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基扎牢，局面做大

曾国藩箴言：古时代英雄的事迹必定有基础，都是先占据根据地，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

曾国藩在晚年，偶尔也很得意地总结自己何以成功。说到湘军，他毫不隐讳地说:湘军之有战斗力，主要是由于“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说到这里，他的话只讲了一半，实际情况是，湘军水陆师的营官、统领全部由他委派或批准，统领并不是根，真正的“根”是曾国藩，由根生干、生枝、生叶，故粮饷虽出自公款，统领、营官等皆“若受其私惠”，所以，他拥有湘军的绝对指挥权，湘军也仅会听命于他的指挥。他在湘军中的地位，绝非他人所能代替。曾国藩为了使湘军变成“曾家军”，于筹建湘军时，便大造他组织的湘军是“义师”的舆论，在编立营部，委派营官、统领等时都作了精心安排。

曾国藩的《杂著》中有《居业》一条，意思说打江山、创事业都要有基础。

他说: “古时代英雄的事迹必定有基础，如汉高祖刘邦在关中、光武帝在河内、魏在兖州、唐在晋阳，都是先占据根据地，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曾国藩把建立基业归纳为两个必要条件:规模宏大，言辞诚信。

他具体解释说:

就像居室那样宏大，那么它占的宅地就广阔，能够庇护的人就多。诚信如果站得很稳固，结构就会很牢靠。《易》说“宽大居之”，说的是宏大;“修辞立在诚字上，可以居为”，说的是诚信。大程子说: “道之浩浩，从哪里下手呢?

只有立下诚才有可以居住的场所。诚就是忠信，修省言辞，便是要立得这忠信。如果口不择言，逢事就说，那么忠信也就被埋没动摇站不住了。”旧时所说“居业”，即现在所说“兴家立业”的意思。子张说: “掌握的德不宏大，信的道不专一，还能叫有吗?还能叫无吗?”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宏大诚信，那么我的知识浮泛动荡，说我有不行，说我无也不行;这样终身没有可居之业，这就是程子所说的“立不住”了。

曾国藩几乎从零开始，到一呼万应，正是借助做场、做局才发生如此转变的。他多次谈到“局”，鄙视那些在局外呐喊议论者，倡导挺膺负责、躬自入局，认为这样才能有成功的可能性。

曾国藩起家之初，手中无权无势，所以跟从他的人并不多。从长沙临行前，邀左宗棠参谋军务，遭到拒绝。左宗棠拒绝入幕后不久，便加入到骆秉章的幕府，令曾国藩很难堪。李鸿章初次来投，曾国藩也说: “少荃(李鸿章号)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我这里呢，局面还没打开，恐怕你这样的艨艟巨舰，不是我这里的潺潺溪流所能容纳的。你何不回京师谋个好差事呢?”表面上是拒绝，实际上担心水浅养不了大鱼，怕李鸿章吃不了这份苦。曾国藩还同时发出另外几封邀请信，但应者寥寥，甚至连过去的好友冯卓怀、郭嵩焘都不肯随行。刘蓉虽被他强拉进来，但不久即坚辞而归，留下来的只有李元度、陈士杰数人。

陈士杰字俊臣，湖南桂阳州人，以拔贡考取小京官，分发户部，遭父忧回籍，因在家办团练镇压当地会党为曾国藩所赏识，在衡州招聘入幕。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以举人授官黔阳教谕。李元度曾上书曾国藩言兵事，为曾国藩所赏识，约于1854年2月前后被招入幕。曾国藩深感孤立无援之苦，他在给弟弟们的信中很有感慨地说: “兵凶战危之地，无人不趋而避之，平日至交如冯树堂、郭嵩焘者尚不肯来，则其他更何论焉!”又说，“甄甫先生去岁在湖北时，身旁仅一旧仆，官亲、幕友、家丁、戈什哈一概走尽。此无足怪之事。兄现在局势犹是有为之秋，不致如甄甫处萧条已甚。然以为此为乐地，而谓人人肯欣然相从，则大不然也。”曾国藩当时惨淡经营的情形，由此可见一斑。

曾国藩认识到由于自己局面尚未打开，台面小，又不轻易向朝廷推荐人，加上当时环境恶劣，随时有送命的危险，人们当然不愿死心塌地跟从他了。

因此，曾国藩再次出山时，向清政府要求授予他一二省的实权，对稍有才能者，保奏、荐举不断，加之打了几次胜仗，所以才有“群雄蔚起，云合景从，如龙得雨，如鱼得水”的局面。

曾国藩做两江总督后，台面越做越大。由于清廷倚重，曾国藩手握四省兵符，有请即准，可以说是权倾朝野。但曾国藩权大责也重，他意识到随着台面做大，必须更要注重网罗天下人才，为两江用，为天下用。因此，他自祁门开始，张榜晓示，召集人才。一时间各地来投者络绎于途。曾国藩把得来的人才分为两类:一类是实用型人才，包括治军、治饷、冲锋陷阵等;另一种是很有名望，兼有一定智谋。对前类人才，曾国藩以实为实，既要他们做实事，又给他们以实惠、实权、实职;对后一类人才，他虚实兼予，即给丰厚的待遇来“养士”，同时不轻易让他们任实职，但遇有难决难断之事，也让他们发表“高见”，以示尊重。在曾国藩“养士”中，有“三圣七贤”之说，三圣者即吴竹如、涂朗轩辈，七贤者即邓弥之、莫子佃诸士。曾国藩诗云:

幕府山头对碧天，英英群彦满樽前。

也许以某种精神感召，把人们聚笼过来，还算容易，而对聚笼在一起的士人怎样进行教化和使用，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曾国藩对此问题的处理，就是把自己的幕府(包括自己所率之湘军)办成一所人才学校。

曾国藩启示录:

对任何一项事业或工作来说，根基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只有将根基扎牢，才能进一步把局面做大，才有了成功的基础。