智慧，对东亚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对当下世界历史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